红门

2022-03-23 12:21蓝石
当代 2022年2期
关键词:小玲李斌裤子

蓝石

老明从出租车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聊他。当时是春天,我刚学着做生意,来南一服装批发市场五天了,还没开过张,哪怕是零卖也没有,一条也没有。我焦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原以为卖男裤是天底下最简单易学的生意,别的不好说,卖两条腿的裤子有什么难的呢?何况还是男裤。裤子从广州运回来,就坐等着数钱呗,唯一的区别是数钱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赚多赚少。结果我失算了。周围床子的老板都是过来人,他们同情我的处境,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们说服人拿货口若悬河,但要说服一个人走出焦虑的困境,显然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就对我讲实例,而激励人在挫折面前自强不息最好的实例,莫过于同一市场里其他人的发迹史了。

十一点不到,市场上拿货的人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两侧床子之间的人稀稀拉拉,闲来无事的老板们看见老明走过来,纷纷点头微笑,搓着手,很拘谨的样子,像是在向老明行注目礼。小戴努努下巴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老明的胸前挂着拇指粗的金项链,手腕上的金手链随着手臂的摆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胳膊肘夹着大哥大,天线是铜头的,表是“金劳”(劳力士),在明媚的阳光下,老明通身闪着金灿灿的光。的确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打扮。这个老明我认识,但刚才他们嘴里一次次提起老明的名字时,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他。

与此同时,老明也认出了我。他的嘴巴张了张,拿大哥大的手在额头上轻点了几下。“你,你什么时候来这儿批裤子的?”他还是没想起我的名字。我笑笑,“他们刚才正说你呢。”老明没接话,显然,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老明走到我的床子前,“这是你的裤板?”“刚上的,从广州。”裤子是倒挂在床子横梁上的,裤脚朝上,用铁夹子夹着,裤腰穿着皮带,熨烫过的裤子平整、洁净,有明显的下坠感,看上去很高档。我们管挂在床子上的裤子样品叫“裤板”。老明轻捻捻银灰色裤子的面料,后撤一步,眯缝着一只眼,头歪着,像画家那样扭来扭去,端详了一小会儿,没说什么,头一甩,“好久不见了。走,到我那里坐坐。”我不想去。我的货还一条没批呢,心里着急,但我不能拒绝老明,因为他身边的人已经自动闪出一条通道。我只能迎着旁人羡慕的目光,随他向市场的另一头走去。

老明的床子上孤零零地挂着几条裤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大量堆积的货物,甚至没有人看摊儿。我正狐疑,看见老明已经走上床子后面楼房的台阶,推开门,冲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屋子对面是一把古香古色宽大的雕花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财源滚滚”的书法,是隶书。茶几上摆满了茶具,像我在广州很多档口看到的那样。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十几种裤板,颜色多样,给人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就是说,老明批裤子主要是在屋里,和市场的其他人不一样。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人看见老明,腾地跳起来,闪身坐到旁边的藤椅上。老明在太师椅上自自然然地坐下,并示意我坐在另一侧的藤椅上。那人要给老明沏茶,老明摆摆手,“小玲,小玲。”一个女孩儿从侧面的房间跑出来,额头上挂满细碎的汗珠,脸上也是。女孩摘下手套,揣进屁兜儿,洗了手,开始沏茶。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她的下巴有个好看的弧度,不尖也不圆。“你就不能先洗把脸。”老明皱着眉头。女孩儿抱歉地笑笑,冲老明,去水池子洗了脸,擦干。女孩儿脖子细长、白皙,像天鹅。女孩儿熟练地洗杯、泡茶,她只给老明倒了杯茶,一扭身,人又进了屋子。老明这才介绍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李斌。这个,是我的老邻居。”我想起身与李斌握个手,见李斌没有任何表示,就算了。“你们聊,我去里屋清点库存。”说完,李斌站起身,也进了小玲的屋子。

老明举杯在唇边,点头示意了我一下,茶水在他的口腔里盘旋了一小会儿,才徐徐咽下,嘴闭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跟着老明照猫画虎。我不会喝工夫茶,也没喝过。

老明告诉我,他这套房子是租的,一年八千。“也就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顺便存点货。”老明说的很平淡。南一市场的小户都是十来个人的货存放在附近一户居民家,平均一个月才二三十块钱。

小戴在房门口敲窗子。老明招呼他进来。“有人要拿货。”小戴的床子和我的挨着。我刚要起身,老明按住我,“拿哪种?”

“银灰色的。”小戴说。

“你打算批多少钱?”老明问。

“六十。”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货是三十五从广州拿的,合到家四十。一条裤子批发净赚二十,不少了。如果真想拿,再便宜点也批。

“批一百。不讲价。”

我犹豫了一下。

“听我的。”老明冲我摆摆手。

拿货的是两个人,之前来过,问过价。当他俩再次问我批价的时候,一听一百,两人怔住了。“你不是说六十吗?”

“大哥,你们听错了,旁边那个绿色的批六十。”两人不说话。

“你们是拿貨的,我怎么可能随便要价呢?”我的反应还不错。

两人到背阴处小声嘀咕了几句,又过来讲价,我赔着笑脸,但头摇得像拨浪鼓。

“你有多少货?”

“现在只剩下四十条了。刚才批了很多。”这种银灰色的裤子我只上了这么多。

“后面还有货吗?”

“有,有。”这句话等于白问。甭管后续有没有货,哪个搞批发的会说没有呢。看样子他俩也不是老手。

两人不再多说,点货付钱,走人。

我捧着那一小摞钱,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四十条裤子转眼净赚两千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那时候一般人的月工资才一百出头。小戴蹲在床子后面的一小片阳光里,看着我偷笑,我不好意思地背过身,跑着去了老明的屋子。

我连说带比画,向老明讲述这次不同寻常的批货过程,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嘛。老明面带微笑,但并不看我,而是喝茶望天。我很失望,也有些尴尬。一个高个子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仰脖一口干了。“老明,跟你商量个事。”高个子的意思是想多拿点货,但身上的钱不够了,想赊五万。老明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粤语“毛门台”。

送走大个子,老明重新坐下,“哈尔滨的,大户。”大户是有钱人的意思。

老明从皮夹子里拽出一张大票,看着我,又拽出一张,递给我。

“干吗?”

“还钱。还有利息。”

“哎呀,都什么时候的事了。算了算了。你刚才帮我批货还让我多赚一千多呢。”

“一码归一码。”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我不好再推托。

老明欠我钱不假,但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老明大我四岁,我们并不算朋友,只是知道彼此住在同一条街上,认识是因为打篮球。他毕业的时候,还有“上山下乡”一说,只是没人当回事了。不下乡就只能待业,靠家里养活。年轻人精力充沛,荷尔蒙旺盛,打篮球是不错的发泄渠道。我是我们那个破烂中学篮球打得最好的,没对手,就跟他们大孩子打。老明不大会打篮球,但他喜欢赢,总是跟我一伙。为了一个球犯没犯规,跟人争得脖子粗脸红的。赢球偶尔请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吃根冰棍。没多久,我毕业了,我们自然断了联系。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把我从家里叫出来,要管我借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一个月只挣三十几块钱。当时我正准备买一台燕舞牌双卡录音机,女朋友借给我一百,但前不久我们吹了,是她甩的我,所以,我就决定不还她的钱,算是出口气,雪个耻。钱借给朋友是个不错的理由,也是事实。我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老明,连干什么都没问。谁知道,从此再没见过他。我去他家找过,他父母说他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时间久了,加之钱越来越毛,就忘了。

“你明天赶紧去广州。”

“我一会儿就去买火车票。”

“不,坐飞机。”

我一听,差点跳起来。之前,我从没想过有生之年能坐上飞机。往好里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我上的货只批了这一种,我已经来市场五天了,今天是第一次批货。”

“你总共上了几种货。”

“四种。”

“你带多少钱去的广州?”

“四千。就这种货上的多,其他的都是二三十条。本钱刚批回来。”我虽然第一次做买卖,但我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至于为什么并不懂,只是听人这么说。

“你把剩下的货本钱‘兑’给小戴,实在不行就暂时押给他。等你上货回来,再把钱还他。”

“机票贵不贵?”

“八百。街口就有个机票代售点,别磨叽了,然后赶紧找亲戚朋友去借钱,能借多少借多少,越多越好。到了广州有什么事打我手提电话。”

从头到尾,老明没说借我点钱。我想张口,觉得已经没这个必要了。想借,他会自己开口,咱别找不自在。小戴同意“兑”我的货,当场点了现金。我又走家串户从亲戚朋友那里七拼八凑借了七八千块钱,加一起一万五。深夜,我骑车走在满天星空的回家路上,心里热乎乎的,时不时伸手摸摸裤兜,生怕那些钱自己长腿儿跑了。

坐一趟从丰城到广州的飞机,四个小时,相当于我上班時候的半年工资。在飞机上,我想了很多。一条裤子批发赚六十,那么一百条就是六千。如果我有钱,上一千条一万条呢?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那是九〇年的春季,四月中旬。万元户虽然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样惹人注目,但也屈指可数。

空姐弯下腰,“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我茫然,但还是下意识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什么是安全带,也不知道安全带在哪儿,后来发现在屁股底下,因为硌得慌。我提着那根座位上的安全带茫然四顾,不知道怎么系。我旁边坐的是个女孩,靠窗,头也冲着窗子,我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另一边是个老家伙,看他的威严劲儿,像个领导。见我求援的眼神,故意闭上眼睛,假寐。空姐站在前面,拍拍手,大声提醒“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在我听来,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的额头在冒汗,脸发烧。我的胳膊肘被人轻碰了一下,扭过头,女孩在系安全带,动作很慢,像示范。我明白了。安全带扣系上的声音真好听,随着一声“咔哒”,我的心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我身上所有的钱用一条女士丝袜绑在腰间,有五十一百的也有五块十块的,绑了满满一腰,加上安全带系得有点紧,身体很不舒服,又不敢动。我想对女孩说声谢谢,可该如何说起呢?女孩打扮得有些妖艳,妆化得很浓,长得一般化。这样的女孩,平时我是不会多看一眼的,但现在不一样,是她化解了我的尴尬。空姐发放食品或饮料,我都会碰碰她的胳膊肘,把东西递给她。一路上她都在照镜子,化眼影、描眉。偶尔看看窗外脚下的白云,更像是歇歇眼睛。我多希望她能跟我换个座位,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看着窗外的天空,看飞机怎么升空,看飞机在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看降落前一格格美如画的田野。我不能一直盯着她旁边的小窗口,那样会显得很土,很没见过世面。在机场出口,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句“谢谢”,吓了她一跳。

我打车来到高第街的档口,上次挂货的地方,换了别的裤子,心里一咯噔,坏菜了。一问,果然,银灰色的裤子批光了。朱老板说:“昨天下行前,来了个人,听口音也是你们东北的,价都不讲,全包了。”我问朱老板:“厂里还有货吗?”朱老板生气地摇摇头,“连厂里的布料他都包了。当时让你多拿你不拿,好像我在害你。”

我坐在档口的台阶上,抽烟。天很热,湿热,皮肤贴在一起,滑滑腻腻的很黏稠。烟在口腔里翻滚,又苦又辣,嗓子直冒烟,但我懒得起身到街对面的小卖店买瓶水喝。我心疼我的机票钱,心疼死了。继续抽烟,一口接一口。有人拿货,进进出出的,我坐的地方有些碍事,朱老板没撵我,只是眼神不大友好。我突然想起老明说的话,问朱老板:“你认识老明吗?丰城的老明,也是卖裤子的。”“认识,当然认识。广州做服装的谁不认识老明呢。”“我是老明的朋友。”“谁都是老明的朋友。”“能用下你的手提电话吗?”朱老板犹豫着点点头。我打老明的手提电话。老明说:“你让朱老板接电话。”他俩用鸟语聊了几句。朱老板放下电话说:“你一会儿跟我回趟阳江。但我只能给你挤出厂里一天生产的量,四百条。”千恩万谢,我手里带的钱刚刚好。

下午,我坐朱老板的丰田随他去了阳江。他直接开车进了工厂。我对生产车间很好奇,但一会儿就厌倦了,轰轰隆隆,咔嚓咔嚓,耳朵受不了。晚饭是在海边的船上吃的,船很稳,感觉不到晃,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席间,朱老板给老明打电话,又是一通鸟语,大概是在邀功。老明让我使劲吃,跟老广不用客气。朱老板用一杯啤酒陪到底,我本想一醉方休的,看他这么个喝法,实在提不起情绪。朱老板一再叮嘱我,发了财可不能忘了他,有什么裤子需要加工,一定找他,他会给我最公道的价钱。“我们共同发财。”临走时,他豪爽地把养鱼那么多的啤酒一口干掉,还好意思亮了亮杯底。我差点笑出声来。第二天,我押着四百条裤子坐火车回丰城,四个大旅行包,分别放在行李架不同的位置或座位底下,每到一站,我都要挨个查看、清点。两天两夜几乎没合眼,中途还要在北京站换乘,那时候还没有丰城直达广州的火车。四个大包被四个小伙子分别扛着,在人流中登上天桥,健步如飞,我一个人根本盯不过来,只能贴身跟着和我讲价的那个领头儿的,寸步不离。如果弄丢一包货,我会毫不犹豫跟他玩命。一路的奔波辛苦,自不必多说。

若干年后,当有人听说我是改革开放后下海的那一批弄潮儿,总会发出一句这样的感慨:“你们当年是赶上了好时候,现在的钱可难赚多喽。”我觉得只要人类不毁灭,这个句式就可以一代代无休止地传递下去。为此,我有必要做一番澄清:那个年代钱还被太多的人称之为“铜臭”,唯恐避之不及,不管你什么原因当了个体户,逼上梁山也好,命运使然也罢,敢为天下先也好,你是要接受周围人的白眼的,冷嘲热讽更是少不了。所谓“弄潮儿”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我敢打赌,那个年代赚钱,几乎所有人都是靠当牛做马、汗珠子摔八瓣的勤奋努力赚到的。以我为例,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丰城与广州之间往返五个来回,一趟就是四天四宿,还是坐硬板。就是说,我一个月光在火车上就得待整整二十天。车厢里臭气熏天,白天顶多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晚上见缝插针睡在地板上,身体是“立”着的,喘气都费劲。头枕一双旅游鞋,脸上盖一张血淋淋的小报,半夜爬起来上厕所得踮脚尖,稍有不慎踩着别人,很可能招致一顿臭骂,赶上对方心情不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腿是肿的,透明的,一摁一个坑,半天恢复不过来,整个人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这份苦,不是谁都吃得消的。

当然,差不多每隔几年,我都会听到类似的陈词滥调:“那时候赚钱,可比现在容易多喽。”那时候是哪时候?那时候赚钱真的容易吗?现在赚钱真的很难吗?那时候可没有“躺着就把钱赚了”一说。我只能说,你要是没有一个上天入地的爹,哪个时候赚钱都不容易。

南一服装批发市场是个L形,竖街长横街短。竖街聚集的床子是我们横街的三倍都不止,整天人乌泱乌泱的,卖衣服裤子的卖衬衣皮带的,品种繁多,这条街早年是丰城第一家服装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后来,地位被政府主导的五爱市场取代了,真正搞批发的都去了“五爱”,竖街的批发市场只剩下了个招牌,基本靠零卖。“给你个批发价”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竖街真正红火的是刚刚时兴的时装屋,大多开在床子后面过道的平房,一家家一户户,鳞次栉比,音乐放得震天响。年轻人喜欢逛,也舍得花钱。挤不开挪不动的。我们横街,也叫裤子街,即使是早晨批货时间,相比于竖街人也不算多,但成交量并不小,比五爱市场的裤子区有过之。“五爱”的裤子大多是周边城市小作坊生产的,我们横街都是从广州拿货或加工,高低贵贱,不辩自明。简单说,拿低档裤子去“五爱”,拿高档裤子去“南一”。那时的东北勉勉强强还算个老大哥,经济衰退,工厂倒闭,是稍后几年的事情。况且,东北人好面子,尤其是男人,没有条裤线笔直的广州西裤,出去怎么见人呢。就是说,裤子街虽然不长也不大,但名声在外。男人会为了买条裤子专门跑一趟横街,且很少讲价,买了就走,绝不闲逛。我们也是卖一条是一条,利润优厚。

我打出租车拉货到市场,小戴告诉我:“市场上有一家上了跟你一模一样的裤子。只是标牌不一样。”朱老板特意为我做了个新标牌,以示区分,表明我的货不是从他档口上的,怕得罪人。“一定是他们追你的货了。”“追货”是指你上的货在市场批得好,别人迅速在电话里把你的裤子颜色、面料描述给在广州上货的家人,然后去高第街或十三行、西湖路等市场踅摸,运气好,很快就会找到(那时候还没有白马、世纪城)。除非你是在布料市场包了某个品种的布料,我们称之为独门货。而所谓独门货,一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二要有独到的眼光,三是舍我其谁,“一撅两瞪眼”的勇气。

“批多少钱?”“也是一百。”“货走得怎么样?”“一般化。起码没到‘红门’的程度。但能动,还不错。”“红门”是一种货刚一露面,就被抢购一空的意思。现在没到“五一”,纯夏料还没上市,正是青黄不接的淡季。

我去找老明。老明说:“批八十。赶紧把货批了,别跟他们拼价格,他们有老客户,你有什么?”“那不是搅行吗?”“没几天就热了,到时候你的货说不定就得跳楼。你赌不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先保命。”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货批得不错。我每天下行前把圆领汗衫掖在裤子里用皮带扎紧,所有的批货款从领口塞进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只手不停地顺着皮带一圈圈地摸,生怕稍一疏忽,圆领衫的下摆露出来,钱撒一地。进了家门,我跳到床上,铆足力气,高喊一二三,双手一拽,钱哗的一声,纷纷飘落到地上。那种兴奋让人恨不能躺在钱堆上打滚。可惜,我家屋子太小了。

一个星期后,我的货批光了。果不其然,天气说热就热了。一批批颜色浅、料子薄的新货粉墨登场,铺天盖地。我看见那个追我货的家伙床子前,挂着“挥泪大甩卖”的纸壳,在微风的吹动下,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看上去很解气。

上午老明的屋子总是人来人往,快晌午的时候才消停。老明就让李斌来床子上找我,喊我过去吃午饭,有时候是盒饭,有时候是去马路湾吃老字号鹿鸣春,或去大连海鲜城。李斌戴白框眼镜,不是近视镜,是平镜,大哥大揣在屁股兜里,大利来皮鞋一尘不染,即便如此,他走路时还要时不时跺跺脚。李斌喜欢背着手走路,头半低,眉头拧着,像在沉思。谁要是喊他急用下大哥大,他头都不抬,就回答两个字:“没电。”口气颇不耐烦,撅得人一愣一愣的,特没面子。李斌是老明的同学,两人中学时代就上了“蓝道”。蓝道是赌博的代名词,而当年的赌博也就是打扑克,一直是打对家的“盘架”。李斌是主打,出什么牌,该上还是该过,都是李斌给老明递眼神或通过肢体语言传递暗号。有一次,两人在牌局上,被抓赌的警察堵了个正着。老明眼疾手快,一把把李斌推到警察面前,自己縱身一跃破窗而出,李斌成了他的“挡箭牌”。赶上八三年“严打”,李斌判刑五年。老明东躲西藏,最后流浪到广州,意外地淘到了第一桶金。李斌出狱那天,老明从友谊宾馆租了十辆皇冠浩浩荡荡亲自去接的他,还给他带去了最时髦的雷达手表、娇衫、大利来皮鞋。老明拥抱了李斌,说:“当年对不起了,兄弟我也是没办法。”李斌点头,大度地表示理解,“能跑一个是一个,要不然我们都待在监狱里,谁会用这么大的排场接我出狱呢?”老明又说:“你我是生死之交是一辈子的兄弟。若不嫌弃,你就到我这里干。我上货你批货,咱们精诚合作,做一辈子的‘盘架’。”就这样,李斌来了南一市场。当然,老明说的是场面话。归根到底,买卖是老明的,李斌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吃盒饭,大家不分彼此。去酒店,除了客户,只有老明、李斌和我。老明从不带小玲,一个是家里没人不放心,再一个是有女人在桌上说话不方便。老明也不叫小玲的哥哥。在市场,我们都叫他“舅哥”,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只要你在南一市场提“舅哥”两个字,谁都知道是指他。舅哥早几年在北行市场卖鱼,后来跟另一个卖鱼的女人好上了,女人的丈夫带了几个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在市场待不下去了,就把摊位兑了出去,改行倒腾外烟,赶上点儿背,偏偏货又被海关罚没了,血本无归。在小玲的一再央求下,老明才让他过来卖货,但一直不给他好脸色。舅哥的脸上疙疙瘩瘩的,小眼睛,挺不起眼的樣子。每天闷头发货取货,打包装车,汗水顺着他疙疙瘩瘩的脸哗哗地淌,后背总是像背了块世界地图,一天到晚不闲着。但只要离开老明的视线,舅哥就变了个人,骑着倒骑驴在市场横冲直撞,人立在车座上,像骑一匹高头骏马,“闪开闪开,不想被撞死的都他妈的闪开!”“好狗不挡道。”逛市场,人家是来买裤子的,犯不着跟他置气。

舅哥媳妇也在南一市场,早晨卖茶水,中午卖盒饭。茶水装在滴流瓶子里,是最便宜的花茶,颜色倒不错,黄灿灿的。冬天卖酸菜粉条汆白肉,锅下面是液化气罐,热气腾腾,推着车沿街叫卖,看着就有食欲。平时是炒菜,品种不少,味道也不错。舅哥媳妇头烫大波浪,面善,个子高挑,白白净净,围裙一尘不染。人不大爱说话,也很少笑,怎么看都不像卖盒饭的,倒像是坐机关的打字员。头一次听说女人是舅哥媳妇的人,都免不了一拍大腿,发出一声类似“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叹息。有人说,你什么意思?可惜了呗。要是嫁给你,就是鲜花插在另一堆牛粪上。哈哈。

舅哥媳妇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骑着倒骑驴来市场,先敲门,往老明的屋里送十瓶水,中午是十个盒饭。有一次,我进屋看见老明在屋里正用一根手指点着舅哥的额头,“没有我,你他妈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你们两口子都是我养着的,你知不知道?”“不,不,连我儿子也是你养的。没有你养着我们俩,我儿子的饭从哪儿来呢?”舅哥说得很严肃,表情也很严肃。老明被他气笑了,“你知道就好。”舅哥也笑了。舅哥看见我连忙沏茶倒水。老明摆摆手,“把你的脏手拿开。滚后面干活去。”舅哥深深鞠一躬,跑了。我说:“你这样对舅哥,小玲知道不好吧。”老明气哼哼地说:“知道更好,让她看看自己哥哥是个什么操蛋德行。”老明坐下来,继续不依不饶,“他见今天客户来得少,端过来九个盒饭,报账却写的十盒,就为了多赚五块钱,你说气人不?”“这么点小事你都能发现。”“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往外倒垃圾,看见我心虚,故意侧过身,我觉得不对劲,空饭盒比平时少一个,一查账本就明白了。他他妈的那点小心眼都用这上面了。这种人一辈子没出息。”

舅哥从来不把我们这些小老板放在眼里。他老婆的盒饭不愁卖,他老婆的盒饭没卖完,别家的盒饭开张都难。他老婆的手推车停在老明屋子前,先给老明送完,才开始卖。这时候的人都围在手推车前,去掉老明的十份,只剩下四十份盒饭,三两分钟就抢光了。舅哥让他老婆多做点,这样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赚足本钱自己当老板去广州上货,他可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舅哥媳妇不肯,说忙不过来,雇人又怕不能保证质量。“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就赚那么点一脚踢不倒的钱。”舅哥一抬腿,他媳妇红着脸,吓得麻溜儿躲开了。

如果说我们这些小老板是改革开放的暴发户,那么老明无疑是这个群体的翘楚了。老明的发迹始于偶然,也是必然。李斌赌博被抓起来以后,老明东躲西藏,那时候可供人藏身之处不多,家家户户住得挤挤插插,哪家来个外人,分分钟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待不长。风声不太紧的时候,老明就住火车站的票房子。票房子晚上住得全是人,黑压压的,警察隔一段时间才突击检查一次,查不起,一查这宿觉就甭想睡了。老明知道,自己的事没多大,抓住顶多判个三五年,也是豁出去了。老明就是在票房子认识的小玲。这个我留着后面再说。小玲人长得漂亮,水灵灵的,比老明小十来岁,这在当年是很少见的。两人谈上恋爱后,老明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怕被警察在票房子抓现行,在小玲面前暴露自己是在逃人员,就骗小玲说带她去广州做生意。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大门,人人向往之地,小玲欢天喜地地跟着去了。可老明怎么会做生意呢?老明当时想得很简单,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只要跟我走了,就相当于生米煮成熟饭,往后你铁定就是我的人了。别的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愁人的是,两人的钱越花越少,眼看着坐吃山空,加之小玲总是仰着脸一脸天真地问:“你怎么还不做生意呢?”老明只能硬着头皮每天逛服装市场,在高第街、十三行、西湖路几个批现货的服装市场转来转去,后来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海印布料市场,偶遇了从石狮来此经商的李老板。李老板抱怨他遭遇了水土不服,石狮的休闲裤面料在广州根本走不动,这里是西裤和牛仔裤的天下。“难道全中国只有我们福建人穿休闲裤?”李老板坐在一捆布料上,大声抱怨。大概正是这句话提醒了老明。老明让他起来,李老板说这是捆染花了的布料,老明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李老板说,只要你喜欢,我可以把这捆布料白送给你,前提是你得在我的厂里加工。老明打开那捆染花了的布料,布料花得很自然,像是一幅有意为之的水墨画,这样的布料加工出来的裤子,每一条都会不一样。老明看中的是这个,“这样的布料你有多少?”李老板说:“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染花还不容易。”老明当即掏出所有的钱拍给李老板,“我就提一个要求,裤兜的开口,一定要加一条仿皮边。”老明是想突显休闲裤的高档。这个创意是老明无意中在一本别人丢弃的广告策划书上看到的。双方谈妥,一条裤子加工费二十元。几天后,老明押货来到南一市场,货一挂上,瞬间抢购一空。老明带着小玲匆匆飞到石狮,订货一万条。“我对这种货充满信心,但我现在钱不够,我特意把女朋友带过来,押在你这里。如果我日后欠你一分钱,我女朋友随你处置。”仅半年,老明就挣到了一百万。有了钱,他那点过去已久的事情就很容易摆平了。代价只是几条裤子钱。

如果你认为老明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说服力,是运气好,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你就不得不承认老明的胆识和魄力了。第二年,老明成了南一市场第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个体户。牌子叫哥达曼,很洋气的名字。吊牌是激光的,金黄色,一块吊牌的成本高达三块多。裤子在市场一挂,在微风的吹动下,金光闪闪,迅速吸引了拿货人的目光。那时候市场上裤子的吊牌都是纸质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会想,以老明的实力,一年起码批出去三万条裤子,这就相当于损失十万块钱呐。但显然老明不这么认为,他想的是这块小小的激光吊牌,一年起码得给他带来三十万的利润。这就是老明与他们的区别。老明这批裤子的主色调是绿色和灰色,夹杂着不规则的浅红色浅灰色的条纹,批价一百五。所有的拿货人都看上了,但嫌价格太高,拿回家没法儿卖。大家联合起来向老明压价,老明不为所动,转天,还涨了五块钱,接着每天涨价五元钱,一直涨到一百八。那些人挺不住了,一天时间,积压在库房的货一扫而光。一个夏天,老明又挣了一百万。

除了陪客户去酒店喝酒,老明的晚饭基本是在他租的库房客厅吃,旺季的时候人也经常住在那里,他家在铁西区,城市的另一端,远,也折腾。晚饭后老明很少出门,顶多坐在夏夜的台阶上吹吹风,抽烟望望天。晚饭是舅哥媳妇做,中午卖完盒饭,回家收拾收拾,就跑到丰城唯一的海鲜市场买海鲜,顺便把明天做盒饭的料也备齐了。老明每次给她三百块钱,去掉来回打车和买海鲜的钱会剩一些,算小费也是工钱。清蒸鲈鱼、姜葱炒蟹、虾仁炒百合、葱爆海参,都是粤菜做法。我看见她边做边看菜谱,调配材料。当然也有一些普通的东北家常菜。虽然我去过多次广州了,但还是不习惯吃粤菜,主要是太淡,碟子里得倒点酱油,吃什么都要蘸一下。

我的生意不好不坏。我不是老明那种做生意的天才,我很平常,但我也承认,我是幸运的,除了头半年去广州坐在臭烘烘的车厢里,后来一直坐卧铺,偶尔飞机,钱还是用丝袜绑在腰间,只是都换成了百元一张的。我时不时要到厕所解开放放风,但身上还是起了许多红红的疹子,奇痒无比,一挠一大片。我去广州还是拿现货,我没有足够的实力上布料加工,也不敢太冒险。上现货的好处是灵活机动,可以多拿几个品种,按照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原则,就算某种裤子看走眼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当然赚钱也是同样的道理。厂家通常会在高第街等几个大型服装市场设档口,但档口的费用很高,他们也是自己选布料加工,卖不出去只能认栽,所以档口批货的价格自然就高。我们小门小户,要懂得知足常乐,这么干总体来说很平稳,只要不想一夜暴富,小日子还是挺滋润的。但要想快速致富就得自己选布料加工,风险是可能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赔个底儿掉。这样的事例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只要我看中的裤子朱老板档口有货,我尽量拿他家的,价格会比别人便宜两三块钱,一趟来回的费用就省出来了。所以,我每次在广州待的时间都不长,顶多三五天。我能吃惯的粤菜只有咸鱼茄子煲、烧腐竹、炒河粉、煎饺,就这么几样,很单调。大酒店很少去,也去不起,除非赶上老明在广州。老明住在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每天呼朋唤友,都是广东的老板,我从没见过南一市场别的老板在酒桌上出现过。老明平时在丰城就不与同一市场的人交往,更别说广州了。在街上或市场里碰见也就是站下来闲聊几句,打打哈哈,抽根烟。他在酒桌上从不谈生意,东拉西扯,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上货的渠道,他不说我自然不便问。老明对我拿什么货也是不闻不问,只是吃喝叫上我。我能喝敢喝,脸越喝越白,喝多了别人看不出来,说话也不走板儿,带出去不给老明丢面子。有时候我想让他就我上的货帮忙出出主意,老明总是哼哼哈哈,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舅哥媳妇做好菜,在厨房垫巴一口就匆匆离开了,因为明天天一亮还要送茶水,水自然得早起现烧。老明、李斌、小玲、我和舅哥坐在客厅吃饭,头顶是呼呼作响的电风扇。我们都是坐着吃,只有舅哥蹲着,不是没有他坐的地方,是他习惯这样。我从没看见舅哥在什么地方坐过,都是蹲着,两只手臂自然下垂,胳膊肘抵在膝盖处,手心冲上。你要是让他递点什么,他够不着,就原地一蹦,再不行,就再蹦一次,像兔子。小玲一起身夹菜,飘扬的长发就被吹得迎风起舞,抽打在我的脸颊上,麻酥酥的。我瞬间理解了困扰我多时的王洛宾歌词中的那句“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老明和李斌喝茅台,两人每顿一瓶,之后一人再补一瓶绿牌,按老明的话说,算是漱漱口。老明卧室柜子里的茅台,码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喝掉一些,就会重新填满,感觉永远喝不完似的,所以喝起来并不心疼。我只喝啤酒,舅哥也是。舅哥不是不想喝茅台,是没他的份儿,他心里清楚,小玲也清楚。每天晚上,老明只让小玲从柜子里拿两个白酒杯出来,刷干净。酒也要满上,给老明满,还要给李斌满。看得出,小玲心里不高兴,但当老明的面也不敢吭声。我觉得老明这么干有点过分,起码对自己的女人或者叫女朋友,不够尊重。有一天,舅哥吃饭前买了一瓶老龙口,启开瓶刚要倒,被端菜上来的小玲看见了。小玲皱了皱眉头,一把抢过来,瞪着他。舅哥说:“我就整两口,我馋老龙口了,味儿正。”小玲推开房门,把酒瓶子狠狠地摔在马路牙子上,气哼哼地看着自己的哥哥,“你愿意喝回家喝去,少在这儿给我丢人。”李斌看看老明。老明的脸子挂不住了,“小玲,你什么意思?跟谁摔摔打打的,给我看呢呀?”小玲低着头,小声说:“没有啊。我妈不让他喝白酒,我们家人心脏不大好,遗传。我爸就是喝白酒死的。”小玲的眼泪下来了。我在一旁连忙打圆场,“舅哥,喝啤酒吧。今天你喝多少我都陪你。舍命陪君子。”“你爸不在了?怪不得我从来没听你提过你爸。”老明转头对李斌说,“她们家的事,她一句不愿跟我多说,我也懒得问。来来来,喝酒。”小玲抹一把眼泪,匆匆躲了出去。

喝酒的时候免不了要聊一聊白天批货遇到的事情。小玲很少跟李斌说话,无论小玲之前与别人聊得多开心,只要李斌喊她的名字,一扭脸,小玲的脸色就顿时黑下来。回答什么也是气鼓鼓的,眼睛乜斜着李斌,多一句话没有,李斌不以为意,总是一副老板派头。舅哥平时干脆不跟李斌说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除非老明在场。不久前两人有过过节。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活儿太忙,进货、出货、卖货,这些力气活都得舅哥一个人干。舅哥骑着倒骑驴风风火火,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老明每天睡到自然醒,几点来没个准儿,但一般不会早过九点。天刚蒙蒙亮,就是南一市场批货的信号,夏天四点,冬天不超过五点。各家各户睡眼惺忪,打着哈欠就開始给汽灯打压,然后挂在床子的横梁上,照亮。不管是不是睡在这里,小玲都是天亮前准时出现在库房,舅哥也是,骑辆嘎吱嘎吱的破自行车。李斌到市场一般是七八点,先找个地方四平八稳地吃早点,然后抹抹嘴巴,才迈着外八字脚推开老明的房门。甭管屋子里人多少,他都像个大爷似的,坐在太师椅上,小茶沏上。小玲在旁边这个气呀。小玲当着我的面说:“我们家老明请了个大爷。”实在忙不过来了,舅哥就找了个邻居来帮忙卖货。第一天晚上,李斌对账,就说差一条裤子钱,对不上。李斌边说边瞥那人一眼,那人急了,拿自己的老婆孩子诅咒发誓:“谁要是眯了钱,生孩子没屁眼儿。”李斌说:“我没说是你眯的,但事情就是这么凑巧,你来之前,再忙的时候,我们从没有差过一分钱。”那人是流着眼泪走的。后来证明是李斌算错了账,冤枉了人家。舅哥想把人请回来,再让李斌当面给人赔个不是。李斌不同意,“这种人遍地都是,在街上随便拉一个就是了,犯不着这么麻烦。”小玲让老明评评理,老明很为难,一个是发誓当一辈子“盘架”的兄弟,一个是患过难的小女朋友,只好从中和稀泥,“李斌,你下次心细点。”“是是是,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事情就算过去了。但小玲、舅哥心里不服气,道个歉就这么难吗?你有什么了不起呀。

我不贪杯,每顿五瓶啤酒,喝完就走,当然早晨还要批货也是一个原因。在这种微醺的状态下骑车回家人是很舒服的。李斌回家都是打车,楼里有个跑出租的司机,住在老明的楼上,走之前,李斌把头从窗子探出去,喊一嗓子人就下来了。

七八九月份是我们卖裤子的淡季。淡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旺季大户人家一天批五百条,淡季谁家批一百条就算“红门”了,起码差五倍的量。像我这种小门小户的批个二三十条就不错了,大多是补号的。卖裤子是不能断码的,你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讲好了价钱,人家一试,不合身,等于白忙活。当然,我们零卖也有招应付,就是用假尺子。通常我们手里备着三把尺子,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剪掉一寸,一个是加上一寸,然后用透明胶从后面粘上,这样你买什么裤腰的裤子,都有了。男人一般不爱试裤子,又脱又穿的,嫌麻烦。量量腰围,再量下裤长,差不多就装袋走人了。我们批发的裤子一捆是十条,裤腰从二尺二到三尺不等,中间号一捆一个号码两条。另外,一百条裤子里有五条三尺以上超大尺码的。很少有人拿新货。零卖像抽风,说不准,有时一天卖个三五条,有时几天不开张。价格也不像旺季一条赚个百八十块钱,比批发价高一点就卖。自己有床子的可以办歇业,但不多,毕竟谁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存货,这时候正好抖落货底子,所以许多人家的床子都挂着“挥泪大甩卖”的牌子,泪是用红色墨水涂上去的,看上去已经不是挥泪,简直是在卖血。其实赚钱的裤子本钱早就批回来了,这些都是利润,卖多少赚多少,不赚钱的裤子也不差这俩钱赔。玩抒情呢。

我们租床子的钱都是一年或半年一交,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一个是你要保持做生意的状态,二呢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冷不丁闲下来还不适应呢。我们每天七八点钟晃晃荡荡过来,吃个早点,才把裤子挂出来,吃完午饭就收摊。旺季不是这样,天不亮就得起床,打车或骑车上行,外地拿货的一般是头天来,在附近的旅馆住下,去市场比我们还早。期间都是围坐在床子后面打牌、聊天,有买裤子的,就探头随口说个价,爱买不买,很少磨叽。

大户人家还是挺忙的,不是忙着卖货,是去外地催款,床子上只留一个人看摊儿。催款一个是夏天,一个是春节前。春节前好办,每个欠钱的货主都要来市场上货,你不还钱就甭想拿新货,说出大天来也不行。如果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我们做服装批发生意的想赚钱,一年到头最火爆的就属春节前这一个月了,那时候还有过年穿新衣的讲究。老明家分两组催款,男客户归李斌和舅哥,女客户由小玲负责。主要是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鞍山、呼和浩特,当然是以考查市场的名义,直接要钱好面子的丰城人张不开口。我们的客户不仅局限于东北,还覆盖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但固定客户不多,他们大多是因为家里的货临时不够卖,到南一市场“倒个短”。小地方去不起,太折腾,欠钱也不多,抽空打个电话,叙叙旧聊聊天,七扯八扯,一般情况下对方就明白了,会主动提还钱的事。你会客气地说,我打电话没别的意思啊,秋天来上货想着带来就行。

老明中午打我大哥大喊我过去吃饭,我一天的批货任务就算结束了。吃完饭,我帮他码货倒货、清点库存,老明站在一旁指挥,用他端着紫砂壶的左手,把我指使得团团转,好像我是他的马仔。被人呼来唤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怕小戴他们当面背后地笑话。毕竟我也是个小老板。即使他们表面不说什么,自己也过意不去。有时候就找借口有事不去。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又担心背上个忘恩负义的骂名。老明帮我批过货,帮我在广州找过老板,在广州吃吃喝喝没让我掏过一分钱。偶尔一天,他没叫我,我的心就会忽悠一下,下行回家干什么心里都不踏实,觉得是不是得罪老明了?第二天早早收了床子,去老明的库房,见老明忙得满头大汗,就叫他歇着,我来。老明也不客气,坐下来小茶喝着,烟儿也叼上了,不一会儿气就喘匀了。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但又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有点犯贱,每天就这么七上八下的,心里没个踏实时候。

老明的前后门在原有的防盗门基础上,又加固了一道更厚更重的新型“盼盼”,所有窗子的鐵栏杆,也加了密实的钢筋横梁,影子投在地上像棋盘。老明还神秘地说,他有防身的武器,想找死的就来偷来抢吧。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我猜最大的可能是自制的五连发,我知道我们市场有几个人手里有,是从广州带回来的。白天还好,门敞着,有阳光漏进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天渐渐黑下来,门前市场这条路很安静,路过的人很少,老明就把前后门锁死,窗户也插上插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整座房子阴森森的,像监狱,人在里面,有一种被铐住的感觉,怎么待都别扭。吊扇在头顶上呼啦啦地转,听上去撕心裂肺鬼哭狼嚎的。我俩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湿毛巾,但他还是不放心,喝着喝着酒,突然眉头一皱,腾地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左瞧瞧右看看,扒在门前侧耳细听,一惊一乍的。晚饭还是舅哥媳妇去海鲜市场买回来做,只是数量和花样儿都少了许多。我喝完酒骑车回家,出门的时候,老明每次只嵌一条缝,让我先探头往外看看,周围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等我出去,迅速关门,但声音很小,只两声“咔哒”。喝多了我就睡在老明的客厅沙发上。我喝多的次数越来越多,住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聊得自然也是越来越晚。

“你赚钱之后就没再赌过博吗?”我听说赌博和吸毒一样,沾上了就是一辈子。“我现在的生意比偷比抢来钱都快,还赌什么博呢。”老明笑得哈哈的。

一天夜里,我在老明的客厅沙发上正睡得迷迷瞪瞪,听见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飘过,打开门,冲了出去,门都没关严。借助微弱的路灯灯光,我看见是一个女人的背影,确定无疑。随后老明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在我身前稍作停留,看了我一眼,我自然是装睡,闭着眼睛。老明把两道门轻轻锁上,又回屋了。这是之前从没发生过的事情。我怀疑是女人生气了,不然她应该走后门。后门虽然黑咕隆咚,没有路灯,路也窄,但有老明护送,走到大路上并不远,也就三两分钟的工夫。怎么也比被我看见好。就是说,她不想让老明送,可能也是故意让老明难看。老明从不找小姐,送上门都不要。在广州最能看出谁好色,我们市场的那些有钱人,除了老明,每个人都包小姐,吃饭唱歌谈生意都带着,相互间一点不避讳。

肯定不是小姐,那会是谁呢?舅哥媳婦?我越想越像,但不能肯定。想起舅哥媳妇平日里羞怯、爱脸红的样子,更是在心里极力排斥这一想法。尤其是觉得如果果真如此,老明吃窝边草的行为,是万万不可原谅的,也是被人唾弃的。有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在我们东北那是比偷比抢还丢人的勾当。

早晨我睡醒了,故意不起来,直到天蒙蒙亮,舅哥媳妇敲门送茶水。我打开门,希望能从舅哥媳妇的脸上看到一丝红晕,或躲闪的眼神,但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以还这个漂亮女人的清白。舅哥媳妇像平时一样,冲我礼貌地点点头,闪身把茶水一瓶瓶摆在桌子上,转身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错了,可我越是这么想,越觉得不可能。我的直觉从来没错过。如果夜里出去的女人是她,时隔几个小时之后,还能表现得如此镇静、从容,那只能说明她演技的高超。她应该换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比如从事日进斗金的演艺事业。

刚一上秋,老明家的货又一次“红门”了。李斌自作主张,采取了一种南一市场前所未有的卖货方式——发票儿。每天早晨四点,按先来后到排队在老明的库房前领取,但每张票只能批一百条,多一条不行,少一条也不行。李斌认为这样是为了公平起见,谁都不能搞特殊化,他为自己的主意得意了好几天。那些天,李斌来得出奇的早,比小玲、舅哥还早。他站在库房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沓小票,叼着烟,一只手叉腰,恨不能眼睛长在脑门儿上,谁跟他说话都爱答不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并不着急发票儿,而是在台阶上悠闲地踱着步。有些外地的人想早点拿完货赶长途车回家,李斌不耐烦地训斥道,“谁说的算?是我是你?想拿好货就得给我规规矩矩地排着。我想什么时候发票儿就什么时候发票儿,得看老子心情。”从那些排队的小客户无奈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敢怒不敢言。

许多老客户又是大户,他们不可能起大早,排队拿货,丢不起那个人,像个要饭的。我们搞服装生意批发的,主要是靠那些外地的大户赚钱。等老明白天来市场,那些大户就迫不及待地簇拥到老明的屋里,找老明抱怨,发泄不满。老明也觉得李斌这样做事不妥,但又怕打击李斌的积极性,两头为难,弄得老明市场都不好意思去了,就找我商量。我认为,批“红门”货要低调点,不可以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尤其是对待老客户,更要多一些照顾,万一有一天你的货不好卖,人家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帮衬你一把。反之,他们会看笑话的。真正的批货高手是有本事把可批可不批的货甚至是滞销货批出去,那才叫本事。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或者说是我来南一市场做生意以来的一点感受罢了。

老明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觉得李斌不大适合做服装生意,市场上的人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他跟小玲、舅哥的关系也不够融洽。”

老明苦笑着摇摇头,“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看得出,老明对李斌也不满意,但又像是有苦说不出。

李斌之所以这么狂妄,不光是他与老明的“盘架”关系,还有一件事。那是李斌来市场不久,南一市场的地赖黑胖子带着几个人突然闯进老明的库房,没有谈价,上来每人就试了条裤子,然后直视着老明的眼睛,说:“过几天给你钱,弟兄们现在手头不太宽裕。”老明怔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市场上,不给钱摘裤子是件对业主很没面子的事,传出去很掉价的,况且还是赫赫有名的老明。很明显,外面床子上的同行在窃窃私语,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不让他们穿着裤子走,显然不可能。几个地赖都是手插裤兜,如果老明敢说个“不”字,他们很可能拔刀相向。这时候,李斌进来了,黑胖子看见李斌,叫了一声“李哥。你怎么在这?”“你眼睛瘸呀黑胖子,你敢跑到我这里摘裤子,胆子也太肥了吧。”黑胖子连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李哥的货。”黑胖子赶紧示意几个兄弟掏钱。那些人灰溜溜地出去的时候,李斌也是站在台阶上,叼着烟,叉着腰,望着围观的人,冷笑一声,一口烟,吐到天上。一个个淡蓝色的烟圈在空中晃晃悠悠,好一会儿才渐渐消散。李斌又吐了一口痰,转身回屋了。李斌的及时出现,为老明解了大围,这就更让老明离不开李斌了。

小戴也要拉我一起去广州上布料,找厂家加工,准备干一把大的。我也正有此意。我俩压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他出十万,我出八万。之前小戴明确说,上什么货让我拿主意。小戴虽然在南一市场混了四五年,但他去广州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还没有我多呢。小戴人缘好,平时他都是代卖朋友的货,谁的货好卖卖谁的。像小戴这种代卖货的人我们叫“小卖”。他们不用像我们批货的那样每天起大早,九十点上行就行,买裤子的人肯定不会大早晨为买一条裤子跑市场的。但他们每天在市场上并不轻松,其中的说道还不少。首先,他们要穿着裤子卖,裤子都是熨烫好的;其次来了就要撅着屁股一站一天。为什么要撅着呢?因为要突显裤型,一天下来屁股生疼生疼的;三是对卖货人的身高、体型有着严苛的要求,身高最好在一米八左右,体型要偏瘦,这样裤子穿在腿上才有型,才能吸引买裤子人的目光。我们叫他们“裤样子”。还真别小看他们,卖得好一天赚个五七百不成问题。但他们赚的是“有数的钱”,在批发市场成不了气候,注定不是主流行为,也为批货人所不齿。南一市场一直有人做代卖生意,但大多是新人,很少像小戴这种谨小慎微的人。新人不敢冒险,等对市场稍微熟悉一些,尤其是看到谁家上了把“红门”货,眼睛就开始放光,屁股坐不住了,纷纷往广州跑。有人赚了钱,尝到了甜头,在市场就算扎下了根,有人赔个稀里哗啦,从此不知所踪。只有元旦、春节前后小戴才随大流去广州上一两次货,跟我一样,拿现货。如前所述,南一市场从规模上看并不大,但历史悠久,也可以说远近闻名,这就给了小戴这些代卖货的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偶尔买条裤子的人怎么分得清谁是批裤子谁是代卖的呢?有些拿货的还上过他们当呢。

我俩在广州看上了两种货,一种颜色比较浅,米色的,布料柔软,克度高,看上去很高档,但价格有点贵,是现货。另一种颜色深,布料也相对厚一些,是在海印布料市场看中的,许多档口都在卖这种布料,就是说,这种布料很可能成为秋季的流行色。我倾向于拿前一种现货,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拿回去就可以卖,价格也不会低,如果运气好,短时间内就能批出去,借用一句排球术语叫“短平快”。我俩可能大赚一笔,然后再杀回来拿深色布料加工。风险是一旦天气突然变凉,这种颜色的裤子很可能迅速过季,只能“跳楼”。小戴嘴上说全听我的,但又说,尽量少冒风险,我们小门小户的可经不起折腾,跳不起楼。这就让我很为难,我思前想后说,可不可以这样,用一半的钱拿现货,剩下的一半订布料加工。小戴说,我们加工三千条裤子,比加工一千五百条要便宜两块钱,一趟的路费就出来了。我知道小戴的心理,他既不想承担万一货批得不好的责任,又不甘心跟我出来跑一趟,自己只是个配搭。合伙上货就这点不好,表面上一个人说了算,但你怎么可能不听你搭档的建议呢。小戴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关键时刻却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人的性格只有在一起合作时才能真正看清楚。我后悔不迭。我想说我拿我的钱上现货,你用你的钱上布料,咱俩分开上货,但说不出口。明明说好了一块儿出来上货,合作一把,可货还没上呢,就分道扬镳了,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也让外人知道了笑话。况且小戴在市场为人很好,曾经帮过我不少忙。我去广州上货,家里的货都是小戴帮我批,等我回来,把记好的账本拿给我,一笔笔账记得清清楚楚。我实在不忍心。后来我俩拿了布料,去朱老板的厂家加工。

我俩拿到加工好的裤子坐火车迅速返回丰城,市场上已经有好多家在批同一种货了。有一家床子拿的是我看上的浅色裤子,批得很好,一天能走一百多条,一条裤子的利润能有四十块钱,十天八天货就批亮了。看得我直眼馋,小戴也是,但我俩什么都没说。我能从小戴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后悔了,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与其相互抱怨,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不然大家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我们的货一天也能走百八十条,但利润只有十块钱。我们的货便宜,一条裤子合到家才六十块钱,上了整整三千条,照这个速度,最快也要一个月批完。表面上我俩会赚三万块钱,但这显然不可能。裤子的批价只会越批越低,去掉有磁点的、跳线的、批偏号的,能剩一万五就不错。就是说,我忙忙叨叨一个多月,按投资比例,只能落到手七千块钱。唯一让人欣慰的是,这种布料颜色深,一时半会儿不会过季,不用担心“跳楼”的事。只是钱压在货里,人走不开,不能去广州再上货。秋季是除了春节前批货最好的时节,这时候不多赚些钱,本身就是亏。所以我的心里还是很着急的。

小戴自知理亏,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上行了。白天也是在床子前一站一天,为的是多“挑”几条零卖,这样赚的钱会比批发多一些。虽然已经入秋了,但站在大太阳底下还是很晒人的。有打听价的他绝不错过,抱着裤子追着人家卖。我从未见过他卖货这般不惜力。他的行为让我大受感动,心中的抱怨渐渐熄灭,还时不常跟小戴开开玩笑,给他减压。

李斌打帕斯机的事,是小玲当着我的面告诉老明的。那时候,李斌已经玩了有一阵子了。帕斯机是南风北渐的产物,在丰城,还没来得及普及。我们只是听说,那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赌博工具,输赢很大,是有钱人才敢玩的游戏,但并不了解细节。李斌每天之所以那么晚来市场,就是因为头天晚上玩得太晚,早晨起不来。待小玲离开,老明笑笑冲我说:“那玩意儿我跟李斌去玩过几次,挺有意思的。但李斌有点‘咬钩’,这就危险了。”“你不怕上瘾?”“没你想象的那么邪乎。什么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关键看你有没有自控力。赌博这东西,无论输赢都不可恋战,要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学会控制自己是必须的。”老明微笑着,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一瞬间,老明在我的心目中又高大了幾分。

家里货批得差不多了,老明带着李斌一起又去了广州。这是李斌第一次去广州。显然老明是有目的的,他想让李斌暂时离开帕斯机,继而忘掉帕斯机,戒掉赌瘾,只是为了照顾李斌的面子,没有明说。走之前,老明叮嘱我,每天下午到他屋子帮忙照看照看,有重要的客人就帮忙沏壶茶,随便聊聊天。与那些大户交往对你的生意是大有益处的,今后你生意做大了,都是用得着的人。还有,你每天五点前必须陪小玲到十字路口的工商银行把钱存进去,路上要多加小心,时刻留意前后左右的人,发现有可疑的人,赶紧往人多的地方跑。“以前你出门不都是舅哥和小玲去存钱吗?”“那是没办法。我不信任他,傻乎乎的。还是你去,你机灵。”

小玲像老明在家时那样,中午会打我手提电话,让我过去吃午饭,但我都以卖货忙为由,礼貌地拒绝了。老明不在家,我总觉得过去吃饭不大合适。我下午两点左右去老明的屋子转一圈。小玲还是一如既往的忙,连跑带颠,没个消停时候,戴着口罩、手套,库房有一股发霉的气味。没办法,老明家货进得多,日积月累,积压下的货底子也就自然比别人多一些。只有她来到客厅才把口罩、手套摘下来,坐在椅子上,喘口气,喝杯水。有老明说的比较重要的客户我就陪着坐一会儿,给他们沏杯茶递颗烟。那些人一个个牛哄哄,鼻孔朝天,对我爱答不理的,大哥大在手里颠来倒去,要不就是一通“喂喂喂”,然后跑到马路上,扯着脖子打电话。那时候我们用的都是模拟机,信号很差,得拎着大哥大满街找,一旦找到,人就一动不敢动了,甭管姿势多难拿,稍微一动,信号就又没了。还真不是故意显摆。我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这一点小玲看得出来,她叫我下午不用来,该忙什么忙什么。“想喝茶他们自己沏,想喝水自己倒。”小玲说,“这些人就那么回事,没必要惯他们臭毛病。你家的货好卖,他们天天往你家跑,推都推不开。货差一些的时候,你想让他们帮忙代卖点都推三阻四的。谁家也不可能每一把货都是‘红门’,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对吧。”“大户人家很少有人‘跳楼’的。”我说。“那是表面,大户不好意思在档口‘跳’,当着市场同行的人面子挂不住,都是事先谈好价钱再在床子后面把货打包,直接从汽运站发货。”

小玲有时候抽烟,坐在客厅里,关上门。只是偶尔。她抽长箭,白嘴的。她叼烟的样子有点像不良少女,头歪向一侧,烟和嘴也朝着一个方向歪着,眼神涣散。“老明不让我在外面抽。”

“那你平时在哪儿抽?我怎么没见过。”

“卧室和后门的楼口。”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抽烟?”

“我很早就会抽烟,跟我爷爷学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帮我爷爷卷旱烟,闲着没事就跟着抽着玩。但没瘾。我只在烦的时候抽两口,解闷儿。”

“看来你的烦心事还不够多。”

“其实也不少,起码不比你少,只是你暂时看不出来而已。”她的鼻子哼了哼,嘴抿着,憋不住又笑了,露出一小排洁净的牙齿。她看上去应该比实际年龄更小些。

无论多忙,四点钟,小玲都要回卧室锁上门,把腰包里的钱统统倒在床上,按面额大小逐一清点,一沓沓码好,忙不过来就喊我帮忙。我数大票她数小票,小玲动作飞快,用猴皮筋捆好,装在一只书包里,在另一个同样的书包里放上一捆捆票面大小的白纸。我俩“石头剪子布”,谁输谁背真钱,另一个背假钱。小玲说这样就不能形成规律,即使被人盯上,想抢劫,也很难识别谁书包里的钱是真的。我问,谁出的主意?真是心细如发。小玲笑笑没答话。其实,这个点每家大户都要去工商银行存钱,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小玲说,你是不知道,就在你来市场前不久,这个工商银行门前就发生过一起抢劫案。被抢的是横街一户开时装店的女人。抢劫的两个人一个拿枪一个拿刀,拿枪的顶住她的腮帮子,拿刀的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让她把拎皮包的手松开,女人死活不肯,拿枪的不再废话,一枪打穿了她的脸,满口牙都打碎了,钱也没保住。

我和小玲一前一后出门,街上熙熙攘攘,要是那天我书包里放的是真钱,我还是很紧张的,一只手紧紧抓住书包带,手心冒汗,直打滑,感觉从身边经过的每个人都像抢劫犯。虽然小玲早就告诉过我,万一真的有人抢,要什么给什么,千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不就是钱嘛,再去赚好了,命咱可只有一条。在街上,小玲故意与我有说有笑,看上去表情很放松,至于心里像不像我一样打鼓就不得而知了。存了钱,我俩赶紧回屋,绝不在外面停留一分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烟抽起来格外的香。晚饭还是舅哥媳妇给做,但没有海鲜了,只是买些附近菜市场的菜,四菜一汤。伙食也不错。晚饭我们四个一块儿吃,我、小玲、舅哥,再加上舅哥媳妇。舅哥媳妇和小玲坐一边,两人有说有笑的,舅哥媳妇也喝一点酒,主要是陪小玲。小玲喝什么她跟着喝什么,但看得出,舅哥媳妇挺能喝的,脸越喝越白,走的时候,还要跟小玲干一杯。舅哥留下来陪小玲住,不然小玲一个人住这么大屋子害怕,觉睡不踏实。和小玲混熟了,我觉得她人还是挺和气的,话不多,一说话眼角下弯,笑眯眯的,像夜空清透下的月亮,也有点孩子气。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鼻子就皱皱着,小嘴嘟嘟着。与老明在的时候,判若两人。

老明出门之前跟我提过,是否愿意把我租的床子退了,用他的床子批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收我一分钱。唯一的条件是我的货不能放在他的房间里。这样我可以每月省下五百块钱,一年下来就是六千。不得不说,这是个挺诱人的建议,但我很犹豫,“等你回来再说吧。”我的床子是按年交的租金,现在还差两个月到期,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着急,我得想想。用老明的床子批货当然好,但这就意味着我们相隔咫尺,要整天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意味着他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不用叫,因为我就在边上,甚至会成为一项我应尽的义务。而他家的事情又多,加之老明喜欢指使人的性格,我怕时间长了受不了,到时候,万一有一天两人闹翻脸,发生不愉快就不值当了。可以想见,他之所以无偿让我使用他的床子,也是想有我在身边他放心些,多个帮手。不然他图什么?生意场上的朋友可以远交但不可近处,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只是话又说回来,我一年辛辛苦苦下来,能赚几个六千呢?

小玲希望我过来,“有你在屋子里会热闹些,会有一些人气儿。”她又笑了。的确,老明这人沉悶,不苟言笑,永远是一副思考人生的嘴脸。我们市场有钱的老板都这德行。不知道他们是天生这么深刻才赚到的钱,还是有了钱之后才变得深刻了。所以,虽然老明屋子里每天人来人往,走马灯似的,但很少有人说话,更少有人吵嚷。冷不丁一个人进来大声嚷嚷句什么,显得格外刺耳。那个人会用手夸张地捂住嘴巴,臊眉耷眼地坐下来,闷头抽烟。屋子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安静,只剩下踢踢踏踏的沉闷的脚步声。老明倒是乐在其中,时而闭目养神,时而神秘地微微一笑。每天从早到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想而知,人的精神是何等的紧张、压抑。

因为白天忙,舅哥大多晚上去汽运站接货或发货,有时候饭吃到一半,电话一响,放下碗筷,就骑上倒骑驴出发了,手里抓个馒头,掰开,夹点咸菜,一扣,路上吃。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小玲。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可能直接走,那样会显得太刻意,不好。当然我也不想待时间长,这样也不好。小玲在他身后迅速关上两道防盗门,转身又拿出一瓶老龙口,没跟我商量,直接启开了。明显是想继续喝。孤男寡女,坐在一起,怎么都有点别扭,小玲倒显得没什么,看上去甚至更放松了,烟叼着,腿翘着,还端杯跟我碰了碰,干了。那一杯,得小一两。我劝她慢点,她摇摇头,“我酒量大着呢。你也干了。”像命令。我只好干了。小玲笑了,一只手捂着嘴。

借着酒劲,我问小玲,我们市场有钱的女人都穿貂儿,你咋不穿?小玲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我不好意思地说,这不冬天快到了嘛,我女朋友张罗要买貂儿,说她很多朋友都有就她没有。东北女人有钱没钱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看你冬天穿不穿貂儿。一件貂儿三万多,她让我出一半钱。我说我不是出不起这个钱,主要是没必要。咱们小门小户的,攀比这个虚荣哪有个头啊。小玲说,你女朋友跟你一起几年了,如果不用咬牙跺脚,最好还是满足她吧。我也想穿貂儿,暖和、抗风倒是其次,关键是穿貂儿人显得富态,有身价,走到哪儿都让人高看一眼,但老明不给我买。老明说你只有成了我的老婆我才会给你买貂儿,金银首饰,要什么买什么。别人没有的你会有,别人也有的你是最好的。我说,要是你不娶我呢?老明回答得很干脆,那就什么都没有。我跟了他这么些年,老明从来没给我买过任何贵重物品,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也不许我自己买。老广来丰城考察市场,老明从来不让我出面,甚至都不介绍我是他女朋友,说我拿不出手,出去给他掉价。圆了扁了都让他说了。气死我了。

我说,没想到,老明这人还这么不讲人情。我知道,这么在老明的女朋友面前说老明不好,但终究没忍住。

小玲叹了口气,换了一种语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老明?”我说:“他没跟你说过?”“老明从来不跟我说他朋友的事,好像他也没什么朋友,起码没有交心的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点头。我大致说了与老明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打篮球,讲了老明在篮球场上的争强好胜。我没有提老明管我借钱的事。

小玲说:“我和老明真是在票房子认识的。那时候我不爱上学,是因为跟家里人赌气离家出走的。那天我感觉走了很远,天都黑了,才走到皇姑屯火车站。那个火车站停靠的都是跑短途的火车,还有跑通勤的铁路工人。天一黑,就只剩下蹲票房子的人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住票房子,没人管,也管不过来。由于人多,长条椅子不够分,初来乍到的只能找个角落,或蹲或坐,以熬过漫长的黑夜,所以,人们就叫我们‘蹲票房子的’。票房子灯光昏暗,每人占一个长排座椅,一个个眼神阴森,长条椅子就像是他的家,生怕别人占了。我当时很害怕,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只有老明人看上去还算和气,我就把屁股搭在他椅子的一边,不敢动。后来老明躺在长条椅子上睡着了,腿蜷着,算是给我腾出了个可以靠背的位置,我在座椅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天没亮他起来洗脸刷牙,我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在他那个位置上睡了一觉。等我醒了,他递给我一个馒头,里面夹着咸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就这么的我俩聊了起来。他说他也是离家出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为了自由。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从此死心塌地地跟了他。”

说到这里,小玲喝了一大口酒。“不久后我知道他是骗我的,但我不在乎。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当初他把我押在阳江,整整三个月,对我在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不闻不问。头一个月,我被关押在一间五楼的杂物间,窗门紧闭,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出来放放风。看我比看监狱的犯人还要紧。窗子上都是铁栏杆,我想死都死不了。我甚至不知道老明在干什么,整整一个月,他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后来老明来阳江,也是与我匆匆见上一面,提了货,一走了之。我每天以泪洗面,眼睛差点哭瞎了。过后他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一直在等他给我一个解释,可到现在他都是黑不提白不提的。赚了钱之后,任何人都不夹在他眼里,我算什么?也就是一个帮他赚钱的工具而已。老明对我都不放心,让李斌管账,我负责收钱。账对不上,老明就只会冲我发火。当年我们做第一笔生意,老明身上只剩下五千块钱,是我哥从丰城给我们电汇了一万块,他才凑够加工费。那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呀,事后他赚了那么多钱,我哥又跟着他忙前忙后跑了半年,工资加利息却只给了我哥一万块。我哥是不争气,做生意亏了钱。但甭管这么说,老明能有今天,我哥永远是老明的恩人,这一点是谁都抹杀不掉的。他对李斌重情义,可对我哥呢?在他眼里,我哥连一條狗都不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越想越伤心。有时候我觉得人活着特别没意思。说实话,我现在就想回到学校好好读书,什么都不想。当年因为逼我上学,我爸妈为我操碎了心。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小玲的眼圈红了,嘴角抿着,很委屈的样子。这时候的小玲真的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

舅哥从外面回来后,见我还没走,“我以为你早就走了呢。就你俩,一直喝到现在?”明知故问。“想喝酒你就老老实实坐下,不想喝赶紧回家,少废话。”小玲白了他一眼。舅哥说:“喝,当然得喝,我凭什么走呀。来来来,喝酒喝酒。”说完,舅哥往地上一蹲,抬手跟我碰了一杯。

南一市场疯传,老明在海印市场“扣”了一批布料,五种颜色,各两万米,加一起就是十万米。这在当年的服装行业绝对是空前的大手笔。布料的持有者是朱老板,布料产自荷兰,通过台湾走私运抵大陆。朱老板专门派人开车把老明拉到阳江看的布板。十万米,又是高档布料,这么一大笔买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摆放到海印布料市场公开出售的,一旦批不好就会“底眼儿”。所以,通常像这种大买卖老板会秘密召集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先看布料,订货,剩下的一小部分才发到海印市场上批,价格当然要比给老客户的高出许多。这样既保证了老客户的优先选择权,同时又可以保证布料价格的稳定,确保“不烂行”。

老明问朱老板,这批布料之前有没有人看过?朱老板肯定地说没有,你是第一个,但明天会有武汉、郑州、哈尔滨的几个客户专程过来看。这批布料正当季,属于秋料,质地柔软、克度适中,主色调分别是灰、米、浅蓝、中灰、中米,风格是大小不一的暗块状图案,线条隐在其中。老明看中了灰、米两个颜色,“这两种颜色我包了。”朱老板吃惊地看着老明,“那可是四万米呀。”老明微笑着,坚定地点点头。李斌拉了拉老明的衣角,两人来到边上,李斌低声说:“要扣就扣死,要么一种也不要。干就干把大的,五种颜色全部扣死。别人想追你的货都找不着庙门,不给他们任何空子可钻。”“我担心那几种颜色浅,不扛卖。”“现在才刚上秋,起码能批两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当然大主意还得你拿,”老明有些犹豫。“老明,你想想,这几年你是怎么发的财。不就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吗?出奇制胜是你的法宝啊。”老明摆摆手,示意李斌不要再说话。老明独自走到窗前,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好一会儿,突然转过头,告诉朱老板,“剩下的几个颜色,明天暂时谁都不要批,等我的电话。”“老明,这批货可是压上了我的身家性命。”“我当然知道,我也是在拿命赌这一把呢。扣不扣货,明天下午保证给你个准信。”“咱们得说好了,你得先付全部的布料钱。”“放心吧。”老明拍拍朱老板的肩膀。当天老明就飞回了丰城。

一大早,老明打电话叫我过去,关上房门,把裤板展示给我看。这种风格的裤子在十几年前流行喇叭裤的年代曾风靡一时。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老明不以为然地笑笑,“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什么叫流行?就是把多年前流行过的东西,稍加改进,再拿回来。要想赚大钱,就不能随大流,要逆潮流而动。”我问哪种颜色是主打。通常同一种面料,无论几个颜色都只有一个作为主打,主打颜色上的货最多,甚至是其他几种颜色面料的总和。老明闭上眼睛,没说话。李斌兴奋地说:“都是主打。”

老明皱着眉头,乜斜了李斌一眼,“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面料。哪一个我都舍不得呀。”说完,老明拿起电话,一字一板地说:“朱老板,五个颜色我全部扣死。你抓紧时间加工,我这就给你汇二百万过去。剩下的十天之内,一分不差全部打给你。”老明再有钱,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三百万的布料款。怎么办?老明让李斌清点库存,能批的一律降价二十元,但有一个条件,拿货不能少于一百条。批得不好的,去五爱市场找几个大户,一次性都“跳”给他们。

我跟老明建议,剩下的钱能不能缓一缓,下个月再打给朱老板不迟,也不算违约,毕竟面料加工成裤子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跳楼”太可惜。李斌不屑地哼了哼鼻子,“那还是老明吗?这些年老明欠过谁的钱?老明在广州之所以人人竖大拇指,就是因为老明的仗义。只有他们欠老明的钱,没有老明欠他们钱的道理。”

老明坐得身体笔直,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抿一口茶,吸一口烟。显然,他对李斌的话是认可、满意的。

没几天,老明订的货回来了,是空运。一车车一包包,源源不断地拉进他的库房,之后,房门紧闭。李斌在门口负责把门,只有想拿货的熟人才能从后门进入,搞得神神秘秘的。但看货的人多,真正拿货的少,大多是转一圈就出来了。从大家议论的话里,我听出来,裤子的质量、风格没的说,就是嫌价位太高。拿货的基本是开时装店的。时装店是新生事物,同一种裤子,时装店卖得比一般档口贵一倍甚至两三倍。但他们走的量太小,相对于老明的货杯水车薪。我把拿货人的意见反馈给老明,老明说:“嫌贵?明天我就涨价。”“对,不惯他们臭毛病。”李斌在一旁添油加醋。

老明沿用之前的套路,从批发价一百五开始,每天涨五块钱,一路涨到了二百。许多观望的人非但没有屈从找老明商议价格,反倒不再去他的库房,转而拿了别人家面料差一些但价格低很多的货。那时候,丰城这座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已经急速衰退,大中型企业纷纷裁员、倒闭,好一点的也是勉强发得出工资。丰城的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当然,整个东三省都好不到哪儿去。

库房堆得满满的,老明睡觉的房间也堆满了,走廊、过道也是,房门都要推不开了。老明问我怎么办。我说,“跳”吧,这么大的货量,挺不起呀。再说了,时间也不等人。李斌叼着烟,一声不吭。又挺了两天,老明实在扛不住了,让小玲挨个打电话,把老顾客招呼到一块儿,请大家去大连海鲜城吃饭。饭桌上,老明一次性把价格降回到一百五,还是没人接茬。一百二?一百一?老明急了,一百,不能再低了。当晚,一车车的货,从老明的库房里拉出来,奔向汽运站。这次降价虽然丢了些老明的面子,但他还是有钱赚的,一条裤子“看”个二三十块钱不成问题。问题的难点是,他的这批货订得量太大了,一时半会儿根本消化不掉。

许多之前拿货的人不干了,凭什么我们在你的忽悠下拿货这么贵,拿我们当冤大头吗?这些人都是各自城市时装屋的客户,专卖老明经营的这种高档西裤,老明也不好得罪,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裤子差五十块钱,一百条就是五千块。大家合起伙来找老明,堵在他的库房门口,要求退货。照理说,货已售出,概不退换,但老明怕贻误批货,最后双方商定,各退一步,把差价款折算成裤子,事情才算平息。

但老明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来,他知道更麻烦的事在后头呢。因为只有灰、米两个颜色的裤子批得好,其他三种浅颜色几乎不咋动。天气开始转凉了。库房的货刚拉走一小半,后续的货又运来了,重新填满了库房,也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老明的心口上。

我的建议是,不要再降价了,这么好的裤子留到来年开春卖,批一百肯定没问题。你的裤子从面料到裤型、做工领先别人一个身位,肯定不会过时的。你现在拿钱去广州上货,即使遇到“红门”,也未必能赚得比这样多。况且,市场上秋冬季的裤子已经基本饱和了,广州也不会再有什么新货。老明轻轻点头。李斌白了我一眼,“做生意的人最怕閑下来,不去上货还是生意人吗?”“一冬天窝在屋子里,人都待发霉了。”小玲说。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小玲和李斌“穿同一条裤子”。老明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一拳砸在茶几上。几个茶杯跳了几跳,其中一个跳在地上,摔成八瓣。“跳,继续跳。我他妈的就不信邪了。怎么赔的老子就要怎么赚回来。”

裤子一下子降到了五十,呼啦啦形成了抢购潮。一周的工夫,又批了两万多条。只是他的幸运没有持续多久,气温骤然下降,老明的裤子显得单薄了,相比于新上市的厚料裤子,薄得像一张纸。多少钱都批不动了,只能死死压在库房里睡大觉。

李斌和南一市场的黑胖子那几个地赖在老明的床子前聊天,看见老明和我走过来,李斌突然叫住老明要结账,说不想干了。“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下,现在是什么节骨眼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明,我们哥儿俩朋友一场,我对得起你了。当年我们打扑克的时候,是我带着你,对吧?赢钱没少给你吧。我们一块儿落难的时候,你把我推给警察,一个人跑掉了,我大人大量,没有和你计较。我出来以后,你做生意需要我,我二话不说,来帮你的忙。其实那时候监狱里的朋友找我有更好的生意做,为了你,我都毫不犹豫地推掉了。现在,我得为自己规划规划了。这不过分吧?”黑胖子几个地赖走过来,把老明围在中间,双手插在裤兜,不说话,脚尖点着地。老明说:“李斌,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行,说吧,要多少钱?”“我在你这里干了有一年吧。你赚了几百万,却只分给我十万块钱。我也不多要,再给我二十万,咱们就拜拜。”老明气得说不出话,只是不住地点头,“李斌你这是恩将仇报,看我现在走背字就卸磨杀驴,你不觉得太早了点吗?一时半会儿咱们谁都死不了,走着瞧,我看你能飞多高蹦多远,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下午过来拿钱吧。”

早晨,我打车去市场的路上,接到老明的电话,让我直接去他的库房,从后门。老明的声音在颤抖,像是冻着了。“你知道小玲去哪儿了吗?”老明穿着睡衣,蓬头垢面,嘴里叼着烟。我一愣,摇头。“小玲跑了。”我还是不大懂。老明蹲在地上,“她把所有的钱都卷跑了。”说完,他自己也像不相信似的,起身,推开卧室的房门,又推开库房的门。库房里积压的货还剩下大半屋子,整整齐齐地堆着,塑料袋的气味扑鼻而来。他甚至推开了厕所、厨房的门,像是小玲在跟他藏猫猫。“怎么回事?”老明摇头,又点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所有的倒霉事都摊我头上了。”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小玲一定是昨天趁我不在,去银行把钱都提出来了。”昨天下午,老明和舅哥一起到汽运站发的货,弄到很晚,舅哥提议两人喝点酒解解乏,再回家。“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懂吗?”“你报案了吗?”“报案有个屁用,她一定是什么都准备好了,退路早就安排好了。我他妈的连她家在哪儿都不知道。到时候警察一来,市场上准保鸡飞狗跳,我可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笑话。”“你打算怎么办?”“等我把所有的货一次性跳完,就去广州。”我最近听老明口中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跳”。

老明的货一炮点走,给了那个哈尔滨的大户,六十万,三万条。

老明飞去广州,还是坐头等舱,还是住广州宾馆,还是在宾馆二楼的餐厅吃早茶,谈生意,还是一坐半天。无论是李斌在市场当着众人的面,撅老明的面子,还是小玲兄妹俩从市场突然消失,都在南一市场的商户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们背地里窃窃私语,表面上若无其事。他们都以为是老明与小玲分手的,说老明为人慷慨,分了一半的钱给小玲,起码两百万。老明留下个讲义气的好名声,也算为他保留了些许颜面。此说是我按照老明的授意放的风。只是从此,老明的生意再没有缓过劲儿来,一直不愠不火,不上不下。这期间,南一市场冒出许多新人,他们依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抓准时机迅速取代了老明在南一市场的霸主地位。老明的库房退了,像我们一样,他也租了间胡同里的居民房当库房。卖货的换成了他年迈苍老的父母。褪去光环的老明很少来市场,来也就是转转。老明还是在街口下出租车,头仰得高高的,衣服裤子照样笔挺,还是戴着金项链、金手链,大哥大的天线还是铜头的,但整个人看上去是发旧的,灰蒙蒙的,尽管那时候他才三十出头。老明就像他的生意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不再显赫。没有人给他让路,背后也没有了追随的目光,更没有人再提他的“传奇”。

老明坐在自家的床子后面,看着父母颤颤巍巍地批货,自己连把手都不伸,眼神直勾勾的,发呆,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腾地站起身,拍拍屁股闷声不响地走了。有时候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站下来闲扯几句,抽根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张罗请他吃个饭,喝点小酒,他摆摆手,勉强笑笑,拒绝了。至于老明是不是暗中找人抓小玲,他一直没有跟我说,我当然不便问。尽管我很想知道。

一年后,老明消失了。或者说,他离开了南一市场,我是在他的床子易主后才知道的。老明的床子在市场东头,我的在西边,一头一尾。至于他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没人知道,好像也没人在乎。那段日子,我忙着赌帕斯机,简单说,我也迷上了赌博。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的生意还那样,一般般。非要说原因,是那一年丰城突然一下子冒出许多霓虹闪烁的娱乐城,尤其是几个商业区,但你只要推门进去,所有娱乐城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帕斯机。我这时候才搞清楚,帕斯机是英文的译音,据说是来自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舶来品,其外形与时下的银行自助提款机相似,只是个头稍矮些,便于赌客坐在椅子上操作。静态时屏幕是蔚蓝色,会让你想起《深深的海洋》这首歌。只要一按机器左侧的开牌键,屏幕就会闪出五张牌,所以有人也称之为扑克机。

丰城没有春天。到了四月份,乍暖还寒,土地一开化,三两场雨过后,道路一片泥泞。这就是丰城的春天。树枝一抽条,就该穿衬衫了,所谓春暖花开,在丰城应该叫夏暖花开。那年雨水多,午饭后,市场上总会出现几个穿白色佐丹奴绒衣、打花伞穿雨靴的女孩,她们是娱乐城派来发票的,个个浓妆艳抹、香气袭人。一张票相当于二十块钱,每人只发一张。我和小戴就把不去的人手里的票攒到一起,凑足五张,去金银岛,那里机器多,“亮儿”大。开始我俩只用这些票玩,赢到两百就下机喝酒去,输了抬屁股走人,当然酒照喝不误。这样很好,既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又可以散散心。后来越玩越大,有时候三五把开牌都不给“亮儿”,还没过过手瘾呢,分就没了,心痒痒,就忍不住掏钱了。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每天掏个四五百,后来就没数了。

有一天,我隔壁的机器出了四同。四同即屏幕上的五张牌里有四张是相同的牌,所上的分数直接翻四十倍,按照一次上分不能超过四十分的规定,这手牌的分值是一千六百分,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千六百元。这本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多数人出了四同会直接上分,只有少数人会选择继续拍牌,但一般只拍一手,成了,见好就收,折了,认赌服输。那人正在犹豫,一个人伸手挡在帕斯机前,“你要是不拍,我兑一手。”是老明。老明还是一身名牌,金手链、金项链,铜头的大哥大握在手里。意外的是,他的身后站着李斌。李斌手里攥着一摞钱,少说两万。所谓兑牌,是机主出了一手大牌(通常是四同),自己又不敢拍,你要先给机主同样的钱数。拍折了你走人,拍成了,无论几手,机主下分,牌面上所有的钱都归你。

那人起身,伸出手,老明一摆头,李斌把一小摞钱递给机主,机主数了数正好一千六。老明眼睛盯着牌面,双手扶着台面缓缓地坐下来,李斌适时地给老明点上一支烟。老明双肘托腮,浓浓的烟雾在他的脸前环绕,遮住了他整张脸。老明的左手放在屏幕上,好像在分析走势,口中念念有词。突然老明的右手好似不经意间在“大”的摁键上轻轻一抹,音乐响起,是催人奋进的贝多芬的“贝九”,成了。牌面分翻倍,也就是三千二百块钱。不等音乐结束,老明的左手又抹了一手“小”,音乐继续,又成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牌面上的分数已经升至六千四百分,所有的人屏息静气,看看牌面又看看老明。老明的头轻点,像是在打节拍,身体轻轻摇摆着,脸上的表情仿佛也轻松了些,他又用右手的食指轻点一手“大”,又成了。老明扔掉手里的香烟,双手揉搓了几下,活动活动手腕,又把手放在嘴巴前,示意李斌点烟,接着老明解开所有衣服的纽扣,他伸出一只手,但并没有举起来,而是突发奇想,用胳膊肘在摁键上轻轻一敲,又成功了。再有一手就爆机了。按规定,超过四万分就算爆机,爆机还要额外奖励两万元。下手牌,老明要是拍成了,他总共可以得到七万一千二百块。

老明深吸一口气,双手支撑着台面站起来,摇了摇脖子,双手搅在一起,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突然他怒睁双眼,仿佛对面的帕斯机就是他的拳击对手。李斌伸出手臂,示意后面的人退一退,以便给老明留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老明的手扬起来,五指张开,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地捂着嘴巴,但,老明的手只是缓缓地往下压了压,接着抬起来,又壓了压,他就像是一个乐队的指挥。老明的一只手遮住显示屏的牌面,另一只手握成拳头,狠命地照着“大”的摁键砸下去,是“贝九”,激扬、欢快,就是说老明的最后一手牌砸成了,爆机!老明的脸几乎趴在显示屏上,眼睛睁得圆圆的,随后才“啊”的一声大叫,腾地跳到椅子上,一只手的食指指向天空,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咚咚咚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好像他的胸脯是借来的,不疼。众人发出“乌拉、乌拉”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差点把房盖掀起来。挨着老明的人死死地拉扯他刚才拍成最后一手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都想趁机沾点仙气。远一点的就尽量伸长手臂去抓老明的肩膀,看样子像是恨不能把老明撕碎了。李斌张开手臂保护老明的同时,喊我帮忙。老明双手叉腰,胸脯仍剧烈地起伏着,我和李斌一左一右,保驾护航般把老明从空中落回到地面。老明费了很大劲,说出五个字:“取钱,喝酒去!”但大家围着老明久久不愿散去,走不开挪不动的,老明只能边往外挤边与每个人握手,点头,表情庄重的像个大领导。人群这才闪出一条通道,眼里全是羡慕的光,噼里啪啦,像闪光灯,直晃眼睛。我想起我当初刚来南一市场做买卖,头一次看见老明时的风光。

老明、我、李斌出门打了辆出租。李斌坐在前面,我和老明在后面。司机问:“去哪儿?”李斌说:“你只管开车,到地方再告诉你。”老明时不时警惕地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踪的车辆。我小声说:“大白天的不至于吧?”老明说:“小心为妙。”李斌指挥司机七拐八绕,专钻小胡同。司机不干了,“你们啥意思呀?你是考官啊。”李斌没明白,“啥考官啊。”“我是说你这么绕来绕去,是考我驾照吗?我都被你绕迷糊了。”老明从后面点点司机的袖子,甩他身上一百块钱。“少废话,让你怎么开就怎么开。”“这不就没毛病了嘛。大哥,你给这些钱够我开到晚上交班的。都听你的。”车子开到大连海鲜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又绕着大连海鲜城兜了一圈。

我们坐在大连海鲜城的包房喝酒。老明要了个金碧辉煌的大包间,屋子大得很夸张,拉上网子就可以打羽毛球,外加几个载歌载舞、抻腿劈叉的女啦啦队员也不是不可以。包房的名字叫一帆风顺。光伺候我们的女服务员就四个,最低消费三千。我们点了一桌子菜,才花了两千五,老明又点了两瓶茅台。老明说:“在丰城,你们谁听说过有人玩帕斯机拍爆机的吗?”“没有。”我和李斌同时摇头。老明点点头,“那么就是說,我是丰城第一个拍爆机的人?”我们又同时点头,“你的这个爆机,足以载入丰城帕斯机的史册。”老明举起酒杯,“为了我人生的又一个第一,干杯。”我们都干了,他俩是茅台,我还是啤酒。

我问老明:“怎么不做服装生意了,扔了多可惜。靠赌博总不能活一辈子吧?”老明说:“怎么不能,我不是一直在赌吗?你以为我做服装生意就不是赌博吗?错,只是服装生意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我才重操旧业,换一种赌法。你没看见,大型企业倒闭的倒闭,工人下岗的下岗,谁还有闲钱买高档裤子。”我说:“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裤子还是得穿啊。”老明说:“以前批一百五、二百的裤子,现在也就批个百八十块钱,利润太低了。这种靠时间赚小钱的生意,打死我都不会做的。”我说:“那打帕斯机能比批裤子赚得多吗?”老明说:“这个不好说,分谁。如果我一天赢七万多,连续一个月我就能赢两百多万。”

几杯酒下肚,李斌一直不插话,坐立不安,显得五脊六兽的。老明点出一千块钱,“去吧去吧,别憋死你。楼上就有娱乐城。”李斌几乎是一个箭步冲出的包房。我这才方便问:“你和李斌,怎么又好了。”按说,当初李斌在老明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离开他,老明应该记恨李斌一辈子才对呀。老明苦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是跟李斌在金银岛碰上的,但我从来没搭理过他。他已经输得光屁眼了,整天在金银岛晃悠,看别人拍,过眼瘾。有一天,我要兑一手牌,可我兜里只剩下了一千五,差一百,不够。你知道,赌博的人差一分钱也不会让你兑牌的。我当时看着牌面感觉特别好,急得我呀,李斌哆哆嗦嗦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一百块钱,递给我,手都是抖的。我也没客气,叮叮咣咣,连拍两手,六千四,见好就收,下分。我还给他一百,扭头就走。李斌追上我,非要请我吃饭。我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就答应了。老弟,作为一个‘蓝道’上的人,我心里明白,我这辈子唯一的仇人,就是输出去的钱,别的都是瞎扯。只要一天不把输出去的钱捞回来,我就永无宁日,睡不踏实。”

没一会儿,李斌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进屋就说了一句:“今天点子不好。”然后,端起酒杯,一口闷了。

第二天,老明、李斌早早就来到金银岛。老明一进来,那些围观的人就呼啦啦地围着他,也不说话,老明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像尾巴,怎么也甩不掉。老明还是兑牌,折了,也就算了,拍成一两手,感觉他都要收手下分了,但观众不答应,当然他们是用无声的沉默表达的。所有的人屏住呼吸,扭头看看屏幕,又看看老明,他们的眼神里已经分出了下一手牌出大出小,只等老明一巴掌下去,定乾坤。现场很安静。老明左右为难。下分吧,让人觉得自己没胆量,继续拍,把握又不大。老明明显有些烦躁犹豫,牌拍得就有点急。那天,老明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空着手和李斌消失在泥泞的夜色中,走之前他还潇洒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拍拍我的肩膀,“明天继续。”

在接下来的几天,老明一到金银岛,观众还是追着他,别的机器不看。那些天,老明具体输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一天五七万肯定是跑不了的。他连三手都没拍成过,更别说爆机了。

老明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又出现了。老明“立正”了,浑身光秃秃的。他的金手链、金项链不见了,铜头大哥大也不见了,衬衣皱皱巴巴,脖领子一圈油泥,大利来皮鞋开胶了,像是渴了,走起路来,一张一合。一同消失不见的还有李斌。老明身后没有了追随者。观众还是那些观众,但他们就像之前不认识老明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老明还是兑牌,他的手腕有一处明显的白印,粉嫩嫩的,那是他多年戴金手链留下的印记,一时半会儿消不下去。老明输赢只兑一手,大牌小牌都兑,这就很讨厌。四同以上兑没问题,以下的一些三四百块钱他也兑,只能说老明兑牌兑上瘾了,他很享受站在帕斯机前面沉思的感觉,有点“胜负在此一举”的意思。好在老明人变得谦卑,说话轻言慢语的,人家不想拍一手,就兑给他,但即便如此,没多久,老明还是向我们一样乖乖地坐在了帕斯机前,开始一手一手地拍牌,分数也是越上越小,有时候就是一分一分地溜,目光盯着显示屏,但明显心不在焉,感觉他更像是在打发时间。在金银岛,或者说在赌场,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所谓赌场就是一个今天可以让你上天,明天就可以让你入地的地方。这里的人生注定是充满变数的、跌宕起伏的,从高峰到低谷,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就是嗖地一忽悠,等你从恍惚中定下神来,胜负早已见出分晓。

老明头发油腻,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馊味。有时候,他会来到我玩的帕斯机旁边,拽把椅子坐下来,指指点点。我讨厌玩帕斯机的时候有人在身边喋喋不休,就表现得很不耐烦,说话叽叽歪歪的,眼神很不友好。老明知趣地闭嘴,不说话了,默默地抽烟,是当地产的大生产。我知道他又没钱了,想借钱,又不好意思张口。之前,我借过他几次,有时一千有时三五百,但我也在输钱,况且,赌场里借钱是很不吉利的。我心情好的时候问过老明,有没有小玲的消息?他怔怔地看着我,像是我在问一个他不知道的人。感觉他想了好一会儿,头倒是摇得很坚定。

有一次,我出了把四同,迅速拍一手,成了。算一算,那天赢了五千多,下分准备走人,老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哀求的眼神紧紧盯着我,不说话。我叹了口气,扔给他三百,不是递到他手里,而是扔在帕斯机的台面上。老明双手作揖,动作麻利地一屁股坐下来。我从洗手间出来,听见老明正站在椅子上,双手啪啪地拍着巴掌,大声喊:“谁兑机器?只要两百块钱。这台机器刚出了手四同。”他的样子像个急切的不成熟的拍卖师,脸涨得通红。许多玩帕斯机的人很迷信,喜欢玩出过“亮儿”的机器,宁可出个三两百块钱买机器。但大家抬头看见是他,就低下头继续玩自己的,顶多有人嫌他声音太大,不耐烦地瞪他一眼。屋子里继续响起此起彼伏的噼噼啪啪的拍牌声。老明很落寞,两只拍巴掌的手,渐渐失去节奏,搅在一起,挺难为情的样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老明的侧脸像个失去观众的演员,孤独地站在舞台上,茫然四顾,眼神落寞而忧伤。

我不忍多看,转身匆匆走了出去。外面的雪下得很大,一朵一朵,铺天盖地,天空亮如白昼,一走一出溜,但我还是决定走着回家。我想在路上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再这样拍下去不是个事。

某天,我接到小玲从美国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小玲说:“我现在已经过了语言关,读写也基本没问题,正在社区学院读书,下一步我准备考正规的大学,最好是一所名牌大学。”小玲顿了一下,“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我特别希望回到课堂学习,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说:“你很有理想,祝贺你。”小玲说:“听我一句劝,把赌戒了吧。别年纪轻轻毁了自己。”我问:“你怎么知道我赌博?”小玲说:“这你就别问了。”我说:“事实上我早就戒了。”小玲说:“那就好。”我问:“你想知道老明的近况吗?”小玲说:“不想,一点都不想。”说完,小玲挂了电话。

责任编辑 石一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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