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拓跋氏族源问题综述

杨轶婷，陈小锦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南宁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主要有“西羌说”和“鲜 卑说”两种说法。前者认为党项拓跋源自羌人；后者则观点混杂，有“元魏之后”“南凉秃发氏之后”“与元魏统治者同源”等多种说法，但一致的是认为党项拓跋氏最初是来自鲜卑人。这一问题的正史记载较为简略，又多有抵牾之处。以往的研究过于依赖史料记载，对民族形成的理解也较为单一、片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讨论的深入。而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推进，以及西夏文文献、考古学资料被学术界纳入研究视野，部分学者对党项拓跋氏族源的讨论也在不断深入。

1 “西羌说”“鲜卑说”观点的形成

在清末传统史学者为西夏和党项族补史的背景下，党项拓跋氏族源问题被再次提出。但由于当时其他史料数目有限，加之传统史学考据以文献为主的方法，学者们观点的形成主要依据于不同的正史记载。

据较早文献如《隋书》《通典》《旧唐书》曾提到党项羌是羌人的一支。《隋书》中言“（开皇）五年，拓跋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1]，可以看出拓跋氏至少在隋时就已在党项羌中存在；《辽史》《金史》中写党项拓跋氏为“本魏拓跋氏后也”；元昊也曾在上表中自称“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2]；更有甚者，在如《姓氏急就篇》的童蒙通识类书籍中也认可了党项拓跋氏是元魏之后的说法，可见“鲜卑说”在某段历史时期内是社会共识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持“鲜卑说”的清人嵇璜、刘墉，在《续通志》中基本承袭了《宋史》的叙述内容，并将《辽史》“本魏拓跋氏后”一句添入其中；而周春的《西夏书》中关于党项拓跋的姓氏来源描述与《通志》亦是相去无几。持“西羌说”的吴广成在其《西夏书事》中的观点则大致是因采信了《通典》《旧唐书》等文献。可见，此时以接受“鲜卑说”为主，这是因为“鲜卑说”文献中有明确点出拓跋部为元魏之后，但早期“西羌说”的文献却没有直接解释拓跋部来源；而少数采信“西羌说”的学者，则是考虑到其文献时间更早，应当更接近“事实”。但两方学者都只是搜集、归纳文献并照搬入史，对于其中观点并没有太多的阐发和辩驳意识，观点漏洞颇多。

2 民族学影响下“鲜卑入羌”叙事的构建和遭受的质疑

随着20世纪我国民族学的构建，新的思路运用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唐嘉弘先生在1955年发表的《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中提出，西夏居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族系，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而党项族主体人群则是羌人。他用鲜卑西徙和族支派系混杂来解释这种情况的存在。而这显然是在民族学发展后，我国学者对历史上民族的形成和流动产生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之后，王忠在《论西夏的兴起》中继承并细化了“鲜卑入羌”的说法[3]。他通过加入语言学考证和推演历史，构建了西夏王室的祖先出自南凉后裔樊尼建立的多弥国这样的叙事，使“鲜卑说”更加完整。

而这一时期“西羌说”学者则对党项族和党项拓跋氏没有太强的区分意识，坚持不论是从语言还是习俗各角度，党项族都应源自羌人，那么作为党项中最强部族的拓跋部也正该如此。他们一边撰文说明党项一族在语言、习俗等多方面与羌人联系是如何密切，一边对“鲜卑说”学者的构想和证据提出质疑。如在拓跋思恭、元昊自称元魏之后这点上，陈寅恪先生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辩证·附记》中，杨志玖在《西夏是不是羌族》中各有指出“鲜卑说”学者是出于自我夸耀，从而质疑他们证据的可信度。的确，缺少关键证据而过度依赖于民族学叙事构建，这正是此时“鲜卑说”的核心问题。一些学者还对“鲜卑说”提出反证，如李范文认为在历史不同时期各“拓跋（或‘拓拔’‘秃发’）”有不同含义，不能混淆一谈。他后来又根据俄藏西夏文文献，补充提到西夏人在自编的《杂字》中西夏皇姓拓跋与鲜卑拓跋氏写法不同，可见当时西夏人已有区分两者的意识。但是，西夏国时期对两种写法区分是出于突出皇族身份的特殊性等其他因素，还是因为党项拓跋与鲜卑拓跋并不同源这一因素，犹未可知。只是，将西夏文释读成果引入该问题研究，则证明其是有力的证据和关键的角度。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学观念引入，“鲜卑说”得到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套以民族迁徙、民族混杂为基础的历史叙事。而“西羌说”学者由于对族源的判断方式跟“鲜卑说”学者不同，两方虽有关于史料上的争议，归根结底没有形成统一的讨论前提。此外，语言学考证加入该问题研究，史料批判意识初显，这为党项拓跋族源的研究带来了新鲜创见。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鲜卑说”与“西羌说”的证据寻找与交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鲜卑说”学者对过去构建的“鲜卑入羌”叙事又进行了考证和完善。汤开建在《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南凉灭亡后秃发鲜卑人很多进入了吐谷浑，又在吐谷浑于隋末受重创时东迁脱离吐谷浑，并吸收其他羌族部落，最终建立了以鲜卑拓跋为核心的党项部落联盟。

而另一些支持“鲜卑说”的学者则将研究重点转向证据的寻求。吴天墀先生在《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4]中提出的3点新证：一是812年所成的《元和姓纂》（《元和姓纂》是当时已知时代最早的对党项拓跋氏来源进行直接说明的材料）中记载西夏先世拓跋氏是北魏后裔，前述拓跋思恭和元昊的自谓并非毫无根据；二是鲜卑多次利用群羌建立政权，如乞伏西秦、秃发南凉、慕容吐谷浑，因而与党项拓跋氏出自鲜卑而后融合羌人建立政权的叙事相符；三是从语言学角度认为党项拓跋氏“弥药”的称号与魏、周时期北方贵族酋豪以 “弥俄”“弥俄突”命名之习有关；唐嘉弘在《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中又认为，羌人“羊”种，党项“猕猴”种，二者分属不同。且党项拓跋氏与鲜卑吐谷浑有极为亲厚的关系，应属同族，他甚至主张整个党项都属鲜卑[5]。

但周伟洲在 《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补考》一书中，提出“弥药”和“弥俄突”只是音似，实际“弥俄突”多为高车人，与鲜卑相去甚远[6]。此外，他指出南凉秃发鲜卑进入吐谷浑仅为推测，且就算进入，之后他们又成为党项八部之一的说法中间也有太多未证之处。他最后提到，“在没有较为确切的论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仍应相信较早和较为确实的文献记载，即党项拓跋氏源于羌”，这也是许多学者虽然承认“一族多源”的可能性，却依旧保有“西羌说”的考量。

但也有许多认同“西羌说”的学者不满足于上述考量，直接为证明党项拓跋氏来自西羌而寻找证据。其中较为有力的是张云的 《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他主张拓跋为党项部落，来自藏文史料中有所记载的“吐蕃四大相”中的“托举董(Thog-rgyud-ldong)”，而董氏原是羌人。“拓跋”是“Thog-pa”（意为“拓族人”）的音译，所以张云认为党项拓跋是由董氏羌人中的一支。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为羌人有“拓跋”一姓做出解释。另外，其提到藏文史书中有猕猴种衍生出塞、穆、东、董四族姓的说法。若按此讲，羌人未必只有“羊”种传说，因而通过党项属“猕猴”来论证羌人与党项不同源的说法就值得再商榷了。张云本是藏史学者，其运用藏文史书来辅助党项拓跋族源研究，为“西羌说”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证据。只是，其引证的藏文史书如《拉达克王统记》《如意宝树史》等都成书于清代，时期略晚。且“托举董”更多是见载于“吐蕃四大相”家族兴盛时期，很难说党项拓跋氏是此时才在吐蕃形成并迁移至此地。那么，早在羌人还未形成吐蕃时，董氏羌人是否就有“托举董”并演化为党项拓跋氏？其说法中还有许多待补全之处。

20世纪80—90年代是关于党项拓跋族源问题讨论的高峰时期。此时，民族学有关民族形成复杂性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因而两派学者逐渐能站在同一前提和标准下进行证据搜集和批驳。“鲜卑说”虽在此时占主流，但仍旧没有足够多且有力的证据证明自身的叙事。《元和姓纂》作为证据而受到关注，是有关这一问题文字记载研究的新界点：过去“西羌说”支持文献虽早，却只是在说党项源自羌人，拓跋是党项中的一部；在“西羌说”学者逐渐意识到要直接证明党项拓跋也是源自西羌的前提下，未来在文字材料上的努力就在于能否找到早于《元和姓纂》的记载材料或是判断《元和姓纂》的可信度。事实证明，这确是后续两派学者一直关注和争论的一大要点。

4 新材料对研究党项拓跋族源的推动和新阶段的反思

进入21世纪，俄藏、英藏西夏文资料结集出版，党项拓跋先祖拓跋守寂、李彝瑾、李继筠、李光睿、拓跋驮布等的墓志发掘，为研究党项拓跋氏族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由墓志引发的族源新争辩。上述中拓跋驮布的墓志出土较晚，而前4个墓志中除拓跋守寂墓志里写“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三苗之胤，惟羌有光”外，其余三者所载均称志主是后魏之裔。由此，汤开建在收录论文集时对新出土的墓志材料进行解释，其认为李彝瑾、李继筠、李光睿三人墓志一致记载其族源鲜卑，正是“鲜卑说”的有力证据；而对于拓跋守寂的墓志，他则认为其中“‘名王弥府君’当即 ‘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正因为拓跋氏为鲜卑，故在鲜卑、吐谷浑中能位居‘名王’，这既反映拓跋鲜卑在吐谷浑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又证明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之间的密切关系”。

周伟洲在《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中却认为，拓跋思恭以后的鲜卑之说是拓跋思恭对元魏出身的攀附流传下来的结果[7]。杜建录等人认为《元和姓纂》开始的鲜卑之说影响后续社会观念和墓志记载，属于以讹传讹。陈玮在 《后晋绥州刺史李仁宝墓志铭考释》中也认同上述观点，并认为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记载仍旧要以更早立石的拓跋守寂墓志为主[8]。上述学者认为，由于立石于737年的拓跋守寂墓志记载要早于成书于812年的《元和姓纂》，其中的“三苗之后”记载比之后产生的“鲜卑说”更为可靠，这使“西羌说”在21世纪以来获得更多认可。

然而，2018年公开的拓跋驮布墓志中的记载再度引发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探讨。拓跋驮布墓志虽公布较晚，但再度刷新了对党项拓跋氏族源的最早记载。《拓跋驮布墓志》中完整记载了党项拓跋作为元魏拓跋别支，迁徙河湟与吐谷浑杂居，后进入吐蕃，之后又脱离吐蕃独立并内附唐朝等事，基本印证了前述“鲜卑说”学者的叙事构建。墓志公布者段志凌、吕永前在《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中认为这是“鲜卑说”一大力证。对于之前的学术争议，他们还提出，拓跋驮布墓志早于《元和姓纂》80余年，可见，此前靠否定《元和姓纂》来证“西羌说”的思路就难以成立了；拓跋守寂墓志里的记载很可能是搬自《隋书》，且孤证难立。杨富学、王庆昱在《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中也基本认同了上述迁徙叙事，而在党项拓跋氏究竟属于羌还是鲜卑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出于民族形成的混杂性，很可能拓跋氏两种血统早已兼而有之，不必强行区分[9]。由于拓跋驮布墓志公布较晚，目前对其内容的研究解释仍亟待完善。

此外，史料批判和民族学理念深入推进，当前学者对过去这一问题的探讨过程又进行新的梳理与反思。如尹波涛《党项拓跋氏族属研究述评》[10]中提出对史料的批判选取应该更加严谨，应考虑其中有时代风气、官方私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他认同“鲜卑说”，并指出，拓跋守寂墓志为官撰，内容应与官方史书保持一致，故而用《隋书》中“三苗之后”的说法，拓跋驮布的墓志则很可能是家人请人代写，那么对祖上出自鲜卑的追溯就会更符合真实的家族记忆。李华瑞在《党项拓跋氏族属问题再辨析》中再度反思了古代历史书写和民族认识的问题，指出羌在古代本是泛称，“三苗之后”说法神话色彩多于历史记述，其中的民族迁徙和杂居问题几乎没有被关注，因而用“三苗之后”否认党项拓跋氏鲜卑来源之说并不合适。这是站在对古代民族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破局之论。

可见，随着拓跋驮布墓志的最新出土及新阶段学者们对之前研究历程的反思，未来有关党项拓跋氏族源问题有待挖掘新的角度和讨论空间。

5 对党项拓跋氏族源问题研究的回顾及展望

回顾党项拓跋氏族源的研究历程可发现，学者们已逐渐具备族群形成复杂性的意识，起初单一用党项主体族源为党项拓跋族源作解释的思路得到更新，直接证明党项拓跋一姓从何而来，并成为共识，这是现代民族学理念已经深入民族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鲜卑说”对党项拓跋源流的解释前后因果都较为清楚。过往学者富有创建性地构建了一套党项拓跋迁徙的叙事，并辅助新出的拓跋驮布墓志做印证，但学界目前对新出的拓跋驮布墓志仍关注不足，能印证鲜卑入羌的证据也有待发掘，这为后续“鲜卑说”的研究提供了方向。而对于“西羌说”学者而言，他们仍需要对于党项拓跋氏是如何从羌人中形成、崛起进行更多的叙事构建和证据找寻。

史料批判意识的加强和对西夏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研究也推进该问题的探索。古代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始终有局限性，如，对羌人记载泛泛，对民族迁徙和融合关注意识不足，过于依赖正史和传统观念记载的文献容易陷入桎梏中。再者，史料本身受时代风气、承袭关系等影响，对待史料本就该广开来源并加以批判辨别。西夏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的加入，提供了党项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视角，有助于补全过往单一史料的疏漏。

时至今日，对党项拓跋氏族源的理解已逐现新的转向趋势。杨富学、王庆昱关于党项拓跋氏很可能是鲜卑、羌人两种血统早已兼而有之的说法，启发我们要从更远的历史视角思考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党项拓跋氏源自鲜卑的说法之所以存在，最核心便在于其姓“拓跋氏”。但姓氏也不过是人群迁徙融合后留在历史上的一个表征，在后来的党项拓跋氏中，姓“拓跋”也不一定代表必是鲜卑人或是羌人。关于党项拓跋氏迁入后如何在群羌中建立政权，一些民族史学者已有解释。但若“鲜卑说”成立，且早在隋时党项中就已有拓跋部，那么“鲜卑拓跋氏”是在何时以何种形式迁入到群羌之地的？这一支的迁徙历程又是如何与历史上鲜卑人的西迁相串联？这些迁入前的叙事若能得到研究和完善，或许就能跳出单纯的姓氏考据，而对党项拓跋氏及党项族来源有更多的理解。

党项族被认为是融合了鲜卑、羌等多个族群，于中古时期才形成的少数民族，其相对于鲜卑、羌等古老民族发展历史更新，从而更具备族群混杂融合的特殊性。且其处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林立的交界地带，虽各文化冲突交流活跃，却没被其他文化同化，反而从散落的各支走向了共同体，发展出了自身特质极强的文化体系（包括语言文字和神话传说等），这样的独特现象值得我们不断研究和思考。党项最初作为各族群混合体最终却形成统一的西夏国，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了较强的自身文化认同，这对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同样能提供参考和借鉴。因而，关于党项拓跋氏族源的问题研究，实质上是在复原一支人群迁徙并融入党项这一族群共同体之中的历程，以此作为照见党项族形成的一个小切口，以一见多，成为新时代下发掘民族迁徙与融合要义的有力辅助。在未来，期待党项拓跋族源的问题能与更广阔视角相融合，发挥出其研究的更大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