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小说”与虚构的意义

刘尧佳

继《慈悲》被称作“转型”后，《雾行者》显示出路内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叙事尝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雾行者》内部由口述故事和小说创作构成的多层叙事，更进一步体现出写作主体观察世界的视角、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背后的文学观。对叙事层的切分并不是为了“肢解”小说，而是由于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构关系本就是一种内容，当“讲故事”和“写小说”两种指向“叙述”自身的行为突出地成為被叙述的内容，记忆、话语、虚构和现实交织，叙事层的交叠延展出复杂多义的“经验”世界。

《雾行者》中最迷人的部分在我看来是它复述的那许多篇小说——端木云的短篇小说集《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与之同属一个系列的《巨猿》，玄雨在网络上连载的废土世界小说等等。路内还将《雾行者》第五章直接命名为端木云正着笔写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造成阅读上有意为之的混乱效果。当虚构的写作与正在经历的现实在小说中并立，虚构已然成为小说中端木云的现实。而意识到小说中的“现实”亦是作者之虚构时，这种虚构以及“虚构之虚构”的多层表达，使长篇小说具有了某种广阔的包容性，也为这十年间的现实经验投射出更丰富的意义。

“虚构之虚构”，即“小说中的小说”（或称为“元故事” ）在《雾行者》中的呈现方式复杂多样。它们之中有的被详细复述，有的仅以几句话概括，有的详述了写作素材，还有人物、场景的速写，或只提到正在写的主题。部分简略的片段并没有展开成完整的叙事，因此它们更加彻底地被收归第一叙事，而一些被详细复述的小说则形成了明显的层次切换。例如第二章中提到一篇有关收容所的小说。叙述者不仅将小说内容完全粘贴过来，还不时泄露端木云时断时续的构思，还原了整个写作过程。有几处模糊的句子写到，主人公D和收容所护士的争论似乎是在对一部小说做出修正，D在小说中寻找结尾的句子等等，颇有元小说的意味。此处的D、Z、M显然是端木云、周绍、赵明明三人的代称。更有趣的是，在三人对结尾怎么写的讨论中，叙述自然地切换回现实。在这里，端木云既是写作者，又是被写的角色，第一叙事是端木云此刻经历的事件，又成为他的写作素材，元故事的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几近重合。

虚构与现实的串联为《雾行者》局部增添了迷幻色彩：端木云在逃亡路上写下的逃亡经历，是真实发生还是完全虚构？带来相同疑惑的还有整个第五章“人山人海”，它似乎被暗示为就是端木云所写的长篇小说，但却并没有使用辛未来提到的人物代称。这是小说内部叙述视角的转换，还是叙述者对那部长篇小说的完整重述？当“我”对鲁晓麦说“我怎么能让小说里的人物终结在警察手里”时，是站在小说之内还是之外，“我”是端木云，抑或是叙述者路内本人？再如端木云详细复述并评议的《巨猿》，小说写到少女兰娅在报纸上看到科考队员玛丽与非洲巨猿的故事，智障姐姐遭到强暴，一座大桥坍塌，伴随着数十人和姐姐的死亡等等。这个被端木云阅读的作品与《雾行者》并无直接关联，就像巨猿的形象漂浮在兰娅的梦里，它们似乎都构成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巨大隐喻、象征之物。

叙事层的交叠、混杂不仅展示现实和虚构的界限问题，也在具体的写作行为、文学经验获取中凸显了文学主体的建构性和流动性。

《雾行者》中的“文学主体”侧重于创作主体，即小说中与打工仔并行的另一人物身份——“文学青年”。何谓“文学青年”？“焦虑，固执，期待，自知无法永生因此闪烁着疑惑和嘲讽。” 他们不是活在执拗伤感中略带贬义的“文艺青年”，而是被扔进残酷现实中的写作者，拥有自己的文学理解，持续诚实地写作。为了突出身份的特殊性，路内还特意提出文学青年与作家的区别：“作家是文学青年的尸体，文学青年是作家们的影子。”  如果说作家是“熟练地表达小说”，那么文学青年的写作则是“用小说来表达”。尽管这种二分法并不见得客观准确，但路内的确因此而为他所钟爱的文学青年——或者说这种带有路内自身文学历程的个人经验——腾留出自足的空间和意义。当小说被文学青年视作生活语言一般的表达时，它的影响力自然将超出文学，波及到现实中对世界的理解，进而成为塑造自我的镜像。

首先，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小说中人物阅读的那些书籍，它们显然打开了文学青年的精神生活。端木云最初模仿塞林格和贝克特，也钟爱卡夫卡，并在写作中留下他们的痕迹。《天使，望故乡》《岁月的泡沫》《致菲利斯》《致密伦娜》《苏联三女诗人选集》……虽然这些漂浮在《雾行者》中的作品名字不构成小说的叙事动力，但它们指向了特定的文学趣味和观念，构成一个写作者文学经验的根基。

其次，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青年在初涉世事前，已经通过文学经验获得了对现实的某些超越性理解，自带着反思、剖析的文学视角比照生活。当他们被迅速抛入社会无法应对时，只能将文学的观念套用到变化的世界。因此，面对两箱找不到的瓷砖，端木云才会感慨：“这样的困境可能只存在于卡夫卡的小说里，又或者被博尔赫斯以另一种寓言的方式写出来。但是，在美仙公司储运部，这是现实的惩罚。” 旅馆地下酒吧的色情表演中，端木云想到的竟是一种修辞术：作家如何用双腿夹住读者。当虚构的寓言直接进入现实本身，此时小说既不能帮助你找到瓷砖，也不能对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做出更有力的解释。你必须承受着无意义的生活，必须承认现实的绝望超出虚构的想象，必须意识到现代主义寓言写作的无力。工业社会的空虚麻木，色情狂欢背后底层群体的精神贫乏，这些在小说中轻易获得的文学经验，其实根本无法带领你体验真实世界的沉重感。

在文学青年看来，写作者的自我与小说叙事存在绝对关联，二者或同时成立，或同时崩溃。因此，随着写作者介入现实的程度不同，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对现实的回应也不同。文学青年端木云脱离象牙塔走入社会的十年，正是不断深入“世界的扩张、变化”的十年，也是自我否定、自我重建的十年。实际上，来到铁井镇之前，沉铃放弃文学，姐姐无故死亡，两位所爱之人的变故早已使端木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同时坍塌，被文学经验构筑起的自足空间产生巨大裂隙，只能被迫将自我向更广阔的现实敞开。铁井镇开发区就像是复杂时代的缩影，人口流动、工业发展、阶层分化、帮派、杀人等各种生活场景、社会问题，带领他踏入残酷的现实世界。正是环境和经验的变化，使经典文学构筑的经验权威随之溃散，强烈的个体感受冲击着固有的、封闭的意义系统，对文学的理解势必也走向“扩容、重建”。

从端木云的写作变化而言，早期的《逆戟鲸那时还年轻》中，他无法脱离死亡、白痴、精神病、命运等等模糊的隐喻，他在小说中提到“收容所”，也只是将其当作卡夫卡“城堡”一般的象征物。而目睹和亲历“现实的惩罚”后，他意识到刻意制造虛无并不构成写作的持久动力，更难着笔的是永无休止的现实，新的自我随着新的写作观念而产生。端木云曾对期待自己经历被写进小说的赵明明说，“文学的残酷在于你不值得一写，尽管你觉得自己经过了残酷的人生” 。那时的他并未意识到，事实上文学不如生活残酷是因为有些故事在抗拒着讲述，此时此刻，小说无力解决任何问题，因为那种现实无法承受一丝“虚构”带来的希望和乐观。这一认识随着端木云走向现实而愈加清晰，并生成一种写作道德感。面对将“十兄弟”的经历写成小说的提议，端木云只能说，“忘记小说吧”，因为这个传奇背后是一群最普通打工仔对冰冷无情现实的无效反抗，它无法被文字负责任地描述，或是被压缩成一个寓言，现实本身已经是寓言了。多年后，端木云承认自己曾“毫无良心”地将为供养他而折损自己生活的姐姐写进小说里，甚至带有悲悯和幽默。

同样，《巨猿》的作者王静在虚构中寓言了自己的智障姐姐遭受强暴，尽管作品仍在文本上成立，但安魂的意图和作者的自我同时崩溃。而另一位写作者姚隽对朋友独自出行被害感到深深自责，只能写下一篇两人共同出游的小说，虚构出“友谊”的力量。写与被写的焦虑存在于虚构两端。一方面，诚实的写作者经受着写作带来的精神惩罚，即“如果你（指的是另一位作家）的小说写到那些人，用了他们的隐私，触碰了他们的内心，却不能给他们安慰，你最好赶紧去死” 。可即使文学想要对现实负责，达成某种安慰或惩罚，何谓“安慰”或“惩罚”？“诗性正义真的能填充道德、制度、罪与罚缺席之处的真空吗” ？另一方面，写作者和素材之间原本就存在难以贴合的裂隙，就像读到小说的姐姐感觉端木云写下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而一旦开启虚构，现实的原型早已变成被文学经验勾摹处理的“形象”，如此一来，那些寄予现实的安慰或惩罚便都成了虚妄之辞。在现实的经验、故事进入虚构的过程中，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写与不写、写什么、怎么写，每一步都令人意识到“虚构”行为的“残忍”。

华莱士·马丁指出，讨论“虚构的叙事/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使叙事本身加以主题化，这时故事可以被理解为有关讲故事的寓言。 我们不应忘记，《雾行者》中的写作者其实拥有创作主体和对象的双重身份，他们谈论文学、写作小说的同时也被小说建构，甚至那些观念的碰撞根本上是来自于路内的自我辩论。因此，“小说中的小说”在《雾行者》内部其实是演示了现实的经验、故事转化为小说的虚构链条，以及写作的意义所在。同时，我们不难在端木云重塑文学主体的过程中觉察到路内本人文学观念、写作观念甚至知识谱系的显形。对于在小说外写作的路内而言，他面对的是已成过去的世纪交替这段“历史”阶段，而在小说内写作的端木云等人则还在经历“当下”。如同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微妙差异，小说内部对小说的复述与端木云等人的写作也产生一种间离效果。这种元故事插入带来的双重视角或许可以看作《雾行者》在文学与现实之间游移的特殊方式。它不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那样单独列出一个“文学专栏”，而是直接将文学的发生和变化嵌入小说中，由此在故事内部衍生出自我反思的意识。

“小说中的小说”直接提出了这样的写作问题，并通过《雾行者》内外重叠的文学经验，使这一庞大之物自身所持有的写作观念甚至是叙事技巧得到解说，也使得双层的写作行为溢出了虚构本体，指向《雾行者》甚至是一代文学青年、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心声，在一种自我指涉的“总体修辞”中对时代经验和个人经验进行深度处理。

最终，路内完成了他在《雾行者》中所想象的那种长篇小说：“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