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性、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的第三条路
——评金惠敏《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及其他

李 圣 传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从“文化与文明”传统开始，对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直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批评总结，更在全书最后一章抛出一个“文化研究中的范式危机”问题。起因在于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在其《文化民粹主义》一书中批评通俗文化研究从传统的阿诺德式的“知识分子话语”转向到“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中，没有把“文化问题”从政治经济角度置于权力结构网络关系中予以批判审视，导致文化研究愈来愈演变成一种“解释模式”在政治上毫无作用。针对麦克盖根的批评，约翰·斯道雷认为，这实则涉及一个“后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问题，与前者学术上的“不确定性”不同，后者则渴望重新返回到“绝对权威”，这两种观念模式的论争焦点，深刻凸显了文化研究中的“范式危机”[1]。那么，面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样两种不同阶段的文化研究批评范式，究竟该如何化解麦克盖根所提出的类似争端呢？遗憾的是，约翰·斯道雷在书的结尾处只描述分析了两条航线的不同进路，却始终没有给出调停争执的有效办法。

可喜的是，长期致力于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金惠敏先生，通过多年与欧美学者密切的交流、访谈与互动，在中西文化研究的审视与反思中，近年来逐渐思考形成并提出了文化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理论命题——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这一理论构想，不仅是解决全球化时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更恰恰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模式争执的调适与超越中，找寻到一条崭新的通往文化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继《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等论著之后，金惠敏先生晚近出版的《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一书，进一步将这种理论构想在实践操作中落到实处，为学界全面理解“全球对话主义”，尤其是融合、调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走向“全球化”文化研究新模式，提供了更加明晰的操作方案。

一、作为“理论”的文化研究

开篇所言，文化研究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研究模式，曾引发西方学者的广泛争执，甚至上升到文化研究“范式危机”的焦虑中。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文化研究在欧美有着漫长的理论旅程以及不同流派之间在观念上的巨大冲撞。譬如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范式，以威廉斯、霍尔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以杰姆逊、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等等，各不相同。这些范式在理论主张上，不仅在流派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内部成员之间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在流派之间，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精英立场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则致力于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以及消费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同样，在理论内部，与阿诺德将文化视为“对完美的追寻”[2]不同，霍加特则更关注“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而非精英文化。尤其是作为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存在状态，后现代文化研究更是在消费社会的商品逻辑中既消解了现代性的深度和意义，又在事物的差异、多元、颠覆与解构中导向另一种知识状况。这种理论范式与观念模式上的分殊，当然也是引发吉姆·麦克盖根与约翰·菲斯克在文化研究“批判能力的衰落”问题上发生争执以及约翰·斯道雷发出文化研究“范式危机”的源头。

正因西方文化研究的多重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的渗透、影响与冲击，引发了金惠敏的警觉与思考，并促成其立于中国语境和本土立场上作出新的冷静地反思和评价。正如在《消费他者》中作者的反思与期待，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经济转型情况下“文化研究”抢滩着陆并于世纪之交引起“文艺学边界问题”争论进而引发热潮后，文化研究便屡遭批判与质疑。尤其是近些年来文化研究向“文化产业”的市场转移，无论是其现实批判的理论品格，还是学科形态的知识建构，皆在实用主义的利益驱使下日渐流失。究其症结，既在于“文化经济化”的附庸中流为市场的奴隶，又在于对现实日常生活批判意识的功能性消解。据此，发展一条文化研究的“学科化”理论之路，以实现对现实的批判介入，是文化研究重新肩负并有效回应新媒介文化语境中各类新问题与新现象的可行之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理论”的文化研究，究竟研究什么？这也是《消费他者》一书思考和写作的入手口，更是其基于“文化理论”学科基础上自觉构建知识话语体系的理论诉求。基于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跨学科特性，该书作者认为文化理论就是“对现实和经验的关怀和介入”，旨在通过“日常生活的动态协商找到新的感觉和生命力”，其特点在于“开放性”，其对象则是日常生活和被抑制的“他者”——它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青年亚文化、环境主义、文学研究(庙堂文学除外)、前卫艺术等“反文化”。在此，“他者”作为主体的反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及其全世界扩张的结果[3]。因此，文化理论的对象是“日常生活和被抑制的他者”，语境是“资本主义生产或现代化进程”，目标则在于“研究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的文化内涵或文化后果”[4]。应该说，将文化理论与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双向结合，进而透视消费社会美学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并力求揭示其文化后果，不仅符合当前媒介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与审美趋向，也彰显了作为理论的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理论张力，因而具有广阔的实践土壤和阐释空间。

二、范式的危机与新变：从现代性、后现代性走向“全球化”

事实上，除作者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试图勾勒‘文化理论’的学科轮廓”外，在笔者看来，《消费他者》一书透过“资本主义文化图景”散点式的知识图绘，不仅实现了由“文化研究”到“文化理论”这一学科化知识宣言的著述目的，更体现了一名中国学者重构“文化研究”范式，并试图参与到国际话语体系对话重组的理论雄心。正如金惠敏前期所设想：“文化研究已经从它的国内阶段发展到国际阶段，而国际文化研究应该有国际文化研究的理论纲领。如果以‘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为切入点，将文化研究分作‘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模式，分别考察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就能得出超越这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即‘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其灵魂是扬弃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全球对话主义’哲学。”[5]沿此路径，《消费他者》正可谓是在西方学者经验教训基础上，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化研究模式，走向“全球化”这一新的理论阶段可能性的探索。

一方面，基于“文化帝国主义及其论争”模式基础上，该著从“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层面出发，不仅对“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后现代性”关系及其模式优劣作了详细清理，还明确提出超越“现代性—后现代性”走向“全球性”文化研究模式的理论构想。依据该著分析，无论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还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实则都陷入到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深刻凸显了世界主义认同的难题。恰恰相反，“全球化”——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融合、整合乃至统一，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价值星丛”[6]。因此，作为“全球性”的文化研究，同样是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模式的综合与超越。走向“全球对话主义”，就是要通过“对话”，在不断超越与否定中最终实现理论话语重构的未来远景。

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社会变迁中诸多日常生活审美现象的阐释以及中国古典诗学文本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阅读，该著又在实践操作中令人信服地检阅了“全球化”文化研究新模式的可行性。这其中，从越界的“赛博客”(cyborg)出发对“自然与文化的界定”以及从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出发对“图像增殖与美学资本主义”的论述最为精辟。关于自然与文化问题，《消费他者》指出：“在‘赛博客’之中，‘自然’被‘文化’化而不再存在，‘文化’被‘自然’化即被赋予物质现实的形式也不再存在”，这种混合与杂交作为“一种新的主体或身份”不仅取消了“自然/文化”的界线，更突显了二者“在当代技术社会的问题性以及作为一个问题的严重性”。的确，诚如波德里亚论及处于“消费控制”的境地中一切物品都只是“一串意义”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以及马尔库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所忧心忡忡的一样，该著同样分析了文化冲突与越界后“自然——文化”的并存共生关系。关于“物符化”“图像——审美化”“图像——娱乐化”“图像——拟像”等消费时代的社会美学问题，该书综合延揽韦尔施、波德里亚、费瑟斯通、波兹曼乃至海德格尔、杰姆逊、费尔巴哈、丹尼·贝尔、克里斯蒂娃等人的理论，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将符号化、图像化与审美化延伸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脉络中，进而在“商品逻辑——形象美学”的内在理路上将“审美泛化”的思想线索联姻至“图像增殖”上，最终提出了“美学资本主义”的文化理论命题①。同样，在《财产作为再现——对老子财产观的一个后结构主义阅读》一章，该著从“财产即人格”这一哲学表述出发将老子财产观引入当代学术视野内，认为老子“财产的本质是分割、私有、圈定、排斥和占有”，其“有”在于像万物一样“有名”，其“无”则在于“能够将财产拒之于其概念、其意识之外”，因而其“财产”既然作为“有名”，即是一种“语言行为”，存在于人与世界的语言关系之中，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一种关系”，而这正是西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理论思想。应该说，关于老子文本的这种后结构主义阅读，这种文化研究的国际视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理论诠释，不仅重新激活了老子文本的当代价值，还为学界提供了“全球对话主义”视野内中国古典诠释学一种可能的阐释空间。

三、“全球化”与作为“间性”的文化研究

作为超越“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研究模式，“全球化”可谓是金惠敏建构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文化研究新模式的理论内核。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热点名词，“全球化”这一概念之所以引起文化研究领域如约翰·汤普森等西方学者的关注，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实践本身所赋有的文化内蕴以及“全球化”政治经济可能带来的文化后果。

受到西方学者的启发，金惠敏认为，“全球化”在实质上就是“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就是“复杂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可以被视为以地域为根本的各种文化之间的主体性竞争过程。哪里有“解域化”，哪里就有“再域化”，其中就必定充满着各种力量的矛盾、斗争和相互施加影响的努力。因此，“全球化”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就是要揭示不同文化之间或是“对抗”或是“协商”的动态关系。归根结底，“全球化”的文化实质就在于它的“文化间性”。

事实上，“间性”并非一个理论新词。随着形而上学哲学的内在困境，加之当代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新问题的凸显，使得主体性哲学陷入尴尬，由此出现了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胡塞尔、海德格尔、拉康等哲学家均从认识论或是本体论领域提出过“主体间性”的思想。尤其是社会学领域中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在倡导“交往理性”以“走出主体哲学”的路径中，其试图建立理解、达到和谐的“交往行为”便是一种主体间性行为[7]。应该说，“主体间性”在西方的出场，在哲学层面上看，是对“主体性哲学”困境，尤其是现实社会生活困境的回应，体现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想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人的诗意本真状态的一种价值趋向。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倡导“全球化”，主张走向“全球对话主义”，其体现的价值旨归实则与“间性”思维遥相呼应——即是要坚持异质文化形态之间的协商、对话，呈现文化的动态性和开放性。这种作为“间性”的文化研究，也必然在不同文化和主体之间超越“二元对立”并建立对话性和交往性关系创造可能。正如该书论者最近从“民族主义”的反思，到对“文化、自我和文化自信”等当代文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间性”的文化研究视角。尽管金惠敏先生近两年来似乎又在努力尝试从“间性”走向“间在”，以凸显“人的存在”之维[8]。但在笔者看来，这种“间在论”似乎仍未脱离“间性”哲学的思想轨道，或者说，仍是在“间性”视野层面上的理论拓展和延伸。

应该注意到，无论是“间性”，还是金惠敏先生有意或无意自创的词汇“间在”，都强调“间”(Inter)，有“之间”之意。这既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ien，又译于连)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文化他者性”问题时旨在消解“他者”与“间距”基础上提出的“之间”相似，又与中国古典哲学强调包容会通之“兼性”智慧有契合相通之处。尽管在构造“间在”(Inter-Being)这一语汇时，金先生着意强调“在”(Being),以突出“间在论”与胡塞尔等人纯粹意识层面的“主体间性”不同，而是一种既“思”且“在”，不仅体现了一种主体的“肉身性”存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的存在论层面的延伸，还恰好吻合了文化所代表的物质性冲动。然而，在笔者看来，“间性”作为西方现代以来与传统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反差巨大的一种哲学思维模式，实则存在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等多个领域内。譬如作者所批判并试图改造的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其“间性”概念便在“先验主体论”框架内完成，因而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但在伽达默尔的主张“对话”与“视域融合”并超越于“主客二分”之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中，以及哈贝马斯立足于“反思”或“批判”的“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 Handeln)这一批判诠释学视域中,在“主体间性”视域内无不把“人的社会交往”与人的社会日常生活和现实物质世界之间的有机关联作为一切理解的基础[9]。换而言之，“间在”之“在”，在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间性”思维中，或许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这一层面而言，金惠敏先生对“全球对话主义”文化研究模式的最新思考——由“间性”转向“间在”，是否必要且合理自洽，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无论如何，从对“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研究模式的反思，到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新设想，再到“全球化”理论模型框架下对“价值星丛”“文化间性”和“间在论”等思想话语的理论生产，金惠敏在文化研究领域内一直在不断丰富完善并努力尝试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研究”的中国方案。尤为可贵的是，这一“文化研究”方案并非自娱自乐，而是始终站立在“全球化”国际交流背景下世界文论话语思想生产的最前沿，并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与思想建设保持密切互动。这也使得其学术研究在国际视野与中国问题、理论探索与现实关怀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理论张力。

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包括《消费他者》在内的系列论著，金惠敏先生已然为学界呈现出一套有别于过往文化研究范式的新方案，并在全球化、思想星丛、文化间性等框架内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和演绎，有纲领、有框架、有个案，不但独具学理特色，还为世界文论话语重构贡献了中国智慧。尤其是“间性”乃至“间在论”哲学视野的引入，在批判创造性思维中，为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问题打开了新的广阔的思考空间。

【注释】

① 其关于图像与文学及美学之关系的论述，另可参阅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以及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评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