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驱使我走上科研之路的，除了兴趣，更多的是责任

喜平

【人物名片】

施一公，河南郑州人，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2019年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2020年获得“陈嘉庚科学奖”之“生命科学奖”。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如果学生一进大学就想到以后的就业，结果就是个个都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钻

笔者：我们国家日益强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自豪感越来越强烈。很多人因此觉得我们的科技和教育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对此。您怎么看？

施一公：我觉得还不能这样说。

虽然我們的GDP如今已排全球第二，但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在全球估计得排在20名开外了。有人不信，说我们已经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能力不够？还有我们的高铁四通八达，怎么可能科技实力不强？有民族自豪感固然是好事，但是我们更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也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在海外，只要听见有人说祖国坏话，我一定会去理论。有一年，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上与一位瑞典科学家聊天，谈到中国科技，他表现出不屑的样子。我很愤懑：“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登月，可是你们呢？”他回敬我：“施教授，如果有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500个人送上月球再安全返回。”一时间，我无话可说。因为国内呈现出的欣欣向荣景象，很多确实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是沾了经济体量的光。

在国内，更多时候我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居安思危，对国家的科技实力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一旦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有了清醒的认识，那么对教育也会有更深刻的思考。

就业是经济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提供就业机会，跟大学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如果学生一进大学就想到以后的就业，结果就是个个都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钻。

我们每年的高考状元都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我最好的学生告诉我：“施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不是说去金融公司就没有创新，可如果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去金融公司，那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

管理学不仅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它在整个中国的大学里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把它和专科学校相混淆。

我建议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大学都搞就业引导，都用就业指标来考核，因为这些考核会严重干扰大学的学术气氛和基础研究

笔者：我听出来了，您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可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强调要学以致用啊。

施一公：我不认为上大学就要学以致用，因为太强调学以致用，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家。

以前我上大学时，也认为要学以致用，如果某门功课学了没用，我就不愿去学。多年过去，我慢慢领悟到：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学习，从来不是为了有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只要你还走在科研的路上，本科学习的内容就一定能够用上。

我建议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大学都搞就业引导，都用就业指标来考核，因为这些考核会严重干扰大学的学术气氛和基础研究。

对基础研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我想问问：我们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还是根本就没有高新技术？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是后者。我们大学的基础研究能力普遍较差，我们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供转化的东西。

当大学教授有了研究成果，无论多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跨国公司都会闻讯而来。对此，我有亲身体会。我曾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发明被外国一家公司盯上，对方不断派人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猎犬一样嗅觉灵敏，东闻西嗅，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我们国家还曾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此话时，心情非常沉重。古人云：术业有专攻。就拿我来说，我懂基础研究，懂点教育，可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科技人员可以把研究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以咨询和顾问的方式参与其中，但让他们自己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举个例子，美国有个科学家，因发现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非常富有。按说，他应该是最赞成成果转化的，可他在《科学》周刊上撰文，说转化来自基础研究，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时，就只做基础研究。研究成果有了，转化自然就会发生，无须拔苗助长。

我们要进步要强大，就要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进步和强大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想的就一定对。

笔者：近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强调创新人才的培养，并致力于教育改革。

施一公：是的。近几年，我们国家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包括教育。

几年前，我应邀去某使馆参加庆祝酒会。酒会上，大使先生跟我谈起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了中国人如何重视教育。他听后笑眯眯地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的教育方式不一样。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前以色列总理上小学时，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答不上来的问题，二是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让老师、同学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实事求是地说，我的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回家，我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虽然，我没有前以色列总理的家长做得好，但我依然乐观。尤其最近几年，我真切地看到了希望，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真的开始了。

“施一公啊，你长大后一定要给咱驻马店人争光！”你想不到，这句简单的话让我一直铭刻在心，至今未忘

笔者：大家都知道，您出生在郑州，却对驻马店有很深的感情。为什么？

施一公：我在刚开始有记忆时，就随父母来到了驻马店。当时的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当时的河南相当于中国一样，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我在驻马店读完小学。小升初时，当时的老师对我说：“施一公啊，你长大后一定要给咱驻马店人争光！”你想不到，这句简單的话让我一直铭刻在心，至今未忘。从那以后，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得到了任何荣誉，我都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我读高中去了郑州，读大学去了北京，我越走越远，可一刻也不曾忘记驻马店的父老乡亲。

1987年发生了一件事，对我的影响极大，几乎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此前，我受传统教育影响，一直被引导将来要做科学家、工程师，但心里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将来能干什么，直到这件事情发生。

那是1987年9月的一天。我父亲在自行车道上被一辆出租车撞倒，送到医院时他已昏迷，但心跳、血压都还正常。医院说，先交钱，再救人。他在急救室躺了整整4个半小时，等肇事司机筹来500元钱时，他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血压。

他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这件事情让我痛彻心扉，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依然无法抑制对父亲的思念。这件事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我怨恨过，也曾想报复这家医院和急救室的值班医生，但后来我还是放弃了：中国这么大，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家庭经历过和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十年前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同学中已有两人不在人世，还有一人在接受癌症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想：同样是人，我何其幸运，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很多人没我这么幸运，我的同学、父老乡亲，他们都没有我这么幸运，却一直以我为骄傲，为我加油鼓劲儿。

生活阅历的增加让我有了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很多科学家做科研是受兴趣驱使，可我并非如此。我对科研有兴趣，但最初兴趣并不强烈，我对科研的兴趣很晚才培养起来，而驱使我走上科研之路的，更多的是责任。

我出生在郑州，成长于驻马店，那里的乡亲没把我当外人，这让我很感动。我想回报他们，想取得成绩让他们骄傲。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观念落伍了。但我始终认为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人要有荣誉感、责任感，所以对大学毕业生以收入高低为唯一标准，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高的公司就业，我真的非常不赞成。

我们的关注点不能狭窄到如此程度。

中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每一个能够幸运地走进大学的人，都应该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

我常鼓励学生们去中国欠发达地区走走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去陕西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后，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痛哭流涕：“施老师，您知道吗？那里的孩子全都很瘦，因为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为了节省能量，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尽量早睡，这样才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上课上。但他们对此很满足。”

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很深，知道读书人不仅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更要有理想有抱负，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去帮助弱势群体。

在清华大学，每次给新生做入学教育时，我都告诉他们：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还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的责任。另外，我也希望自己，希望我的学生，希望我的同行们，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这么幸运的人尽一些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感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支撑。

【编辑：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