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访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李雪景 徐永彬

[摘要] 18世纪末，朝鲜朝的朴趾源与英国的马戛尔尼随各自国家的使团先后来到中国，均游览北京、热河等地，并且回国后留下访华游记，即《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其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影射着同一时期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异同。两部游记分别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使朝鲜朝和英国选择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政策，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一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在本我与他者的视角下存在差异，而且在东西方他者视角下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关键词] 《热河日记》；《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国形象；镜像自我

[中图分类号] I31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82-06

[收稿日期] 2021-01-06

[基金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韩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实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43。

[作者简介] 1.李雪景，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国（朝鲜）文学与比较文学；2.徐永彬，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朝鲜）文学与比较文学。（北京 100029）

18世纪末期，朝鲜王朝的朴趾源（？？？， 1737—1805）与大英帝国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随各自国家的使团先后来到中国①，均经由北京至承德避暑山庄，以祝寿为由觐见乾隆皇帝。回国后，二人分别根据自己的中国体验创作访华游记，即《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A Journal of Embassy to China）》。纪行文学作为一种文体，不仅具有美学价值，更能够“补史之阙”。同一时期，来自“千年邻邦”的朴趾源与“千里之外”的马戛尔尼，从东西方他者视角观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二人笔下百科全书式的游记，对研究18世纪末期的中国及其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的“燕行录”研究主要以中国认知为中心，缺乏世界视角，所以必须将其纳入东亚语境乃至世界语境中去分析。[1]（105）因此，本文将对《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其异同及原因，重新审视作为形象学意义上的“异国”——中国，以及作为镜像中的“自我”——朝鲜朝与英国，还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东西方，从而为当下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国民性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国民形象往往是其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各自的访华游记中所刻画的“中国人”形象鲜活生动，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评价也颇为深入，因此两部游记是了解18世纪末期中国“人”的重要依据。由于朴趾源熟识汉字，可与中国人直接进行笔谈交流，因此《热河日记》对其形象的塑造更为丰富。马戛尔尼则由于不懂中国语言文字，其对中国人的信息主要依靠自身观察或通过不甚畅通的翻译获取，所以《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难免存在一些误读，但也不乏客观深刻的内容。

马戛尔尼在谈到中国人的品性时表示：“中国人民是极坚强的民族，能吃苦耐劳，对生意买卖和种种赚钱的手段十分感兴趣；即使在最艰苦的劳动中他们也快活而且喜欢交谈，并非安静平和的人。”[2]（11）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坚强勤劳的民族，并且懂得苦中作乐，在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劳作中也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种国民性造就了中国曾经的辉煌，这种分析在某种意义上的确符合历史事实。

朴趾源也看到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但他从中悟出的則是“利用厚生”之道：“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行，虽牛栏豚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皆精丽如画。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3]（12）朴趾源感叹在中国猪圈、牛栏、柴堆，甚至粪便也是可利用的资源。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生活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正是这种善于利用资源的智慧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成就了清朝的繁荣发展。《热河日记》中多处出现对清朝市井街道繁荣景象的描述：“缓步出门，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房连互辉煌，皆雕窗绮户，书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3]（15）商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商人的活动，游记所描绘的中国商人形象也值得探讨：“有秀才五人，伴居开铺，皆年少美姿容……又入一铺，皆远地士人新开锦缎铺，铺名歌商楼，共有六人，衣帽鲜华，动止视瞻俱是端吉。”[3]（38）朴趾源眼中的中国商人儒雅端庄，他将这些人称作“秀才”及“士人”。究其原因，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工商业发展迅速，商品流通扩大，使得市镇勃兴，因此只要有利可图，很多士人愿意放弃仕途而从事商业。[4]（73）《热河日记》中的相关书写也是对当时这种现象的有力考证。

朴趾源在其游记中，强烈地表现出对于中国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艳羡之情，而马戛尔尼却对此不以为然：“马可·波罗在13世纪访问中国时，中国人已达到他们文明的顶峰……在这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在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正是因此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2]（6）马戛尔尼客观冷静地重新审视貌似强大的古老东方帝国，并直言中国在过去的几百年来毫无发展、甚至倒退，在他看来中国人盲目“自大、自负、自傲”的性格，导致了清王朝的故步自封，并将一个坚强勤劳的“开化民族”逐渐倒退成“半野蛮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自满于帝国的繁盛，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华夷之辨”的文化优越感根深蒂固。因此，清朝的统治阶级即使看到英国的先进发明，仍嗤之以鼻，认为那只是“蛮夷”的奇技淫巧，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贸易等请求置之不理，并一味强调中国的壮丽山河及地大物博。

（二）风土民情

除了对“中国人”的关注，朴趾源和马戛尔尼对中国的风土民情也是不惜笔墨的。中国古代礼节繁缛，“跪拜”是常见礼节之一。《周礼·春官·大祝》记载：“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5]（154）对于“跪拜”问题，朝鲜朝及英国的使团均与清廷发生了争执，但其原因却不尽相同。在热河，朝鲜朝使臣在叩拜乾隆皇帝后，应其要求前往扎什伦布参见班禅额尔德尼。朝鲜朝使团坚决不愿参拜班禅喇嘛，并与清廷礼部就此事争论不休。《热河日记》将这一过程描写得极为详实：“使臣朝既，争之礼部曰：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争言不已。礼部曰：皇上遇之以师礼，使臣奉皇诏，礼宜如之。使臣不肯去，坚立争甚力。尚书德保怒，脱帽掷地，投身仰卧炕上，高声曰：亟去亟去。手挥使臣出。”[3]（185）最终，朝鲜朝使臣迫于压力而妥协，虽然参见班禅，却并未行跪拜礼，清朝礼部亦未追责，争论由此告一段落。

与朝鲜朝使团不同，英国使团则断然拒绝按照贡使觐见皇帝的惯例，对其行三叩九拜的君臣之礼。在多次交涉后，马戛尔尼提出，在他跪拜乾隆皇帝的同时，与其品级对等的清朝大臣需对英王画像行同样的跪拜礼，但清廷并未接受该提议。[6]（130）英国使团的主计员巴罗①对此事评论道：“一位使臣拒绝在公开场合履行屈辱的礼仪，这桩新鲜事定会给皇帝陛下身边的人带来强烈的震撼……他们不喜欢英人的顽固不化，但是他们仍不敢把我们安置在马厩，也不认为应该坚持要求英人行不合理的跪拜礼……由此他们现在相信，他的到来不是向中国皇帝进贡。”[2]（127～129）英国人不认同中国的跪拜礼节，认为这是一种“屈辱的礼仪”，并且强调中英两国是平等的独立国家，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更不是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此次访华是一种对等的外交行为。

除了“跪拜之争”，朴趾源和马戛尔尼还同时关注到“缠足”这一独特的风俗习惯。《热河日记》中记录了朴趾源与清朝士人讨论“缠足”的对话：“贵国妇人亦缠脚否？”曰：“否也。汉女弯鞋不忍见矣，以跟踏地，形如种麦，左摇右斜，不风而靡，是何貌样！”“貌样不雅，行步不便，何故若是？”“三河、通州之间，白头丐女满鬓插花，独自缠脚，随马行丐如鸭饱食，十颠九仆。以愚所见，还不如鞑女远甚。”[3]（132）作者对于当时的“三寸金莲”表示无法理解，对缠足的女性更是表示深切同情。与其交流的清朝士人解释说缠足最初始于宋代，大清定鼎中原后，汉人女子为使自己区别于满人，更加执着于缠足。但是，朴趾源始终认为缠足不但“貌样不雅”，而且使人行动不便，在《热河日记》中委婉地表达出对于这一陋习的反对态度。[7]（377）

马戛尔尼对缠足的批判则比朴趾源更为直白：“至今鞑靼妇女的足仍然任其自然，没有像中国女人那样缠足……他们总是巧妙设法牢牢控制女性，让她们留在家里，这个好方法肯定叫她们难以出外逛荡。把人体的一部分弄成残障，并不比整个割掉另一部分更古怪。”[2]（13～14）他对缠足这一风俗习惯表示惊讶，认为这是可怕、古怪的陋俗，也是束缚女人的极端方式，从而进一步批判清朝社会对女性的控制与压迫。当时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卑微，男权社会和封建礼教对女性人权的漠视和抑制映射在风俗、婚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被“他者化”的中国女性形象则通过“风俗”这一媒介，鲜活地展现在东西方使臣的访华游记之中。

综上所述，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各自的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清王朝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艺术、科技等多方面的情况。朴趾源不禁感叹大清帝国的“盛世”，从而批判相比之下落后孱弱的朝鲜朝社会，表现出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马戛尔尼则毫不留情地揭穿“盛世”背后的衰亡征兆，并大肆宣扬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国，字里行间流露出殖民扩张的野心。这两部游记对朝、英两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在当时的朝鲜朝曾风靡一时，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这应归功于作者生动幽默又不失深度的文学创作技巧，但也侧面反映出当時朝鲜人想要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行程在当时的英国也是耗资巨大的“大事件”（东印度公司资助7.85万英镑），因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作为英国使团使华观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备受关注。该游记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影响是震撼性的、颠覆性的，可谓直接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面对同一现象，书写与评价有时存在共识，有时却迥然相异。《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

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笔下“中国形象”的异同原因，可以从作为“镜像自我”的朝、英两国不同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对“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也是审视“自我”的机会，“他者”如同一面镜子，透过它能够更清楚地洞察“自我”。形象学大师亨利·巴柔指出：“我想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现存于形象。”[8]（30～38）《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的中国形象也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程序而重组的，因此二人的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正是18世纪末期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

（一）国情

朝鲜朝（1392—1910）是朝鲜半岛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部分时间其作为明清两朝的朝贡国而存在。“壬辰倭乱”（1592—1598）及“丙子胡乱”（1636—1637）两次大规模战争是朝鲜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争使国家成为一片废墟、民不聊生。朝廷内部更是党争激烈，全国上下动荡不安，依赖森严阶级制度而建立的社会秩序出现紊乱。当时的朝鲜朝在各方面显然要远远落后于清王朝，因此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高度评价并详细介绍清朝先进的制度、科技、车船、工艺等等，从而提出自己的北学思想。例如，当他看到中国精致的纸笔，不禁自叹不如：“纸以洽受墨光、善容笔态为贵，不必以坚忍不裂为德。徐渭谓高丽纸不宜书，惟钱厚者稍佳，其不见可，如此，不硾则毛荒难写，捣炼则纸面太硬，滑不留笔，坚不受墨，所以纸不如中国也。……所以笔不如中国也。”[3]（85）作者通过燕行，亲眼目睹了朝鲜朝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距。因此，他在访华游记中强调朝鲜朝学习中国科技与制度的必要性，这也是朴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宗旨所在。

朴趾源在游记中也表现出对自己国土和民族深厚的情感，但更多的是对它的客观分析与批判。譬如，收录于《热河日记》的短篇小说《虎叱》和《许生传》将代表朝鲜朝两班士大夫阶层的“北郭先生”与“李公”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腐朽无能、虚伪可耻的典型人物形象可谓是朝鲜朝社会没落两班阶层的缩影。但是与此同时，小说还塑造了具有社会改革才能的“许生”这一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作者渴望改变朝鲜朝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两部小说中朴趾源所塑造的上述人物形象，是在封闭僵化的朝鲜朝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正如《许生传》所言：“朝鲜，舟不通外国，车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3]（311）。高丽朝（918—1392）末期，对外贸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进口商品的流行导致社会奢靡之风盛行，贸易发展也使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因此，李氏朝鲜建国后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推行农本主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试图重建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一政策不仅直接导致朝鲜朝经济逐渐失去活力，更使整个国家走向极端保守的道路。

马戛尔尼对中国的工艺技术等方面也给予了肯定：“中国人擅长各种工艺，特别是丝绸和某类棉布的制作……他们水平最高的是陶瓷技术。”[2]（64）但是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自然科学、交通工具等其他方面大多都是相当落后的。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中世纪，英国的议会便具有一定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进入17世纪后，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ewart， 1371—1714）为扩大君主权力而宣布取消议会，这种专制统治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英國资产阶级革命随之爆发。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标志着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8世纪60年代，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开端的工业革命，更是使英国领先于他国，率先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马戛尔尼十分自豪于英国的科技发展，在其游记中表示：“皇帝拥有价值至少200万英镑的各种玩具、珠宝、镜子、自动乐器及其他物品，各种仪器、微型宇宙仪、钟、表等等，都是英国制造。”[2]（60）除了英国制造，他还提到中国的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远远落后于英国，但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由此，他认为中国人“盲目自大、虚伪傲慢”。《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所折射出的英国是一个正在强势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马戛尔尼眼中的封建王朝必然显得十分落后和无序。

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此行的真正使命。中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必然是英国的首选目标。17-18世纪，英国已经开始大肆开拓市场、掠夺海外殖民地，逐渐显露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这些情况在游记中亦有所体现：“我们的印度殖民地跟中国的贸易，这种贸易对我们大有关系，值得特别重视和安排……孟买的棉花和孟加拉的鸦片现在中国的需求量很大，鸦片成为南方诸省普遍的需要。”[2]（59～60）

（二）意识形态

两国截然不同的国情，固然对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笔下同一时期不同的中国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是两国不同的文化氛围及意识形态。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均出身贵族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各自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形态。访华之前，二者均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想象。

长期以来，英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马可·波罗游记（Livresdes merveilles du monde）》与耶稣会给欧洲人塑造了神秘东方的形象，启蒙思想家更是将中国推向精神理想化的高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马戛尔尼也成为了“中国迷”。不过，访华并亲眼目睹中国的“真面目”之后，他却大失所望。正因如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对于中国社会的描写多数是消极和负面的。17世纪的欧洲是理性的时代，启蒙思想迅速传遍整个欧洲大陆，而作为拥有牛顿、洛克、斯密、休谟的国家——英国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进步思想的引领下，18世纪的英国已然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9]（143），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据此，不难理解面对跪拜礼这一问题，深受启蒙思想洗礼的马戛尔尼为何坚决主张英国与中国是平等国家，并以保持尊严为由拒绝对清朝皇帝下跪。在此礼仪纷争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中英两国在认知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当然，这与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也不无关系，《圣经·列王纪下》中耶稣有言：“不可敬畏别神，不可跪拜事奉他，也不可向他献祭。”[10]（622）

朝鲜半岛自古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甚至以“小中华”自居。加之这一时期，朝鲜朝已经接受清朝的宗主国身份，因此朝鲜朝使团认为跪拜清朝皇帝并无不妥。不过，朝鲜朝自建国以来，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全面实施“崇儒抑佛”政策。因此，跪拜佛教人士有悖于当时朝鲜朝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11]（95），这正是朝鲜朝使团不惜与清廷产生争执，也拒绝叩拜班禅喇嘛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朴趾源对班禅等中国藏传佛教人物形象的塑造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色彩和偏见。他眼中的班禅“瞳子重晕，阴沉窅冥”，毫无英俊之气，说话“语响殿宇，如呼翁中”[3]（184）。另外，朝鲜朝在经历两次战乱之后，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其中，部分进步士大夫逐渐批判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性理学，这时主张“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应运而生。实学思想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其中“北学派”实学家更是试图脱离“华夷观”的思想束缚，倡导北学清朝，大力发展工商业。而朴趾源作为“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必然对中国充满理想化的憧憬。例如，对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描述中，作者词藻极尽华丽，文中出现诸多如“金黄”“奢丽”“富贵”等意象。[12]（6）《热河日记》中对清朝的形象塑造多数是正面的，甚至具有一定的夸大成分。朴趾源眼中的清朝或许确实强盛繁华，不过这也是作者有意为之，他想要向朝鲜朝社会传达的正是如此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此达到他“北学中国、强邦富民”的目的。

（三）女性意识

对于“缠足”等女性问题的态度上，朴趾源作为进步文人，在其《烈女咸阳朴氏传》等短篇小说中，展现出较为开放的认识。小说通过讽刺女性守寡现象，揭露朝鲜朝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与风俗。然而，他也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理念的思想桎梏[13]（55）。例如，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为清朝人介绍朝鲜朝的时候言道：“敝邦虽僻居海陬，亦有四佳。俗尚儒教，一佳也；地无河患，二佳也；鱼盐不藉他国，三佳也；女子不更二夫，四佳也……名为士族，则虽甚贫穷，三从既绝而守寡终身。”[3]（131）朴趾源认为，朝鲜朝“四佳”中的一项便是“女子不更二夫”，朝鲜朝存在女子由于无法改嫁而终身守寡甚至自尽的情况，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约束与压迫十分严重。其实，这种所谓“烈女”形象就是朝鲜朝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标签。不过，朴趾源虽以朝鲜“女子不更二夫”的风俗为荣，但又通过文学作品对此进行讽刺；对清朝妇女的缠足持否定态度，但却并未进行直接批判。从中可以窥见，朴趾源作为封建贵族男性，来自身份与认知之间的矛盾与困惑。

当马戛尔尼看到清朝女性的“缠足”时，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我们或许没有完全摆脱我们自己的这类小蠢行……英伦流行细腰、群褡、紧身带，妇女的身材从胸部到臀部变得纤细，以致碰一下都有从中断裂之危。腰围测量超过18英寸的妇女被认为没有价值。”[2]（15）马戛尔尼使团的巴罗也评论道：“在我们幸福的岛上，妇女的才能仅在伊丽莎白女皇治下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个朝代之前，我们的祖先对她们态度粗暴。在威尔士，妇女是卖给男人的。在苏格兰，妇女不能出庭作证。”[2]（205）这一时期英国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也十分明显。虽然当时的英国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女性仍旧没有选举权。在威尔士妇女甚至可以被买卖。马戛爾尼对此表现出了无奈，他强调自己无意为此辩解，同时再次阐明清朝妇女的缠足是违背人道主义的。不过与朝鲜朝不同的是，伊丽莎白时代以后，英国的女性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因此马戛尔尼也能够在游记中批判中英两国社会对妇女的控制与压迫，并提出较为进步的女性意识。

本文通过比较同一时期由朝鲜人与英国人创作的访华游记——《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从东西方“他者”视角，解读18世纪末期更为立体化的中国形象，从而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值得关注的是，在面对中国的同一事物或现象时，朴趾源与马戛尔尼的评价有时大相径庭，有时却不谋而合，其中有真实、客观的内容，亦有想象、偏颇的成分。二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的工艺与国人的勤劳给予正面评价，而对缠足等风俗却持批判态度。朝鲜朝与英国的使团皆与清廷发生过“跪拜之争”，但其争论的焦点与原因却大不相同。马戛尔尼笔下的中国人勤劳乐观，但又自大自傲，他认为这种国民性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看似强大的古老帝国已然危机四伏。朴趾源则认为中国人智慧儒雅，生活井然有序，这种品性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强盛，因此朝鲜朝应“北学中国”，实现强国兴邦。如此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其背后映射的是作为“镜像自我”的朝鲜朝与大英帝国。《热河日记》中的朝鲜朝落后封闭，封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实学家的朴趾源立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对朝鲜朝的现实加以讽刺和批判。《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所折射出的大英帝国则生机盎然，逐渐崛起的“日不落帝国”形象若隐若现。作为资深外交官，马戛尔尼立足于本国利益，试图打开中国市场，以满足英国的发展需要。访华之前，朴趾源与马戛尔尼均对中国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想象。然而，访华并亲眼目睹中国的“真面目”之后，二人的异国想象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朴趾源更加坚定自己的北学思想，而马戛尔尼却大失所望。

《热河日记》与《马戛尔尼私人日志》中相同或不同的中国形象背后，实则隐藏着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也为近代以后，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全面殖民侵略以及霸权话语建构埋下了伏笔。两部游记向各自国家传达了不同的中国形象，通过这种异国形象与自我的比较，朝鲜朝与英国在访华游记问世后的一个世纪，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对华政策：朝鲜朝继续接受清王朝的宗主国身份，大英帝国则选择用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大门，并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由此可见，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时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国的国际形象不仅在本我与他者的视角下存在差异，而且在东西方他者视角下也会存在一定的距离。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他塑”，仍旧存在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问题。因此，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应加强与他国的交流沟通，注重“从周边、从他者”的视角审视自我，避免在国际社会中产生误读与误解，致力于塑造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而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稳定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金柄珉、金刚：《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东疆学刊》，2016年第1期。

[2] [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3] [韩]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4] 马靖妮：《〈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5] 吕友仁主编：《周礼》，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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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韩]闵永镇主编：《圣经》，首尔：大韩圣书工会出版社，2004年。

[11] 孙萌：《古代朝鲜的佛教统治与佛教故事的盛衰》，《复旦学报》，2015年第2期。

[12] 李岩：《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北学意识和实业方略》，《东疆学刊》，2007年第1期。

[13]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责任编辑 朴莲顺]

① 朴趾源作为子弟军官，于1780年随朝鲜使团访华；马戛尔尼作为正使，于1792-1793年带领英国使团访华。

① 巴罗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主计员，负责为英国使团制作航海图与路程图，他所撰写的《中国行纪》用意在于补充马戛尔尼勋爵的记录，其所著内容丰富详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