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武侠小说的“经典性”
——论严家炎的金庸小说研究

李汇川

“金庸小说是不是文学经典”这一问题,曾引起阅读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广泛讨论。从“经典化”角度研究金庸所创作的武侠小说及其影响,二十余年来也是流行且较为成熟的学术路径。出乎一般想象的是,对某一类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研究,其实无法也无须对其研究对象“是否经典”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这是由“文学经典”这一概念的内涵决定的。一方面,理想中文学经典应当具有永恒的权威性与典范性,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宏教”①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另一方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典,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认为“三纲”“五常”“六艺”是“天地之常经”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但现代人恐怕会持不同意见。文学经典具有流动性,难以真正达成绝对的永恒。可以说,文学经典与福柯眼中的“真理”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权威都是在历史进程中被“长期烧焙”③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而形成的。

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④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金庸作品经典化建构的过程的研究,远比追求某种判断其“是否经典”的结论更具学术价值。正如陈洪与孙勇进在20世纪90年代末谈到金庸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时所说:“尽管我们不赞同当下‘经典化’的观点,却认为可以透过这种主张看到文艺思潮与文化走势的重要消息。”①陈洪、孙勇进:《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一位在不同群体中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建构历程,可以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大众精神生活的发展趋势。

在谈到建构文学经典的基本因素时,童庆炳列举了六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赞助人”)。②参见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其中“发现人”指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最早阅读某部经典作品的读者,在童庆炳看来,称得上“发现人”的读者须具备两种品质:其一是文学鉴赏能力,即能够对作品进行有创见的新解读;其二是权威性,即拥有传播其发现及解读的影响能力。可称金庸武侠小说“发现人”的读者颇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严家炎。

一

1994年10月,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严家炎作为中文系教授,在受聘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此事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有批评者认为北京大学聘请武侠小说家为名誉教授是“自降身份”的“媚俗”行为,甚至有人说北大此举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背叛。

有人认为是严家炎代表中文系向学校提议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但真正的首倡者是法律系的肖蔚云教授,他在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与金庸共事。③参见严家炎:《我看金庸小说——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讲演》,《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78页。据此推测,金庸受聘的主要身份很可能并非作家。换言之,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的是“查良镛”而非“金庸”。值得玩味的是,在受聘仪式上,严家炎在贺辞中为金庸作品“正名”,但金庸本人演讲的主题,却谈的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与武侠小说关联甚少。这场仪式因金庸的三种身份——政法界人士、知识分子和武侠小说家——而使得不同群体(包括金庸本人)对它的认知产生了微妙的双重偏差。这三种身份中,在大众社会层面影响力最大的,显然是武侠小说家。

归根结底,“北京大学聘武侠小说家为名誉教授”一事所引发的激烈的反对意见,说明在当时不少知识人眼中,武侠小说不过是消遣的低俗读物,不具备文学价值。这样一种观点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新文学家,尤其是左翼新文学家,将当时的武侠小说视为旧文学的一支,进行了猛烈抨击。瞿秋白认为,武侠小说向读者脑中灌输的是“青天大老爷的崇拜,武侠和剑仙的梦想”,这些观念“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④参见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第1期。沈雁冰的观点大体与瞿秋白相似,认为武侠小说是“封建势力对于动摇中的小市民给的一碗迷魂汤”,“培厚了那封建思想的基础”。⑤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1933年。郑振铎在《论武侠小说》中写到,武侠小说给民众以期盼侠客来拯救苍生的“根性鄙劣”的、“不可能的幻想”,更有人利用这些幻想以各种道法邪说引诱利用他们,他痛心地质问道:“武侠小说的出版家们,你们在欣喜的一批一批印出、寄出、售出这些小说时,又曾想到它们的对于我们民族的将来的危害么?”⑥郑振铎:《论武侠小说》,陆荣椿、王爱玉编:《郑振铎选集》第2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13页。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大多被认为是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图书,不仅无法出版,已有的作品也难逃被没收或调换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港台武侠小说——主要是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作品——进入内地,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市面上的武侠小说,一部分是正规出版物,更多的是翻印的盗版书籍与托名的伪作,这些书籍质量低下,错漏百出。①金庸在1985年10月8日写信给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说:“弟以‘金庸’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内地各省市擅自翻印,泛滥成灾,弟殊为不满。”梁羽生在同年10月31日写给《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的信中,抱怨“还有更严重的,据一位读者反映,竟有冒我之名写的黄色小说!”参见吴仁:《金庸的抱怨和梁羽生的愤怒》,《出版工作》1986年第2期。在“鱼目泛滥,真珠难寻”的境况下,国家出版局在1985年颁布公文限制武侠小说的出版;而在文化界,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武侠小说又一次遭到了整体性的批判。批判并非唯一的声音,对武侠小说保持中立态度进行分析的文章和肯定武侠小说文学价值的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末渐渐多了起来,关于名人或学者读武侠小说的趣闻,也偶尔可见。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地位仍然是十分低下的。有风度的论者轻飘飘地感慨一句:“总之,‘侠’以犯禁始,以流氓终,名誉一直是不太好的。”②公今度:《新武侠小说的断想》,《群言》1986年第2期。情绪较为激烈的便直言:“新武侠小说就是文学王国新生的瘪三。”③大伟:《文学王国的瘪三》,《中国图书评论》1989年第1期。

陈平原曾以轻松诙谐的笔墨写道:“当听说我在撰写研究武侠小说的文章时,师友中颇有表示惊讶的。长辈中有语重心长劝我不要自暴自弃者,朋辈中也有欣赏我洒脱什么都敢玩者。”④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代序)》,《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学界同仁如此反应的原因,他也说得很清楚:“文人学者中嗜读武侠小说者不在少数,可那是作为娱乐消遣,偶尔在文章中捎带几句,也是以俗为雅。至于正儿八经地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工作来努力,起码目前大陆学界还不时兴。”⑤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代序)》,《千古文人侠客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侠小说始终带有亚文化特质,其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话语难以通约。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当学者试图将武侠小说,尤其是以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纳入主流的文学研究视野时,难免遭遇阻力。

了解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在当时的文学地位与普遍风评,便可以明白这一场荣誉教授受聘仪式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是具有必然性的。金庸本人在受聘仪式上讲历史而不讲文学,以“凌波微步”规避舆论风险,或许也有此方面的考量。然则作为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军人物的严家炎,在贺辞中理性而热切地肯定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就和价值,将其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时,必然承受着外界沉重的压力。陈思和曾提到,他在新世纪之初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有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前辈真诚地提醒他:“如果金庸想来复旦大学获取一个什么学术头衔,你千万要顶住,不能接这个球。”那位前辈还说:“你看北大、浙大⑥金庸于1999年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并于次年被浙江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都已经把金庸捧上天了,我们可不能这样。”陈思和在文章中谈到此事,并作推想:“严家炎先生以海内外学界祭酒的崇高身份,研究金庸,给予金庸很高的评价,一定是会受到各种压力,但严先生并不为此而动摇。”⑦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1994年之后,针对武侠小说的价值与金庸作品的成就等问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不少尖锐的批评,不仅针对武侠小说与金庸,还直接瞄准了严家炎的学术地位与专业素养。2000年一篇文章说:“严家炎先生个人可以抬举金庸,却不能以新文学史家的身份贬损五四文学革命。……不能以名教授的身份在传道受业解惑中在学生和广大读者面前无原则地、溢美地美化金庸的武侠小说。”⑧曾庆瑞、赵遐秋:《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与严家炎先生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4期。2003年一封学术公开信中,作者质问严家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一会之长,兄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种种溢美,是否有背于‘五四’的文学精神?”⑨袁良骏:《学术不是诡辩术——致严家炎先生的公开信》,《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

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发现人”,也许不只需要匠心独运的文学鉴赏力和钜儒宿学的权威性,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韧心志。严家炎显然符合这些条件。在学术思路和学术眼光上,他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研究中从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总是提出“大胆的假设”,例如他对七月派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艺术特点与文学史地位的考察评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同文体与不同流派演化变迁历史的审视梳理等等,这些开拓性的成果,在日益发展的文学史研究进程中被证明是极具价值与贡献的。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即令未获公认,但所引发的种种讨论,至今仍在激发研究者们不断审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内质与边界。在治学态度上,他认真谨严,强调学术研究应立足于客观历史,实事求是,从史料与作品出发讨论问题。正如杨联芬所说:“这使他的许多原创性观点和概念,无论多么大胆和前卫,均因建立在充分材料和事实依据的基础上,故往往很快便得到广泛接受和采纳,成为学界共识。”①杨联芬:《拨乱反正,开疆拓土——严家炎先生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据说严家炎有两个绰号,其一是“严上加严”,另一个是“过于执”。如果说前者的由来是他一丝不苟的学术与教学态度,后者的得来则缘于他性格中坚定执着的那一面。谢冕如是说:

“过于执”是当日流行的一部戏曲中的人物,指他遇事死板、固执。这正好“套”上了一个“严上加严”的严先生。“老过”在鲤鱼洲农场用皮尺“精密”丈量田埂高度的“事迹”广为流传,一时成为“美谈”。这不是“八卦”。说真话,先生有时行事是有点“执”,不是固执的执,而是执着的执。执着于他的文学信念,执着于他的审美理想,对此,他是分毫不让的。但一般行事他都没有“过”,说他过,是夸张了。鲤鱼洲逸事,他只是错把农事学术化了。我对严先生的总的评语是:“执近于迂,终及于严。”我对他是充分理解的。②谢冕:《走在前列的身影——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审美理想的严家炎,在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后,并未被学界和坊间的非议压垮。他急流勇进,于1995年春季学期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将金庸小说带入了北大的课堂。此举当然招致更多异见,而北大学生踊跃听讲,旁听者甚众,一时也成为了校园奇景。

大刀阔斧地在高校开一门文学研究课专讲金庸小说,无疑是“敢为天下先”的冒险之举,这一点严家炎自然无比清楚。他曾写到:“当初北大开设元曲的课就受到攻击,如今推重被陈世骧教授比作如‘元曲异军突起’的金庸小说,又复受到讥嘲,这真使人感叹历史仿佛就是转圈,在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何其艰难!但正因如此,我也就不自量力,决心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让大家来共同讨论和鉴别,顾不得这一做法是否妥善或超前了。”③严家炎:《初版序言》,《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这一“壮举”所彰显的,不仅是勇气,还有他身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他将课程讲稿整理成文,先后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并在20世纪末结集成书,名为《金庸小说论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论金庸小说的书籍已然出现。总的来说,这些作品以赏析、解读和杂谈为主,虽各有妙处,但以学理而论则皆有不足。《金庸小说论稿》往往被认为是第一部研究金庸小说的学术著作。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严家炎对如何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及广义上的通俗文学作品这一问题,在范式层面的探索与尝试。

二

赵勇论及文学经典的建构要素时,认为现代经典(区别于传统经典,即时间久远的古代文学经典)在构建时,除了童庆炳提出的六要素,教科书、文学奖和学院三方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在他看来,作家作品能否进入学院,成为学院师生“研究、讲授、学习和互相探讨的对象”,对于其经典化建构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那些游离于文学史之外的作家作品若要跻身经典之列,似乎必然要经过学院之手的梳理、分析与再造。”①赵勇:《从传统到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元素》,《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8期。。纵观金庸作品经典化的建构过程,严家炎在大学开课讲金庸小说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讲课便需要备课,备课便需要对金庸小说进行“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这意味着在他的尝试与努力下,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也具备了进入文学史的基础条件。在此之前,武侠小说连“是否是文学”,似乎都尚未有公认的定论。

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在文学史叙述中为其定位。通行的说法,金庸作品属于“新派”武侠小说,这是以武侠小说这一文类自身的发展轨迹而论的。“旧派”武侠小说一般指20世纪上半叶的作品,“新派”出现的标志性作品,是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这种观点在时间顺序上具有可信度,但细究起来仍有可商之处。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为了迎合读者阅读口味,以消费导向为主,较少受到文艺思潮的影响。“旧派”武侠小说作者之中,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派五大家”②通常指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朱贞木和郑证因五位武侠小说家。,尤其是王度庐,其创作观念与技法,与其说接近同为“旧派”的向恺然和赵焕亭,倒更似“新派”武侠小说的早期作品。“新派三大家”③通常指金庸、梁羽生、古龙。另有“新派五大家”的说法,加入了温瑞安与黄易。中,古龙的作品风格自成一派,与金庸、梁羽生相去甚远。仅从时间行进的角度而分“新”“旧”,过于笼统,总不够妥帖。更重要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中,武侠小说是“小道”(甚至近乎“邪道”),难占一席之地,如单从武侠小说的发展脉络角度来为金庸作品定位,很难谈得上“进入文学史”。

若把由经年累月的论述建构而成的“文学史”想象成一个塞满典籍的书架,要把“武侠小说”这本书插进去,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重新打造更大一些的书架,即“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思潮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而严家炎“始终是站在‘重写文学史’的立场上,他把自己巨大的创新能力,投放在不断冲破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不断开拓学科的边界上”④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说:“衡量金庸小说的历史贡献,必须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这个大背景,特别是小说雅俗对峙这个大格局中。”⑤严家炎:《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页。这样两个前提的提出,令人眼前一亮。

先来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大背景”。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位青年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他们在发表于这一年第5期《文学评论》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说到,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此概念并非简单地在时间分期上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而是从共时性角度将其视为在四个方向上活跃着的文学史进程: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加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涌动,与《金庸小说论稿》的思想路径有明显的联系。严家炎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在2010年,他主编了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并再次做出震惊学界的论断。①严家炎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陈季同以法语出版《黄衫客传奇》的1890年。陈思和称这一观点“石破天惊”“离经叛道”(参见陈思和:《他在重写文学史——读〈严家炎全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据高远东记述,2012年北京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曾内部讨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新观点,“大家都感到一头雾水,竟无一人附和严老师”(参见高远东:《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文艺争鸣》2022年第1期)。这个概念所蕴含的“破旧立新”的开拓精神与创新活力,也符合严家炎学术性格中既求真又求变的特质。将金庸武侠小说以及对其的研究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论述框架的统摄下,可以解答或者说规避一个难题,即“现代”与“传统”、“新文学”与“旧文学”二元对立的问题。

在很多论者笔下,否认金庸小说文学价值的理由之一,就是武侠小说属于旧文学的一支,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真正价值在新文学一脉。金庸武侠小说在语言风格、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确实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学的特点;而在主要题旨、道德观念、创作技法等方面,又有着相当鲜明的现代精神。在分野固定的文学史论述框架中,确实很难对金庸小说进行历史定位。这令人不禁想到了“德里克的困惑”。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中,阿里夫·德里克提出了一个令他困惑的问题,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宣称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又在史学实践中用“现代”来描述近150年来的中国历史,这“互相矛盾,也与中国社会自梁启超及其同侪致力于中国现代性事业以来所经历的革命性变化互为抵触”②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以“近代”“现代”“当代”作为分期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中。在直觉上,“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似乎宣告了“现代文学”的完成,而“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又包含着永远追求新的变化的流动性——它好像无法被完成。当试图为内容丰富且“新”“旧”杂糅的金庸武侠小说在泾渭分明的传统文学史叙述框架中寻求历史定位时,这样的矛盾就突显了出来;而在强调现代化进程不断继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观照下,其中的龃龉和冲突至少在逻辑上得到了缓和。

将传统中国文学史视角中的“近代”“现代”“当代”在整体上看作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视其在不同面向的始终跃动的生命力,是严家炎在金庸小说研究中的思想起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革命”这一概念可以冲破固有思维定式的藩篱,不再局限于描述有明确始终的运动事件,而可以被用来指称一切具有革新性和突破性的变化状态。这也是严家炎所提出的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先决条件:“‘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指金庸小说在通俗文学领域实现了一次飞跃,‘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而言的,绝不是指作者有意要发起什么运动。”③严家炎:《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65页。事件往往书于史册,而变化则很可能是潜移默化,不易觉察的,需要研究者的发掘和探究,这也是他所用的“静悄悄”一词的深意。

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既讨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也讨论金庸在写作时所展现的“新文学根柢”;既谈继承自古典侠义小说而有所创新的“义”,也谈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运用的现代心理学观念照顾到了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特质。严家炎用发展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很好地挖掘并阐述了金庸武侠小说丰富的意义内涵。

三

在严家炎对金庸作品研究的范式探索中,利用作为“大背景”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突破了“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二元对立的观念困境,而“雅俗对峙”的“大格局”前提则在共时性维度上使他可以在审美意识的驱动下,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展开充分的论述。

客观来看,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十分微妙,“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双方互为参与彼此“自我”身份界定的“他者”。“雅”“俗”之间不乏出现转化的情形,有时候这种转化甚至根蟠节错: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显然是希望文学由“雅”到“俗”;但大概同时期,小说的地位飞升,自“小道”一跃成为最受新文学家重视的文体,似乎又是由“俗”到“雅”。问题域、视角和评判标准的不同,探讨关于文学作品的雅俗的问题所收获的结论自然不同。“雅俗对峙”一词,恰到好处地描述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陈平原把文学上的“雅俗对峙”形容成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这个譬喻十分精彩:只有在两股力量的对抗中,双方才可以保持站立,而一旦某一方消失或弃权,获胜的那方恐怕也会立刻跌倒。“雅”“俗”之间的“对峙”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对立,而是“永远难解难分”地处于一种在对抗中相依共存的关系中。对金庸武侠小说文学价值的评判,大多会用“雅俗共赏”一词。只有在辩证地理解“雅俗对峙”的基础上,“雅俗共赏”才会成立,否则将陷入不断循环的否定之中。

范伯群很早就关注到中国文学中的雅俗问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学术界对鸳鸯蝴蝶派缺乏必要的研究。他认为通俗文学也是文学,应该有符合实际的美学评价标准,且“这个评价标准与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评价标准既有一定的联系,又应有一定的区别”①范伯群:《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在《通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他从六个方面比较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审美规律和运行机制:第一,通俗文学在内容上追求陌生化,在形式上趋于定型化,纯文学则强调叙述方式的陌生化;第二,通俗文学重视娱乐和故事,纯文学则视之为末流,更看重语言和文本的实验性;第三,通俗文学追求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而纯文学主体性强,追求自我表现;第四,通俗文学贴近集体心理在情绪感官上的娱乐,纯文学探索具有先锋性的思想;第五,通俗文学侧重基本性情感,纯文学重发展性情感;第六,“雅重永恒,俗重流通”。②参见范伯群:《通俗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意识到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对传统文学以革新为主、借鉴为辅的知识精英文学和以继承为主、改良为辅的市民通俗文学,是具有“互补性”的。范伯群的研究成果,为严家炎在为金庸小说寻找文学史定位的探索提供了坚实充足的学术史资源,而严家炎认为金庸、梁羽生等人“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侠小说”,这一观点也印证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互补性。

无论在学院还是坊间,金庸武侠小说的讨论热度称得上经久不衰。学人所作论述偏“雅”,如周宁的观点:“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幻想形式中感悟到的问题,恰好也是我们文化中终极关怀所在。怎样才能摆脱旧的血缘秩序造成的文化困境,建立一种现代文明中普遍的社会契约化的文化制度,使中华民族走向自新自强?”③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普通读者关心的话题则相对地偏“俗”,比方说网络上关于金庸小说中各色武功高手的强弱排名问题,读者们至少争论了十几年。金庸作品进入文学史,看似是由“俗”至“雅”的转化。但若转换思路:研究金庸的优秀学术作品颇为畅销(《千古文人侠客梦》和《金庸小说论稿》都历经多次再版),文学研究者不断对金庸作品进行研究和解读并出版专著的行为,从整体文学生态的视角观之,也有将金庸小说中“雅”的部分——如人文关怀、民族意识、历史观念等等——普及化、通俗化的效果。

《金庸小说论稿》中的第一篇文章,是《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第二篇则是《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在一部论文集中,严家炎如此安排篇目顺序是颇具深意的。他认为,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价值与意义并非事先预设,而是必须经过科学地考察与严密地论证才能得出的结论;金庸武侠小说长时间的广泛流行是应被正视的文学史现实,不该因人为预设的“雅俗对立”的观念格局而被忽略;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态中,不假思索地厚此薄彼、抑俗扬雅会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这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害无利。这些观点是他开展金庸小说研究的合法性前提。

在具体的金庸小说研究上,严家炎采取的是雅俗并重的路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讨论金庸小说的武功描写时,他先是站在一般读者的角度,颇为孩子气地热情感慨:“大理段家那‘六脉神剑’,无影无形而能手挥目送,随意伤人,简直就是现代的激光武器了。”④严家炎:《变幻百端笔生花——说金庸笔下的“武”》,《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很快却笔锋一转,以学者的冷静写道:“金庸笔下的武功打斗,所以这样神异丰富、引人入胜,是因为作者把武功描写当作一种艺术创造,充分施展自己艺术想象的才能。”随后他引用了一段谛波岱的话:“‘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家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予可能性以生命。’”并说:“金庸小说正可以说是成功地驰骋想象,运用各式各样丰富的生活可能性(甚至是幻想的生活可能性)去描写武功和创造人物。”①严家炎:《变幻百端笔生花——说金庸笔下的“武”》,《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由此展开,再详细论述金庸描写武功的三大特点。在研究对象的内容选择上“兼论雅俗”,眼光上则兼顾一般读者与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视角,“以雅观俗”是《金庸小说论稿》在“雅俗对峙”的观念格局下论述金庸武侠小说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的突出特点。

在文体上,《金庸小说论稿》以讲稿的形式呈现学术研究,全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观点明晰,逻辑缜密,在语言上也毫无艰深晦涩之处。因而,尽管此书在研究主旨、学术眼光、理论方法方面有明显的精英色彩,但对非学术界的一般读者而言,读起来却难以对此产生觉察。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小说论稿》也是“雅俗共赏”的。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出于要将金庸作品写入文学史的考量,严家炎主要还是沿用了传统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由于对当代武侠小说与金庸作品的专门研究在当时刚刚起步,研究范式尚不甚确定,他在这本书中以尝试和探索为主要导向,在论述方面更偏重分寸感,而深度和精度是难以和“站在巨人肩膀”的后世研究者们相比的。值得一提的是,严家炎在本书中所采取的,以读者或书迷视角,从阅读者的感性经验出发来审视文本的方法,为后来的通俗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总而言之,“大背景”与“大格局”为严家炎的金庸小说研究构建了广阔而富有张力的空间,令他可以在其间充分调动各种学术资源与理论方法,探讨金庸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定位,阐释其艺术魅力。他认为,金庸小说是有思想的娱乐品,“武侠小说到金庸手里,真正登上一个高峰,超越一般所谓‘雅’‘俗’之上,而进入优秀文学的殿堂”②严家炎:《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金庸的武侠小说,从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了精粹,在现代精神的指引下,综合了“五四”新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对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在观念、技法、语言等多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在思想观念上,金庸小说以现代性视角,将侠义精神提升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新高度,“做到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③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严家炎全集·金庸小说论稿》第6卷,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76页。。

金庸小说研究历经数十年,已逐步发展为系统性相对完整的研究领域,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文艺作品类型不断涌现,人文学科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严家炎的金庸小说研究,在如何面对新近进入学术视野的研究对象展开奠基性的全面研究这个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价值。文艺作品的“雅俗对峙”存在已久,也将长久地存在下去。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动画漫画等通俗流行的文艺作品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日渐兴盛。在如今的人文学者眼中,“雅”“俗”或许仍有分别,但对“俗”的研究已不再有“不登大雅之堂”的心理壁垒,这或许也是严家炎所期待的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创作的通俗小说的研究中,金庸小说似乎具有某种“标尺”功能,研究者习惯于以金庸作品为比较对象,来衡量所讨论的对象作品的艺术水准。回想近三十年前,严家炎也曾将金庸小说与大仲马小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来阐明前者的审美特质与文学价值。这似乎确实应了他那句“历史仿佛就是转圈”的感叹,不过此次“转圈”并非固步自封的象征,而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循环。

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如今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是既定的事实,但它们是文学经典吗?严家炎在2003年的看法是:有此可能。当年10月,严家炎同贾平凹等十数位学者、作家,与金庸有一场对谈。在谈话中,他认为金庸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代表作,很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作品。①参见金庸、严家炎等:《侠至绝顶金为峰》,《天涯》2019年第2期。至2018年,金庸离世,严家炎在《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和商业价值》一文中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是新的文学经典。②参见严家炎:《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和商业价值》,《商业文化》2018年第33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社会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文学类型和艺术形式层出不穷,文学经典的“保质期”似乎越来越短。以网络文学并不算长的发展历史为例,十几年间出现了许多可称一时之选的作者,许多被封为“神作”的网络通俗文学作品,但其中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读者和网友的视线里。

武侠小说早就不是当代青年人娱乐阅读的首选,“新派武侠”也渐渐被划归到“传统文学”的分类中。追问金庸作品是不是文学经典,仿佛已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就文学史研究和文学作品“经典化”研究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文学研究视野,进入高校课堂,开启“走向经典”历程这一事件,仍然是研究文学史建构与重构,以及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的最佳案例之一。严家炎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发现人”,身体力行地进行专业学术研究,推动金庸小说进入文学史,这对保持文学生态的平衡与鲜活,革新文学与文化观念,拓展文学研究的版图可谓厥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