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

郑 睿,万伦来,刘 翠

(1.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001; 2.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即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供给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红利,学者把这一经济现象称为人口红利[1-2]。然而,诸如人口、煤炭、土地等资源要素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口红利的日渐衰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产用地的不断缩减等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阻尼作用,即产生经济增长尾效[3]。“十二五”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机遇正在消逝,中国已进入人口红利消退的后人口红利时代[4]。尽管安徽是个人口大省,许多地市“十三五”国民经济社会规划均把劳动力资源禀赋充分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但是厘清在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大背景下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表现，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安徽人口资源要素的供给状况,而且也能够为安徽制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受文献[3]研究启发,人口资源要素的增长尾效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之一。文献[5]研究发现,由于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和总抚养比的提高,劳动力供给缺口在不断增加,中国因人口红利的衰减使经济增长放缓1.5%～2.0%。文献[6]研究2000—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阻尼效应发现,我国劳均人力资本的衰减是产生人口增长尾效的主要因素,因劳均人力资本的衰减平均每年损失2.120 7%的增长红利;文献[7]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表明,提升人力资本供给即增加人才红利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重要措施之一。安徽省作为人口大省,人口红利的产生对其经济增长无比重要,且面临中国普遍的人口红利不断衰退的问题。考虑到目前安徽正处在应对人口红利的关键时期,本文拟将人口资源要素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中,从而构建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计量模型,据此实证分析安徽全省各地因人口红利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力效应,以期为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挑战提供决策依据。

1 人口红利本质的追根溯源

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即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供给，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增益即是人口红利。学者普遍认为广义的人口红利本质上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因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占比快速增长,社会抚养负担减缓并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即适龄劳动力占比较大给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文献[5]认为人口红利的特性符合可耗竭资源的定义。一方面，人口红利具有阶段性和稀缺性特征。人口红利通常被解释为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时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效应,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当人口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方能进入这一阶段且最终不受人的意志转移进入到低出生率、老龄化的年龄结构阶段。此外,人口红利窗口的打开也需要经济政策、教育水平等一系列条件的助力,正如存在着品质高、难以开采的一次性能源,从某一角度来看人口红利与能源、土地等资源要素具有相同的特性[8]。另一方面，人口红利也具有难以再生与保存的特征。人口红利难以保持长期的时间,并终将伴随老龄化等人口问题趋于消失。众多学者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20年逐渐步入衰退,显然短时间内是无法通过人口政策、经济政策等形式重新唤醒该资源,尽管可以适量延长人口红利的有效阶段。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是重要的贡献因素。人口红利时期家庭面临的抚养压力较低,继而能够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再生产,与之相伴的住房需求、货币需求也有所增加,这种扩张确保了地区经济的充分增长。文献[9]指出东亚经济受人口红利有利影响的情形离不开稳定的劳动力市场、高水准的储蓄率和适宜的投资环境等一系列良好的条件,其后选取有效生产者人数和有效消费者人数的比重作为人口红利指标，发现人口红利在1980—2000年GDP增长因素中占据较高份额;文献[10]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包括因充足的适龄劳动人口而引发大量的储蓄和投资机会;文献[11]构建索洛增长模型得出1974—2008年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7%，远高于日本的12.6%;文献[12]利用Sys-GMM方法研究表明，人口红利是造成巴西最富裕与最贫穷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因人口红利造成的贡献率近10%。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文献[13]提出年龄结构转变及其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消费部门消费及储蓄程度变化等3种途径交互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人口红利使得政府需要转移到消费部门的支出大幅减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社会储蓄率的增长;其次人口红利致使具有高消费水平的人群密度上升,进而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再者人口红利通常表征为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较高,社会抚养比较低,进而能够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

人口红利时期能够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助力,这源于其社会负担支出的大幅减少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一旦人口红利到达衰竭的时期反而会成为拖动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十二五”以来,中国已进入人口红利消退的后人口红利时代。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减少使得社会储蓄和消费意愿下降,进而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问题的逐步显现,公共医疗、养老保健等费用支出占据政府支出很大的比重,进而加大财政压力致使政府无力投资促进经济增长[14]。作为农业大省的安徽不仅要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要面临大量劳动力流动至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从而使得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的现状。由于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路径还不清晰,本文所指的人口要素是以人口数量为主要标志的人口红利,正如文献[5]所假设的人口红利符合正在衰竭的特殊资源特征,人口红利的增长尾效实际上是通过文献[3]的增长尾效模型推导出因人口红利衰竭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阻尼效应水平。

2 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计量模型

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人口红利主要是指某地区适龄劳动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根据文献[3]提出的增长尾效理论,即经济增长过程中考量到资源消耗,且技术进步无法抵消资源消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均产出率受到资源所来带的阻尼作用而无法达到不受约束时状态的降低程度。借鉴文献[5]和文献[15]的研究思路,本文将适龄劳动资源要素视为受约束与不受约束2种情形纳入由索洛模型拓展出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即

Y(t)=K(t)αR(t)β[A(t)L(t)](1-α-β),α+β<1

(1)

其中：Y(t)为第t年安徽各地市的城市产值水平;K(t)为资本投入量;R(t)为人口资源投入水平；A(t)为技术进步参数;L(t)为劳动力资源投入水平;A(t)L(t)为第t年有效劳动水平。同时在保持规模报酬水平不变的假定下，α为资本生产弹性，β为人口生产弹性。

lnY(t)=αlnK(t)+βlnR(t)+

(1-α-β)[lnA(t)+lnL(t)]

(2)

同时对(2)式两边关于时间t求导,并用g表示变量的变化率可得:

gY(t)=αgK(t)+βgR(t)+

(1-α-β)[gA(t)+gL(t)]

(3)

对(3)式变换可以得到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情况下的产业增长率为:

(4)

此时带入先前设定的各要素增长率值gA(t)=g,gL(t)=n，gR(t)=m,整理(4)式可得到平衡增长路径下的单位劳动力增长率为:

gY/L(t)=gY(t)-gL(t)=

(5)

此时平衡增长路径上(m-n)β决定了单位劳动力收入的变化。若人口资源的增速弱于劳动力增长率,则抑制了单位劳动力产出值从而成为城市持续增速发展的阻力,只有通过调节技术进步率才能有效抵消或减弱资源要素的阻尼效应。

根据m的不同,人口红利受约束的情形下单位劳动力增长率出现以下4种情形:

(1) 人口红利负增长(m<0)。意味着人口红利处于不断衰退的状态,此时受约束下的单位劳动增长率远远不及于不存在约束情形下的单位劳动增长率,随之也产生了极大的人口红利尾效。

(2) 人口红利不变化(m=0)。理论上意味着资源要素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但不符合人口红利实际情形,可以不进行考虑。

(3) 人口红利增长率受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弱于劳动力增长率(0

(4) 人口红利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n

此时的平衡增长路径下单位劳动力增长率将变为:

(6)

2种情况下单位劳动力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即是由人口资源的约束性而产生的尾效,即

(7)

由此可见,人口资源的增长尾效与该资源对经济产出的弹性值、该资源的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弹性值紧密相关。从人口资源尾效来看,如果资本弹性值、人口资源弹性值愈高,那么产生的阻尼效应愈大。这说明人口资源的增长率和稳态下的劳动力增长率的大小决定了人口资源产生的增长尾效究竟是助力经济增长的红利,还是抑制经济增速的阻力。

3 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于《安徽统计年鉴》、安徽各地市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各变量取值说明如下:

(1) 国内生产总值(Y)。选取安徽各地级城市的GDP值来衡量,并按照2000年的不变价格和平减指数进行调整。考虑巢湖市2011年并入合肥,本文选取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2000—2016年数据。

(2) 资本存量(K)。选择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核算，公式为Kt=Kt-1(1-d)+It。其中：Kt为历年资本存量；It为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本文参考文献[16]提出的固定资本存量算法,采用9.6%作为固定的经济折旧率d,第1年资本存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除以10%来处理,并将历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通过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从而求出2000—2016年样本城市的固定资本存量。

(4) 人口红利(R)。指适龄劳动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考虑到适龄劳动人口指标的增减往往表征在抚养比系数(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本文借鉴文献[5]的研究成果，在回归过程中为体现人口红利的正向影响，将变量对数化处理后取负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人口红利增长率m同劳动增长率n利用2000—2017年的抚养比数据得出。

表1 增长尾效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异方差检验

考虑到面板数据由于时间较长可能导致扰动项出现异方差的问题,故通过Wald检验来进行组间异方差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所列。

表2 异方差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本异方差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故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的问题。

3.3 自相关检验

考虑到面板数据由于时间较长可能导致出现自相关的问题,本文分别进行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表4所列。

表3 组内自相关检验结果

表4 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结果

从表3、表4可以看出,本研究的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结果均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组内自相关和同期自相关问题同时存在。

3.4 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考虑本研究既存在组间异方差的问题,又存在组内自相关和同期自相关的问题,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18]对安徽2000—2017年进行估计,同时考虑到时间效应加入时间趋势变量,据此估计结果见表5所列。

由表5可知,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为0.747 0,说明对于安徽经济增长的影响，资本存量始终是首当其冲的;其次是劳动投入,其弹性系数为0.130 5;而人口红利的弹性系数仅为0.021 4,表明虽然安徽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推动,但其对安徽经济增长贡献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尽管安徽是人口大省,劳动力禀赋充分,但是每年南下北上大量民工潮现象,适龄劳动人口“东南飞”,使得安徽劳动人口并未给本省GDP带来较大的红利。将资本存量弹性系数(α)、人口红利弹性系数(β)、劳动力增长率(n)、人口红利增长率(m)代入(7)式可计算得到安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值为0.001 052,这意味着近些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增长约束,安徽经济增速将平均每年放缓0.105%,该数值远低于全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值1.5%～2.0%,说明安徽人口红利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出现[5]。

表5 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6年安徽16座地级市的经验数据,依据文献[3]的增长尾效理论,测算了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结果表明,近些年来资本存量对安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而人口红利的弹性系数仅为0.021 4,表明安徽经济增长虽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助力但是其贡献不大。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值为0.001 052,意味着随着人口红利增长受到约束,安徽经济增速将平均每年放缓0.105%。这与目前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发展现状是极为契合的,从安徽省统计局给出的分析来看,安徽省人口红利正面临着以下问题:① 人口红利本身趋势上刘易斯拐点已初现端倪,但规模上仍具有推动经济增速的动力;② 人口红利由于地域发展限制持续外流,皖北地区的人口红利已趋近消失;③ 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造成社会抚养压力高。随着以上现象的持续发酵,未来人口红利衰竭必将给安徽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缓解乃至消除人口红利增长尾效成为整个安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针对安徽省情提出如下3点政策建议:

(1) 虽然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值不是很高,远低于全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值1.5%～2.0%,即目前安徽人口红利衰减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尼效应还不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安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不存在。随着老龄人口快速增加,二胎人口红利效应短期不可能显现,安徽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奋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加快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最大限度挖掘和提升人才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

(2) 安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的事实启示安徽必须奋力实施产业强省战略,出台各项优惠政策留住人才,坚定不移地实施人才引进和大学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让更多流出人口再度归乡,把全省各地经济开发区和民工创业园做实做强,尽力让安徽充足的劳动人口留在本地开花结果为安徽GDP作贡献。

(3) 本文研究表明目前安徽GDP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存量,而在我国奋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各省的经济增长动力“换档”换得快,就能抓住未来经济增长的先机,因此尽快摆脱对传统资本的依赖性是安徽必须面对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