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阳关、玉门关研究文献综述

周梦梦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阳关、玉门关作为西汉武帝时期抵御匈奴过程中建置的重要关隘，不仅在军事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商业贸易交通、使者通信往来的关隘要口，在丝绸之路上具有“咽喉”“门户”之称。阳关与玉门关历史悠久，关隘本身由于各种原因湮没了其原有雄伟的面貌，但它们通过各朝代诗家文人之手，于历史长河中得以绵延，成为记录漫长历史、承载多样情怀的文学景观。本研究所着重研究的阳关、玉门关诗，作为两关景观文学最重要、最典型的载体，指抒写阳关、玉门关及其周围一带边塞地域风情、历史事件及由此引发各类情思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包括词、曲)。作为汉代以来人们钟爱吟咏的边塞之诗，两关诗作数量、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平远超其他关城。因此，无论是关城本身，抑或是相关诗歌研究，历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以来学界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古代关城综合性研究

对古代关城的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关隘之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税收制度及相关的名人风物、历史传说等。

有对甘肃关城的专论。2011年边强编著的《甘肃关隘史》[1]从关隘的地位及历史文化意义出发，分析了历代关隘的防御设置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沟通作用，同时介绍甘肃近400多处关隘城堡军镇并辑录了历代甘肃关隘诗歌。

更多的是中国古代关城的整体介绍和研究。1988年曹云忠等编著的《中华名关》[2]收录名关113个，遍布20个省，其中涉及甘肃的阳关、玉门关。该书简要介绍了关址、其于历代地理位置的变迁及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重要作用。2008年安介生编著的《天下雄关——古代关隘释读》[3]在对关隘文化解读的基础上，以历代的重要关隘为载体，介绍了先秦至清代军事地理形势、关隘格局演变、关隘诗歌及其意象，与关隘相关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说、文化渊源、地方风物等。2009年桑希臣的《雄关——历史的证人》[4]介绍了分布于长城沿线的15个著名关隘，说明了嘉峪关的政治军事地位、商贸交通作用及对于边关文人将士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2011年张玲的《秦汉关隘研究述评》[5]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根据文献史料、实地考察及汉简材料对各关隘历史地理、关隘制度、国家政策变化对关隘变迁的影响、关隘与税收制度之关系等相关研究。2012年何力编著的《正在消失的中国古文明：古道古关隘》[6]以恢宏的视野介绍了丝绸之路上的古关隘和古道，指明边境线上的这些关隘对于国防、民族交融、边疆将士的特殊意义。2015年李楠编著的《中国古代关隘》[7]介绍了中国古代关隘的兴衰、变迁、特点、防御及配套设施，并分别列举了长城上及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华东、华南地区50多个重要关口。张学亮编著的《雄关漫道：北方的著名古代关隘》[8]介绍了甘肃阳关、玉门关，山西太行关、宁武关、大散关、偏头关，以及陕西潼关之三省七关，阐释了玉门关作为丝绸之路重要关口的历史地位，古关留下的名篇佳话，阳关的地理位置、经济、军事、交通地位及诗人的英雄情怀。文杰林编著的《长城关隘：万里长城的著名关卡》[9]介绍了山海关、居庸关、紫荆关、娘子关、雁门关、嘉峪关等8个著名关隘的关城建筑及重要地位。

古代关城相关的综合性研究，对包括阳关、玉门关在内的中国古代关隘从历史建置、兴衰变迁、地理环境、关隘文化等各方面作了普遍观照，有助于初步了解两关区域的地理文化，并在与雁门关、潼关等著名关隘的对比中，进一步感知具有“哨兵”“门户”之称的阳关、玉门关历史文化意蕴的悠久性、重要性与独特性。

二、阳关、玉门关关城研究

(一)阳关关城研究

1.阳关设立时间

阳关设立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时期，自其设立至唐建中二年(781年)沙州陷入吐蕃统治后被废，其地理位置未曾迁移过，近百年来学者对其故址的考证方法及依据不一，但意见较为统一。

就阳关设立的时间而言，学界普遍将其大概定位于汉武帝时期，1995年李并成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10]将设立年代具体为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左右，2007年闫婷婷的《阳关相关问题质疑》[11]进一步证实了此观点。

2.阳关故址及其历史沿革

就地理位置而言，劳干在1943年的《两关遗址考》[12]、1945年的《阳关遗址的过去和未来》[13]中指出，阳关从汉武帝时期设立后未曾迁移，至唐建中二年沙州被吐蕃占领之后被废，根据《元和郡县志》的相关记载(阳关距离寿昌城六里)及斯坦因测绘的地图和实地考察，认为寿昌城西南六里的古董滩遗址为真正的阳关故址，并根据红山口遗址规模和道路方向否定了清高宗所认为的位于敦煌西南寿昌故城(汉代龙勒县)六里西北区域的红山口一说。1957年向达的《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14]认为阳关故城位于寿昌城县之西六里(或十里)(1)向达先生认为，六里和十里之差异，盖因测算起点不同，致结果略有出入。，即今名为“古董滩”之西寿昌城。1981年成大林的《阳关之谜》[15]，根据《沙州图经》《史记》《旧唐书》等相关记载及实地考察，认为阳关故址当在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左右，南湖公社之西。1994年李正宇的《阳关区域古迹新探》[16]根据敦煌遗书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对阳关关城的规模(面积为1353平方米)、地理位置(寿昌县西十里)、关城存毁状况(武周时阳关故城遭到破坏，仅留“基址”，至晚唐五代亦被毁)作一一说明，进一步推测阳关故址具体地理位置为寿昌城西南无卤涧(今西土沟)源头东北约300米的“石棺材”附近。1999年李并成的《古阳关下的又一处“古董滩”》[17]认同阳关遗址为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方向一百四十里南湖乡之西被称为“古董滩”之地，并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确定其位于古董滩西十四道沙梁后版筑墙基遗址。2009年潘发俊、潘竟虎的《玉门关和玉关道》[18]认为阳关关址位于敦煌市西南一百四十里区域，具体在南湖乡北工村之西今被称为“古董滩”的地方。

有关阳关历史沿革的内容，在相关的图经和地方志中亦有相关记载，2007年郝玉屏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19]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此外，2007年闫婷婷的《阳关相关问题质疑》[11]亦对阳关出处、释义与历史沿革进行了分析，认为“阳关”一词最早出于《左传》，就关隘而言则最早出于汉代简牍，且由于最早的玉门关并不在今“小方盘城”，因而“阳关”也并非因在玉门关之南而命名。

(二)玉门关关城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玉门关设立时间、关址及迁移情况等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至今以斯坦因、沙畹、王国维为代表的近50位学者根据史料典籍的考证、地下文物的发掘、野外实地的考察等提出了众多观点，并相继发表了学术专著和论文。众说纷纭，至今仍未有定论。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予以梳理：汉代玉门关设立时间研究；汉代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汉代玉门关东迁时间研究；隋唐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五代宋初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

1.汉代玉门关设立时间研究

综观学界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西汉玉门关的设立时间当为汉武帝时期，但具体时间意见不一：最早为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最晚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1941年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20]考证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1981年马雍的《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21]认为玉门关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立。2009年潘发俊、潘竟虎的著作《玉门关和玉关道》[18]考证应在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前后，后于2012年《汉玉门关地理位置再考》[22]一文，考证玉门关于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从西域归还设置酒泉郡之时设立。2015年李并成的《玉门关历史变迁考》[23]认为最早约设立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2.汉代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

汉代玉门关具体的地理位置是近百年来学界研究和争论的重点。

观点一：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或其西侧。

1912年斯坦因著、2004年巫新华和伏霄汉译的《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24]根据对古城遗址、发掘于王莽时期之木简及周围自然地理环境的考察，认为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李岩云、傅立诚的《汉代玉门关址考》[25]根据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部分简牍及实地考证，认为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府而非学界认为的汉玉门关址，真正的关址应在敦煌小方盘城西侧150米处的南北长城线上。夏作铭(夏鼐)的《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26]和《新获敦煌之汉简》[27]指出，玉门关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有汉以来未曾发生迁移。1951年阎文儒的《敦煌史地杂考》[28]认为汉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方向哈拉淖尔西边的小方盘城。1965年陈梦家的《玉门关与玉门县》[29]认为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并非在玉门县，玉门关位于敦煌以西，玉门县在敦煌以东，二者位置相异，可以同时存在，并且指出玉门关于汉代始终未发生迁移。1957年向达的《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14]认为汉代玉门关在敦煌郡西北龙勒县(于唐代名为寿昌县)小方盘城，且于汉代始终未发生迁移。后贺昌群受向达影响，将1935年的《〈流沙坠简〉校补》[30]一文进行修改，认为《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使使遮玉门”之“玉门”为玉门县而非玉门关，太初之前的玉门关并非在敦煌之东，且于西晋末年进行东移。

观点二：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由西汉旧玉门关西迁而来。

虽然同样认为最早的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而后西迁至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但学者关于汉代最早玉门关具体的地理位置及迁移状况有不同见解。

最早玉门关位于敦煌以东。沙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的相关记载，认为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之前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后才向西北迁移，同时推测94°以西的废址可能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31]3-12。1993年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31]3-12、跋[31]249-250、附录[31]283-294，《流沙坠简后序》[32]中根据《汉志》《十三州志》等史料，推测太初以前玉门关可能位于酒泉出敦煌的孔道上，94°稍往西的废址应为太初以后的玉门关，关址为《汉志》中的龙勒县玉门。1941年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20]认为汉玉门关原在敦煌之东，随着国防线的伸展有所移动，曾迁移至喀喇淖尔西池沼区域。1947年方诗铭的《玉门关位置辩》[33]认同王国维和沙畹的观点，即太初之前玉门关位于敦煌之东，同时对向达先生认为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载“使使遮玉门”之“玉门”并非玉门关而当指酒泉郡之玉门县提出质疑，认为其“玉门”确为“玉门关”，指出敦煌郡建于玉门西迁之后。1982年赵永复的《汉代敦煌郡西境与玉门关考》[34]对马雍、向达、夏鼐先生之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且始终未曾迁移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对玉门关在太初年间曾有过迁移还不能完全否定，其时间亦未必为太初二年，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确定，需要对地下文物继续发掘。2002年侯晓星的《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35]认为根据《汉书》对李广利驻留敦煌的相关记载，小方盘城的地理条件、规模，西汉末年王莽摄政期间发生的“二王”逃奔事件及悬泉遗址的新发现等六个方面，考证西汉玉门关在敦煌之东。

玉门关位于敦煌之东的嘉峪关或赤金一带。1943年劳干的《两关遗址考》[12]推测汉武帝太初之前的旧玉门关在敦煌之东的嘉峪关或赤金峡，汉代玉门关于李广利伐大宛后往西迁移至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1994年赵评春的《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36]质疑夏鼐、陈梦家、向达先生之玉门关始终位于敦煌之西说，考证其应位于敦煌之东的赤金堡一带，后于太初三年才移至敦煌之西北小方盘城，而原敦煌之东玉门关城地区被改置为玉门县。李并成在1995年的《河西走廊历史地理》[10]和2001年的《汉代玉门关新考》[37]中对劳干等人认为的玉门关最早建置于酒泉郡之西的赤金提出质疑，指出此地的“玉门”为县而非关，考证玉门关最初设置于敦煌之东今嘉峪关西北黑山之南的石关峡，并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四年(公元前102年—公元前101年)向西迁移至敦煌郡西北区域。2010年李正宇在《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38]一文中对这一观点予以否定，认为唐玉门关位于瓜州城至常乐的大道上。李并成在2015年的《玉门关历史变迁考》[23]一文中仍坚持原有观点，进一步补充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左右再次往东迁移到安西县(今瓜州县)双塔堡一带。潘发俊、潘竟虎于2006、2009、2012年先后发表了《西汉玉门关地理位置考》[39]、《玉门关和玉关道》[18]和《汉玉门关地理位置再考》[22]，逐一解读《史记》和《汉书》中对玉门关的数十条记载，认为西汉时期的玉门关设立在嘉峪关西北黑山之南石关峡东口的石关，关址在酒泉郡嘉峪山，西汉玉门关迁至赤金，至东汉永平十八年(75年)又西迁至敦煌小方盘城。

观点三：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由西汉旧玉门关东迁移而来。

吴礽骧在1981年的《玉门关与玉门关候》[40]和1987年的《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41]中,根据1979年于小方盘城以西二十二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推证西汉玉门关遗址当位于小方盘城之西二十三里的羊圈湾，东汉时期的玉门关口向东移到小方盘城西侧的塞墙上。

3.汉代玉门关东迁时间研究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东汉时期。李正宇分别于1997年和2010年发表了《新玉门关考》[42]和《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38]，认为具体迁移时间为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

另一种观点是隋大业六年(610年)。1996年纪宗安的《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东迁》[43]，潘发俊、潘竟虎2009年发表的《玉门关和玉关道》[18]与2013年发表的《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44]均认为玉门关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而于隋大业六年往东迁移。

此外，1981年马雍的《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21]虽未明确考证玉门关东迁时间，但亦说明其在唐代之前即已经发生迁移。

4.隋唐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

1943年劳干的《两关遗址考》[12]认为玉门关在唐初就已经东迁，且位置为瓜州之北五十里区域，后于唐代中期(天宝之后)继续向东迁移。

1957年向达的《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14]认为，隋唐时期，由于伊吾路的开通，玉门关迁移至敦煌之东的瓜州晋昌县内。1981年马雍的《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21]指出玉门关于唐前即已迁徙至安西县双塔堡附近。李并成相继在1992年的《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及其相关问题考》[45]、2001年的《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46]、2008年的《新玉门关位置再考》[47]和2015年的《玉门关历史变迁考》[23]中根据玉门关置关条件、地理位置、史料记载等认为隋唐玉门关在安西双塔堡附近，否定了李正宇先生所认为的在晋昌县“东二十步”[47]，同时指出马圈城的地理自然环境不适合建立关城，常乐到瓜州的大道上并没有玉门关。潘发俊、潘竟虎在《玉门关和玉关道》[18]《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44]中认为隋唐时期，由于自然环境恶化与丝绸之路北移，历经534年的敦煌玉门关于隋大业六年东迁至瓜州晋昌县双塔堡附近，是为隋唐玉门关，后因安史之乱，丝绸之路被吐蕃占领而一度中断，玉门关于瓜州历经146年而消亡。王乃昂于2020年发表的《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48]中采用实地调研、史料典籍、考古发现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唐玉门关应位于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的“六工古城”遗址。

李正宇相继于1997年和2010年发表的《新玉门关考》[42]《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38]认为唐代玉门关地理位置为双塔堡西北部的瓜州城至常乐城之间，且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74年)已经迁移至此地。

5.五代宋初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

关于五代宋初之玉门关的研究主要有存在与不存在两种观点。

李并成在《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及其相关问题考》[45]《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49]《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50]和《玉门关历史变迁考》[23]中认为，五代宋初的玉门关由安西县双塔堡附近往东迁移约四百里至嘉峪关市之石关峡，成为敦煌归义军和甘州回鹘政权之间重要的关口，且敦煌西北的关址始终没有被废弃，新旧玉门关并用。

潘发俊、潘竟虎在《玉门关和玉关道》[18]和《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44]中认为，由于安史之乱，丝绸之路因吐蕃的占领而一度中断，玉关道逐渐没落，隋唐玉门关也逐渐被废弃，玉门关于瓜州历经146年而消亡。而五代宋初时期玉门关故址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在一些文献之中，至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再未出现于史料典籍之中。

此外，还有玉门关自然、人文环境的其他相关研究。2001年敦煌市博物馆编的《敦煌汉代玉门关》[51]介绍了敦煌市区西北一百八十里玉门关的设立时间、地理位置、具体形制、玉门关道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玉门关的兴起和衰落，玉门关境内的“魔鬼城”，出土的汉简及其他文物。2009年潘发俊、潘竟虎的《玉门关和玉关道》[18]对玉关道的线路、盛衰及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做了简要介绍。2015年李并成的《玉门关历史变迁考》[23]通过对玉门关从其设立至历代地理位置变迁及迁移时间的梳理与考证，阐明玉门关从其设立至最终被废弃历时1140年，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阻滞而起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3年潘竟虎、潘发俊的《汉代以后玉门关位置及丝路古道变迁考》[44]认为，玉门关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发展和阻隔而诞生、迁移和消亡，历经三次迁移而不易其名，魏晋南北朝玉门关关址沿袭东汉，仍在敦煌，发挥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作用。

三、阳关、玉门关文学研究

(一)《阳关曲》与阳关诗研究

1.《阳关曲》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集中于《送元二使安西》的解读及由诗入曲之《阳关曲》的曲学与音韵学分析。

对《送元二使安西》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的分析。2007年丰家骅的《阳关·阳关曲·阳关三叠》[52]从阳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谈起，阐释了《阳关曲》的产生及其思想内涵，《阳关三叠》之“三叠”之法及其流传。2011年王兆鹏的《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53]对《渭城曲》的传唱史(诗-歌-曲)进行了探索，自盛唐开始入乐歌唱，中晚唐时期被各阶层歌手和民众传唱并被众多诗人引入诗歌，宋代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离歌以抒发离别饯行不舍之情，歌妓与流浪歌者纷纷吟唱，文人诗作大量引入《阳关》意象，金元时期仍旧有人传唱，至明清已变为经典的琴曲。2011年花明的《一曲“阳关”叠至今——中国文化意象之阳关研究》[54]通过对《阳关曲》的解析，分析其文化意蕴。

也有从音韵学角度对《阳关曲》(《渭城曲》)进行研究，包括《阳关三叠》版本、叠法、曲调、结构、韵律、歌词等方面。如1995年张天健的《〈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55]对“阳关三叠”叠法进行解析。2005年赵春婷的《多段体琴歌〈阳关三叠〉研究》[56]对多段体琴歌《阳关三叠》的版本、曲调、结构进行分析，指出音乐风尚影响了多段体与三段体琴歌《阳关三叠》的消长与更替。2011年王兆鹏的《论〈阳关三叠〉的N种叠法》[57]对唐宋以来《阳关三叠》的二十多种叠法进行了分类解析。

更多的是从音乐角度分析《阳关三叠》的音乐性、演唱、风格、价值等。如2012年刘双的《歌曲〈阳关三叠〉艺术分析》[58]分析了《阳关三叠》的音乐结构、调式、韵律、歌词等。相关论文还有2007年仇海平的《琴心琴韵 古色古香——姜嘉锵演唱的古代歌曲〈阳关三叠〉评析》[59]，2010年刘刚的《关于〈阳关三叠〉的“三叠”演唱形式》[60]，2010年朱旋的《清代古谱〈弦索备考〉中筝曲〈阳关三叠〉之研究》[61]，2012年常丽文的《〈阳关三叠〉在古琴艺术与钢琴艺术中对美的诠释》[62]、周文静的《古诗与音乐的巧妙融合——试论歌曲〈阳关三叠〉的艺术特色》[63]，2016年王琳的《〈阳关三叠〉琴曲和歌曲的交融与借鉴》[64]、冉平的《浅谈琴歌〈阳关三叠〉》[65]、梅胧文的《中国古诗词歌曲〈阳关三叠〉的艺术创作特征探析》[66]，2017年吴一平的《浅析歌曲〈阳关三叠〉的风格及演唱》[67]、2018年麦喜晓的《古曲〈阳关三叠〉的风格及演唱探析》[68]，2019年张佩婷与赵倩的《艺术歌曲〈阳关三叠〉的演唱分析》[69]、叶丹妮的《琴歌〈阳关三叠〉的演唱分析》[70]、徐志华的《古典艺术歌曲〈阳关三叠〉的作品诠释》[71]、贺婧的《论扬琴曲〈阳关三叠〉的音乐结构与演奏技巧》[72]、刘祖林的《古曲〈阳关三叠〉音乐分析及其演唱研究》[73]等。

2.阳关诗研究

对阳关诗思想内涵的分析和主题分类。2011年花明的《一曲“阳关”叠至今——中国文化意象之阳关研究》[54]从阳关的地理位置、文化意蕴出发，以时间发展为序，分析了唐代、宋代、清代阳关意象的文化内涵，表明于今日重提阳关的文化意义。2014年庞娟、李斌的《唐诗中的阳关、玉门关》[74]分析了阳关、玉门关所包含的浓重汉家情结与阳关送别之意，以及报国之志、边战之苦和思乡、闺怨之情，还有对边地风光的展现。2017年石云涛的《唐诗中的阳关意象》[75]介绍了阳关的地理位置及阳关道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对安史之乱前后诗人笔下玉门关意象的分析对比，说明安史之乱之前诗人笔下的阳关意象蕴含了诗人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昂扬精神，虽然有思念家乡、怀念亲友的无奈，但不减立功异域的豪情壮志。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不断、国势衰微，诗歌中的阳关意象蕴含了诗人的悲苦、无奈和对战争的厌恶与批判。

对阳关至唐代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研究。2007年史国强的《阳关与阳关诗》[76]认为，阳关于汉代设立，至唐代已经被废弃，其军事和交通方面的重要作用亦随之一去不返。从南北朝时期庾信对阳关的吟咏到唐代阳关诗歌对其思想意蕴和语言词汇的继承与发展，至《渭城曲》的流行，阳关已经作为离愁别怨和代表思念之情的文化符号。

(二)玉门关诗歌研究

1.玉门关诗歌的搜集与整理

敦煌市博物馆编的《敦煌汉代玉门关》[51]搜集、整理了玉门关相关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及相关诗词。刘常生的《历代咏玉门诗词选》[77]收集了历代有关玉门关、祁连山、疏勒河的诗歌。两本著作对玉门关诗歌的搜集于玉门关文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总体而言还是较少且均未指明具体出处，个别作家和作品亦有讹误，有待进一步考证和搜集整理。

2.玉门关诗歌相关研究

1986年欧阳德威的《“孤城”不是“玉门关”》[78]和1999年周建成的《同写“玉门关”笔趣各相异——三首唐人边塞诗较读》[79]，分别对唐代诗歌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从军行》、戴叔伦的《塞上曲》进行比较分析。2013年赵炎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代玉门关诗研究》[80]以全唐诗为主要材料来源，结合唐代政治及从军、游边等时代背景，对唐代玉门关诗情感意蕴进行解读。2016年张晓燕、李中耀的《从“玉门关”意象看清代文人的西域情怀》[81]结合清代国家一统、边疆安定的时代背景，从建功立业、思家恋阙、西域昌平繁荣三个方面分析其思想意蕴。2018年高建新的《“丝绸之路”上耸立的雄关——唐代玉门关诗意蕴再探析》[82]从诗歌的分析入手，说明玉门关寄托着文人将士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对家乡浓浓的思念，是与英雄相关、风景壮美、对外开放、让人产生豪迈之情的边塞之地。陈习刚的《〈全唐诗〉所见玉门关》[83]统计了唐代玉门关诗的数量及诗歌中“玉门关”别称的分布情况，同时对玉门关诗歌于地理位置、边塞边关的泛指性，地理分界的标志性及情感意蕴的广泛性等进行简要解析。王志鹏的《玉门关在唐诗中的歌唱及其文学意义》[84]在对“玉门”之名的来源和地理位置探讨的基础上，以唐代一百多首玉门关诗歌为研究对象，探究唐代诗人对玉门关从军征战、思亲念远和边地环境的歌咏，表明其对唐代边塞诗的重要意义和对后代诗歌的深远影响。石云涛的《唐诗中的玉门关意象》[85]从一百多首玉门关诗歌中的玉门关意象内涵着手，分析其作为丝绸之路和边塞意象的象征，有着内地和异域限隔之意，寄寓着和平安定的愿望和功业理想，同时诗人也着眼于安史之乱的史实，认为玉门关意象同样是唐后期失地的象征。

综上所述，对于阳关、玉门关的研究多集中于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关城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作用、经济地位等，对于阳关、玉门关诗的相关研究不多。有关玉门关诗歌的研究，仅着眼于唐代或清代的诗歌思想内涵分析，且未对玉门关诗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对其思想意蕴理解有待进一步发掘。对于阳关诗歌的研究虽多于玉门关诗歌，但多集中于《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音韵学和音乐相关研究，而对于阳关诗歌整体思想意蕴的分析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事实上，阳关、玉门关诗歌数量众多，思想意蕴极其丰富，且其本身亦具有典型的地域性、民族性与文化性等特征。因此，从文学地理学角度探究两关文学得以产生、发展、繁荣并绵延久远、意义深远的根本原因，在文献整理基础上考察两关丰富多样而独特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与演变，从民族区域文化的角度探寻两关诗歌所体现的民族交流及其中隐含的民族融合进程，从诗性空间的角度整体观照两关从地理到文学、从具体到抽象、从实写到虚写、从意象到符号的发展规律，从而探寻其广阔的意蕴空间、丰富独特的美学特质及深厚独特、绵延不绝的古关文化，或可推进阳关、玉门关诗歌及其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