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露星球的拯救”
——从历史唯物主义破解生态危机⋆

王甄玺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领域的生态资源剥削与争夺“生态殖民地”成为转移本国生态危机的主要手段，不可生物降解、不能被自然循环分解的合成产品成为工业产出的基本要素。澎湃的经济浪潮与生态灾难景观成为共时景观，全球范围的生态灾难业已跨越了生态可持续性的关键门槛，使得地球褪去绿色的外衣变得日益裸露，成为一颗“裸露的星球”。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中，生态危机与现代意识形态自洽，一些人认为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是合理合法的契约性行为，甚至高论“越是资源浪费，越是生态破坏，社会的财富越会增加”，视生态保护观点、绿色环保运动等主张为保守的、反对市场经济的，甚至违背自由主义精神的。尽管现代性的消费主体意识到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会造成人类社会的危机并摧毁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这种“愧疚”是持续性遮蔽的。如果说在启蒙时代，博物学的高歌猛进带来了人类对生态、自然资源的了解、开发、利用甚至征服的勇气，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就了这种征服自然的现代样态，人们在消费自然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中似乎要证明主体对自然的征服，是“人权”战胜“王权”“神权”后试图将自身塑造为自然界的“新上帝”。事实上，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并非是一对天然矛盾，但在资本逻辑裹挟的现代生产体系和资本主义天生带来的“匮乏感”中，生态风险的“狂欢盛宴”如同生产链条齿轮滚滚向前，无法停歇。

一、事实与价值规范的失序

多数学者有关生态问题的观点都与消费主义、技术革命关联，极少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生态危机的本质问题在于现代生产方式本身。生态危机的历史性生成意味着主体与自然环境客体关系的破裂，不仅是现代性意义的历史性难题，也是现代性运动中的客观呈现。生态危机的普遍症候暗示了主体性自身的危机与现代性张力的矛盾，或是回归到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以求破解人与自然的持续性对立，或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试图与生态风险进行和解，这些似乎均不具有现实性。

生态理论家试图从近代理论尤其是启蒙哲学寻找生态风险的前置条件，不可避免地“落地成盒”归向了二个理论解释：一是从“原初状态”中找到自然法的规训继而解释生态风险的可规避性；二是面对生态风险与现代性的强势扩张只能无奈地产生悲观情绪。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对礼坏乐崩的感叹；文艺复兴时期，哀叹蛮族对罗马帝国的摧毁。启蒙主义者痛批黑暗的中世纪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倒退。布尔乔亚的想象者认为科学和技术革命造成了社会价值的失序。

在现代性的生态危机批判理论中，不难发现，上述理论所展开的历史叙事都是对生态风险的理论“鸵鸟法”，无法切中肯綮地把握生态危机本质。生态危机的起点通常是一般的社会生产、消费行为的过度化。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品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社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性不强，仅限于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对生态本身保持敬畏，而在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现代生态伦理面临的困惑：为什么生态风险难以把控？因为文艺复兴依赖兴起的博物学和自然的知性关系早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瓦解了，现代科学的众多分支并未与生态学直接建立联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脉络中，古代社会对自然的崇拜似乎印证于每位民众的心中。工场手工业阶段人类对自然界的开采、利用大大加强，但由于疾病、瘟疫等灾难尚无法从生态自然中寻找原因，人与生态的关系依旧保持良性循环。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完成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颠倒了，无论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是对资源的浪费似乎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通”环节。在博物学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推进中，人类不再为生态界新物种的发现而自豪，而是致力于如何从生态中巧取豪夺自然资源，使资本得以最大化增殖，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从知识的对象转变为被征服、剥削与压迫的对象，同劳动者一样成为商品，最终酿成了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即使道德哲学“同情”自然界并开启对自然界的理论保护，但其理论立脚点恰恰撇开了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归结于人的道德、素质甚至归向人的心理研究，这无异于是在抛开生产关系本身来讨论“人性恶”或“人性善”，道德哲学在追求道德的洁癖中成了市民社会中的理论异类，或是主张节制、禁欲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滑稽方案，或是让人们抛弃现代文明、回归“原初状态”的生态方案均是背离社会发展趋势本身。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对生态破坏和自然资源肆意开采而发起道德约束本身就是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构，资本逻辑化推动全球性的生态剥夺不仅体现在生态帝国主义攫取第三世界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更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态剥夺与生态殖民是合乎情理的意识形态。

二、生态危机症候的祛魅

爆发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必然过程，如同两大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矛盾。在传统社会，自然界有着两种“脸谱”：已被开发的自然界成为劳动与消费的对象，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自然资源；尚未开发的自然界成为想象的自然，以神秘的力量在人类社会运行中扮演了宗教形态。自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形成以来，资本逻辑要实现剩余价值占有的最大化就必须在理论上将自然界的地位“从天上打落凡间”，丧失宗教、神性的自然界向所有以科学、理性为由的人类研究敞开。在启蒙哲学的理论召唤中，弗朗西斯·培根直言自然界应该被征服，从而服务于人类的利益，“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那就是征服自然”[1]。笛卡尔以针对自然界的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来印证理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自然界成为消费对象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的商品，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祛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还原生态风险的本质。

第一，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同一过程，却凭借征服自然的成就感而掩盖了阶级社会的剥削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和压迫是无产阶级的宿命，但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消费狂潮中被湮没了。自然界和劳动者双双被打上了商品的印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在自然界与人的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贪吃而永不满足的“饕餮”，生态、自然资源、劳动者都是实现资本成长的“食物”，要实现资本的“口腹之欲”，就要无限制地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生态资源。不断升级的“自然瘟疫”与“社会瘟疫”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为了遮蔽“社会瘟疫”，资产阶级理论家从“自然瘟疫”入手，遮蔽了“社会瘟疫”与“自然瘟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一过程。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解蔽中，所谓的人口爆炸造成了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所谓的科学技术必然造成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过度消费造成了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这些镜像统统遮蔽了一个本质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是多重维度的。在经济上，“跨国帝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凭借资本、技术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剥削第三世界，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并以极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遭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在生态方面，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生态剥削与生态殖民，无限制地开采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将本国工业垃圾与废料输入发展中国家，严重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在军事方面，军事帝国主义变得更为神秘，利用他国民族、社会内部矛盾竭力鼓吹战争，扩大战争事态，在战争中掠夺他国资源、大发战争财。

即使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生态”“绿色”“环保”等基调粉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殖民属性，其手段只能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改良或外部转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对立是持续性的，财富占有与自我增殖是资本的内在属性，并以无限制的方式持续性扩张开来，但生态危机的困境使得资本增长遇到了“瓶颈”。无限制的扩张和有限制的生态环境显然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对矛盾，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镜像下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末世恐慌论”显然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事实上全球共时性存在的生态危机与周期性的生态危机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范畴。如福斯特指出，“在美国200家垄断企业不仅拥有超过60%的美国制造业资产，更正在转向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并统治着世界的生产与金融”[2]108，其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共同爆发中起着“加速剂”的作用。

第二，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危机。资本的逐利性使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资源（商品、货币、国家机器），为了完成资本最大增殖的诉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源的占有与开采必须过度化、浪费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作为生产体系中的“现实人”关心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自然界和生态环境不过是实现经济价值的商品，其中道德哲学为自然界辩护不过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乌托邦空想主义，其本质在于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矛盾。西方哲学所宣扬的激发人的主体性一度为人征服自然界提供了理论支撑，认为只有牺牲自然才能成就现代化，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侵蚀了自然界与生态圈，将自然界视为奴隶进而肆意地剥削与蹂躏，仿佛要证明人类的无所不能和压抑已久的“匮乏感”，虽然这种“匮乏感”来源于资本主义单向度经济关系和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道德哲学无法探查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属性，只能在理论上打圈，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形成了回归原始状态的反现代化的理论思维。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变革不仅是科学知识的积累而且勾连了资本增殖，在生产管理中，“为粉碎工人的反抗，生产管理发生了三步骤变化：（1）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的分离；（2）概念与执行的分离；（3）利用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及其执行模式，即复杂的、高技能的劳动力将被减少到最简单、最可交换的部分”[2]111，最终使得人类劳动日益商品化，人类生产和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这种管理方式同样应用到了生态关系中，私人企业大量进入森林管理行列，森林栖息地的自然复杂性被工业树木种植园的人工简单性所取代。为了实现最大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求清除生长缓慢、滞销的树木、灌木丛和任何可能损害作物的动物，以整齐的、基因一致的、快速生长的人工植被代替自然生长植被，不仅消解了植物、动物和真菌种类的生物多样性，而且改变了生态基因，改良的生态则成了商品。

当下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繁荣掩藏了巨大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商品繁荣的“景观”遮蔽危机，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提出生态资源市场化，认为以市场手段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就可以解决资源浪费等问题，显然这种市场手段并未带来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反而离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渐行渐远。

第三，自然界在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合谋”中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逻辑“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871，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更具有反生态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一个过程。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和自然资源必然以商品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因此，在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合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因物质利益时刻处于“战争状态”，森林、矿产、土地资源消耗殆尽，大气、河流、土壤污染恶化使得生态环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成了“婢女”。西方环境保护者所主张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环境保护行动都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而进行的，因而收效甚微，如同“精卫填海”。

当生态帝国主义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高速便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话语权方面显然无法企及西方发达国家，因而生态领域自然成为发达国家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资本的扩张和生态危机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反而在发展中国家“满目疮痍”，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成了“垃圾排放地”和“生态危机受害者”。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生态殖民的破坏显然无法估算，恰如“大力士无法举起自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链条中的生态帝国主义是无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只能将地球推向裸露的边缘，持续性、永久性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生态帝国主义的精英集团与经济学家期冀以三种方式解决生态危机：一是技术改良，二是经济改良，三是在生态资源开发地带建立保护区。生态帝国主义执迷于经济和技术，依旧是“纵然火烧眉毛，兀自袖手逍遥”，认为只要经济能得到发展，所有社会矛盾就能得以解决，包括生态危机，显然生态帝国主义在资本的宰制下业已蒙蔽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不仅过于崇拜经济和技术的能力，更低估生态环境和人口的脆弱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与技术融合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80，要使自然界与劳动者摆脱“商品”的物化，消解人与人、人与生态环境的“战争状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是“不二之路”，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风险、拯救“裸露的星球”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当然，这种扬弃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和普遍的世界联合。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发达国家的生态话语霸权，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和制定全球生态治理的相关制度和规则，超越以西方主导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构建国际公认的生态话语权。构建新的国家生态话语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确出路。

三、“中国智慧”创造世界生态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蕴含了如何拯救“裸露的星球”方法论，新时代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和新推进。“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4]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异质方案显然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者所谓的限制经济增长以保护生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具有现实性，因为生态危机的消解不在于经济补偿而在于生产关系本身。针对生态风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经济发展下的生态问题，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幸福感、为人民谋福祉的重要内容和保障，形成以生态为基础，融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有机整体。生态风险具有全球性，仅靠个别国家的力量无法长久、真正地解决生态危机，因此，应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国际合作，消解生态危机；在我国建设美丽中国，使法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相融合，推进“生态共同富裕”，使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稳定地发展。

第一，建设美丽中国。当前的生态危机“外表”是天灾，实则为人祸，因为当前全球性生产体系的本质依然是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合谋”，使得人们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能实现人的幸福权利，不断进行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可以弥补幸福感的“匮乏”，甚至认为消费是抚慰自身的孤独与压抑的“良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镜像中，人在资本逻辑营造的需求中“饮鸩止渴”。当前建设美丽中国是将人从消费的“匮乏感”中拯救出来，避免在单向度的经济欲望中迷失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利用创新技术促进人自由自觉地劳动，与自然资源合理交换，在遵守生态环境的规律中，让人回归到应属地位，即人不仅仅是生态资源的利用者，更是生态环境的建设者与捍卫者，使“单向度的经济人”转向“自由自觉的生态人”，提高幸福感和满足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自然界在物质与精神等方面多维度为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居住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天生对立，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才出现了矛盾，“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也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病根”中得以破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的统一，是生产方式优化与资源环境高效利用的统一，在“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中形成有序的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是共同体与个体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资本最大化增殖要求对资源无限制地开发、掠夺与剥削，因为生态与资本逻辑本身是矛盾对立的，“美丽中国”是为了扬弃资本逻辑，致力于消解利益冲突的制度机制，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利益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建构公平的代际社会，实现人类的长久幸福。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为人们的长远利益考虑，为子孙后代的未来幸福做谋划，致力于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明。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自然界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商品形态，具有了彰显自身的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中，人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集体友好占有社会共同资源的存在物。在“美丽中国”建设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以人的幸福为指向，具有强烈的改造自然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致力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同时，建设美丽中国不是顺应自然、崇拜自然、归顺自然的自然主义，也不是将自然视为可剥夺的奴隶、榨取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遵循对自然环境合理需求、和谐共生的原则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指向的是以人的美好生活为目的，发挥人类合理利用自然的责任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的统一，目的在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目标。

第二，生态文明与法治融合。“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视野和实践维度指明了新的方向。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课题，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国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法治作为制度性保障，促进生态文明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法治保障生态文明才可使我国生态建设更加具有系统性、规范性和协调性，促进生态治理向良法善治转变。可以说，生态文明与法治的相互融合是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范式的具体化与推进化。

法治体系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解的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方案，也是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领导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5]“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格局建设并非“请客吃饭”，需要依靠法治保障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的优化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中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法治道路指明了方向，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中国化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对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法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是对人民美好生态向往的保障。从生态环境来说，有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征程，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加快“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广大人民的利益来讲，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的基本条件，具有公共性，由全体人民共享。人享有在清洁、健康、宁静、舒适环境中生存的基本权利，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人权的重要保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公平、正义、平等、权利等内容，从目的论来看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因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6]，拯救“裸露的星球”，还给地球绿色的外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对我国人民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最好保障，使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生态环境成果。在生态文明与法治的融合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确的生态观、政绩观、发展观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要求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实效。习近平法治思想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在促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不断追求生态共同富裕，为我国打造成生态文明友好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

第三，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还体现在生态文明的共同富裕。当然，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生态环境具有公共性，为人民所共享，人民具有享受美好生态的权利。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发展目标，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生态的“共同富裕”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性富裕，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中，生态富裕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是有机统一的，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本身包含生态意义的富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没有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就没有高质量的共同富裕。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和解，要消解生态危机，道德哲学与生态哲学只能囿于伦理说教，无法真正拯救“裸露星球”，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下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土地污染等无法真正改善，尤其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态危机是一对必然矛盾，无法真正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建设的文明必然包含生态文明。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逻辑的扬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新时代表达。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的共同富裕离不开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市场化的自然资源，但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生态建设始终坚持人民逻辑，使生态资本和生态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生态的共同富裕。

第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既是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又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构建生命共同体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与推进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表达。在马克思看来，生态自然环境为人提供了天然的“衣食住行”，没有生态文明的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逻辑中实现生态的共同富裕、构建生命共同体才有可能，制度优势与制度条件是解决生态风险、拯救“裸露星球”的关键。在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中，生态的共同富裕是对人与自然“战争状态”的破解，在生命共同体中生态环境不再是生产关系中的“商品”，而是人类社会的“经脉”，要求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大量排放、大量消费和大量浪费”等违背生态环境的行为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显然是要被剔除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共生性和可持续性，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状态，人类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遵守生态环境规律并从生态环境保护中获得利益。当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在可持续生产发展中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获得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后代人所用。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党，始终坚持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不仅为全球性经济、生态危机开出了“好药方”，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拯救裸露星球”的“中国智慧”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态中构建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对过去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权衡现代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对美好生态的向往，并为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发展提供理论与制度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