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31年中共对东北工人的动员策略

亓冠华

【摘要】在中共革命的早期历程中，工人运动是工作的中心任务。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党组织后，相应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方式，把工人发展为革命力量：从打入工人群体，建立团体化组织，到话语宣传和塑造工人阶级意识，再到利益满足，由经济诉求走向政治斗争。策略理论落实到具体实践，显示出诸多成效，罢工斗争的次数和规模都明显增长，工人阶级身份重塑和阶级意识提升。但当时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不可避免受到种种困境影响，中共自身遭到多次破坏、人员减少和经费不足，工人的来源、意识、情感、行为等因素也影响着斗争过程的趋向，资方的“缓和”压制使斗争结果呈现出“妥协”一面，这些因素制约了早期东北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动员并非一帆风顺，断裂和延续的两面特征体现出斗争的复杂多样。

【关键词】中共革命;东北工人;动员方式;成效与困境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026-15

“革命不仅是无法忽略的问题，也是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a 在中共革命史研究过程当中，常常有一个问题在不断被追问：中共何以取得成功？或者说，相比于国民党的失败，中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有学者以农民为主体，从土地集中和家庭贫困、社会经济改革、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动员四个方面，对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进行了相关学术史回顾。 b 实际上来看，中共对民众的动员，往往占据最重要的一环，从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追问如何将民众动员起来，成为探讨中共革命成功的主要问题。学术界目前对中共民众动员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于动员的对象、理论、方式、影响因素、成效等方面，从时间上看，多关注于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解放战争胜利，从空间上看，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限，前期多关注南方苏区，后期集中于北方革命根据地，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对中共在东北地区早期的民众动员关注较少，呈现出边缘化特点。

中共革命动员的对象，前期以工人为主，后期由工到农，农民成为动员主体。就研究取向来看，后期的关注也远远大于前期。近些年来，工人运动的研究呈现式微，加上在以往革命史观的主导下，多以“剥削——反抗”的模式呈现，过于简单、直白、模糊化的叙述遮蔽了历史过程的真实和复杂。有鉴于此，本文以东北地区为例，时间聚焦于1923—1931年，采用“新革命史”的理念c，对中共早期动员东北工人的策略方式及其成效进行考察a。

一、中共对东北工人的动员策略

如同马克思所说：“政党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起不同程度的组织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b 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通过开展一系列动员工作，对工人群体施加影响，才能进一步开展革命。首先要做的便是打入到工人群体当中，借助传统和现代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向工人群体传达革命诉求。接着更多在于对工人意识的改造与重塑，利用各种文本来进行话语宣传，最终在利益引导的同时，不忘走向政治斗争。

（一）群体打入：工人组织的团体化

深入到工人当中是中共动员的前提。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所面对的工人群体并非简单的集合体，双方也不是“招手——跟随”的单一关系，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中，工人富有革命斗争精神，有着必然反抗的一面，但理论运用到中国，显然要经历本土化的适应。中国的工业发展不同于西方几百年式的累进，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有着“后发外生型”的色彩。作为革命主要动员对象的工人，与传统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一面，在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考量，并不是简单的追随革命，革命一旦过于急切，反而使两者距离疏远。“当对象尚没有觉悟的时候，当互相间的感情尚没有深交的时候，当对象尚没有懂得组织力量与斗争的好处的时候，开口说干、罢工等高潮，将对象吓跑不敢再接近我们。”c 因此，中共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更多是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对此采取适应性的举措，以借助传统思想和建立各种组织的方式打入到工人群体当中。

一是“拜把”结交。在党组织力量未打入工人群体之前，传统习气在工人当中影响较深，“工人无组织，但拜把子者甚多”d。因此，适应性地借助传统方式成为动员之前的必要准备。“拜把”即为传统旧有结交方式，当时一些领导者就提出：“为要接近工人，可使同志与工人采取旧式的结义方法。”e 中共通过采取和工人“拜把”的方式打入工人内部，将工人团结于党的周围，借此将动员范围进一步拓展，扩大革命的影响，再由“我们同盟中的同志去渐次宣传训练，去掉其中的封建思想而成为一个某厂工人共同的联合”a。通过借助传统结交的方式，拉近双方距离来建立起联系，实际上是利用个人的资源关系网络整合、扩大革命组织，带有地缘化、情感化色彩。但也要注意，“中共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很长时期里都面临着组织纪律有效性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b。利用个人资源拓展革命与本身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一定冲突，之后中共对此也进行了调整，如建立支部、定期开会和各地工运领导人的调离和轮换，保证了革命队伍和组织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二是借助各种团体组织。团体组织分为传统和现代、公开和非公开的形式。一方面，采用传统团体的组织方式，这类组织在工人当中建立已久，大多带有互帮互助的性质，与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族等因素联系紧密，借助于这类团体往往可以减小革命的阻力，“如果能在那里设立拳房，所做点武士道的幌子，一则官署不致干涉，一则工人愿学干去”c。借此加强工人之间的组织与联络，“采

用灰色名义——兄弟会、老君会等”d 。这些组织多为秘密组建，以此为基础加以利用改造，为将来形成工厂委员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各种现代团体，分为公开和非公开组织。公开组织是建立领导工人的工会组织，中共最早于1924年在大连建立中华工学会，此后拓展到各地。但在当时复杂环境下，类似组织多不能直接建立，经常会受到当局的搜查，“在工人知识很低，过去又没有丝毫组织经验的满洲工人，要想在某一厂内安然去组织工厂委员会的形式，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e，加上奉系势力和日方的破坏，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工人组织更难以稳定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团体组织的建立往往需要变通，建立一些日常性公开组织，如茶话会、读报团、音乐团、下棋团、识字班、足球隊等等。这类团体从表面上看斗争性不强，大多数是利用公共空间开展活动的娱乐组织，主要在工人日常集聚的场所进行革命宣传，相较于组织化团体，在这类场地宣传更加轻松、欢快和多元，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使得工人对革命理论也更易于接受。非公开的团体组织即在工人当中建立秘密工会，也称为“灰色团体”，是中共对工会一种隐蔽、模糊化的处理方式，“在某一厂内去组织多数的灰色小团体，由我们的同志去领导这些小团体的，普通的给以训练……去发动工人普遍小的日常的经济要求”f。此类团体并不直接建立，多在隐蔽环境中开展工作，是对当时特殊政治环境的应对。总的来说，无论各种团体组织采取何种形式，都是中共打入工人群体的有力途径，通过多样化的组织方式，拉近双方距离，从而为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宣传奠定基础。

（二）话语宣传：工人阶级意识的重塑

工人形成独有的阶级意识成为发动斗争的前提，其中包含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的认知与明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工人由于知识水平较低，对于革命理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一时接受，在最初的斗争过程中并不会直接想到革命，反而是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首要考虑，保证生存往往是其斗争起点也是最低限度。至于走向革命、走向政治则需要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将工人的自发经济斗争意识与高昂的革命斗争联系到一起，离不开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塑造。在打入工人群体后，中共以“阶级”一词为核心构建革命话语体系。通过“阶级”一词，逐渐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塑造工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工人的阶级属性，完成工人身份的重构，从而产生一致的阶级行动。

意识的塑造离不开话语的宣传。话语的宣传有多种形式，主要分为文字和口头宣传，前者包括谈话、演讲、集会等，后者包含标语、传单、歌谣、刊物等。 a 通过文本的方式，诉说革命对象、确定革命立场、产生利益认同、形成心理边界。文字宣传是革命过程的重要手段，中共多次强调在工人群体中创办相应的刊物，由此进行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如在大连地区创办期刊《满工》，期刊主要内容多是“阶级性论文，经济斗争的领导等”b 。报刊展示出工人的形象多是“痛苦”“可怜”，受到层层的剥削压迫，号召工人起来“极力做改造自己命运的工作”c，唯有斗争才能改变现状。文字中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及赋予工人感同身受间对“苦难”的认同，其意在日常生活中唤醒工人的斗争意识，由此来塑造工人的階级性。

此外，对当时国民党和奉系军阀势力也尝试采取各种形象“建构”和“批判”来强化工人的革命认同感。在革命过程中，对于“国民党屠杀工农民众与奉军一样滥发纸币、卖国、百般苛求民众等事实与罪状，在一切工作进行中都应向工农面前宣传”d。当时东北的奉系军阀势力也多以“卖国”的形象展现，“凡日本与张作霖所订的一切条约与日本在中国的横行充分宣传”e，通过确立、塑造敌对者的形象划分敌我，复杂的社会面貌被清晰表达出来，明确奉系军阀、国民党以及日本为对立一方，突出其“反革命”“剥削”的形象，为工人形成初步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标准提供了准则。

口头宣传相较文字来说更简短有力。在当时中共的口头宣传语中，常常有“打倒”“反对”“没收”“联合”“驱逐”乃至“杀尽”等高昂激进的革命话语，这类话语常常文字简洁、情感强烈、言辞犀利，具有充分的战斗性和感召力。激进的革命话语加上对立矛盾的突出，往往能最大限度调动起工人的情绪，将革命话语最大限度传输给工人。对于工人来说，直白浅显的口号也往往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阶级”这一概念原本就带有抽象化特点，如果不加以变通宣传，工人很难自我理解与定位。如何将概念转化为观念，让“阶级”一词通俗化、具体化和熟悉化成为当时中共动员的主要目标。中共运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话语将“阶级”转化为特定的具体对象，通过塑造敌我强化阶级对立，让工人意识到自身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认识到政府的卖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促使其形成阶级共有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唤醒工人的政治责任意识，产生要通过革命行动来改变命运的新认知，体现出重要的革命动员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通过文本宣传来划定阶级的方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和时代背景，可能会出现理论套就事实的情况。中共当时就对此作出反思：

“将中国反动统治堪称很简单很清楚两个营垒，然后用演绎法选择一些适合这种理论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完全正确，没有认识中国阶级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因此在通告中往往发现许多动摇和不正确的地方，有时不得不选择事实以迁就理论或修改理论以迁就事实。”a 对此常常造成对概念的泛化、模糊乃至随意运用。

总的来说，阶级分析是特定时代具有的革命手段，往往是依据现实情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利用乃至重塑。“阶级”被具体化指代不同对象，为革命制造依据和合法性，可以说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对敌我双方来划定阶级的做法，能够使工人对时局和自我了解更为明确，从而为革命的开展奠定基础。

（三）利益满足：从经济诉求走向政治斗争

彭湃早年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时遇到“凶年减租”和“丰年减租”的选择困境，前者是农民自身最迫切、最需要的利益，后者对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更具有革命意义。 b 背后反映出中共在革命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利益和政治斗争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是以农民意识为中心体现的革命选择。当然，在工人运动中也曾遇到此种情况：既要满足革命高昂的斗争诉求，又要照顾到工人的实际利益，如何在矛盾之中兼顾平衡？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动员过程中从工人的经济诉求出发，逐步引导到政治斗争并注重实际情况的调整与适应。

工人斗争多体现出因利益问题而引发生存抉择。工人常常面临物价上涨、纸币贬值、工资拖欠等问题，利益损失之后即是对自身生存的担忧，也往往成为其斗争的关键因素。据日方统计，1924—1927年间，引发劳动争议的原因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c。在工人斗争多以利益为出发点的背景下，中共的动员策略单纯强调政治斗争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直接提出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口号，最开始可能难以与工人自身利益相契合，如在抚顺地区发动工人时“不注重群众日常生活痛苦的宣传鼓动，成天只是做反国民党的宣传”d，反而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在经历直接发动政治斗争的失败后，中共认识到从利益入手动员工人的必要性，将经济斗争置于首位，总结为“经济斗争这事，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取得领导地位的不二法门。如果这番斗争失败，那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恐怕要日趋淡薄”。重视工人的利益诉求甚至视为革命斗争的出发点，“特别注意着重领导工人日常的部分的斗争……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去发展他们的斗争”a，以利益为导向提高工人的斗争情绪成为动员策略的首要前提。

但问题在于，单纯的经济斗争仅仅局限于工人自身，且多为自发，时效短暂。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斗争如果不加以引导与提升，一旦工人利益得到满足，就很难再展开进一步斗争，或斗争的政治性意义不强，难以起到革命诉求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由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斗争，进一步推进到革命的现实意义，则是中共动员指导下工人意识提升的体现。“日常要引导工人作经济斗争才能发展工会组织和提高工人政治兴趣。”b 因此，从经济斗争出发进一步突出斗争的政治性意义成为当时中共动员工人的重要行动方针。

二、中共对东北工人动员的成效

中共在东北地区通过采取一系列策略手段深入到工人当中，在双方互动中对其产生影响。但革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策略理论如何完善，最终还要落实于具体实践效果。从斗争的对象来看，理论层面多是口号中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而现实情况多为具体的资本家一方，劳资关系常常成为斗争冲突的出发点，也是阶级斗争最直接的体现;从实际行动来看，“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一词紧密相连，理论成为行动的先导，行动也将理论践行;从斗争的效果来看，中共将“阶级”一词引入具体实践，在工人群体中触发了强烈效果，形成多次罢工高潮。

中共在1923年之后在东北建立党组织，由此打入工人群体当中动员，产生了诸多成效。据日方统计“南满”地区工人罢工情况，可以看出罢工的次数、人数乃至规模都呈现逐年递增的状况。 c 持续不断的斗争状况引起了日方的注意，“过去一向被认为勤勉顺从的中国工人，现在是否像过去那样顺从，决不许我们掉以轻心”d。

因“感情冲突”引起的罢工也逐年增长。“感情冲突”在一些统计中也被写作“反对监督及管理人员”，即工人斗争并非因经济生存问题，更多具有政治斗争意味。据日方统计，在日资企业居多的“南满”一带，此种原因引起的罢工在1924—1927年间占据全部罢工的14.5%e，相较中共成立之前增加一倍。从数据的递增固然能看出工人斗争的激烈，但仅仅依靠此显然无法进一步推断中共的动员能力到底起到多大影响以及担任何种角色。因此，仍有许多非数字化的因素值得考察，往往需要借助具体的事例在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去探寻真实一面。

本节选取两例有代表性的具体事件，通过揭示斗争过程的始末凸顯中共的动员能力与动员效果。1926年中共领导的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和1930年北宁铁路工人花红斗争是中共早期在东北地区领导的两次大规模斗争活动，前者可看出中共从打入、宣传到行动的一贯逻辑，后者更多展现出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人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相较于众多的罢工事件，这两例事件具有较为明显的例证和典型性，从中可部分窥得当时原貌。

（一）1926年福纺纱厂工人罢工

大连自日俄战争之后逐渐沦为日本殖民地，当地工人早期虽自发组织起多次斗争，但多以失败告终。1923年以后，中共在大连建立起党组织，开始对当地工人进行宣传组织与动员，阶级意识逐渐渗透到工人群体当中并引发多次罢工高潮。较早的是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组建。随着中共对工人原有的组织改造与影响，大连中华工学会逐渐由以经济互助救济为目的的团体转向“阶级色彩逐渐加强，变成纯粹的左倾团体”a，借助于工学会组织更多是通过情感沟通、联络与传递的方式来活动。正如裴宜理所认为，中共通过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b，在这过程当中建立起工人对苦难的感知与认同，从而为革命动员做好准备。中共在当地以开展夜校、读书会、演讲等方式将工人的阶级意识唤醒。身处大连的工人在中共的影响下，开始对自我身份重新定位和思考自己目前的处境：工人为什么生活这样苦？为什么要甘受资本家压迫？我们也应该像京汉铁路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来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c 原本薄弱的意识加以革命化色彩，催生出工人的斗争意识。

爆发于1926年的大连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则是中共阶级动员的具体成效。罢工起因于工人工资太低以致无法生存，但背后仍有一层潜在的政治因素。《关东报》对此指出：“福纺罢工表面虽因食费问题，其实为不然。闻系因内部专横，已至其专务取缔角野久造，视工人如草芥，故皆入骨髓，结果如斯爆发。”d 在日资企业，中日工人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工人对日本资本家长期的情绪不满酝酿已久，加上中共长期以来政治动员因素的影响，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在中共的领导下，罢工过程经历了双方招工与反招工、镇压与反镇压多个回合“博弈”。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多名党员被捕，革命力量受损的同时，工人依然坚持与日方资本家斡旋。此时阶级联合动员的效果已经凸显，由福纺纱厂一地扩散到大连各地乃至整个东北，大连的油业、码头等工人发出口号要准备援助，号召联合起来一起进攻。 e 早期的经济利益斗争此时已具有政治反抗意义，并加强了各个不同行业工人的联合，最终日方发表“工人之要求，则必一一审度。苟有应改善者，渐次必予改善，以求圆满之解决”a，率先向工人提出协商。中共从工人的实际利益出发，指出“争取到某些经济的胜利时要及时复工，保存力量，目的是为了今后长期的斗争”b，在大连工人提出的关于“增加工资、争取人身自由、不准随便打骂工人”等条件被资本家接受后，工人不再坚持罢工到底，而是选择回厂复工。长达三个月之久的工人罢工以日本资方妥协而告终。

这次斗争持续时间之久、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为以往历次斗争所不及。在这之后各厂纷纷调查工人的生活状况，增加工人工资，承认“华工从业员之待遇，则从未予以改善，今从因时代之进运，应由各所属课、所、工厂，慎重调查，以便讲求适当改善之法”c。即使在运动爆发一年后，当地报刊对此仍是有力评价，认为在这之后工人“思想日渐新颖”，“劳动者益有觉悟”。 d

（二）1930年北宁铁路工人花红斗争

罢工的原因多是经济方面，表现为涉及工人自身利益的工资发放问题，而工人的政治意识并非先天已有。因此，单纯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在当时复杂的条件下很少直接实现。对此，中共是如何从工人的经济斗争角度出发，逐步引导发展为政治斗争？当中具体过程如何实践？本节以当时北宁铁路的花红斗争事件为例，可看出中共动员策略的转向效果。

花红是铁路局在每年年终多发给工人一至两月的工资，工人多急需这笔钱用来盈余，但往往发放不及时或难以争取。北宁铁路营口地工人对此尤为关切，有部分工人指出，如果今年不发放花红，便要以此为由展开斗争。花红发放成为当时工人最迫切的要求，也是矛盾的激发点。1929年冬末，铁路当局停止对工人花红的发放，引发众多工人的不满。中共便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强调斗争要从花红的争取出发，提出“生活困难，要增加工资”“要补发花红”的口号，与工人自身切实利益联系起来，由此调动起工人的斗争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忘引导工人走向政治斗争，“由目前斗争问题，谈到苏维埃问题”，进一步做法是与革命纪念日相结合。在工人展开花红斗争的时间里，也是1927年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广州起义是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的一次武装起义，之后每年都举办相应纪念活动，成为构建历史记忆、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性事件，其本身具有革命象征意义，而借助于这种形式能够将斗争从经济方面转向政治领域，“在宣传中，与纪念广暴工作联系起来，特别要提出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及苏维埃区域的问题”e。在保证工人利益诉求的同时与政治性意义事件结合起来，工人对此“很能接受”“都很兴奋”f，在斗争的过程中加入沟帮子铁路党支部，实现自身政治意识的跃进。最终，斗争结果以北宁铁路当局的妥协而告终，由北宁铁路当局按一个半月发给工人花红，“按照十八年十二月份薪数、开具支单、送交会计处，以凭核发云”a。

从上述两例典型性罢工事件可以看出，罢工性事件多是因经济纷争而起，但最终在中共的领导下上升到政治性意义。党的理论逐步渗入、影响到工人群体当中，工人在斗争过程中也体现出主动理解和接受，最终实现自我的重塑。中共在这过程中担任组织者和发动者的双重领导作用，体现出重要的动员领导能力，也彰显出早期革命动员的积极成效。

三、中共动员东北工人过程中的不利因素

应该注意到，早期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断裂、多元的一面。在復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局势下，加之中共成立初期存在理论不成熟和经验不足的情况，理论运用到实践并不能一直形成罢工高潮，可能会受到种种阻碍，甚至会出现一定偏差。在这当中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下文从中共、工人和资本家三个方面说明在中共动员工人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局面，揭示出革命过程的艰难与复杂。

（一）中共革命发展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困境

正如黄道炫所说：“革命时期的中共发展，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界限。”b“界限”则隐喻着困境、逆流和矛盾。作为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革命党，短时间内要求掀起革命狂潮显然不切实际。因此，在革命初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中共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并非线性上升，而常常呈现出波浪式的曲折发展。

1.思想理论困境

革命的开展离不开高昂的斗争意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中存在革命理论的逐步接受过程。对于革命斗争意识而言，革命初期的践行者实际上也会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大多数人最开始是面临着一种被动、困惑乃至不解的状态，最初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即面临党员意识薄弱的问题，如部分党员“没有对于政治上有如何眼光，及主义上有正确彻底明了的……所以新同学没有坚决的观念，内部组织也不严密”c。在党组织向大连地区开展工运工作时，即使将部分工人组织起来，他们对革命理论也了解甚少：“现在所有的十二个同志，只有傅景阳一人对于主义政策比较的明白，其余十一人仅知道共产主义于工人有好处的，关于主义内容和实行的策略均不了解。”d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东北高压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同时也源于大部分工人党员知识水平较低，需要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宣传与动员。

革命的高压环境也会使一些人出现动摇退缩的念头。在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工作中指出，京奉路皇姑屯大厂支部的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急需整顿，“铁路支部同志错误观念极多，如着重自己饭碗，害怕斗争，斗争专做上层领袖之工头的接洽工友……根本忘记了革命”a。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更是使情绪进一步扩散。在东北某县，中共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过去几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指出一些党员在革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相信工农能暴动起来、不知工农运动从何处下手以及害怕，不肯牺牲。 b一部分人因为革命的屠杀，心理上对革命工作产生动摇。不仅仅如此，在吉长铁路区委工作中，因部分人对革命动摇，出现“请求革命”的现象。据当时某位调查员报告，由于区委指导工作稍弱，使得当地工作一直未见成效，“在开支部会时，不肯以团体的名义强制同志去做，反而用个人恳求的形式去和同志商量”c，加上计划不足以及工作方式过于疏忽造成在当地工人群体中影响较弱。

2.组织困境

组织的建立对于运动的开展尤为关键。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成立晚于内地，直到1923年在哈尔滨、大连等地的工人群体中才建立起第一批党组织，此后由中心城市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和发展。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谷，东北地区也难以避免。中共北满地委、大连地委等组织相继瓦解，工会也遭到解散。在陈为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大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人员迅速减少的情况。 d 尽管之后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迅速建立，将各地分散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但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新成立的党组织再一次遭到破坏，更在党内造成了消极退让的情绪，“过去的党没有基础，又经过几次破坏摧残之后，组织上一般的表现非常微弱幼稚，与群众隔离并且有许多错误和缺点”e。经过这一次破坏，党在工人群体中的力量非常薄弱，在几十万的产业工人中仅有60多名党员。 f 党员以工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对当时大部分人来说，“工作的经验是没有的，对党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甚有分不清我党与国民党，组织本身力量是说不上的，只可说我们有了工作与党的线索，要说一句已有了党的组织，实在愧说不上”g。革命组织力量的破坏，影响到部分地区工运的领导成效，“群众虽有积极反华工事务所的情绪和要求，但没有领导力量，不能很快的形成一个群众的积极行动”h。

再者，由于革命的扩展，党组织在开展工人运动时面临经费不足的情况。在个人和中共满洲临委组织与中共中央往来信函中，常常能看到请求经费援助的诉求。经费的支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为在负责革命工作的党员发放补贴和行动支出;二是在工人斗争过程中为工人发放罢工补贴来保证斗争的持久性。尤其是对于工人而言，罢工过程中的补贴援助尤为关键，有时由于经费的短缺会引发工人思想动摇，影响到中共动员的成效。据东北工运领导人唐韵超回忆，在发动大连纺纱厂工人罢工时，对入狱工人每天补贴六角，但很快因花费过大，不得不“建议停止包饭……引起狱中同志很大的思想波动”a。

中共所面临的困境虽然一定程度上源于革命早期理论和方法的不成熟，但更多是当时被动、恶劣的政治环境所致。不同于关内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东北地区在奉系势力和日本的高压控制下，生存空间要小许多。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初创时期，受限于复杂的客观环境和有限的主观条件，在领导工人运动时显现出各种不成熟也无可厚非，“当然在幼稚的中国，党员政治水平低，可是说是一般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实是目前满洲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b

（二）工人主体意识下的分歧与考量

在长期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工人的形象常常被革命家所建构和塑造，表现为生活苦难、饱受剥削压迫，成为富有坚定革命斗争意识的单一集合体。这些特定印象构成了对工人的最初认知。工人常常处于“被发声群体”的地位。实际来看，工人并非简单的单一集合体，剥离各种语境对其话语体系的塑造，可以看到其中有着诸多分散、复杂和矛盾。工人有自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利益考量，在面对问题时有主动和灵活的一面，存在着分歧和冲突，这些都掺杂着情感、现实、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从而影响着动员的成效。

1.工人的移民身份

东北地区的工人大多由外来移民构成。由于东北近代工业化起步较晚，加上本地人口稀少，自20世纪以来大规模涌入的移民成为当地工人的主要来源。据日方统计，“山东、直隶方面到满洲做工者及移民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例如，昭和三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约53万人，其中约64%，即34万人是工人……去年满洲移民约96万人，其中包括工人实达61万人之多”c。移民所具有的身份特征影响到工运的成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為知识结构。移民多由破产农民转变而成，知识结构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方的工厂统计来看，“日本方调查48000人中，受过教育占8%”d，知识水平低下使得大多数工人只能从事较为劳苦、廉价的工作，长期忍受这种条件，即使不满诉诸罢工求得改变，也难以掌握主动权，“非技术工人不掌握生产的关键设备，很容易找到替代他们的人”e。加上传统社会地缘因素的影响，部分工人抱有偏安、保守思想。据当时某位视察员调查，工人尽管因受到剥削潜意识对日本人不满，但大多都持有一种得过且过的思想。 a 工人并非因苦难就必然要反抗，剥削与反抗之间并无天然联系，当中更多需要中共持久性动员，工人原有意识才会发生转变和重塑。二为往返流动。东北工人大多来自关内移民，移民的大量涌入并非因当地经济发展需求，更多在于天灾人祸，移民多为求得生存而迁徙，并无长期居住习惯。由此来回往返形成了不固定的季节性移动进一步影响到工人工作的稳定性和长久性。据当时日本对满铁工人移动率的统计，1926年华工的移动率为100.4%b，而其余年份也大多在50%以上，多集中于铁路和煤矿部门，相当于每录用一人就要离开一人，尤其是地位越低的工人流动越频繁，使得工人难以形成稳定性的身份认同。一旦斗争不如意，极易出现分离，如中共在哈尔滨皮鞋厂领导的工人罢工中，因“群众的行动不能维持一致，最后七百余工人中只有一百余人没有上工，这一部分又有要去做小生意、回家的”c。相较而言，工人由于流动性大，与乡村社会仍保持紧密联系，在斗争中有时并不能从一始终，从而弱化革命的持久性和影响动员成效。

2.工人的利益考量

东北地区虽背靠共产国际的大本营——苏联，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有利的革命支援。当地党组织多次尝试直接与苏联建立联系，但往往效果不佳，尤其是北部的中东铁路工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难以直接动员。由于该铁路涉及苏联本国利益，常常使中东铁路的本国工人面临民族感情、现实利益和阶级属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之后部分中铁工人受俄国苏维埃影响较深，“向往工人国，向往十月革命”d，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革命憧憬。加上中共成立后在当地的多次动员与发展，部分工人具有初步的革命意识，与俄国工人共同发起多次罢工;另一方面，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认为“中俄工人待遇是不平的，工资俄人较高……中俄工人冲突总是老毛子有理”e，双方在待遇、工资、地位等方面长期不平等，中国工人多次罢工所提出的要求常常遭到拒绝。

工人自身的利益选择影响着中共的动员进程。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后，中共在当时激进政策影响下，在发动工人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强调无产阶级联合的国际利益远远大于本国的国家利益，矛头指向国民政府和奉系势力。对此，部分工人也是踊跃拥护共产党并展开了多次罢工斗争。 a 当然，并非所有人均出于革命意识，一些工人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想到如果铁路交由中国政府，自己工资将由卢布改为哈大洋，“工资无形中减少百分之四十，储金将无保障，并一定要取消和没收，开除工人更可以随便”b。利益损失的考虑促使其投身斗争罢工的风潮当中。

但在事件结束后，形势却发生逆转。由于东北军战败，中方被迫签订停战协议，苏俄再次接管铁路，所有机要职位几乎均由其占据。 c 其后，铁路工厂散播苏联要大量裁人的消息，“满厂空气为之一变，马上变成反红毛子的形势”，引起众多工人的恐慌。在一次开会当中，中俄代表产生激烈冲突，场面极其混乱。 d 甚至有的工人要诉诸罢工的方式来反抗，由先前的“保卫苏联”到“反抗苏联”，形势的迅速转变令东北地区党组织措手不及，只能再次调整策略以“反对裁人”“反对降低地位”“恢复以往待遇”等口号来引导斗争，暂时将政治问题搁置。

究其根本，利益问题常常是影响工人选择的因素。在中东铁路事件中，多数工人都是出于生存问题来作出抉择，由此常常显示出矛盾态度：“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在中国人手里，钱虽少还有活干，老毛子来须滚蛋，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幻想，以为俄人去了，中国失业的工人自然可以复工。”e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如果触及工人的切实利益，工人可能并不会完全追随。同样，如果强行对其动

员，施加政治影响，而不考虑工人的自我利益，运动可能会偏离原有轨迹。实际来看，工人仍旧是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出于此方面考虑往往会影响中共动员的抉择。

（三）资本家多方压制工人斗争

工人与资本家本身属于利益统一体，双方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在劳资关系的视角下，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多难以调和，资本家常常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来剥削工人，双方由此形成紧张的对立关系，冲突在所难免。从工人一方来看，其诉求多从经济方面出发，一旦协商无法达成，多采取罢工的方式直接与资本家发生冲突。从资方一面来看，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工人斗争过程中常占据主动地位，采取各种策略手段来限制其行动，力图消灭工人的斗争意识。而且在日资企业居多的东北，双方之间的对立又加上一层民族矛盾因素，使得双方冲突愈演愈烈。由于双方之间的对立矛盾，以往我们多关注于资本家对工人激进的流血镇压，以缓和的方式来瓦解工人斗争相对来说是被忽视、所不为人知的一面，但同样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有时甚至将工人运动无形消解。

在单纯的镇压方式收效甚微时，资本家便试图以缓和、不经意的方式来压制工人运动。当遇到反抗工人时，“在表面上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来和他们接触，等待同伙的范围明确了之后再采取适当的措施”。在确定好范围之后，对待罢工工人“决不要一起解雇，应该一个人一个人分别处理”a，其目的在于破坏工人斗争过程的团结性，进一步削弱其斗争积极性。除此之外，还会利用工人内部的分裂性，如唐韵超所提，当时有一些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常常一轰而起，内部又有派别体系，容易分裂”。因此，资本家便利用工人的内部矛盾，“直接挑唆捣乱，利用这种派别关系，破坏罢工”b。

日方统计的劳资纠纷情况体现出斗争结果的妥协性。下表为日方统计“南满”地区工人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日方对工人“拒绝要求”的比例不断下降，显示出中共领导工人运动成功的一面。但不可避免的是，最终资本家与工人“相互妥协”的结果占大多数，即斗争取得了部分成功。问题在于，具体到妥协的程度有多少？工人的诉求有多少被回应？

从部分罢工过程进一步反映出此种趋向。具体来看，1925年在大连发生的印刷工人罢工，工人因厂方随意开除而不满，便组织集体罢工斗争，要求恢复被解雇工人和增加工资。日方提出“边干活、边协商”的办法，试图以缓和的方式来进一步瓦解工人群体，最终结果是诉诸罢工的工人群体中很大一部分被收买瓦解乃至解雇。 d 虽说工人的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但自己也遭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体现出与资方斗争博弈的艰难。1926年昌图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发放拖欠多月工资，但最终结果却是仅发放一月工资。1926年大连煤矿工人罢工，提出两项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伙食费。经过七天交涉，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仅有工人伙食费降低了一部分。 e

1926年后，在工人对资本家的罢工要求中，双方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越来越多。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要求总是不能完全被满足，或工人要求得以满足之后总要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工人大多处于不利地位，其部分诉求总是有意无意被忽视，实际上最终解决的“是对工人极为不利的占大部分”a。由日方资本家所带来的这一困境，成为中共在动员工人持久性方面的有力阻碍。

四、结语

中共自身的动员策略对工人的发动尤为关键。李里峰曾对1949年前中共的乡村動员有过深入总结，即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 b 利益、身份和情感三个因素是中共革命动员中不可或缺的策略方式，从寻求现实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平衡，到工人阶级身份的塑造以及工人情感意识的唤醒和激发，最终完成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当然，动员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当中往往面临众多不利因素影响着动员的效果。对于革命者——中共而言，更多是在“破”和“立”中寻找平衡和应对。在革命初期党与工人的互动过程中，中共作为革命领导者在大多时候都起着主导作用，其自身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到工人个体，影响着运动的结果。中共在后来一次自我反思中，指出某次运动“我们的同志乃一气冲天的领导一部分工友辞退工作以至于失业及离开群众，在资本家一方面毫无影响，在我们一方面反受重大的损失”c。因此，在动员工人的过程中完成理念和实践的变革，往往离不开自身的转变与提升。中共作为革命动员的领导者，在面对困境之后更多的是不断改进与调整，在磨炼中不断锻造革命意志、改进革命方法、完善革命理论，最终完成革命的胜利。

总的来说，在1923—1931年的8年间，东北地区党组织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众多成效。虽然没有出现诸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等类似的斗争高潮，但中共领导的东北工人进行的斗争，在争取利益保障、表达政治诉求、激发民族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早期形成的一系列动员策略为后来革命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借鉴与经验。相较而言，短暂的革命高潮更易引起人们关注，而长久的宣传动员却为人所不知，尤其是中共在困境当中所展开的一系列动员应对，更多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在恶劣生存环境下将革命理论与工人自身紧密结合，完成了工人身份和意识的重构，中共自身在实践中也得以不断调整与前进。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日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凸显，中共的动员策略也逐渐发生转变，从原有的苏维埃运动向抗日武装斗争发展。矛盾由内向外，工人的阶级意识让位于民族情感，革命路径的转型适应了现实需要。此后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战，革命斗争转入新的篇章。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