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展现地方志在党百年奋斗新起点上的责任担当
——2021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综述

陈 畅

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2021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10月21—23日在上海召开。研讨会主题为方志学科构建与实践探索。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洪民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黄敬斌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分别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史志文化对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用》《在五城建设中重视梳理上海文脉》主题发言。研讨会得到全国地方志系统、社科院系统和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积极响应。近40 篇论文被收录论文集，包括地方志系统16 篇、高校系统15 篇、其他领域7 篇等。入选论文作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人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上海市地方志发展研究中心代表、上海通志馆和当代上海研究所相关人员等50多人参加研讨会。

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巴兆祥，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潘捷军分别做《王昶与青浦方志文化》《地方史：新事业拓展 新视野探索》主旨报告。

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历任县令都十分重视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延请有识之士编纂县志，为青浦地方文献与方志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版《青浦县志》传世。乾隆版是一部承上启下的精品佳志。青浦籍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为该志总修。巴兆祥在报告中强调，王昶在总修[乾隆]《青浦县志》过程中，既极其注重组织分工细化、体例结构创新等志书编修实践问题；又站在“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予以思考，力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可以说，王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乾隆］《青浦县志》不但是记述时限上的接续，也是本地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内在精神之接续。

正确处理方志编修传统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秉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既重视传统而又不被传统所束缚，是历代方志修纂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巴兆祥指出，王昶总修［乾隆］《青浦县志》在上述方面做出了表率。一方面，“征引丰富，考订精审”“宁为慎重，不敢徇私”“重视人物，入志有据”，承袭了前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注重组织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优化体例结构，创新编纂方法，很好地理解和践行了“志书编纂的周期性对地方志编修机制特别是组织分工、志书体例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一至理。

就方志学的思想与方法而言，若理念抽象地加以思考即是思想，一旦落实到修志实践中即成为方法。难能可贵的是，王昶在总修［乾隆］《青浦县志》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了应该编纂什么样的方志以及如何编纂这样的方志等问题，“一而二，二而一”，既修成一部县志佳作又较为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方志思想，也因此使得青浦方志文化的基本内涵与重要价值得以阐扬。

2015年，中宣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从现行事业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看，全国相当一部分省市县三级党史和地方志机构已合并，地方史编研已逐步提上日程。潘捷军所作报告《地方史：新事业拓展 新视野探索》，则提醒关注地方史编研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结合近年来《浙江通志》《浙江简史丛书》编研实际，潘捷军从地方史的新视野出发进一步厘清地方史与地方志关系（史志关系），分析探讨地方史与区域史的认识误区、思考地方史的编研实践等重要问题。

辩证认识和处理史志关系是做好地方史编研的重要前提。潘捷军首先梳理了在史志关系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新进展，包括对章学诚传统认识的新解、对史志体裁异同关系的现实解读、对新时期史志关系的总体结构探索等，并做出判断：以全国二轮修志任务的完成为节点，以大批志鉴编修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标志，地方志领域视角的史志关系已基本厘清，无论是地方志编修还是学术研究的质量水平都已在传统基础上大大提升。与此同时，潘捷军也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较之史学发展，方志学向来有先天不足之虞，且在学术界发声不够，因此其影响尚未有效波及圈外。

潘捷军认为，对史志关系相对已清晰并理顺之后，更应关注和解决的则是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目前方志界对区域史问题尚且关注不多、了解不够，对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关系还存在诸多分歧甚至认识误区的情况下，厘清这二者的关系对地方史编研意义重大。在阐述关于区域史的基本问题、区域史与地方志的关系基础上，潘捷军对目前学界认识分歧和实践误区较多之处也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地方史与区域史的差异做了重点说明，直接点出关键所在：地方史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范围内，视野向内聚焦并侧重于研究具有个性特征的“个体”性研究，如《甘肃简史》；区域史则是关注若干个不相隶属的行政区域同时又具有相互联系和共同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如浙江地方史研究和长三角区域史研究就是两个不同范畴。

正如潘捷军所言，作为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史编研于目前才刚刚起步。尤其是进一步将其与地方志、区域史作严格区分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编纂规范，远非短时间内即可解决。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化和编纂实践的不断探索，必将促使这项工作逐步规范、日臻完善。

二

上海地方志资深专家褚半农、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地方志研究中心主任沈松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黄伟等围绕研讨主题深入交流，碰撞思想花火。

虽然张安东在《新时期方志学科建设回眸与展望》中肯定了成绩，当今方志学科建设取得不错的成效，方志学科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从上到下建立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机构，学术研究进一步拓展。但是，时至今日，方志学仍然是历史学之下的三级学科；方志学尚未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一二级学科专业目录，方志学人才培养也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总之，方志学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科建设与当前的地方志编修实践落差非常之大是不争的事实。王建设在《中国方志大系及其学科之构建》中明确指出：虽然现存的8000 多种、10 万多卷旧官志及其整理成果和新中国8000 多部地方志书、2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街道）志、村（居）志等共同铸筑了一座以国情、民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将不断丰富的资源宝库，但构建国家方志一级学科，尚需在加大对旧方志的发掘整理力度、构建完整完善的方志大体系、制定方志学科设置的科学标准、强化方志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注重方志人才体系建设等方面付出努力。

成熟与完善方志学，特别要对长期难以突破、难于取得共识的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攻关，尤其要对方志学学科基本要素问题给出探索性思考和解答。韩章训在《论方志学基本范畴》中指出，对基本范畴问题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实现方志理论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融会贯通还是对于深化方志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韩章训围绕五对基本范畴——旨义与体例、主体与客体、修志与用志、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开展了方志学基本范畴研究的论述。

在张明阳的《2020年方志学理论研究综述》中可见2020年度方志学研究所呈现的主要特点——既体现出多样性、时代性，又延续了近几年学界一直存在的关注重点。虽然2020年度学界对方志基础理论研究、方志编纂、方志事业管理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志书整理与利用、方志人物研究、地方年鉴研究等八个方面都多有关注;但是其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表现为研究模式走向僵化并缺乏深度、区域化研究特征明显、对新旧方志关注不均衡、研究重修轻用等。

自宋以后，随着通志的日益成熟，专志的修撰开始增多。明清以后的发展较为迅猛，至新中国两轮修志时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得到了空前发展。以全国地方志第五次工作会议召开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颁布实施为起点，地方志编纂由原来的三级志鉴向专志、社区志、乡镇村志、专业年鉴延伸。专志的编纂方兴未艾，尤以部门志、行业志（或非行业的事业志）、山水志为主。沈松平在《新中国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志编纂的异同》中提醒，这三类专志的编纂特点各有异同，必须避免互相套用体例、避免千志一面。一是时空记述范围的异同；二是部门志、山水志的部门整体性和行业志“专而全”的区别；三是人物、艺文入志的差异；四是图照随文附入各有侧重；五是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彰显存在差异。沈松平在具体分析三类专志编纂异同的基础上给出了非常详尽的结论，对编纂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唯存真求实、存史资治才可流传百世。”地方志是传世之作，一部志书能否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考验关键在于质量。符思念基于大量审读工作，归纳总结了第二轮省志志稿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记述方法问题、资料内容问题、大事记撰写问题、行文规范问题，并以《第二轮省志志稿编纂存在问题举隅》一文呈现出来。符思念强调：编修地方志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调配合，其中关键是加强编纂队伍建设，充实编纂人员力量，把文字功底扎实、精通本行业务知识、熟悉地情的人员吸纳到编纂队伍当中，同时加强培训以更多更好地掌握地方志编纂体例要求和方法等。

借20世纪80年代首轮修志东风，各机构、单位纷纷开展部门志、事业志的编修。黄伟在《宁波图书馆志书编修述论》中重点考察了宁波市在修志风潮中连续完成的三次图书馆志编修情况。在论述浙江图书馆志编修概况，宁波图书馆修志缘起，宁波图书馆志的继承与创新，图书馆志、图书馆事业志以及图书馆史辨析四方面内容之余，黄伟更想昭示的是——宁波图书馆志的三次编修体现了方志事业的时代性。黄伟认为：中指组2018年提出的“十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蓝图，仅由方志界推动会有一定的局限。要在努力培养方志队伍的同时，吸纳认同方志文化的其他文化事业人才进行方志文化的推广宣传。与此同时，其他文化事业自然也随之得以发展，与方志文化携手共进、合作共赢。

地方志书之所以能占到中华文化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主要在于连续不断的编修。虽然学术界对于方志的起源时间仍有一定的争议，但自两晋开始方志已经出现续修则为不争的事实。此后，创修、续修、重修、增（补）修等形式交替出现，交相辉映，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总结。随着二轮修志的完成，各地应采用何种模式编修三轮志书？吴明堂在《创修、续修、重修、补修——关于第三轮地方综合志书的几点思考》中就每种修志模式的特点加以分析，进而指出：对于三轮修志而言，创修、续修、重修、增（补）修等每一种模式均有优势和不足，与其纠结于哪种模式最为科学合理，不如统筹运作机制、资料内容储备、人力和财力以及社会对地方志书的时代需求等因素，采用符合本地最实际需要的有效途径，确定符合自身特色的修志模式，用较短的时间编纂出版高质量志书。

地方旧志在中国传统的古籍“四分法”中属于史部地理类，但它所载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地理学范围，政治、经济、语言、文学等亦多有涉及。故旧方志往往被称为一地之全史，其学术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而且，旧方志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不见于其他记载的原始资料。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载录的方言词汇，同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乡间习俗密切相关，渗透着强烈的农耕社会特征和沪地、苏南地域特色，且其中的很多词汇和语言现象沿用至现代。对这些方言词汇材料予以研究，在探讨方言历史演变、方言地理分布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汉语方言学、民俗学研究的有力辅助，更是丰富上海地方文化内涵、加深地方文化底蕴、建设上海文化软实力的另一个抓手和切入点。褚半农将“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的“松江府卷”和“松江县卷”作为剖析对象，在《上海旧志中的方言词汇考察及价值初探》中探讨了方言记载概况、方言主体资料在志书中的分布、方言词汇主要类型、方言词汇散见于各卷之考察等内容，在目前基本还属处女地、尚是学术新课题的地方旧志中的方言词汇研究方面做出尝试性的努力。

新时代地方志事业被寄予厚望，担负重要使命。做好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全民阅读，是讲好地方故事、塑造地方形象的需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的需要。然而，因为志书编纂时间长、体量大、可读性不强、形式单一等原因，以致目前地方志使用范围有限，还处于利用率不高状态。杜冬生通过对全国地方志阅读情况的调查了解也指出，全民阅读开展不够、藏用结构脱节、推广人才缺乏等使得地方志为大众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并不高。如何扩大地方志受众面，让地方志真正服务于大众？孟朋文和卢改焕在《如何让地方志“活”起来》中建议：一是，内容选择让地方志“热” 起来。跳出“一部志”或“一本书”理念，根据不同读者需求开发多样化的地方志成果。如编写供领导人阅读的地方志精华读本、编写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地情通俗读物等。二是，表达形式让地方志“新”起来。适应新时代阅读方式的变化，采用公众号、视频号、音频等多媒体形式创作地方志衍生产品。三是，精雅活泼的编写语言让地情书“精”起来。杜冬生在《开展地方志全民阅读的意义、问题与对策》中给出的解答是：贯通制度设计直至具体实施，从阅读文化的认同、阅读资源的供给、阅读活动的实施等方面构建现实路径，构建地方志的资源配置模式和网络，构建物质产品和阅读活动的体系，建设阅读传播阵地等。

紧密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开展年鉴学学科建设研究与传播，总结交流年鉴学理论与编纂经验，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学术话语权至关重要。任国征在《年鉴学学科建设助推中国学术话语权构建》中强调了这一观点。

清末民初，统计学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各项工作包括年鉴学术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徐佳佳在《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中强调，虽然这一时期年鉴受到统计学在理论、方法论、内容以及各类具体编纂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年鉴学并没有像统计学一样在民国时期就成为一门备受认可的独立学科。年鉴学的建立时至今日还在探索的路上。究其原因，一是，西方年鉴发展缺乏系统理论，本土年鉴理论发展又较为迟缓；二是，年鉴宣传、普及和应用不够深入，稚嫩的年鉴业难以有效促进年鉴理论发展；三是，年鉴发展所需的机构、人才、法规等配套助力较少。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兴盛，年鉴作为记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然而，就实践看，年鉴栏目长期固定、内容陈陈相因、编纂观念固化、编纂方法滞后等，面对日益涌现的新事物反应迟缓。孙晓东在《新时期年鉴创新浅谈》中强调：和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相比，年鉴所表述的历史事件概念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历史事件变成历史史实时，需要年鉴编纂者主动或被动地吸收、接纳各层面的信息，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利害关系，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完成其提升和细化的工作。总之，要使年鉴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真正全面记载历史、反映历史，就必须在转变“年鉴存史”观念基础上，不仅在年鉴表述的方法、年鉴表述的内容方面求新求变，而且在表述主体上进行变革。

质量是年鉴的生命，是推动年鉴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尤其新的历史时期年鉴事业面临全新的目标任务——从“有没有”的数量的规模化向“好不好”的质量的法治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年鉴质量无疑是必然选择和不懈追求。刘曙光在《市级综合年鉴编纂应注意的问题》中梳理了影响年鉴质量的诸多问题，如条目记述比较空洞、过于单薄或过于细致，所记内容不够客观或是前后矛盾、前后不统一，过多记述共性工作，记述不够规范、不够平实等，重要的是对多年来制约年鉴事业发展的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答。

在地方史方面，除潘捷军谈及“作为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史编研”主题报告之外，阐述地方史理论、探讨地方史书写和地方史上的社会问题、分析地方史上的重要人物、谈及地方文献等诸多论文入选研讨会论文集，当然更多的则是对历史古迹遗迹的考辨（如表1 所示）。

表1.入选研讨会论文集的地方史主题论文

主题方向作者论文题目论文摘要地方史书写张灵从《东京百年史》看地方史的书写《东京百年史》是长居日本、深刻理解其文化的美国人对东京发展史的经典叙述，是地方史编修的一个成功范例。探讨其谋篇布局、资料使用、意象对比、视角转化、行文风格，分析成书过程中的资料积累和文化体验，对于丰富当前地方史书写的方式和路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将这些成功经验运用到实际的地方史编修中，能够破除思维上的藩篱，跳出思维定式，填补一定的认识空白，有利于地方史编修更加丰富和多元，从而构筑更完整的地方史表达体系，覆盖更广泛的受众，将地方史的文脉延绵光大。地方文献高文斌《金山卫春秋》一书“信史”与“非信史”的鉴别与初探《金山卫春秋》内容涉上海地区兼周边地域历史，取材主要源自历代官修地方志、金山区金山卫镇俞氏家谱等“家传私藏”资料。2008年《金山卫春秋》出版前，洪建新、陈积鸿、张修桂针对俞氏“家传私藏”的部分资料进行过评价与引用；该书出版后，姚金祥、唐石英、李兴盛等对其内容又做过部分研究。笔者经多年研读发现，《金山卫春秋》存在“信史”与“非信史”问题，故成此文以作探究。《众说纷纭的“上海小姐”——浅析有关1946年“上海小姐”竞选的各种评论》王楠地方史上的社会问题1946年，“上海小姐”竞选以为苏北难民募集赈灾款的名义进行，引起各方关注。以《申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配合官方宣传，对竞选的“慈善”意义大肆宣扬，甚至不惜弱化娱乐效果，但却未能掩盖住各种质疑的声音。除沪上小报热衷花边新闻，调侃参选人员外，人们对活动所宣扬的“慈善”意图和竞选方式等提出了各种批评。当代的评论则又呈现出或批判竞选黑幕或怀旧的不同趋向，但大体都否定了它的“慈善”功能，在这一点上呈现出一边倒的舆论趋势。苏志伟《儿童社会化中的宗教：上海广东浸信会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与儿童宗教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广东浸信会以自身创办的崇德女校附属小学的儿童为对象，组织日光会开展宗教教育活动。日光会以宗教儿童观为指导，采用适合儿童的教育方法，贯彻以儿童为中心、宗教为归属的教育方针，通过讲述宗教故事、唱诗、祷告、手工、游戏等教育活动，力图塑造拥有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开阔眼光和独立自主精神的理想宗教儿童，揭示了宗教群体中儿童的存在形式和意义。地方史上的重要人物范宏涛 《“中国通”大谷光瑞与近代上海》大谷光瑞是日本近代佛教家、探险家，同时也是长期在华活动的“中国通”。大谷光瑞在上海的活动及其与上海的关系持续近半个世纪。19世纪末到1920年前后，多次到上海旅游探查，派遣门徒参与“辛亥革命”。1920－1940年代，鼓吹对华强硬政策，并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殖民计划。此外，以“无忧园”和“上海别院”为据点，一方面游园作诗、品味美食；一方面从事间谍活动和所谓“兴亚”人才培养，为日本侵华提供支持。历史古迹遗迹考辨周敏法 《湮灭的“北上海”》就上海城区历史而言，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始自近千年来的“上海务”“上海镇”。甚至有专家认为，在此以前上海城区还是一片汪洋。但笔者通过对史料综合考辨认为，今苏州河口东北区域（笔者称其为“北上海”）从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起就开始成为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可惜其辉煌历史从1400年前开始湮灭，如今知者甚少。

主题方向作者论文题目论文摘要周敏法 《南洋、北洋与上海港》上海港的形成是历史偶然还是必然？笔者认为，上海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处在南洋与北洋的汇合处，当时两种货船运送的货物都要在上海换船中转，上海因此成为海上交通枢纽。总之，上海港应运而生，其形成是历史的必然。周敏法 《常熟别名“琴川”是指古上海》笔者来历确定南跄研究在考辨宋代常熟旧志时发现，常熟别名“琴川”的名称与古代上海有关。寻此线索扩大考辨范围，笔者进一步了“琴川”是指唐代以前的古上海。历史古迹遗迹考辨孟渊南跄浦口和东江故道考辨浦口（南跄口）是上海成陆史中的重要地名。笔者通过上海地区旧志关于南跄地名的记载，梳理了南跄浦、南跄口等南跄历史地名的由来及相互关系，探讨南跄口定位依据。据此对南跄口位置诸说及东江、吴淞江故道等进行考辨后认为——今浦东大将浦即为历史上大跄浦之遗迹；南跄口是吴淞江与南跄浦相交的河口，其位置最可能在今复兴岛东北侧黄浦江水道及附近一块区域；东江入海故道亦经南跄浦（口）经北跄口（今吴淞口）入海，其路径可作完整重现。郑杰元 大明湖名称小考大明湖为今山东济南的重要地标。大明湖的名称有一变迁过程。笔者翻阅济南历代文献并做相关考证后发现：元代以前，“大明湖”之名并不常用。《水经注》中的“大明湖” 也非指今山东济南之大明湖。“大明湖”的名称在明朝成立之前就已经出现，显然与明朝国号无涉，故在清初并没有经历改名事件。

三

整体看，本次研讨会所征集到的论文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部分论文关注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对地方志理论研究有更加系统、全面的提升；二是部分论文对二轮修志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论的提炼，有助于二轮修志的理论总结和三轮修志的实践指导；三是关于地方史特别是关于上海地方史研究的论文，其研究方向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细化，较以往研究有了更大的推进；四是部分论文的主题内容紧扣社会现实，如谈方志的“内卷化”（如何消除当前地方志工作的“内卷化”倾向及其对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不良影响？齐迎春在《浅谈地方志工作的“内卷化”倾向及其对策》中指出，需大力推行依法治志、明确地方志机构职能、构建地方志独立学科、制定修志“链条”中的各项“国家标准”）等，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正如研讨会主办方所表示的，要以理论研讨会作为重要平台，汇聚专家学者对地方志理论研究的学识、逐步建立地方志学科建设的共识、逐步形成地方志工作的通识，最终造就全社会对地方志认知的常识；要始终把地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作为促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重要着力点，多措施、多平台，全面、系统、整体推进地方志科研工作。理论反哺实践，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的发展提升，必将给予地方志编修实践以理论指导，进一步促进精品佳志的出现和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