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的散曲学经典论著
——读《元散曲通论》札记

李 滔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11)

2021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其中赵义山先生所著的《元散曲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入选推荐选题目录。相信对于认真阅读过这本著作的人来说，听到这则消息后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从“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三个角度来考量，《通论》入选乃实至名归。

《通论》是中国散曲学史上第一部专论元代散曲的断代体曲学论著。关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实得知。其一是熊笃、刘扬忠、施轩(笔名，即湖南师范大学原王毅教授)、武舟(笔名，即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郑海涛、张雪欢等学者写作的系列评述文章。这些评述文章有一个共识，那便是一致认为本书是新时期散曲断代研究的“扛鼎之作”。其二是《通论》的出版情况：1993年，《通论》由巴蜀书社首次出版；2004年，《通论》修订本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如今，《通论》的二次修订本又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近三十年间，经历两次修订，三次出版，受到学界的好评。其三是《通论》已经被一些高校采纳为教授中国文学史参考使用的教材。此外，本书亦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据调查，《通论》在汉学界广为征引，例如新加坡汉学家陈靝沅(中文名，即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教授Tian Yuan Tan)所编《牛津中国研究参考书系》()，称本书是“元散曲研究最权威、最全面之作”，北美东亚系主流教材蔡宗齐《如何阅读中国诗》、元代文学研究学者伊维德(W. Idema)和奚如谷(S. West)的研究论文以及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推荐书目也对本书多加引用或推介，而荷兰博睿出版集团则将其列入“中国人文译丛”(BHCL)出版计划。这些现象说明：《通论》是一部富于科学性与创新性的著作，它所阐发的系列曲学理论具有经典意义，从而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想要了解散曲知识，有志于从事散曲研究工作的硕、博士研究生而言，《通论》是必读著作。它所包含的散曲相关问题讨论，所体现的治学理念，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值得每一位研习散曲者细细咀嚼、品鉴、学习。

一 《通论》的主要内容与整体框架

在《通论》问世以前，学界至少流行着6种散曲通史著作，分别是任中敏《散曲概论》、卢前《散曲史》、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罗锦堂《中国散曲史》、羊春秋《散曲通论》、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等。这些著作代表了自任中敏先生创立散曲学以来，学界对元、明、清三代散曲通史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前人所做的大量文献考订、散曲史梳理等工作基础上，《通论》得以站在更高的维度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进而重新认识元代散曲。在此过程中，《通论》还对罗忼烈、杨荫浏、洛地、李殿魁、康保成、周维培、门岿、王文才等诸多治词治曲名家的学说多有采纳、介绍。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论》集众家之长，它的问世具有某种学术史意义。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所出修订版为据，《通论》全书共十二章。若依据主旨内容划分，可分为六大部分。(一)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曲体制，即论述散曲作为区别于诗、词、诸宫调等文体所具有的特征。具体而言，围绕散曲形成过程、散曲所用宫调曲牌、散曲体式结构、散曲曲体特征等问题展开，论及曲乐、宫调、曲牌、小令、带过曲、套数、衬字、曲韵、用语、务头等散曲诸元素。(二)第五章主要论述元散曲与元杂剧之关系，具体讨论散曲与剧曲发展先后、散曲对北曲杂剧的影响、杂剧对散曲的影响。(三)第六章主要讨论元散曲作家构成与群体风貌，对官吏作家、才人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和歌女作家等群体的散曲创作实践和群体风貌进行评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散曲学史上首次对元散曲作家群体进行科学准确的划分。(四)第七章至第十章讨论元代散曲创作的兴衰，分为演化阶段、始盛阶段、鼎盛阶段和衰落阶段四大阶段，并对各个阶段代表作家的散曲创作实践进行评述。(五)第十一章论述元人的曲论，分别介绍了元人对于唱曲、作曲、散曲源流和散曲风格的看法。(六)第十二章为《元散曲基本文献叙录》，对曲文总集、别集、曲论、曲谱等书目编写了提要。书末附录作者本人词曲集《斜出斋词曲小集》。

以上内容，论及元代散曲体制、散曲作品、散曲理论、散曲作家、散曲文献等诸多方面，可谓详尽。从这个角度讲，《通论》所展示出的论述角度、论证方式，为断代研究提供了一种典范。

二 《通论》所体现的治学理念与治学方法

(一)论从史出——扎实的文献考据

综观《通论》全书，它所阐发的一套系统学说是建立在翔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之上的。由于本书现有的两个版本，即巴蜀书社1993年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都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现在不妨做一统计。

表1书目共计159种。从年代来看，这份引用书目包含了先秦至近代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献。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元代文学，不能只看元代材料。一种文学体裁绝非凭空产生，它的出现有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我们采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才能揭晓。其实，这与赵义山先生一贯强调的“十六字词曲治学方针”——“词曲通观、宋元兼治、文乐双修、明清一览”——是同一道理。从类别来看，这份书目包含了各类经、史、子、集文献，其中既包括官家修撰的文献，例如《史记》《汉书》《晋书》《宋书》《隋书》《宋史》《元史》等史传文献，《全唐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总集、曲谱文献，也包括文人撰写的各类笔记、诗话、曲话、曲谱，例如《中山诗话》《唐语林》《碧鸡漫志》《都城纪胜》《青楼集》《事林广记》《曲律》《曲谱》等。李修生先生曾在《通论·初版序》中指出，“散曲是俗文学兴起的产物”，而《通论》所采用的文献也大多与俗文学活动相关，例如书目中的《北里志》《碧鸡漫志》《梦粱录》《容斋五笔》《东京梦华录》《青楼集》《事林广记》等，这尊重了散曲是俗文学产物的事实。面对学界长期流行的元散曲发展阶段“二分说”“三分说”，赵义山先生并没有跟风，而是着手考证元代五十余位重要散曲作家的创作情况，对其散曲作品的创作年代进行一一考察，并制作年表，把握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将元散曲发展分为演化阶段、始盛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等四个阶段，并对此前一些文学史教材和学术论著将元代后期作者归为前期的不当做法进行了有力辨正。而在其后写作《明清散曲史》一书的过程中，赵义山先生则又继续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在对明清两代散曲作家的创作活动以及散曲作品写作年代进行细致考证后，将明代散曲发展划分为过渡期、低落期、复兴期、鼎盛期、继盛期五个阶段，并对清代散曲发展概貌做出了精确总结。

表1 《通论》所引书目

总之，我们可以根据这份引用书目，了解《通论》的成书过程以及书中相关论述的由来，从而对元散曲的形成和发展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这份书目是元代散曲研究的基本文献，对于研习散曲者而言，它提供了一份可参考阅读的书单。

(二)多点考察、全面观照、总体把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用线性思维看待文学事物的发展，例如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是“诗变而词，词变而曲”，认为诗、词、曲三种文体之间完全是递进嬗变关系。这既未对三者之间的互动进行微观考察，显得比较笼统，也忽视了三者之外其他文艺所发生的作用，不够全面、客观。而《通论》则更多采用多点考察、全面观照、总体把握的方式，揭示了多种文艺形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事实。

《通论》第一章《北曲的形成》，主张用多元形式看待曲体文学的产生。例如在探讨北曲曲乐的形成问题时，着重考察传统词乐、汉族俗歌俚曲、少数民族音乐对北曲曲乐体系构成的影响；在讨论北曲文学风貌的形成时，着重考察唐文人俗词、民间词、宋金文人俗词、道士词、大曲、唱赚、诸宫调等所发生的作用；在讨论北曲体制形成问题时，重点考察了唱赚、诸宫调、大曲在词曲嬗变过程中起到的沟通联结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对唱赚、诸宫调两种文艺进行了考辨，创造性地提出“‘赚’之一体，乃词中之套曲；套曲一式，乃曲中之‘赚’体”之说。再如《通论》第二章《北曲的曲牌宫调》，在考察曲牌的形成与发展时，上溯《诗经》、汉魏乐府传统，下考唐宋词调、大曲、教坊曲、诸宫调、金院本、俗曲等文艺形式；《通论》第五章《元散曲与元杂剧》，则又揭示了散曲与杂剧之间在结构、音乐、语言风格、题材等方面相互影响的情况。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作者善于将不同文艺形式进行比较，从而建立综合理解的治学方法。

这启示我们：要树立全局思维，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艺形式都不可能是各自为营的，它们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联。而能否找到这种关联，关系着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和解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文等体裁通常被视为“雅”文学，而散曲、剧曲、诸宫调、唱赚等文艺则更多被视为“俗”文学，然而这种雅俗之分并不代表它们之间毫无联系。相反，现在的研究证明：各种文艺之间的互动是频繁的，“雅”与“俗”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三)重视材料和善于搜寻材料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相比历史上的其他朝代，时间要短得多，因而其俗文学作品数量也相对较少。单就散曲来说，远不及唐诗宋词留下的作品那样众多，再加上元代早期文人重诗词而轻散曲的观念，所以其创作、流传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隋树森先生编《全元散曲》，仅收得小令3885首，套数478套。其后，陈加、王钢、刘崇德等学者又补录套数近40套、小令110余首。此外，留存至今的元人散曲选本数量也屈指可数,仅存《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四种。散曲作品的大量佚失不可避免地给散曲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例如关于元曲宫调，元代芝庵和明代臧懋循分别说过：“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于六宫十一调，共计十七宫调”，“唯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宫调”，“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止九宫”。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散曲作品来看，仅见十二种宫调，其余的宫调是未被采用，还是使用这些宫调的作品已经尽皆散佚？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样缺少研究资料的情况下，要对元代散曲做全方位的总结，绝非易事。1990年到1993年，赵义山先生在写作《通论》的过程中，曾多次前往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古籍，最大限度地填补资料空缺，力图钩稽最完备的元散曲发展史。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通论》具有理论和资料双重价值。赵义山先生重视研究资料还体现在《通论》第十二章《元散曲研究基本文献叙录》，在此部分，分别为11种散曲总集、3种散曲别集、4种散曲丛书、22种曲话曲论、4种曲谱编写了提要。这充分说明：研究者所占有材料的数量决定了研究的质量。一方面，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研究者要尽可能挖掘新材料；另一方面，还需要具备分析材料、整合材料的能力。如今，获取研究资料的方式要比前人容易得多，许多大型丛书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网络上一些大型古籍数据库也相继建立和投入使用，给研究者带来了便利。但面对众多的资料，更考验研究者的分辨能力和分析能力，这个时候，还需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处理材料的方法。

(四)散曲研究与散曲创作并重

《通论》书末附录的《斜出斋词曲小集》，是赵义山先生的词曲作品集。义山先生是散曲研究的集大成者，除《元散曲通论》，他还著有《明清散曲史》《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斜出斋曲论前集》《中国分体文学史》(合著)等，均为学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同时，赵义山先生也是散曲创作的大家。在他的笔下，“曲满山川，情满山川”，“感慨时事，针砭时弊，关注民瘼，寄情山水，赠答唱和……类型丰富，题材广泛。凡山水之情、家国之情、百姓之情、师友之情……尽显于笔端”。在2021年举行的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暨第十六届中国散曲与相关文体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草原笔会上，赵义山先生以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身份，曾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坚持和发扬研究会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并重的优良传统，继续坚持和巩固学术与创作两支队伍相互学习、携手并进的传统。”而在实践中，义山先生也是以这样的思想指导其工作的。作为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在他的倡导与支持下，全国各地新兴的散曲组织相继成立，各种散曲刊物相继创刊。而作为一名教师，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鼓励学生写作散曲。例如，他在所执教的四川师范大学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创建狮山曲社，定期设置主题举办散曲创作、评点活动，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散曲创作、研究队伍。这说明散曲研究和散曲创作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人们在研究、鉴赏古代散曲作品时，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写作，而写作散曲则既可以促进对古人散曲作品的理解，又可以使自己始终保持研究散曲的热情。

三 结语：《通论》对于后进散曲研究者的启示

对于初入散曲研究之门的学习者而言，初读《通论》可能会感到困难。一方面，《通论》中的研究跨越了文学、音乐学、曲学、音韵学、文献学等学科，其中的一些术语和理论需要借助工具书方能理解；另一方面，元散曲的形成和发展本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历史上的多种文艺形式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对其进行概括总结必定会涉及大量的烦琐考证工作。但正所谓“世之奇伟瑰丽常在于险远”，我们切不可视之为畏途。唯有踏实读书，认真整理文献，打好基本功，才能对元散曲建立起正确的理解体系。科学研究需要理性思维，更需要情怀支撑，赵义山先生和他的《元散曲通论》给我们提供了效仿学习的对象。如今，随着散曲研究和创作的持续推进，相信散曲学这门学科一定会不断发展，迎来崭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