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与展望

张涛

摘要：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在学界对红色文化资源宏观研究的背景下，正在不断地发展和丰富。目前该领域主要有邓恩铭、冷少农、猴场会议等理论研究和融入教育、开发利用等运用研究，呈现出关注点持续增加、深度逐步提升、运用研究日益增多等特点，存在着整体性不足、理论深度仍需开掘、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缺乏等不足之处。建议将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与民族非遗文化相结合、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与红色基因传承下的时代精神相结合，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D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1-0014-04

红色文化资源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珍贵的物质和精神宝藏。当前，学术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十分重视，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些年学者的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思考，以期为推动该领域研究深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概述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学者就针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与红色文化资源类似的概念还有“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等，要准确把握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就需要对这些类似观点之间的异同进行分析。通过对现有成果的归纳总结，目前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有：谭冬发、吴小斌[1]在2002年就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提出了红色资源的基本概念;肖发生、张泰城[2-4]从2009年至2021年的十几年来，对红色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对红色资源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论述了红色资源在高校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价值和运用。沈成飞、连文妹[5]在2018年指出了“红色文化”的概念内核，并把这个概念外延至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解放基因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张红英、何志敏[6]在2020年认为狭义的红色文化就是指红色革命文化，广义的红色文化则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2018年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征程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源，表现为物质形态、信息形态、精神形态的历史文化遗存”[7]。

从这些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红色文化资源”“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在很多研究和使用中也没有采用特别明显的区分。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在不断丰富和扩展着新的时代内涵，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时期，其外延扩展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的全过程。

二、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

黔南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奋斗征程中领导人民，在黔南地区或者黔南籍人中积淀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目前，黔南州各界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越发重视，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

目前学界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邓恩铭、冷少农、猴场会议等方面，主要的观点有：

一是邓恩铭烈士的革命思想。陈文、唐建荣[8]从邓恩铭少年時期充满远大抱负和志向到求学路上投身爱国事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到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参与建党到最终献身革命几个阶段论述了其哲学社会观。王炳江[9]对邓恩铭的革命思想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重点介绍，即社会改造、工人运动、民族文化保护。翟广顺[10]从青岛的革命活动入手，对邓恩铭开展革命活动蕴含的精神进行了论述。刘晓鹏、余辉[11]从几个阶段分别论述了邓恩铭革命思想的历程，并提出了邓恩铭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汪洋[12]从三个阶段谈及邓恩铭群众观的确立，从联系群众、心系群众、相信群众探讨了邓恩铭群众观的践行，并从主体、价值、方法三个维度论述了邓恩铭群众观在现实中的启示。

二是冷少农烈士的革命思想。杨海龄[13]从家书中，解读出冷少农的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怀，认为其表现出敢于为人民利益牺牲的革命精神。谢崇禄[14]从弃笔从戎、深入虎穴、重任在肩、喋血金陵几个阶段概述了冷少农的戎马一生。《冷少农传略》[15]《残酷的美丽：冷少农烈士传》[16]等著作，详实地介绍了冷少农烈士的生平事迹，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了他和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三是猴场会议的研究。李红军[17]从恢复政治工作传统、长征胜利准备、形成领导集体三个方面论述了猴场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宋延平[18]从民主集中的角度论述了猴场会议的实践运用。周术槐[19]从历史、军事、教育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猴场会议的内涵，提出要先从物质层面保存好猴场会议会址，同时从精神、背景、内容、人物、历史影响、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等多个方面增强开发意识，提出了建立教育基地、召开研讨会、发挥媒体功能等几个途径增强宣传教育意识。石仲泉[20]阐述了猴场会议的历史定位，指出了这次会议的三大亮点，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不畏艰险去夺取胜利的革命精神三个方面论述了猴场会议的时代意义。简会[21]认为猴场会议具有奠定遵义会议基础、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等历史意义，阐述了猴场会议关于民主集中解决争议、团结一致顾全大局、独立自主迎难而上的精神。

（二）黔南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研究

目前学界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利用、教育等内容中，主要的观点有：

一是融入教育的研究。潘晓东[22]认为黔南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阐述了这些资源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和意义。任长幸[23-24]认为邓恩铭革命思想中蕴含的品德修为、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以及理想信念等精神内涵融入中学、高校思想政治课有着重要的意义，并通过具体教学案例阐述了融入的途径。石世学[25]认为把瓮安县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学校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魏书平[26]认为瓮安县猴场会议会址、毛泽东行居、冷少农故居、偏岩摩崖、玉华山咸同农民起义遗址、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驻地旧址等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学生德育培育的过程中具有多种价值。陆光梅等[27]认为三都县城解放、县城保卫战、剿匪、游击队等革命斗争可以作为地方党性教育的重要资源，并提出了运用的途径。

二是开发和利用的研究。周开丽[28]认为黔南州拥有着丰厚的红色历史，但是由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以及价值定位和开发的短板，使得这些历史资源并没有发挥其价值，应从黔南实际出发，提炼文化价值，多途径地开发黔南州红色文化资源。张婕、曾竣[29]以瓮安县为例，探讨贵州红色旅游发展，对瓮安县红色旅游发展现状进行概述，指出存在内涵挖掘不足、设施不完善，服务单一，无法适应市场等问题，并针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游涛[30]认为荔波县的红色文化包含中国共产党建党人物、百色红军千里入黔会师、抗日时期的“黔南事变”等各种类型较多的文化事项和20处革命遗址遗迹，并指出荔波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不足，提出了“一核、一线、两区”空间布局等提升的路径。曹玉珍[31]从都匀“三线建设”博物馆馆内陈列方式的角度出发，对陈列方式在发挥博物馆功能方面的优劣进行论述，提出了增加展示手段、融入数字化和信息化、落实互动体验等几个建议。张子豪等[32]学者从都匀三线建设“山散洞”旧厂房改造的项目概况、设计思路入手，对设计、建设元素包含的“三线精神”内涵进行了思考。黄琳、黄紫怡[33]对“三线建设”的历史、文化、社会、科学、经济价值以及保护与再利用策略进行了阐述，并以都匀市东方机床厂为例，提出了传承历史文脉、协调区域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三个具有针对性的策略。

三、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现有研究的概述，该领域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研究关注点持续增加，从对邓恩铭、猴场会议的关注逐渐扩展到解放战争、“三线建设”等时期。二是研究深度逐步增加，对邓恩铭、冷少农、猴场会议等内容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而是提炼出一系列较有深度的思想内涵。三是运用研究日益增多，不仅仅把黔南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独立个体进行研究，而是更加关注它在其他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虽然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

首先，学术界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研究上，对邓恩铭、猴场会议等个体资源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把黔南红色文化作为整体资源开展的研究较少，缺少对众多个体资源的宏观归类、整理和提炼，使得研究整体性不足。部分研究只是采用叙事的方式对红色历史进行了回顾，缺乏对红色文化背后蕴含的革命内涵和精神进行提炼，学术层面的理论深度仍需提升。学者较多采用文献查询、案例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但通过实地调查开展研究却相对较少，缺乏对最新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当前，红色文化资源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如果不能把研究与时代充分结合，就容易出现研究方法和内容单一和滞后，不能满足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等问题。

其次，黔南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末期剿匪斗争、“三线建设”时期的文化遗存，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黔南地区各族人民在改革、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新的成就，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红军长征时期在黔南的战斗遗址、板寨会议、蛮瓦支部、“三线建设”等革命文化遗存以及冷少农、萧国宝等革命英雄人物的挖掘还不够，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展。例如，对蛮瓦支部的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第一个支部，除2011年、2016年有学者对其成立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析外，后续研究严重缺乏，没有形成系统的、持续的研究成果。同时，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单一学科，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较少，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缺乏充分的融合，这使得研究成果无法有效转化成指导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现实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深化研究的建议

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黔南州的实际情况，可以从四个方面对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研究进行深化。

一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2018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这为黔南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提供了基本依据。黔南州的红色文化资源多处于偏远乡村，将两者结合起来，把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动力，利用红色旅游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利用红色文化提升文明乡风建设，利用红色精神加强乡村治理，可以使红色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传承、保护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和物质基础。

二是与民族非遗文化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感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黔南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黔南州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4项、省级非遗项目58项、州级非遗项目49项、县级以上非遗项目300余项，拥有苗族刺绣、枫香染、牙周陶、民族山歌、猴鼓舞、傩戏等丰富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两者结合起来，把在当地人群中具有极高影响力的民族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方式以及传统手工技艺与红色文化资源有效融合起来，用当地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展现新时代的红色文化内涵，可以使红色文化价值丰富民族非遗文化内容，让民族非遗文化成为弘扬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载体。

三是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黔南州有布依族、苗族、水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并在2018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擁有的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团结元素，例如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就是水族人。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淀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上下同欲者胜，黔南各族人民自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播下红色革命的种子以来，在各个时期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通过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为黔南地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奠定深厚的红色内涵基础，增强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的决心，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的认识，稳固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根基，激发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同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开展为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也提供了现实载体。

四是与红色基因传承下的时代精神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各个阶段进行艰苦奋斗的具体体现，需要不断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体现出新的时代价值。“时代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是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34]黔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创新、奋勇拼搏、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创造了“大关精神”“背篼干部”“麻怀干劲”等一系列新时代贵州精神的黔南实践，这些黔南实践深刻体现了红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艰苦奋斗、依靠群众等精神。通过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在保护黔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让时代精神成为焕发红色文化资源新活力和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载体。

总之，学界针对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黔南州并不缺少红色文化的资源，亟需学者去发现和深入探索，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和产业带动作用，推动红色文化传承、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旅游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冬发，吴小斌.“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J].老区建设，2002（7）.

[2] 肖发生.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的再认识[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1）.

[3] 肖发生，张泰城.近年来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与实践[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1）.

[4] 肖发生，张泰城.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德智体美劳育人研究述评[J].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9（2）.

[5] 沈成飞，连文妹.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教学与研究，2018（1）.

[6] 张红英，何志敏.论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价值[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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