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原因

周静波

摘 要：传颂广泛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不是天然生成的，它的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离不开对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离不开苏区干部领导模范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更离不开严格和完善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的保障。

关键词：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原因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赣南山歌一直被广泛唱诵，它生动形象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的优良作风。历史已经证明，苏区干部好作风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于当时以及今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广大党员干部时刻对照自己、检查自己、形成良好自身形象的宝镜。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民为贵”思想的影响

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它能够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在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和深远持久的影响效果。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代表，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应该对其相当珍视并传承下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其中也有人民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贵”思想的长期熏陶和浸润。

中国文化自古包含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思想。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最早发轫于殷周之际。《尚书》中就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是说人民并且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只有这个根本、基础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反映出了朴素的民本思想。i “民为贵”思想在儒家的政治哲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体现的尤其明显，它的意思是人民应被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唐太宗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形象的表达出对民为贵思想的感悟，宋太宗赵广义则刻了25块戒石铭，上书：“尔禄尔俸，民脂民膏;小民易虐，上天难欺”分置全国各府，以使地方官吏为戒。明代嘉靖年间，海瑞时任兴国知县，他亲民勤政，励精图治，把兴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其简政恤民、惩治豪强、兴修水利等施政理念和实践，对兴国的发展产成了深远影响，促成后来的兴国官员争相效仿学习。毛泽东在1929年4月率部来到兴国时，阅读了海瑞编写的《兴国县八议》一文，称其为一篇具有重要学习价值的施政大纲，他在后来开展的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上，将海瑞恤民爱民的思想介绍给受训的党团活动分子，教育党员干部要像海瑞一样，时时处处想着人民。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未断裂的“以民为贵”思想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它为苏区干部形成为民执政、心系群众的思想做好了铺垫，苏区干部从这些一脉相承的“民为贵”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传统的“民为贵”思想继承和优化，真正的做到爱民、利民，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要求，维护群众利益。

二、历史原因：延续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

中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传承性特点决定了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形成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的源泉，井冈山时期党员干部形成的优良作风也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大家住的是破草房，穿的是百家衣，夜里盖得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只能打赤脚。毛泽东、朱德和普通士兵一样，没有被恶劣的斗争和生活环境吓倒，反而更加坚强。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可以说，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雏形。

苏区干部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已初步形成;苏区干部尊重人民权利，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积极帮助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切实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中就有体现。另外，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大都是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领下，从井冈山随红四军、红五军到达赣南、闽西的。由此可见，井冈山时期领导队伍的延续、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的传承都促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三、教育原因：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他们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列宁斯大林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根据中国革命的特殊背景和过程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ii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在苏区注重开展思政教育，积极学习科学的理论、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进而指导自己开展正确的实践活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苏区干部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好作风，离不开党内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教育的内容涵盖广泛，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技能，其中政治教育贯穿干部教育的始终，且处于突出的地位。中央苏区的各级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身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阶级本身共有的狭隘、自私、保守等劣性，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带有旧社会传统陋习的痕迹，例如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并且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所以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iii。因此，苏区党将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常抓不懈，通过对其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来提高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苏区时期起初举办多种短期干部训练班，后来逐步发展为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等专门的干部学校。这些学校都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方法以自修为主、讲授为辅，以课堂讲授、召开学术演讲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宗旨、群众观点、革命形势、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同时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安排学员到各地苏区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使大批苏区干部不仅具备了较高的革命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而且培养了党员干部深厚的工农阶级感情，成为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模范原因：毛泽东等革命家身体力行的影响

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在其提出的“榜样示范效应”理论中指出：人类通常是在社会情境中获得新知，人们往往是通过对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观察后才得以学习，并且通过替代强化意识来获得行为的动力，而非普遍认为的通过不断尝试错误和修正错误这种直接的方式学习。这种榜样示范效应理论有效的解释了毛泽东等革命家在苏区时期身体力行的影响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苏区时期领导人的以身作则、亲身示范，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使苏区各级干部产生了积极学习和效仿的强大动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都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育和影响着广大苏区干部。

毛泽东作为红军的首脑、统帅，严以律己、从不特殊。他虽为领导，却常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乘用，自己与红军官兵一起徒步行军，翻山越岭;他不轻易让供给部门给自己添置新衣服，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缀有好几块补丁还不舍得换掉;他有吸烟、吃辣椒的嗜好，却从不因为这些嗜好搞特殊化、破坏纪律;毛泽东同志时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注重调查研究，他亲自作了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等，撰写大量调查研究报告;为了解决沙洲坝的群众吃水困难问题，毛泽东亲自带领群众开挖水井，终于让群众喝到了干净的井水。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总是带头严格遵守红军纪律。他为人忠厚朴实，爱兵如子、爱民如子。如果别人不介绍，不熟悉他的人谁也想不到如此家常朴实的人竟是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由于他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显眼、不搞特殊化，在中央苏区不断发生并且到处流传着老百姓找朱德找错人的故事。

此外，还有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彭德怀、邓颖超等老一辈领导同志，他们都带头做到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们联名发出倡议，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前线，把政府发给的衣服送给新战士。苏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清正廉洁、情系民众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的模范表率作用，直接带动和鼓舞着所有苏区党员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五、制度原因：严格完善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iv由于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这就为解决滥用权力提供了有效方法。苏区时期曾制定和实行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党政监督、法制监督，还是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都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首先是党政监督。党政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政府监督。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监督的有效手段。这使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和行为一经露头，就会受到党内批评，难以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是通过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省县级检查委员会来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进行监督，起到遏制抨击作用。政府监督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上级政府机关派出巡视员或检查团， 不定期地对下级政府工作机关实行工作检查。另一方面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内设立工农检察部，负责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检查监督。其中为了开展对苏区干部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经济领域的审查监督，中央苏区各级政府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审计有关财务账目。在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期间查处了许多贪污浪费案件，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决定让中央审计委员会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的领导，这种由党政领导的严格监督有效的促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其次是法制监督。“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v，这是苏区时期依靠法制反腐倡廉为我们党提供的宝贵经验。苏区时期出台了一系列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法律，这些法律在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多次颁发的“训令”也成为反腐防腐斗争中的重要法律依据。其中1933年12月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对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中出现贪污浪费、挪用公款和玩忽職守的行为现象，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惩治办法规定。如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五年以下监禁、强迫劳动;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造成国家损失者，给予纪律处分直至三年以下的监禁。vi该训令的颁布和实施，使苏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明确了贪污浪费的后果，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力量。

第三是舆论监督。苏区时期的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充分利用创办的报纸刊物来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鼓励苏区广大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让他们充分享有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利，发表对党员干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效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后来，《红色中华》报还增开了“红板”和“黑板”专栏，在“红板”中刊登表扬稿件，在“黑板”中刊登批评稿件。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辟有“铁锤”专栏，专门批评红军部队和军事机关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和作风。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曾在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指出：“苏区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将会对于一切损害革命利益，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者、贪污腐化分子、反革命异己分子、破坏国家生产的怠工工人等，给以最无情的揭发与打击，使他们接受苏区工农劳动群众的广泛而严格的监督，在群众的批评、讥笑甚至谩骂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以此来改善苏区干部各方面的工作，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vii另外，当时还利用各种专题报告、墙报、黑板报、标语、山歌等宣传媒介，对苏区干部形成了舆论监督。

第四是群众监督。群众监督对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具有直接作用。苏区党和政府积极鼓励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权力的监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赋予人民群众不仅有选举代表掌管国家政权的权利，而且有批评、监督、检查、罢免政府官员的权利，它确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工农兵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毛泽东作为中共党代表认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批评，如果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存在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分子，人民群众应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政府也要立即惩办他们，不能姑息。这为苏区党和政府各级权力得到了广泛的社会群众监督提供了保证，促进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各机关、组织、党员、干部执政为民、清正廉洁良好风气的形成。此外，苏区严格执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为了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利，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都由群众选举产生，选民有权对于不称职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随时提出质询。如果代表犯有严重错误，只要有10人以上的选民提议，并且经半数以上同意，就可撤销其代表资格，或通过代表会议予以开除。群众的监督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可以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和现象随时向控告局告发;“轻骑队”、“突击队”是各级工农检查部普遍采用的监督形式，他们经常微服私访，突击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汇报给工农检查部。制订和实行这些制度为人民群众在选拔、任用、监督、处分苏区干部的各个环节过程总提供了有效保障，确保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

综上可以看到，传颂广泛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不是天然生成的，它的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也有苏区时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方面的原因以及毛泽东等革命家身体力行的示范效应，更离不开干部监督管理机制的有效制度保障。

注释：

i 崔迎军.孔子的民本思想及其意义[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3）.

ii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95.

iii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iv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v《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vi李康平.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J].政治学研究，2010（2）.

vii《斗争》，1933-12-12. 凌步机.中央苏区的防腐倡廉工作[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5（2）.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一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傅克诚.苏区干部好作风[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3] 李小三.苏区干部好作风[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 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5] 李文辉.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初探[J].求实，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