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到现实:浅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022-04-29 10:11侯冠宇
现代交际 2022年4期
关键词:手稿马克思劳动

□侯冠宇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在卷帙浩繁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流亡至巴黎的时候,不过二十余岁,但这批“巴黎手稿”内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尤其是“异化劳动”(alienation)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手稿》亦指出,“劳动实践”不仅之于个人生命活动,还在于经济起源、历史进步的意义。

一、基于一个文本计量的相关研究讨论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手稿》的核心主题、逻辑意蕴、思想关系、当代意义等方面展开讨论,基于多种学科背景和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展开诸多方面的考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题词,在CNKI中检索近五年发表在核心期刊中的论文(CSSCI、北大核心),文献总参考数量为806篇,总被引次数571次。将Refworks格式数据导入Cite Space文本计量软件,基于Java环境运行,得到可视化网络图1。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发现,学界围绕《手稿》展开了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的相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自然存在物”“哲学批判”“异化理论”“共产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 等出现的频率较高,说明诸多学者对上述方面颇为关注。

图1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题词的Cite Space可视化网络图

学界对《手稿》的研究讨论大多集中于“异化劳动”“哲学”“分工交换”等方面,而对《手稿》的研究与定位,逐渐出现“不成熟论”和“成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基于这两种观点对《手稿》的评价亦形成了两种相反的学术观点,即“《手稿》是一部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黄学胜针对目前学界将《手稿》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这一观点展开回应。他认为,《手稿》中的诸多具体论题都是围绕“无产阶级解放”,即“人的解放”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手稿》尽管存在些许不足,但充分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思路,应将《手稿》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与此同时,亦不乏学者对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及异化理论中的“赫斯因素”展开辨析。需要阐明的是,“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基于工人群体生活境况贫困不堪这一事实而提出的,进而阐释劳动主体及其经济关系间的异化。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中心,具体阐明该理论的四个基本特征,即一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工人与生产活动相异化,三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即劳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之间相异化,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2]而目前学界围绕马克思、赫斯二人思想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是“赫斯对马克思具有压倒性影响”,第二种是“赫斯是完全失败的马克思先行者”,第三种是“有限度地承认赫斯的影响”。黄学胜以“貌合神离”一词形容马克思与赫斯二人思想间的微妙关系。“貌合”亦可称为“同质性”,体现为赫斯将德国哲学与法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也提出要把“新的哲学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神离”亦可称为“异质性”,马克思与赫斯所坚持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换言之,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赫斯则是站在一般人的立场。因此,“两人路径一致,但是实质是不同的”,故呈现“貌合神离”之态。[3]

与黄学胜不同的是,丁颖从马克思与赫斯二人“研究切入的视角不同”出发展开论述。马克思从劳动的本质(将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出发,借助国民经济学①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与马克思不同的是,赫斯是以“货币”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将“货币”与“人”无机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出对“商人世界的痛恨”,从而走入了否定货币、消除货币的“狭窄胡同”。[4]郭苗苗从“私有财产思想”角度出发,认为《手稿》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便是“私有财产”,马克思将“扬弃私有财产”作为研究的逻辑链条,进而展开对私有财产的起源、本质、关系、归宿等方面的探索,诸多方面构成马克思“私有财产思想”的主要论域。[5]钟启东厘清蕴含在《手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念,反思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困难,进而阐明借助并发挥“人的实践力量”才能解决当下“理论对立”“观念颠倒”的现实难题,要以作为新时代精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领全局,构筑当代中国精神,进而形成有信仰的人民,有力量的国家,有希望、有未来的民族。[6]

具体来看,张海燕从伦理学的角度谈《手稿》意蕴的“人类精神生活”,并指出《手稿》不仅回答了伦理的性质及其变迁方面的问题,还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根源。“精神生活”并非不染人间烟火的纯粹的独立空间,与此相反,“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是密切相关的。[7]韩喜平、李文娟从伦理经济视域,对《手稿》展开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特点是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对经济问题的深度思考,进而探寻一条人与社会有机发展、和谐共进的道路。厘清《手稿》中“劳动关系”“私有制批判”“人的本质”“共产主义”等诸多问题,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建构和谐劳动关系”“坚定制度文化自信”“促进人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颇具指导意义。[8]

于春玲、孟曾从《手稿》中探寻、构建“美好生活观”,认为马克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基于经济事实出发,构建了美好生活的蓝图,即拥有丰裕的物质,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摆脱资本束缚,摆脱资本束缚的关键在于正确且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9]周启群基于《手稿》中的“社会”概念展开解读。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仅描述社会现状,却忽视社会中深层次的问题。马克思发现了劳苦大众劳动之不易、生存环境之恶劣,对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认为的“商业社会”进行分析,描绘出真正社会该有的模样。[10]

二、回归经典原著内容的深入分析

《手稿》由三份具有内在逻辑的笔记本(Ⅰ—Ⅲ)构成。马克思围绕国民经济学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从劳动的本质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手稿》中的“国民经济学”,换言之就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法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称呼。笔记本Ⅰ即是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学说的批判,包括“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个范畴,重点揭示了学说中的内在矛盾;笔记本Ⅱ则是对“私有财产”的讨论;笔记本Ⅲ则在Ⅰ的劳动、Ⅱ的私有财产内容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共产主义与之相连的论述,内容较为丰富,这也是众多学者展开激烈讨论、深入研究的关键部分,主要记载了“私有财产”“劳动”“共产主义”等相关论述,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展开批判,亦含有“分工”“货币”“《序言》”等部分片段观点。

[笔记本Ⅰ]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其劳动却使得自身成为商品,资本控制下的社会也就创造了相当数量的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工资即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资本是一种私有权和支配权,资本也是资本家自身的利润。那么,对这一利润的追逐,也将是垄断资本控制社会的手段,不论工人的社会财富处于何种状态,其工资最终将处于可怜的最低限度。劳动创造了财富,但作为商品,“供需”有着市场和资本的多重影响,工人的工资自然受资本家的把控,注定沦为低廉的商品,依附于资本家的生产工具。马克思提出了分工的又一面向,值得我们关注。这种市场特征不仅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导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在资本积累生产过剩之下,工人的工资只会下降至最低点。

[笔记本Ⅱ]资本家与地租所有者之间的关联、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最终社会只分化为无产与资产两个阶级。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极为致命的。笔记Ⅱ着重从资本家的视角分析了他们与劳动的关系。追溯以往历史,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国民经济学的不同时期,私有财富分别表现为金银等自然要素、土地和农业劳动,以及具有抽象意义的劳动。不过,这种历史阶段的差别还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笔记本Ⅲ]马克思对于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的虚伪予以强烈批评,它彻底实现对人的剥削和否定,人本身成为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人被真正外化、异化。但人也正是不断处在扬弃的过程之中,即从平均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扬弃,最终到对自我异化的扬弃。换言之,马克思在这里表示出这是社会的必然趋势,现在所处的资本控制下的工人劳动异化是必然的过程。最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共产主义势必重新使人自身和社会状态走向本质的回归。这里,马克思又着重探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内容,尤其涉及“否定之否定”及人/意识/对象等层面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需求取决于资本家的兴致,进而阐述了一种状况:“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这些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脱离这种使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倾向于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市场价格的偶然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少于对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而对利润的影响又少于对工资的影响。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当某个地方工资提高时,别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马克思列举出可能存在的主要状态:“若社会财富衰落→工人遭受痛苦增加。”①由于国家资本、收入减少,经济发展迟缓带来了社会财富积累“赤字”从而给工人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若社会财富增长(虽对工人有利)→但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S工人<D工人→工人工资增加→工人过度劳动。”②马克思强调,此种情况出现的前提是“社会财富增长”,是基于国家资本与收入增加的事实。而资本与国家收入的增加又依赖于劳动积累、不断扩大的分工、分工又带来人数的增长(见图2)。

图2 马克思列举的“第二种”可能的社会状态逻辑图

分工不仅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还导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竞争。最后,资本积累生产过剩,带来大部分工人失业,于是工人工资下降到最低点。按照斯密的观点,“大多数人是不幸福的”,而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带来大多数人的痛苦。这样的结果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国民经济学家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将这一考察责任推卸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等管理人员”。马克思指出,“竞争就是抵制资本家的唯一手段,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大众的影响”②。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将经济关系视为“前提”,并发现私有财产剥削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资本的利润”这一部分中,阐述了“资本”的定义。“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

需要指出的是,《手稿》中提到的“资本权力”的概念,并非在讲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说资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11]“权力”是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视域下的核心概念之一。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背景下,他将“权力”分为两种,“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彭肖建基于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表述,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财产权利”特指“私有财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当中,“私有财产”突出表现为“资本的权力”。

三、对《手稿》内容与现实问题的再思考

《手稿》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社会、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理论等历史文献与诸多思想展开系统性批判考察。马克思对“自然”“社会”“人”等一系列概念的认识颇为深刻。在解读、剖析《手稿》的诸多复杂、抽象概念时,若不从特定时空下展开历史研究分析,容易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伦理学中的诸多思想内容作“当代的解读”,这样的解读方式不能断言为“误读”,但或许会带来部分观点的不必要争论。因此,阅读《手稿》需要了解特定时空、不同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异同,进而展开系统化的研读与思考。基于上述研读与回顾,结合现实问题,作如下思考:

1.乌卡时代的“内卷化”问题

“易变不稳定”(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结合起来,与当今时代迅速变化的复杂且充满诱惑的世界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词语——“乌卡时代”。一般来说,“内卷”通常是在现有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竞争,“外卷”通常是在现有资源有增加空间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竞争。“内卷”是一种激烈竞争的畸形状态,不仅让个人与他人、自我和对象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之中,还会带来主体价值感失落。为此,要在劳动创新中有效调节“内卷”。一方面,要合理开发资源,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调控,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2.建构“世界视域”,探寻中西互动

众多学者基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运用大量文献材料,按图索骥,积极论证。意蕴在马克思前期的《手稿》与后期的《资本论》中的思想谱系,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但目前围绕《手稿》缺乏中西方之间在思想层面的演进、变迁与互动。无论是研究中国还是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伦理、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基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展开长时段的考察,建构“世界视域”和参照系都是十分有必要的。[12]叶坦以“魁奈的‘重农’思想与中国农业的经济思想渊源”和“中国的货币思想影响了德国货币理论学派”这两个“典案”,证明了在“中学西渐”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学说对西方社会是有影响的。在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注释中,出现了清代徽州人王茂荫的奏折及其思想。[13]这一微观案例,启示我们研读著作文献,要着眼于著作全貌,并对易被忽略的注释更加关注。在王茂荫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已然走向了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学者的思想、社会等方面。实际上,不仅法国借鉴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观念、循环分析方法等,在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下的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百济、高丽、朝鲜等)及日本等国,亦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借鉴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经济观念,灵活运用、调整以适应本国的经济政策推行[14],但目前对这一领域的对比研究较为稀缺[15]。此外,研究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土地、会计、金融、企业[16]等亦可以作为案例展开分析。研读经典,要基于特定时空下展开历史研究分析,构建“世界视域”探寻中西各国之间的互动,为我国的文化与学术自信提供宝贵且翔实的佐证,从繁赜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探寻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真相。[17]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时期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国家治理等问题[18]还蕴含特定时空下个人与集体、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张力,以及信息网络与信息场域的诸多内容,值得深入思考。[19]

3.关注人、理解人、尊重人的发展

《手稿》以唯物史观的视野,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及其制度的本质特征。书中字里行间的诸多表述,如“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其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是“关注人的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突出人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主体位置,关注人、理解人、尊重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坚持的首要原则。

“大江之行,回旋起伏、变化万端、激浊扬清,终归于进步,是为演进。这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演进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息息相关,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近代至今的演进走向。”[2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产物,这与马克思伦理经济思想的最高价值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因此,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才能更加自觉确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22]

【注 释】

①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等同于国家学。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雅科布和索登在1805 年曾做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

②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的关于竞争具有良好作用的思想。按照斯密的观点,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将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而且不降低利润。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必然要破坏关于不得提高工资的“天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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