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教育运动述论
——以余家菊为中心

吴洪成，张珍珍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缘起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天朝上国”自诩的清王朝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扰和冲击，被迫割地赔款，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并由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势推进，开始了近代中国自我觉醒的漫漫征程。从洋务运动至清末“新政”改革，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处于模仿期，在教育思想上表现为西文教育、西艺教育、西政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实业教育思想的兴起及尝试，然而并未触及内核的清末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运动未能力挽狂澜，致使这些教育思想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国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在新的政治基础上，教育思想随之进入自觉期。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如军国民教育思想、实利主义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大同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等为新时期的教育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呈此消彼长、纷繁错杂之势。

国家主义教育运动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嬗变、发展的产物。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学术上的国家主义思想。清末梁启超主张国民应具有国家观念，“国家主义教育”一词出现。民国初年，学界多从国家主义的含义及作用进行探讨，主张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保守的而非侵略的，关注个体的而非蔑视人权的国家主义教育。清末民初尚属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产生初期，其从民族自决的国家意识中分化出来，具有零散的、未成体系的特点。

五四运动前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在起伏波折中向前推进。此时，国际上受欧战影响，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颓败不堪，使精神备受创伤、充满绝望情绪的人们迫切需要安全稳定的环境，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1919年5 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顶尖级现代教育派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讲学，他的世界级哲学家的影响力、令人耳目一新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来往各地的精彩演讲，使国内掀起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思潮则因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侵略国德、日之所信仰而遭人贬低，国家主义教育流派遂在欧战后受到冷落。诚如近代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所言：国家主义此期“曾一度隐失于教育界”。

1924 年1 月，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陈启天在《少年中国》杂志发文《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开篇即言：“自欧战结局以来，文人谈士莫不痛诋国家主义的流毒可以扰乱世界之和平，可以摧毁人类之文化，可以杀伤好生之人类，可以消耗无数之金钱，可以淆乱宇宙之真理，可以恶化国民之心理，几若国家主义为万恶之所归，无复存在之余地者，是未免反动过激耳。在欧美国民苦于战事者数年，一旦欧战告终，自必赞叹和平，而向慕世界大同之呼声大噪一时，此自然之趋势也。”[1]这里叙述了国家主义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命运变故及其边缘化遭际的理由。

1924 年6 月，郑宗海在《教育汇刊》上发表《教育上应有之国家主义》一文，认为近年教育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倾向约而论之为三类：“第一种以教育制度为出发点，严格论之，多为方法问题。第二种以政治为出发点，其所含之相对的国家主义，亦为国有主义。第三种以文化为出发点，发展国性，庶有所贡献于世界，则国家主义而兼有世界主义之意味者矣。”[2]上述见解较好地总结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初期学界的论点。

总之，民国初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被时代潮流的矛盾与斗争裹挟前进，但隐忍时期很短暂。1919 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山东主权丧失，使得国内报国救国呼声高涨。随着国内国家主义派别“醒狮派”的势力逐渐壮大，以及1925 年“五卅运动”的刺激，在国家主义派骨干成员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和余家菊等人的极力鼓吹下，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激变成为一场教育运动，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竟臻达盛极一时。

二、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形成及转向

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生、发展及转向主要集中在20 世纪20 年代至30 年代初，由前期的社会活动、组织宣传及理论探讨转向后期的教育学术研究及教育实践关怀。国家主义教育主张及最终形成教育思想学派是本文聚焦所在，而其中又以现代教育家余家菊堪为代表。

（一）中国青年党的产生

1923 年12 月2 日，中国青年党在法国巴黎郊外玫瑰村诞生，发起人为曾琦、李璜、张子柱、何鲁之等，他们都是留学法国、德国的爱国青年。该团体初名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以后正式定名为“中国青年党”，又因以国家主义为政治信仰而称为“国家主义派”，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活动宗旨。1924 年，该派系组织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宣传工具，因而又名“醒狮派”。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成员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及与国家主义派的关系，常燕生《从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国学会》一文有如下记述：少年中国学会在当时是一个纯粹学术，并从事社会运动的团体，当时青年界中的优秀分子，差不多全网罗在内。他们所发刊的《少年中国》杂志，是当时最富于生力，最有价值的杂志。这个学会本有变为中国革新运动大本营的可能。但从1924 年以后，因为国内政治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思想观点之不同，分化为若干派别，彼此异路歧途。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共产党；有的是青年党；有的是新中国党；也有的专心学术，超然于党派之外[3]25-26。其中，中国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曾琦、李璜、陈启天和余家菊等，他们作为国家主义派的中坚力量，在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大致在“五卅运动”及其后若干年内，国家主义教育运动呈现如火如荼之势，各种社会活动、教育演讲讨论、学派特色思想构建均相当活跃。20 世纪20 年代末开始，该学派的各项活动减少，以余家菊为代表的教育家开展的教育学术活动及其成果成为新特色。

1.国家主义派的宣传活动

1925 年 5 月 30 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矛盾的激化迅速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举国上下爱国救国的呼声高涨。国家主义派主张全民政治，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革新，做了大量舆论宣传工作。除《醒狮》周报外还创办了一系列宣传国家主义思想的地方性刊物，如南京《国光》旬刊，北京《新国家》《国魂》《新少年旬刊》，天津《先导》周报，广州《狮声》《独一》旬刊，重庆《救国青年》，成都《振华报》；在国外则有纽约《侨声日报》、巴黎《先声》周报等。同时，国内一些重要教育刊物也刊登宣传或研究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如《中华教育界》《少年中国》《教育杂志》《新教育》《教育与人生周刊》《新教育评论》《江苏小学教育月刊》《国家与教育》《学灯》及《湖南教育杂志》等。还有一些受到国家主义派影响的团体发行的刊物，如浙江宁波的“爱国青年社”发行的《爱国青年》半月刊，江苏南京“中华教育主权收回运动同志会”推出的《黄镜》旬刊。

1925 年，陈启天、曾琦、余家菊、李璜等人分赴杭州、嘉定、南京、青浦、北京等地进行国家主义主题讲演。1 月10 日，李璜在浦东中学校演讲《我所理想的中学生》，在“国立武昌大学”演讲《我们怎样预备作战》。3 月 13 日，陈启天在扬州第五师范演讲《国家主义与中国师范教育之改造》。7 月8 日，余家菊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国家主义的教育之意义》，在“国立暨南大学”讲演《国耻的教育》《国家主义释疑》。曾琦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讲演《国家主义与中国青年》《军事教育的精神》。醒狮社编《国家主义讲演集》（第 1 集，1926 年第 3 版）收录上述8 篇演讲稿。

2.国家主义派的组织活动

国家主义派加紧进行组织建设。1923 年7 月17 日，中国少年自强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1925 年后，其由最初入会者14人发展到7 000 多人，淞沪、北京、南京、武汉、长沙均设有支部，并创立《自强》《行健》杂志。

为了联合各国家主义团体，扩大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曾琦、李璜等人于1925年2 月25日在“中华少年自强会”“光华学会”“爱国青年社 ”“ 国 魂 社 ”“ 国 光 社 ”“ 自 强 团 ”“ 醒 狮 社 ”“ 巴黎先声周报社”“巴黎救国杂志社”等众多国家主义小团体基础上，组织起“中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在北京、南京、武汉设立3 个分会。其他赞同或声援国家主义思想的团体还有很多，如湖南“固中学会”，河南“光华学会”“收回教育主权促进会”，上海“少年自强团”、复旦“青年团”，云南“复社”，安徽“安庆青年社”，北京“国魂社”，南京“国光社”，武汉“国锋社”，成都“惕社”，以及重庆“起舞社”等。

1925 年 7 月，余家菊、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39 人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宗旨为“本国家主义的精神以谋教育的改进”。国家教育协会成立后，于《醒狮》周报公布“第一年进行计划大纲”，准备开展六项活动：发行教育特刊、发行教育专刊、发行国家教育协会丛书、分组研究编辑教育用书、组织各地分会及分赴各地讲演[4]。教育特刊附于《醒狮》周报，教育专刊附于《中华教育界》，《中华教育界》第15 卷第1、第2 两期刊行“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号”。国家教育协会在南京、武昌、北京等多地设有分会。

3.国家主义派的书籍出版

国家主义派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国家教育协会编辑出版的《国家与教育》周刊。协会丛书出版有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周调阳的《教育统计学》、陈启天的《国家教育概论》、杨廉的《西洋教育史》、祝其乐的《国家主义与乡村教育》、常道直的《德国教育与国家主义》、陈启天的《国家主义与近代欧美教育》、舒新城的《收回教育权运动》[5]；译著有李璜的《菲斯的告德意志民族》等。余家菊、李璜的《国家主义的教育》收录余家菊的《民族主义的教育》《中国教育的统一与独立》《圣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国庆日之教育》及李璜的《国民小学教师对于今日中国国家的使命》《国民教育与国民道德》，共7 篇文章。

少年中国学会编的《国家主义论文集》（第1集，1925 年版）收录李璜的《释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正名》《国家主义答客难》《再谈国家主义的教育》、陈逸凡的《国家主义之今昔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国家主义与教育》《醒狮运动发端》《中国教育宗旨问题》《国家教育政策发端》《国家主义与国民教育的改造》、余家菊的《教育建国论发微》、曾琦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等，共17 篇文章。

少年中国学会编《国家主义论文集》（第2 集，1926 年版）收录李璜的《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国家主义的建国方针》《政治生活与国家生活》《伦理教育与宗教教育》、邓叔耘的《法国近代的两个国家主义经济学者》、胡国伟的《国家主义者的道德观》、胡云翼的《国家主义与新文艺》、余家菊的《国家主义与军事教育》、曾琦的《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等，共17 篇文章。陈启天在《建国政策发端》中阐述新中国成立三大要义，国家主义及其科学，哲学、历史根据，政治、经济、教育原理及政策等。

4.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教育主张

（1）国家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1925 年10 月，曾琦在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发表名为《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的演讲，其中对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缘由有如下分析。

就世界大势论，英、日、法、美、意五大强国，吾人无论从何方面观察，皆不能不承认“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国家主义极盛时代”[6]133-139。

就本国情形论，一言以蔽之曰：“内不统一，外不独立”而已。因内不统一之故，于是各省督军据地称雄，拥兵作乱，形同藩镇，势等寇盗！因外不独立之故，于是关税不能自主，司法不能完全，财政频遭干涉，外交亦受牵制。然欲吾国贯彻独立自主之真精神，其法在使国民明了国家根本立足点之所在，使全国国民尽能透彻了解国家主义之真意而信仰之，使尽人都有为国效力之爱国观念[6]133-139。

就社会道德论，吾人非讲“国家主义”不足以救中国之亡。自消极言：凡破坏国家者，国民应群起而诛之，自积极言：凡为国建设者，国民应群起而助之，使不肖者有所恐，而贤者有

所劝[6]133-139。

就人类本性论，爱国为人之良能，合乎人心，顺乎自然。人类惟能自爱其群，是以能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导洪水而注之海，驱龙蛇而放之沮，然后人得安居而乐业[6]133-139。

以上，曾琦从国际比较、国内现状、社会道德及个人本性论述国家主义思想的价值，其中包含国家主义派的教育诉求。

（2）国家主义教育的内容

1925 年7 月8 日，余家菊在东南大学演讲《国家主义的教育之意义》，对国家主义教育内容加以简要说明：国家主义主张发扬国魂——国家精神；国家主义主张国民养成自尊的精神；国家主义主张国民应服务于国家；国家主义要求统一；国家主义主张独立；国家主义要求国家的昌荣[7]311-313。可见，国家主义教育服膺于德意志民族教育救国的基本逻辑，即发扬民族优越性，振奋民族精神，推崇国家至上，激发国民为国奋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完成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陈启天则在批判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借国民教育的改造提出其国家主义教育的设想。第一，须确定国民教育的宗旨。国民教育作为培育国民的工具，如没有统一的指向，何以培养国民性，促进民族团结？第二，收回国民教育的主权。国民教育应由国家操办，制定统筹全局的计划与标准，抵抗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三，划清国民教育的责任。他认为应该由国家立一个全国国民教育的计划书，明定国民教育的宗旨、标准、步骤、责任、考成方法与奖进方法而切实实行。国家应承担国民教育经费。第四，厘定国民教育的材料。要旨如下：“言文科内的国语教材须多取自本国，而取自世界者，当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国家思想的养成；社会科内的历史应着重本国史，引起祖国的观念与民族的思想；体育科应着重雄健的体质之养成。”[8]第五，改正国民教育的训练。对五四运动前后重个性而忽视国性的教育进行纠偏，要以严肃、严格的训育方法，教育学生遵守纪律，敬爱师长[8]。陈启天的设想涉及教育宗旨、教育主权、教育责任、教育素材及教育组织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国家主义教育诠释。

（3）国家主义教育宗旨

余家菊在对个人主义、国际主义进行批驳后，认为教育宗旨必须满足五种性质才能发挥效用：时间性，“合于此时之需要者也”；空间性，“合于此地之需要者也”；历史性，“合于此民族之需要者也”。此三者统合，名之曰“国家性”。另外，还有透彻性，“贯彻于各项教育活动者也”；确定性，“明示教育者以努力方针者也”。由此，他提出教育宗旨应定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以及独立进取[9]361-362。精忠报国出自南宋爱国抗金名将岳飞舍身赴死、报效祖国的典故，非常突出教育宗旨的国家性。慈祥恺悌为慈爱友善、和乐协调之意，体现国家主义教育宗旨对传统文化优秀因素的汲取及弘扬；独立进取则是对外抵御侵略，谋求实现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对内谋求养成优秀之国民。

1925 年 7 月，《中华教育界》刊文余家菊《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提出时下教育救亡背景的教育宗旨中应包括以下必备部分：“一曰国民之独立性，对外能抗强御暴，不失其大国民之风；二曰国民之责任心，对内能奉公守法，克尽其国民之天职；三曰国民之和谐性，彼此相扶相助而发挥其休戚与共之情谊。”[10]350据此，教育宗旨拟定为“养成健全人格，发挥国家精神，培植共和思想”[9]368。这是对上述教育宗旨思想的丰富，更是从教育功能论整体视域对国家主义教育宗旨的深刻提炼。

5.国家主义派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据1921 年《教育公报》第8 卷第2 期陈俶达对日本《帝国教育杂志》所载《欧美人在中国之教育的施设（续）》一文的译述，其时“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对比而言（见表1），“由初等教育起，逐渐增加，比例至高等教育，则外国学校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学生数百分之八十，其势力已在伯仲间也”[11]。可见，截至五四运动前后西方人在华办学明显强势，中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其中，英国人经营的学校有香港大学、博学书院、新学大书院等，美国人设立的大学有清华学校、文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英、美合办的学校有北京汇文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法国人经营的学校有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辅仁大学及若干中等学校。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皆由教会及所属教派经营，以神学传道为目的，美其名曰帮助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实则以他国文化灌输中国国民，奴役学生思想，腐蚀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观念，教会学校实为欧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文化侵略的工具。

表1 中外所设学校学生人数对比

1924 年 4 月 22 日，《民国日报》刊发《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英国教会所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自发成立学生会，对“奴隶式”的教会教育加以强烈反抗。“宣言”提出：“我们很知道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教育的用意，而受过那种教育的更是明了……他们所需要的，是制造几个洋奴，好替他们做买卖，替他们宣传，侵略中国，这是从他们平时灌输给我们——宣传与科学，可以知道的。他们是想引我们背着进化的道路后退，制造成头脑简单奴隶成性的民族，任从他们宰割。”“宣言”主张：“在校内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12]1924 年6 月18日，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收回教育权运动宣言》：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要经中国政府注册与核准；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支配及取缔；凡外人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教授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堂念圣经；不许压迫学生，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13]。

随着国家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宣传国家民族观念为要旨的国家主义者，如余家菊、陈启天等纷纷倡导收回教育权，对该场运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1924 年7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于南京召开，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等国家主义者与谢循初、常道直等教育界人士提议《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余家菊就谋求收回国家教育权力的原因做如下分析。第一，“为国家之安全计”不得不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通过教会教育蛊惑国民崇洋媚外，曲解历史，摧毁国民民族观念与爱国精神。第二，“为国民性之发扬”不得不收回。教会教育培养的学生“丧失其中国人之特性”“全无中国人的修养”，以西方文明为时髦，以中华文化为卑劣。第三，“为国民情意之融洽”不得不收回。国家危难之际，无民族文化认同感、无休戚与共的情意何以同仇敌忾，共御外侵。第四，“为立国理想之凝成”不得不收回。立国理想为实现独立与统一之先决条件，而教会教育打压、摧残国民爱国精神。第五，“为保障国权拥护国民人格”不得不主张收回。教会学校侵害中国权益，侮辱中国国民，毒害民族文化[14]280-288。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开封年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案》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1925 年7 月，余家菊等人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利用《醒狮周报》《中华教育界》等刊物讨论收回教育权问题。《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 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号”刊发收回教育主权的原因、办法等文章，使全国形成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热潮。

1925 年12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主要内容为：一是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须按照相关规定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二是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三是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如原校长是外国人则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四是中国人须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一半以上[15]。此项办法的规定和实施，使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实际成效。自此之后，教会学校纷纷改头换面，改由中国人出任校长或副校长，收回教育权运动获得阶段性胜利。

（三）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转向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于1928 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政治上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持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承认中国青年党合法地位；教育上则提倡“党化教育”，淡化“国家主义教育”，国家主义派遭受倾轧和冷遇。国家主义派根据形势纷纷立言主张开放政治，提倡公民教育、乡村教育及师范教育，余家菊、陈启天则倾心于中国教育史研究，这些都表明了国家主义教育运动此后新的转向。

关于公民教育，余家菊认为，“公民”为“人民之有公权者”。所谓“公权”，应包括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的自由权、请愿权和选举权，公民在享受公权的同时也需履行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他认为，公民教育的目标应为以下几点。第一，发扬民权。教育性质随国体而异，中国是民主国，自应尊重民权，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二，拥护国权。面对内忧外患，必须打击国贼，抵抗侵略，收回主权，恢复主人翁地位。第三，奉公服役。国民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育应培养国民关心国事、维护国权的国家意识。第四，竭忱守法。全国民众不分等级贵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要遵守法律，以法律为信条。第五，普及教育。国以民为本，本固邦宁，本如何而固，曰惟教育。教育能使国民了解国事，鉴别是非，提高生产力，民强则国强[16]410-412。

余家菊这里所述公民教育与国民普及教育为同义词，只是更强调作为公民的国家、民族、使命、责任与义务。国民教育则常融合于学制系统中的初等或部分中等教育，在学制学段中突出国民性及素养能力及知识教育。显然，两者交叉统合，在余家菊视野中都有明显的国家主义教育落实条件及依托问题。

三、国家主义派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潮递嬗及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家主义者派的余家菊、李璜、陈启天倾向于从教育方面宣传国家主义，以加大国家主义思想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同时，又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阐述教育，由此形成一套较为体系化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学说，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军事教育、爱国教材等方面。

（一）教育目的

余家菊认为，教育目的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风向标，需要纵观古今，把握国民之优劣、时代之必需、人生之常道，以具体明确的导向指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依他看来，教育目的应具备三层含义：“1.吾人欲改造学风，转移民习，今后教育宗旨第一标的，当为服务精神之培养。2.欲遏今日之乱源而培成未来之生机，则中国的教育目标，第二当为民治态度之发扬。民治态度，本极繁复，第一为因主张而奋斗的气概；第二为宽容态度，对于异己，予以尊重而勿加压迫；第三为团体生活，协同动作。3.欲遏今日之乱源，而培成未来的生机，则中国教育之第三个目标，当为科学精神之鼓铸。所谓科学的精神者何也？第一为必确见其真方认为真；第二为证据充足，始下判断。”[17]31-36

余家菊此处所述的“服务精神”，旨在弘扬传统文化中“亲人”“爱人”等观念，使国民互帮互助，增强情感联系，使情意融洽；“民治态度”则是针对党派纷争、打压抹黑不良习风所带来的教育瓦解，力图尝试纠偏；“科学精神”努力于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文化纷繁错杂乱象中的持中权衡，以及国家主义教育的选择态度。可见，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目的中蕴含理性冷静思考与时代性反映。

（二）教育政策

陈启天认为，教育目的需要凭借教育政策加以贯彻实施，无教育政策则教育目的只能是空谈，教育的兴邦愿景更是遥不可及。因此，必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作为制度依规和实施保障。具体作用为：培养学生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家政治、消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以及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18]165-166。

中国该确定何种教育政策，陈启天认为其要义在于：“第一，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与平民教育、国办师范教育与模范中学。第二，中国教育当严定各种教育的标准与考成的方法。”[18]167-168这就从学制、教育纲要标准及教育组织方法方面对国家主义的政策作了设计。

（三）师范教育

在学制体系的学级类型、层阶组成结构中，余家菊最为看重师范教育，高度肯定它的教育意义及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师范教育应保持一贯的教育方针，若因政局动荡而导致教育政策随之变迁，则不利于国民精神的凝聚。

余家菊认为，师范教育的管理及组织是师范教育的主体部分。首先，师范生应实行公费制，这样才能吸引优秀生报考师范。他提出师范生的选拔标准应为：身体强健、言语清朗、态度和易、意境恬适、忍耐力强、注意精密、存心真挚、智力优秀。其次，师资培养采用多样化的方式。由于教育学发展面临师资缺口瓶颈，不仅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师范人才，还应提高教师能力。他尤其关注后者，如主张设立“教育指导员”帮助解决教师教学、课程上的诸多问题；实施“轮流补习法”使在职教师“轮流入学，以更新其知识而扩充其胸襟”，也可入暑期学校或于课余时间前往师范学校，“补习其知能”。再次，师范学校应设计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为了培养小学教师，应该注重音乐、图画、手工课等，以适应儿童天性，注重常识的丰富和道德的完善。鉴于中学教师需于某一学科深造，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行分别专业学科教学和研讨。高中学科则学术专业意味更浓，需要更高层次的师范专业人才担任师范生教育任务。余家菊还特别强调，幼稚园教师的培养是师范教育不可忽视的一点。最后，教师从教需加强检定。他认为，并非经师范学校教育毕业的学生就一定列入教职，师范教育只是教师从教的充分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似宜取消师范学校之特权，而一并用考试检定之，以整齐其程度，保障其能力”[19]385-390。这种设想又带有弹性化或开放型教师教育体制的特征。

余家菊认为，教师的职能在于文化传授，以自身文化底蕴陶冶学生心性，“当养成学生之阔大胸襟，有上下千古识力，然后对于文化之精髓能了解，能把握，能欣赏，能默会于心胸，能传之于口舌而播之于笔墨”。为实现上述目标，教师应履行崇高的使命和要求，包括鼓铸国民精神，使学生拥有国家观念；具有专业精神，学习教育学相关知识与技能；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师范教育当为生活化的教育，而师范学校之组织经营，要当以生活化的人格教育为其南针”；包含多方面的修养，“处理人类者，则既有意志，又有理性，尤未为足，必也更有多方的同情，丰富的常识，敏锐的观察，然后于各方之人，能为正确的了解，而施以适当的应付或中正的指导”[19]403-407。此外，教师还应在学科钻研的基础上，做到学思行结合，学习、研究、应用、改进教育技术。

与余家菊师范教育立说相类似，陈启天更为突出国家主义思想在师范教育中的渗透。他的主要观点是：“师范生要明了自己的特殊责任；小学教师对于教育要有浓厚的兴趣；固然要发展儿童的个性，但同时对于国性，也当加以特别的注意；提倡军事训练。”[20]40

（四）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思潮兴起于五四运动，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乡村教育运动，有陶行知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河北定县平民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山东邹平乡农教育实验及卢作孚重庆北碚乡村城镇化教育实验等各大流派。其中，虽然并没有余家菊所主持的乡建及教育实验，但并不能由此忽略其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

余家菊自1920 至1931 年多次撰文或演说研究、宣传乡村教育。代表文章如1920 年《乡村教育的危机》、1921 年《乡村教育运动的涵义和方向》、1922 年《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1931年《近代乡村教育之缘起》《乡村教育之目的》等，著作有《乡村教育通论》。余家菊所讨论的乡村教育内容大抵包括以下几点：促进乡村教育的必要性和乡村教育不振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乡村教育运动的方向。

1.促进乡村教育的必要性

余家菊认为，中国大多数人在乡村，不振兴乡村教育，则民智无以启，民意无以发，又何以谈增强国力？且都市教育资源相较乡村更优越，不振兴乡村教育，则都市与乡村更加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与长足发展。

2.乡村教育不振的原因

自清末民初新教育运动以来，原有的乡村私塾及书院办学模式走向解体，近代学校办学集中在城镇以上的中心城市，这也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近现代乡村教育破产论。究其原因，余家菊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乡间人教育意识淡薄，二是有些教育者不愿意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民众大多以务农为生，用到文字、数字及书本知识内容的情况少，于实际生计暂时无用，并忽视教育的多重功能和意义。教师不愿意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待遇、职位升迁及继续提高专业水平的机会缺少。诚如余家菊所述乡村教师面临的困境：“薪俸太薄、无高升希望、无志同道合的乐趣、应付社会的困难、缺少增进知识的机会。”[21]33

3.乡村教育的目的

余家菊就乡村教育目的提出诸多期望，将乡村教育目的分为普通目的和具体目的。普通目的分为公民、经济、个己三个方面，“关于公民的目标，乃所以教人具有生活于人群社会之知能性格者也。关于经济的目标，乃所以教人在经济界能为健全的生产与消费者也。关于个己的目标，乃所以提高个己的精神而优美个己的生活者也”[22]43。

乡村教育的具体目的应突出“教育目的乡村化”的理念设计，以展现乡村教育的具体要求及特色内容。主要包括：培养爱好乡土观念；保留乡村民众安居乐业，勿使趋向都市；养成重农意识，“勿使舍本务而贪末利”；发展爱国观念与世界知识，以破其一孔之见；发育互助合作精神，以改变孤特独立之性格；鼓励试验改进理想，以破其故步自封之习性；具有讲求公益的理想与习惯；激发参加公民活动兴趣；养成讲求卫生之习尚；兼有从事高尚娱乐之嗜好；树立乡村经济组织的能力与方法，并有“实现之志愿”。他最后提出，乡村中“无论其为政治的，经济的，抑社会的”，只要是教育层面努力会有成效的，都是可为的，“皆教育者之所应悬为目标而努力奔赴之者也”[22]50-51。这或许是夸大了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以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实手段和实用工具，仍是一种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思考。

（五）军事教育

军事教育是国家主义派主张的题中应有之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无不需要增强国民体质、凝聚士气，以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余家菊与李璜从军事教育的目的、内容等方面进行阐述。

1.军事教育目的

余家菊提出，军事教育的目的应是：御外侮；戡内乱；守纪律；严组织；壮胆气；强筋骨；讲军学；习武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思想传入中国，一时间宣扬个性、崇尚自由及思想解放成为青少年一代的强烈追求。民国早期，政局动荡、文化碰撞及西方教育不适国情的嫁接导致教育界、思想界乱象丛生。一时间，学校教育实践中离经叛道、辱灭师长的行为时有发生。余家菊称：“妄以自由为无规则，平等为无管束。纵性任情，毁法乱纪，无所不至其极。”[9]343-348为矫正流弊，扭转学风，对青少年实行纪律训练、必要规范管理已成为教育界共识，军事教育于是大兴，旨在使青少年严以律己、增强体质、学习军事知识，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树立保家卫国的志向。李璜如是说：“在日常习惯上，整齐严肃；在内心修养上，忠勇弘毅。”[23]60

2.军事教育内容

中小学学段学生年龄阶段的差异以及培养目标的区分，在军事教育上表现明显。因此，存在具体内容安排的不同及衔接是必要的。余家菊主张，小学军事教育的内容为：应重基本教练，如军礼、步法、枪术、队伍集散、精神训话，兼及攀绳登梯等技术，野餐露宿等生活。每年于国定之国防日，集合临近学校举行阅兵式，晓以国际情势，以振作其精神而鼓舞其敌忾同仇之概。中学军事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学则施行军队组织，十人一伍，伍有长，百人一队，队亦有长，伍长队长，皆就学生中轮流选充之。实际教练注重队伍动作，战斗技术，并课以战略。间日一小操，一周一大操，每学期举行野外行军一次，短则一二日，长则一周[9]349。显然，在军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小学教育阶段重在军事知识技能训练及相关组织活动，培植军事观念及报国志向，中学阶段则明显走向实战性军事训练，加强实践操作与应用能力的培养。

（六）爱国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媒介和素材资源，是学校课程的主体文本呈现和载体方式。因此，教材在师生协同进行的教学中发挥独特作用。余家菊认为，国民之所以缺少爱国行为及实际活动，是因为爱国观念与爱国意识薄弱，其内在关系在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明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源于国民未接受爱国教材的教学及熏陶。因此，中小学教育应使用爱国教材加强爱国教育，向国民传授与国家紧密相关的历史、地理、音乐等，培植爱国意识，陶冶爱国情感，培养爱国国民。

关于爱国教材的实施，余家菊认为，应由国文、历史、地理、数学、音乐、图书、手工等多种具体教学科目共同承担。以国文、历史学科渗透爱国内容为例说明如下：“国文科为一国精华之所萃，学校教育之所需，决不能穷竭其所有。故仅可于表彰本国特色，激发爱国志气有关者择要导学。举例言之，如岳武穆《满江红词》，文天祥《正气歌》乃至《荆轲列传》等，皆能使顽夫廉懦夫立者。历史科示人以本国盛衰之迹，文化进展之由。或使人起保护之心，或使人起雪耻之念，其用多端。如龙门石像、曲阜孔林，皆一国至宝，举世无双，而为历史科所应教以保护者。如八十来年，海禁大启，割地丧权，蔑有宁日，又皆国民奇耻而为历史科所应教以洗雪者也。”[24]396-397

不同学科教材对爱国主义教育及爱国精神的培养有不同价值，而从学科教学渗透思想道德教育是有效而经济可行的。余家菊所论深得其内在精要。

此外，还可以利用如国庆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孔子诞辰等各种爱国纪念日进行爱国教育，使爱国教育贯穿国民教育的始终和诸多方面，并落实于儿童的生活，形成民族观念，培养国民深厚的爱国情感。

四、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的内涵

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中余家菊的教育学理论贡献最大，是其中的标志和图谱表率。他的系列论著讨论了国家主义教育学的相关命题，值得我们特别揭示。

《国家主义教育学》是余家菊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25 年。在此之前，他与李璜于1923年合著《国家主义的教育》，初步阐述了自己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此时的中国国势日渐衰落，对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对外深受国外势力支配和宰割，教育问题旁落。在此背景下，救国救种论、忠君尚武论等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但国内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民主共和之基础实属不稳，教育基础更是如此，因而有识之士感叹“内感国体之飘摇，外应和平之趋势”[25]1，由此新教育旨趣改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25]1。余家菊与李璜认识到教育对救国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不仅能确定国体，更重要的是“用教育以绵延国命”[25]1，于是著此书以阐述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余家菊写下《民族主义的教育》《中国教育的统一与独立》《国庆日之教育》《基督教与感情生活》《教会教育问题》。其中，大致论述了收回教育权，发展本民族教育的必要性，客观分析了宗教在中国的作用及影响。《国家主义的教育》作为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的铺垫之作，为其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整体梳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国家主义教育学与国家主义是紧密联系的，两者在思想逻辑上有主属概念层次之分，精神内涵则保持统一性。余家菊在《国家主义概论》中对国家主义要义加以简练概括：“1.国家主义对内求统一，反持分裂割让之论，专图一己或一派或一阶级之私利而不顾及国家者，国家主义必反对之。2.国家主义对外力求独立，凡持依赖他国或国际行动而不图自强者，国家主义必反对之。3.国家主义力求本国之昌荣以冀天下之兼善，既不闭关自守，亦不舍己芸人。”[26]也就是说，国家主义谋求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反对外来压迫或威逼。国家主义是为国家的国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一家一姓一党服务，全民都可以参与政治，全民可以从中享受到同等的幸福与福利，国家主义不主张少数人的福利而主张多数人的利益。余家菊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国民政治能力、参政热情，以及表达言论意见的知识水平。

余家菊在《国家主义教育学》中将国家主义教育定义为：“简言之，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也。其涵义可随时伸缩。就中国目前言之，莫急于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拥护国权以维国脉矣。盖自尊精神为国民昂藏之气所由出，失此则濒于奴隶之境矣；国光为数千历史所鼓铸而成，理宜引申而发扬之；国魂为全体国民之情谊所由融洽，步趋之所由协谐，国权为民命之所由保，行动之所凭藉矣。”[27]5在《国家主义下之教育行政》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主义教育学的内涵。

第一，“教育应由国家办理或监督”。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直至民国初期，教会教育势力不断扩大，但并不遵循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部门管理起来十分困难。鉴于此，余家菊提出国家办理、监督教育，将教育权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中旗帜鲜明的一点。

第二，“教育应保卫国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扩张渗透，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余家菊主张，通过教育使国民认识到作为国家一分子，有义务保卫国家不受外国势力的侵略，更有责任保持国权完整。

第三，“教育应奠定国基”。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压抑了国民的天性，形成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生活习惯，如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子缠足的陋习都阻碍了社会发展。余家菊提出，教育应促使国民养成符合时代的公民习惯和平等观念意识。

第四，“教育应发扬国风”。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优秀传统。在国门洞开后，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巨大挑战，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学说，不加分析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余家菊批判崇洋媚外的思想，主张教育国民养成泱泱大国之风。

第五，“教育应鼓铸国魂”。余家菊关于“国魂”的解释非常明白：“国魂者，一国国民之公共心灵者也，亦即一国国民之特别精神也。其于各国民也，有浸润之功，束缚之用，驰骤之力。”[27]6因此，作为数千年流传的国民精神，我们应教育学生继承和弘扬国民养成爱国之心。

第六，“教育应融洽民情”。余家菊认为，国家统一需要国民具有“一体之感”，鼓吹宗教界限、阶级界限、种族界限者都不裨于国家完整与统一，教育应提倡“五族一家”“四民平权”“诸教同等”之真精神[10]348-349。

余家菊所揭示的国家主义教育以爱国主义 相 标榜 ，“国 格”“国 华”“ 国 光 ”“国 魂 ”“国基 ”“国权”“国脉”均以“国”字当头。但是，其时统治中国的是新旧军阀官僚，其所提倡的“国光”“国华”，较多成分属于文化的封建性糟粕，甚至与“国学”“国粹”之类有相当比例的交集。这些东西在五四运动中曾遭到痛击，国家主义派却利用学校教育加以复活。因此，余家菊阐释的国家主义教育学的含义，仍带有保守及守旧的特征。但是，在五四时期至20 世纪20 年代，教育领域存在偏重个性，忽视群体；偏重个体，忽视社会；偏重自由，忽视集中；偏重儿童，忽视成人；偏重学生，忽视教师；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对于这些教育上的具体问题，余家菊主张以“国家”为中心纠正流弊，改革、发展教育。正因如此，他的上述见解不仅具有教育学原理的重要价值，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五、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历史评价

民国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声势浩大的教育运动之一，它与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相对应，构成三大教育思想和活动典范。从教育学专业角度而论，又以国家主义教育运动最为突出。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观念构成国家主义教育学。

教育学的发展得益于不同教育学派之间的相互批评和借鉴。国家主义教育学在批判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纠正个人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偏颇的基础上，以培植国家观念、抵御外侮、内除国贼为目的，对教育宗旨、教育政策、道德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军事教育、爱国教材等方面均有所涉猎，形成较为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范畴和体系。它一方面积极迎合、吸收西方国家主义思想主张，另一方面承袭传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逻辑和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从国家视角出发，以“国家至上”“教育救国”作为观念信仰，进行学理构建，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界、教育界产生一定影响。国家主义派核心成员如余家菊、左舜生、陈启天、李璜对收回教育权运动具有直接促进作用，此举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对凝聚民心、增强国家民族观念发挥出一定积极意义。但因其教育融合于政治，存在不切合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制度革命的发展路径，终究随政局变动而逐渐衰微。而作为社会子系统中相对独立的教育活动，或具有一定普遍适应性的现代教育学专业理论而言，以余家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因其对教育的深入研究和思考，不乏一些进步性、适时性、全面性的教育思想，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思考。

余家菊生活的时代和岁月处于清末民国时期，此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和教育风潮都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新旧变革、社会转型及思想矛盾和抗争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相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社会革命论者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余家菊显示出中庸、平和、折中，乃至于某种程度的保守、学术专业型思想家本色。他所加入的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派等社会团体，以及所宣传的国家主义教育学恰流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值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重组和巩固统治的特殊历史时期。而这些团体及其开展的活动，有相当部分与北伐战争及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并不协调一致。因此，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余家菊，长期被人们忽视，在中国现代教育家谱系中也被边缘化。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这种人物形象地位的差异性评价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同样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国家主义派的其他人物身上。当然，对于其中不同人物的具体言行及影响的差异性应做具体分析对待。对此，本文不拟越俎代庖。

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已经有100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伟大理念与倡议正在不断推进。党的集中领导和国家的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突出特征。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余家菊的教育理论，尤其是国家主义运动的活动及发表的许多教育学观点和理性思考，就有了新时代的特定价值。

余家菊出生、成长于中国中南部的湖北省。江汉平原拥有古老的文明和厚重的儒学思想积淀，便捷的长江航运系统为输入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提供了便利条件。上述情形，就为余家菊既受儒学思想文化熏陶，捍卫本土文化和国家民族的地位，又勇于接受西方科学与思想文化及新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地理环境场域。近现代中西文化思想的交汇有矛盾抗争，也有融合吸收，这在不同的人物身上表现出差异。余家菊的思想体系反映了这种特殊的印迹，但主要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典型的例证表现在他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建构中，一方面，出于捍卫国家教育主权的利益，极力主张收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思想流派持吸收和借鉴的包容态度。甚至在他的理论学说中，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和工具应用特色与中国教育的国家民族化、本土性及乡俗道德传统的保留、儒学文化的现代重构，是不相违背的。它们之间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同台演出，声情并茂。

从教育学理论分析，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中以余家菊为代表所建构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具有抵抗西方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及实用主义教育学偏向学生、兴趣、活动及本位管理等放任自流、缺乏引导的教育的偏颇特征，强调群体社会、控制管理、方向引导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规范性，以及国家社会与教育彼此双方的互动性。也许，国家主义派的教育学主张过于偏重教育的工具性和社会性取向，但无疑是对教育消极随意、学生过于自我的一种矫正，在当时中国风行美国式教育理论的时代，不失为一种清醒和有理性的选择。

当然，余家菊及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其他人物，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一个较为复杂和有不同评价争议的思想家群体。但细细考察和客观审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活动重心在教育，主要是在大学和期刊编辑行业任职。尤其是余家菊，人才培养、教育科学研究和思想文化传媒成为他的主要职业。他在中国教育史、比较教育、教育学理论、师范教育、乡村教育及学科课程与教学方法等教育学的诸多领域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并在教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教育学无疑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学科，教育虽然与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互动的复杂联系，但同时还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及教育活动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以社会政治或其他领域来代替教育领域的贡献和学术专业的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及贯穿其间并进一步系统构建的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