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储政 孙英隽

摘   要：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快速发展。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将人均消费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消费等八个消费子项，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衣物、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等五项消费的影响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提高均显著有利于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产性净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显著提升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人均消费;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2）02-0025-0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一直持续增长，在消费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以后，我国乡村消费的平均增速高于城镇近1.2个百分点。2020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乡村消费水平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全年消费品零售额52862亿元，部分地区增速由负到正，助力全国消费稳步复苏。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方式，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还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

从当前阶段看，我国农村消费依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一方面，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持续提升，农村消费者可以更加便利地购买到和城市消费者同样的商品，这必然提高人们的购买意愿，会给农村消费市场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消费观念的进步升级，对于美好生活质量的追求不断进步，农村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提升，消费品的购置和换新需求，例如汽车、家电等，将带来一轮新机遇，这些都有望成为农村消费新的增长点。

普惠金融亦可称之为包容性金融，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而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机技术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在支持普惠金融事业发展层面展现了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如微信或者支付宝紧紧地黏住了数以万计的移动终端;另一方面，通过对来自社交媒体和网购平台等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做信用评估，为克服普惠金融的天然困难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黄益平，2018）。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图1为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平均值的折线图，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郭峰，2020）。以上海为例，2011年至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80.19增长到了431.9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农村地区的居民是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

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方式，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是否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呢？从理论上讲，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居民的消费途径，产生了各种消费模式，手机淘宝、京东等APP也越来越重视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农村居民通过手机足不出户就可进行消费，对于大型家用电器还提供送货上门、免费安装等一系列惠民措施，这些举措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大部分商铺都已开通二维码支付功能，极大地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其次，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信用借贷也降低了流动性约束，有的消费平台商品还提供先用后付等支付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有文献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和框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根据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建立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研究与文献综述

20世纪30年代以来，消费函数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宏观经济学派创始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在绝对收入理论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消费主要是由利率决定，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1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尽管形式简单，但是绝对收入模型首次将收入引入对消费的模型，在大萧条时期有相当的解释能力。

但是绝对收入理论对于大萧条后的预测产生了严重偏差，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顺应变革的需要在《收入、储蓄的消费行为理论》中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指出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错误。杜森贝利认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和他人相比或者和本人历史最高消费水平相比最高的收入水平。根据相對收入假说：（1）消费具有“棘轮效应”，家庭和个人收入上升容易提升消费，而对收入下降难以适应。（2）人们的消费会相互攀比，即“示范效应”，人们的消费相互影响，会和其他人的消费做比较。相对收入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相对收入理论指出充分就业后收入水平的增长必然带来消费同比增长，这一点在某些情形不适用，例如收入特别高或者存在较大意外收入的情况;第二，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行为具有不可逆性，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水平长期下降对导致消费缓慢逆转。后面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会对相对收入假说的不足之处作出弥补。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指出，在人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个人消费占其一生收入的现值的比例是确定的。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主要取决于一生之中所有的的收入来源。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是足够理性的人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来决定一生的消费并按照一定程度保证每个时间维度的消费水平。人们在中年的时候还清年轻时的欠款并为以后老年时期的消费做足储蓄。一般而言，中年人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而青年和老年时期没有收入或收入水平较低。所以，中年人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而青年人和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很高。但从一生来看，个人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稳定。杨继生和邹建文（2020）基于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得出居民年轻时预防性储蓄动机逐渐提升，45岁以后开始减弱，农村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高于城镇居民。

持久收入理论是由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在保持财富完整性的同时，个人的消费在其工作和财富的收入流量的现值中占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个人收入和消费包含了一个持久部分和一个暂时部分。持久收入和持久消费分别由一个预计的、有计划的收入成分和消费成分组成;暂时收入和暂时消费则分别由收入方面的意外收益或意外损失以及消费方面的不可预知的变化构成。但是现实中暂时收入能否影响收入值得商榷，苏良军等（2005）指出了弗里德曼分解收入方法的不足，实证研究得出了暂时收入对消费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消费习惯对于消费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

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命周期假说从储蓄目的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提出用财富作为消费函数的重要原因;而永久收入假说比较重视个人怎样对自己未来的收入做出预测。不管二者强调的重点有何不同，但是都体现了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的基本思想。因此在以下几点是相同的：（1）消费决策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根据，并不是只同当期收入相关。（2）暂时性收入变动所引起的消费变动很小，即其边际消费倾向几乎为零，但是永久性收入变动所带来的消费倾向很大。（3）政府不能通过临时的税收政策影响消费，只有永久性的税收变动才会有明显效果。

目前有关消费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数据方面国内学者大部分采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家庭的层面研究。田青等（2008）根据我国30个省份1999年到2006年相关的面板数据，得出消费主要受到收入和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波动、利率等因素不能显著影响居民消费。凯恩斯认为之所以愿意持有货币是因为人们普遍存在流动性偏好，预防性动机和投资需求，预防性动机是指人们为了预防意外紧急支出需要持有货币的需求。国内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一直以来存在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的原因是我国居民存在着较高的预防性动机（宋铮，1999;施建淮、朱海婷，2004;易行健等，2008;杨汝岱、陈斌开，2009）。李晓嘉和蒋承（2014）考察人口年齡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得出少儿抚养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减少，老年抚养会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龙少波（2016）得出房价的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

本文主要关注的内容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那究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呢。Wang和He（2020）对中国1900多户农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消费，而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限制居民消费的原因是无法及时有效地从借贷市场上获得资金。苏良军等（2006）研究得出，和城镇相比，中国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更低，农村居民面临更大的流动性约束。熊伟（2014）研究发现消费信贷可以降低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提高消费。易行健和周利（2018）研究得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通过为支付提供便利和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实现的，且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加显著。而张勋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便利居民支付来促进居民消费并非是缓解了流动性约束，并且数字金融的发展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国外也做过许多类似的研究，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让那些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利用金融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期平滑，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Levchenko，2005）。有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提升居民信用卡的额度，可以降低持有现金成本，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进而居民的消费也随之提升（Gross和Souleles，2002;Soman和Cheema，2002;Karlan和Zinman，2010）。

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不同于以往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研究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第二，试图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消费的内在机制。

三、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本文选用的是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农村居民2013—2018年的人均消费量。为了剔除物价上涨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对不同年份的数据都进行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处理，以期望克服物价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 控制变量

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与农村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率、农村地区人均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关注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了细致分析，把收入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本文还使用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3个一级指标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模型设定

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下述模型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consume=β+βincome+βGDP+β gap+β inflation+β DIFI+ε （1）

其中，下标i用来区分不同的省份，t用来区分不同的年份。解释变量DIFI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被解释变量consume代表农村地区的人均消费，GDP衡量了地区发展水平，gap是指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inf lation代表了通貨膨胀率，以2013年为基期。ε 为随个体与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三个一级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可支配收入、来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乡收入差距和各年份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得出。以2013年为基期（即2013年中国各农村地区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则2013年至2018年各省份农村地区物价上涨水平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到，上海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最快，2018年已经提高到112.14，西藏地区紧随其后、为111.1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最慢的是山西，2018山西农村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仅为105.62。全国31个省市的物价上涨速度不尽相同，其中我国的4个直辖市可能由于经济发展更快，其物价水平相较于其他省份增长更加迅速。

（四）回归结果

基于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

表3中的第一列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要一以贯之，这将有利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于人均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现阶段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可以有效地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是显著为负的，说明消费具有示范效应，收入不平等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农民创造更多收入，仍然是我国当前阶段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中之重。

表3中的二至九列把居民消费分成了食品消费、衣物消费、居住消费、生活用品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其他消费八个部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即使将消费分为八个子项，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对其中的六个子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易行健等（2018）根据我国家庭微观数据的的研究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结论。

四、异质性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一级指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是由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指标按照比例合成的。为了探究哪些维度的发展影响了居民消费，本文分别使用三个子指标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一级指标均显著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提升。

不同于传统金融的覆盖广度依靠网点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等，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主要是通过电子账户来表现。这说明电子账户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有必要。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是利用实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情况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农村地区的许多居民虽然设立账户并且绑定银行卡，但有时是互联网公司利用营销手段来开户和绑定银行卡，并没有对他们的金融活动产生实质影响。政府要普及这方面的金融知识，让更多农村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便利性、低成本和数字化是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主要体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政府要重视科技进步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数字化程度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家庭和小微企业及时有效地获得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二）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来源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将人均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个子项，回归结果见表5第（1）列。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产性净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一般很难获得财产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大约是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这部分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很难在回归结果中体现。

（三）分区域的异质性检验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具有地区差异，将样本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5）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影响结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理位置偏僻，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

五、稳健性检验

（一）剔除直辖市数据进行回归

相较于其他各省份，我国四个直辖市的农村地区和人口数量较少，可能与各省份数据存在异质性。因此，剔除直辖市数据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以作为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之一。回归结果（表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有利于提升我国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因此初步表明本文的结果相对稳健和可靠。

（二）内生性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二者可能受到一系列相同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一阶滞后项和一阶差分项乘积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OLS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说明本文的结论是足够稳健和可靠的。

六、结论与建议

根据我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份的各类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一级指标，我们发现从总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当前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进一步将人均消费分为八个子项，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中六项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接着本文做了异质性分析，分别从数字普惠三个一级指标、不同的收入来源和不同区域三个角度得出了更加丰富的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有利于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对于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财产性净收入对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结果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显著提升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居民消费，而对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一部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证明本文的结论相对稳健和可靠。

基于本文以上结论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继续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完善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加优质和完善的宽带通信基建设施;促进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银行等传统基础设施融合新技术进行升级，基于普惠金融的服务宗旨，将农村、小微企业等作为数字金融的主要客户群体，充分发挥手机移动端和代理网点合作的方式。虽然从整体上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趋势比较强劲，但仍存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所以需要加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移动支付、借贷业务等金融服务面向更大的消费群体，缓解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成本压力，维护客户的信息安全。同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和农民等特殊群体的能力和需求，研发出适合这类人群操作的网络界面，降低不适宜的科学技术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从而有效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营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第二，收入水平的上升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之一，各省级行政单位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增强农村居民住房、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低收入人群就业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就业岗位比重。就业的稳定性是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促进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一方面离不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则需要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劳动技能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长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其次，要不断完善面向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进一步健全面向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降低教育、医疗卫生、救助帮扶等公共服务的户籍关联度，以减轻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成本。最后，要健全面向更低收入群体的发展型帮扶政策。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增强人力资本投资，阻断贫困的传递机制;鼓励低收入人群以土地、资金、技术为纽带，通过参股、合作等方式与企业建立利益联结关系，扩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第三，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城乡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尽可能地缩小城镇地区与农村发展的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利于促进消费，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消费增长。在我国，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构成就是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市和农村间收入差距，从而能够促进消费。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有利于提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能力。要继续加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參考文献：

[1] 黄益平，黄卓.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现在与未来[ J ].经济学（季刊），2018，17（04）：1489-1502.

[2]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 J ].经济学（季刊），2020，19（04）：1401-1418.

[3] 杨继生，邹建文.居民消费平滑及其结构异质性——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 J ].经济研究，2020，55（11）：121-137.

[4] 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暂时收入真正影响消费吗？——来自中国农村居民面板数据的证据[ J ].管理世界，2005（07）：26-30.

[5] 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J ].管理世界，2008（07）：27-33.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 J ].金融研究，1999（06）：47-51+81.

[7] 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 J ].经济研究，2004（10）：66-74.

[8] 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J ].

[9] 杨汝岱，陈斌开.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 J ].经济研究，2009，44（08）：113-124.

[10] 李晓嘉，蒋承.我国农村家庭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 J ].金融研究，2014（09）：115-127.

[11] 龙少波，陈璋，胡国良.货币政策、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研究[ J ].金融研究，2016（06）：52-66.

[12] Wang X， He G W.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Farmers'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 J ].Sustainability，2020，12（04）：16-68.

[13] 苏良军，何一峰，金赛男.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面板数据协整研究[ J ].世界经济，2006（05）：65-72.

[14] 熊伟.短期消费性贷款与居民消费：基于信用卡余额代偿的研究[ J ].经济研究，2014，49（S1）：156-167.

[15]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J ].金融研究，2018（11）：47-67.

[16] 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費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 J ].管理世界，2020，36（11）：48-63.

[17] Levchenko A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J ]. IMF Staff Papers，2005， 52（02）： 237-259.

[18] Gross D B， Souleles N 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sonal Bankruptcy and Delinquency [ J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 ies， 2002，15（01）：319-347.

[19] Soman D， Cheema A. The Effect of Credit on Spending Decision：The Role of the Credit Limit and Credibility [ J ].Marketing Science，2002，21（01）：32-53.

[20] Karlan D， Zinman J. Expanding Credit Access：Using Randomized Supply Decisions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 J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01）：433-464.

（责任编辑：楚  霞）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CHU Zheng，SUN Yin-jun

（School of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

Abstract： China'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t the current stage， which has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2） This paper further divides per capita consumption into eight sub items， and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six of them is still very significant; （3） The three primary indicator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cluding coverage， depth of use and degree of digitization， are significant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4） Wage income， net operating income and net transfer incom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while the impact of property net income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s not significant; （5）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th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not significant. China'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rapidly and give rural areas the wing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Per capita consumption;Financial technology

收稿日期：2021-11-18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原学科建设项目（S1201GYXK）; 2019年度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2019BJB009）。

作者简介：储政，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孙英隽，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