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促进易地扶贫安置点社区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实践路径研究

刘世映 袁凤琴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搬迁移民良好的社会融入是稳得住、能致富、发展好的关键。教育是促进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对搬迁移民的就业、交往、文化及心理的融入极具价值，但安置点在对搬迁移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面临着就业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社会交往空间存在局限性、文化融入的价值定位有失偏颇、心理融入时主体站位存在偏差的困境。可通过构建内容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的培训体系、拓展社会交往场域以稳固社会关系、形成和谐共生的安置点文化、明确搬迁移民的主体地位以促进其具身融合，帮促搬迁移民进行社会融入。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社会融入;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22）08-0032-05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Paths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ocation Migrants in Commun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ettlements

LIU Shiying   YUAN Fengqin

（School of Education，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is a major livelihood project in China. The good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relocation migrants is the key to their stability， prosperity and good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relocation migrants.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located people's employment，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resettlement sites are faced with a relatively single content and form of employment training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education for the relocation migrants，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space for social interaction， the value positioning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biased，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subject is biased during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irms to construct a training system with diversified content and diversified methods，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fields to stabilize social re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settlement culture， and clarify the main status of the relocation migrants to promote their embodied integration. Education in resettlement sites helps to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ocation migrants.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settlements; Educ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Practical paths

1 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中之重，《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2016）的实施使深度贫困地区人口搬离恶劣的环境，并助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易地扶貧搬迁不是单纯的人口搬迁，而是原有的社会关系、文化环境、生产方式等的解构。迁出地都是山高路远的偏僻之地，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搬迁民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大多还延续着农耕生活和文化，享受着亲缘关系，沿袭着固有的社会交往模式。搬迁之后，所处的生活环境变得多元而复杂，原有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交往方式等被打破，其社会生活结构面临重组。尤其是就业、交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社会融入尤为重要，是关系到搬迁民稳得住、能致富、发展好的关键。因此，重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使他们融入新的社会生活是易地扶贫搬迁取得成功的关键。而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中的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因而从教育的视角出发，围绕就业、交往、文化、心理等方面对搬迁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展开研究极具价值。

2 教育对易地扶贫搬迁民社会融入的价值

易地扶贫搬迁对搬迁民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变，山高水远使其身心受到了隔绝，他们在生活环境和方式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需面对一系列社会融入问题。而教育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活动，开展相应的教育活动，能够消减搬迁民适应过程中的障碍，改善融入困境。

2.1 有利于改善就业困境 就业是搬迁民在新家园扎下根的根本保障，稳定的收入来源是让他们在此安居的“定心丸”。就业所牵动的除了温饱、生存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问题，还关乎搬迁之后的生计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是搬迁民安下心来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与根本。围绕搬迁民的就业问题，立足于搬迁民的就业能力现状，提供相应的就业培训，开展就业知识与技能、职业认知、就业观念等方面的教学，能够使搬迁民具备一定的从业能力，提升其就业水平，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系统的就业教育既能使搬迁民摆脱搬迁之前收入微薄的窘境，又能够使他们尽快走入社会就业，通过劳动改善经济状况。适合的就业教学是搬迁民亟须获得的教育，更是推动他们走出“难就业”困境的有效手段。

2.2 有利于重构社会交往关系 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促进个体社会性获得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搬迁民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中突然抽离出来，需要尽快建立新的社交圈，才能满足正常的社交需求和精神给养。在教育活动中提供丰富多样的交流机会和适宜的交往环境，能够从外部推动搬迁民在特定的环境中与他人交往、与社会接轨，使他们在与他人的相互了解、沟通中增强社会交往意识，提升社会交往能力。因此，开展具有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有目的地引导搬迁民进行社会交往，是有效促进搬迁民社会性发展的途径。搬迁民在交往的亲历中得以逐步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交关系网，逐渐扩大和经营好社交圈，形成能够融入安置点和走入社会的良好人际交往关系，实现从“初始化”的社交状态向“饱满”的社交形态的转变。

2.3 有利于促进文化适应 搬迁民延续着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脱离的文化风俗、行为习惯等，其中杂糅着许多落后、陈旧的成分，已经无法与不断发展的时代共处，需要进行摒弃。但这些本应该“式微”的文化早已长期固化在搬迁民骨子里，显得格外活跃，导致他们的文化适应滞缓。因此，有针对性地对搬迁民提供现代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引导，能帮助搬迁民进行文化筛选，摒弃落后文化，保留先进文化，融入新时代发展的潮流，还能使他们从日常点滴中对新的文化产生新认识，逐渐转向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在家庭和集体当中共建良好人文环境的能力，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舒适度。教育能使其在文化场的变化和转移中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文化，并获得更为理性的文化认知，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2.4 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搬迁民搬离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其身体虽已在慢慢地适应新的环境，但心理上的适应还面临着更加艰难的跨越，在接纳全新的人、事、物、时、地的过程中，其身心处在分离和冲突的境地。因此，需关注搬迁民的心理适应问题，基于这一群体的心理活动状况，有意识地采取心理发展教育，使他们的身心融入同步。因时因地开展心理教育活动，能够排遣搬迁民心理变化过程中的孤独感和陌生感，打消不安与顾虑，避免其因心理不适与落差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或极端行为。有利于搬迁民心理变化渐入佳境，帮助其建树健康的心理环境，拾起迈向新生活的自信心，将对故土顽固的“执念”转变为温情的“怀念”和正确的“观念”，将留存于心理的“剥离”感转而为实实在在的融入。

3 当前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民社会融入的主要措施

安置点为搬迁民又好又快融入新环境、新生活，联动安置点内外各级各部门力量，采取了丰富、有效的措施推动搬迁民进行社会融入。（1）安置点通过社企联合，开设扶贫车间、加工坊、工厂等，还在安置点内部提供安保、保洁等岗位，为搬迁民提供了大量的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并针对就业岗位面向搬迁民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基本的技能后能上岗就业;此外，开展烹饪、家政、计算机等职业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由安置点牵头搭线，畅通就业渠道，通过培训与输出并行推动搬迁民就近就业。（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生活环境，提供便民服务，开设“老年活动室”“青年学习中心”“四点半课堂”“妇女之家”等活动场所，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民俗活动、节日活动等，以活动为载体，为搬迁民提供展现自我、彼此了解和取长补短的平台。（3）安置点开展普法教育、家庭教育、健康教育等，并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组织走访和聘请专业人员到点到户教学，指导搬迁民学习现代化日常设施使用方法和生活技巧，增加其生活知识技能储备;引导搬迁民追求新风尚，营造新风气，破除封建迷信，使其在教育活动中逐渐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参与意识、集体意识、个人行为规范意识等。（4）对搬迁户情况实施网格化管理，并且及时了解和帮助他们解决“看得见”的困难，以此消除“看不见”的心理障碍，在沟通、交流和专题教育中引导搬迁民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

4 教育促进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融入的困境

搬迁民因受到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制约，难以自发自觉地进行社会融入，从而阻碍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安置点教育作为强大的教育推力，对搬迁民的社会融入产生了积极作用，但通过教育促进搬迁民社会融入仍是后扶贫时代安置點教育工作面临的难题。

4.1 就业教育困境：培训内容和形式单一化 由于目前社会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要求越发提高，劳动质量的提升是促进搬迁民就业长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这一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就业能力较差，就业观、择业观较为落后保守，自信心不足。搬迁移民要面临着重建生产体系、生活成本加大的生计风险[1]。为解决搬迁民的就业问题，安置点通过就业培训帮促其尽快掌握就业技能，但培训过程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培训内容存在“偏技能”的严重倾向，且操作内容大多停留在低门槛的层面，知识性内容和观念引导被忽略，这种贫乏、失衡的状态使得搬迁民接受的培训内容单薄、片面且不成体系，极大地影响了培训质量的提升，尤其是窄化了青壮年这一主要劳动群体的就业面，限制了他们的就业选择。在培训方式上，大多于安置点内开展讲练结合的培训活动，以讲解示范和让搬迁民练习操作的形式为主，过程缺少生动性和灵活性，缺乏与社会实践的连接;加上搬迁民本身缺乏有效的学习方法，采用单一的传授方式易造成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技能掌握浅层化，难以在就业过程中进行改善和提升，以致出现就业不稳定、就业后失业等的情况。

4.2 社会交往融入教育困境：交往空间存在局限性 搬迁民在迁出地建立了长期且稳固的人际交往关系，这一关系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紧密性和微弱的变化性。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间亲密且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关系网络[2]。而搬迁后已有的社会网络发生瓦解，搬迁民的社交呈碎片化状态，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交往对象，其社会网络变得孱弱和不稳定，社会交往空间也受到了挤压。一是搬迁民脱离原居住群，新的居住环境中不再拥有以地缘和亲缘为核心的辐射效应。安置点社区中物理空间的阻隔造成了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先赋性强关系逐步弱化[3]。他们进入到全新的社交圈后看似扩大了交往范围，实则增大了交往难度，闭门而居的方式阻隔了搬迁户之间的交往交流，成为了搬迁民重构社交圈的障碍，而这一门之隔在无形中阻挡了安置点社会交往教育活动的开展。二是安置点成为了搬迁民的“保护圈”，他们缺乏“走出去”和主动融入“外部世界”的意识和能力，而安置点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大都基本集中于安置点内，致使“搬迁民”与“安置点”往往互为“专属”，与社会的接触较少，拉开了搬迁民与安置点外部的距离，难以跳出既定的围栏，其社交空间狹窄而局限。

4.3 文化融入教育困境：价值定位有失偏颇 城市与乡村立足的文化背景不同，搬迁民迁入后必然要面临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强劲冲击，他们在浓厚的乡村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已有的文化性，文化风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根植于身心，牢固而深刻。搬迁后，文化环境向多元化和异质化层面跳跃[4]，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的“根”文化也更容易受到忽视、挤压，面临着被淡化和取代的境地，这一极端会在很大程度上给搬迁民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受到他们的排斥与抵触。搬迁民的文化融入是建立在已有的社会化基础之上进行的，再社会化中的文化融入与原有文化密切相关，而安置点在引导他们尝试接纳、适应和融入城市文化时，城市文化却呈压倒式出现于其中，文化冲突未得到解决。搬迁民在文化的适应与学习上有共同需求，而他们的文化背景各异，地域、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面对不同程度和类型的文化融入问题，安置点易将之笼统化，把培养人和教化人的价值定位于“拔根”且快速迈向现代化，在引导搬迁民进行文化融入时与原文化相脱离，使得2种文化之间未得到良好衔接与整合。

4.4 心理融入教育困境：主体站位存在偏差 在故土，搬迁民是乡土大地的忠实守护者，是春耕者，也是秋收者，他们守着日出日落劳作与休憩，将自己的劳动和精神归附于田园生活，享受着熟悉的一切，能随时随地找寻到自己的角色和情感依托。当“山山水水”变成了高楼里的一隅空间，生产方式从农耕模式转变为非农耕模式，社会角色从农业人口变成了非农业人口，搬迁民找不到实现个人价值的入口，以至于造成体验与感受上的缺失，难以对自我和周围事物进行认同，严重阻滞了其心理融入。心理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构成社会需求[5]，心理需求因受到个体及外部的多重影响，更具内隐性和复杂性。安置点所进行的心理融入教育未深入搬迁民深层的心理需求，未充分调动个体能动性和激发主体内生动力，致使“主人”身份代入感不强，易产生落差、孤独、无助等情绪和情感。安置点的主导性远远大于搬迁民自身的体验性，使搬迁民的主体地位弱化，角色定位摇摆不定且模糊，不能很好地适应和接纳身份的转变，无法从内心将自己归属于新环境中的一员，从而产生重返故土的想法，滋生挫败感和不适感，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多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居住于此。

5 教育促进易地扶贫安置点搬迁民社会融入的路径探索

搬迁民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避免不了会面临各种羁绊，也会在融入当中产生多种不适，道阻且长，但并非不能解决。教育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最基本的手段[6]，教育具有教化人的功能，是个体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可以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安置点教育来促进搬迁民的就业、文化、交往及心理融入。

5.1 就业融入：构建内容多元化和方式多样化的培训体系 搬迁不是脱贫的目的，而是脱贫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搬迁民生计的重塑与发展[7]，就业直接牵动搬迁民的生计与温饱问题，当经济来源能够支撑其基本生存时，方能更好进行其他活动。因此，需形成丰富多元的就业培训体系，构建培训中和就业后相互关联的以职业技能为主、知识补充为枝干、观念引导贯穿全过程的培训内容。（1）明确技能教学的主体地位，以基本技能为教学核心内容，找准搬迁民积蓄就业能力的命脉，强化技能教学的“精”和“准”，运用技能教学的专业性促进搬迁民技能掌握的专业化发展，提高技能训练的门槛;（2）结合地方高校和开放大学的力量，根据就业培训群体的文化水平和现实需求，为搬迁民提供基本的知识文化指导、系统的职业知识讲解、创新创业政策解读等内容，提升搬迁民的文化素养和延展职业认知;（3）将就业观念的引导纳入就业培训内容，鼓励和引导搬迁民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量体裁衣”地择业、就业。在培训方式上，要立足搬迁民特殊性，让搬迁民听得懂、听得进，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现代技术相融合，改变枯燥、机械化的传输方式，采用生动灵活、丰富多样的形式，通过观摩、模拟、实践等多种教学方式增强搬迁民的参与性与投入程度，加强其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发挥“搬迁民教师”和“以少带多”的效用，畅通安置点内外就业群体和未就业群体之间讨论、交流、学习的渠道，运用教学相长的教育方式，使搬迁民在其中合作共享、取长补短，提升搬迁民的劳动力质量，积攒“能就业”的实力和增强“走出去”的底气。

5.2 社会交往融入：拓展社会交往场域，稳固社会交往关系 人的社会交往基于一定的环境而发生，社交环境是影响个体进行社交的重要因素。“空间不仅仅是容身之所，也承载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8]安置点应合理运用内部空间资源，提升空间利用价值，利用张贴栏、宣传栏、搬迁户所在楼层及家门口等墙面空间提供搬迁户的来源与现居信息，增进搬迁户之间的相互了解，便于寻找“同乡人”，明确交往的目的性和交往对象，增强熟悉感与亲切感。以此为基础，定期开设“交往日”，鼓励搬迁民敲开彼此的大门，让乡村中“走家串户”的社交方式得以延续，让社交从“有时”变为“时常”，使社会交往从“特别化”向“常态化”转变，用“熟人”连接“熟人”，冲破门户之间的封闭性，将家家户户作为可供社会交往的场所，从而形成安置点熟络的交往环境，使搬迁民通过长期的交流、相处建立稳定的社交群，增强关系网的紧密性。此外，“良好的社会互动，顺利的交流，才能更好使主体融入社会”[9]，搬迁民作为社会个体应在更宽广的平台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多种环境中与他人交往互动，促进自身的社会化。因而，还应依托安置点内的活动空间，加强搬迁民与安置点外的交流与融合，既要促进搬迁民之间的互动，也要将交往对象“请进来”，开展社区之间的交往活动;同时，鼓励搬迁民“走出去”，组织他们参与安置点外的集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以此扩展交往空间，重构与社会的联结，使高楼不再成为社会交往的屏障和藩篱，打破社会交往对象和范围的局促，使其在不同的场域和情境中体验交往，形成长效、稳固的交往网络。

5.3 文化融入：形成和諧共生的安置点文化 安置点促进搬迁民进行文化融入，其目的是帮助他们“会生活”，更要“活得好”，为了搬迁民能够更顺利地了解、适应迁入地的文化。搬迁民从乡村熟人文化向现代理性文化的过渡，应发挥社区教育在促进搬迁民文化适应中的中介作用[10]，在教育过程中应处理好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关系。留存于搬迁民生活中的文化，确实存在着落后、糟粕的成分，这部分文化变化发展的速度远远慢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为阻滞搬迁民进行社会融入的成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来源于乡土社会的文化中也包含了许多有益成分，如来自各地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乡土文明等。随搬迁而来的文化有需要补充、改善的部分，也有需要继承的部分，因而文化融入不可将搬迁民与原文化完全割裂开来，更不能被现代文化完全取代，而是要形成新的文化向心力。要运用现代社会认可的文化、生活方式等改掉搬迁民陈规陋习，用先进的文化给养他们的文化认知，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进行互嵌[11]。应有选择地保留和传承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发挥其文化价值指引搬迁民的精神归属与丰富情感体验，勾销2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为搬迁民营造充满桑梓情而又具有先进性和现代化气息的文化环境，催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核心文化和特色文化。实现文化的和谐共生、共融共通，更有利于搬迁民在有乡土印记的文化寄托中接受新事物，产生文化价值认同，使其成为有乡土情怀和民族文化传承力的新时代市民，共建新环境，形成新风气，共享新生活。

5.4 心理融入：明确主体地位，促进主体的具身融合 关注搬迁民的心理融入是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核心与关键。人的心理不易外显与表露，难以被剖析，心理融入是社会融入中最深层次的，因而心理融入应是缓和的、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身心共同作用的过程。安置点应充分发挥搬迁民的“主体性”作用，推动搬迁民从具身参与向心灵认知和心理融入进行发展。通过增强搬迁户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和谐的氛围来促进社会融入，对其在迁入地的生活具有稳定作用[12]。安置点是搬迁民今后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有权利，更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安置点的大小事务中，通过建立搬迁民参与管理建设机制，如：设立文明监督轮岗与志愿服务岗、开通事务参与渠道等，使其在服务和享受服务的同时进行自我体认与自我提升，进而主动与安置点建立紧密联系。让搬迁民置身于连续不断的安置点建设实践活动中，重新认识自身在新环境中的价值，在与群体共建共享的经历中相互感染，守望相助，产生以安置点为依托的群体间的情感联结，从而将这些情感转化为在安置点内实际、具体的活动，外化于自觉、自发、自愿的行为。通过让搬迁民投入安置点的日常点滴，帮助他们明确自己主人翁的角色，将乡土劳动中的价值迁移到安置点生活中，将其对广袤乡土的深厚情节转化为对安置点的一隅情怀，能够在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和具身体验中得到心理情感的寄托与转变。心理融入教育要渐进地使搬迁民在切身体会和实际行动中认识到自身价值，转变自我、肯定自我，从而产生自我认同感，让他们能够立足安置点，将看到的内化于心，将听到的纳入所思所想，通过行动上的融入推及心理融入，实现身心具融。

6 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是搬迁民新生活的起点和进行社会融入的开端，须明确的是后搬迁时代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并非只是人口的搬迁，而更重要的是行动、思想和人心的“搬迁”。安置点教育是促进搬迁民将身心皆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实现搬迁民全身心的融入须充分发挥安置点教育的“指路”作用，绵绵发力，久久为功，致力于安置点搬迁移民的教育。引导搬迁民踏实前行，走稳、走好每一步，从故土真正融入新乡，安家乐业，并让新乡成为搬迁民心灵的归属地，使搬迁不再意味着“从故乡到他乡”，而是赋予搬迁“新乡即故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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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