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二章）

孔灏

观自在

坐拥江苏省第一高峰的连云港市花果山上有海宁禅寺，海宁禅寺建筑群落中有一处建筑曰“团圆宫”。“团圆宫”内，供奉俗称“唐三藏”的玄奘法师以及其父母、三位兄弟即三元大帝等阖家神祇，此即明万历间贡士顾乾所谓“九圣团圆宫”。从一家九人，进而成为一门九圣，中国民间以其最朴素的情感和认知告诉世人：所有“人”的飞跃，完全在于每个人——是否坚持了自己和不懈努力。“唐三藏”之功，世人皆知，其不畏艰险、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的脊梁。”史载，“唐三藏”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其归国二十年间，又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如《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经叫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此经虽仅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个字，却让咱们的连云港老乡孙悟空先生吃尽了苦头——多少年来，无论是佛教界内还是乡野民间，多数人认定观世音菩萨传给“唐三藏”的“定心真言，又名做紧箍儿咒”，不过是《心经》要旨而已！

那么且问：《心经》之要旨是什么？一部《心经》，被称作佛经中般若部经典的要旨，以“言简而义丰，词寡而旨深”著称。而《心经》之要旨，并不复杂，教界学界一般认为：即其经首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是也！又，亦有论者曰，此句仍可再简略，即“观自在”是也！然哉然哉！那么或有人再问：何为“观自在”？答案简单之极，“看住自己、当下承担”是也！实际上，这话，说来跟宗教也没啥关系，那无非是先贤们修正心灵的一种方式和自我确认的一种境界罢了。儒家学者、道家学者，乃至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学者，均有此相类似的表述。如《中庸》中子思子他老人家的“君子素其位而行”，如《道德经》中老子他老人家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如《墨子》中墨子他老人家的“本不固者，未必几”，等等。

在《论语》中，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他老人家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教诲，亦屡见不鲜。如《论语·为政》篇第十章曰：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钱穆先生译作：

先生说：“要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一事，再观察他如何般去做，再观察他做此事时心情如何，安与不安。如此般观察，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那人再向何处藏匿呀！”

钱先生《论语新解》中又专释此章曰：“此章孔子教人以观人之法，必如此多方观察，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然学者亦可以此自省，使己之为人，如受透视，亦不至于自欺。否则让自己藏匿了自己，又何以观于人？”宾四先生之译，重在强调从别人的做“事”与安“心”上观人；宾四先生之阐释，更是直接将此章作为孔子的“观人之法”，同时，先生又指出：观别人之“人格与心地”是为一，而自省本人之“为人”、不使自己“自欺”和“自己藏匿了自己”，更为重要！否则，又何以观人？

钱先生高论，自然是对孔子他老人家知人论世之言。这“人焉廋哉”之问，换一种说法，岂不就是“看他在哪里？看他承担什么”吗？如此，则钱先生所生发出的不使自己“自欺”和“自己藏匿了自己”的结论，岂不正是说透了孔子所谓的“观自在”之意？当然，在如何“观人”或曰“观自在”方面，现代的儒学家们各有不同的理解。

如杨伯峻先生将此章译作：

孔子说：“考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

杨先生认为：“视其所以”之“以”字，可以当“用”讲，也可以当“与”讲。但是如果当“用”讲，就会和下句“所由”的意思重复，因此他老人家将“以”解释为“与”，如此则“所以”即所结交之人。这样的译法，结论就是：“观人”之要，当看他结交的朋友、所做的事情和心安之所在。

而台湾学者傅佩荣先生则将此章译作：

孔子说:“看明白他正在做的事情，看清楚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看仔细他的心安于何种状况。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这个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傅先生译文的特点，在于吸收了宋代学者陈天祥《四书辨疑》之论点，即：“盖‘所以’者，言其现为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来历从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处也。”如是，则将“所以”、“所由”和“所安”，分别当作一个人现在、过去和未来的表现，既强调了历史地看问题，又注重了发展的前瞻性，特别是将人放在时空的变化和心灵的净化等大背景下来观察，如此“观人”，自然是别人也在，自己也在。

三位先生所译，虽有所不同，但在基本意涵上，都看到了孔子“观人”之法中，隐含了一个时间性的前提：即观人之事，非一时一事所能为。或有人可以反驳说：非也非也！孔子之观人，亦常有于某一特定场景中即下结论之例。确实如此，比如《论语·先进》之十三章记载：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说有一天，孔门弟子侍于孔子周围。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那是恭敬而正直的样子；子路一如既往，那是非常刚强的样子；而冉有和子贡，都是温和而快乐的样子。孔子看着他们，也挺高兴的样子。忽然，似又想起了什么说道：“像仲由吧，我就怕他不保天年啊！”后来，历史果然证明了孔子这个预言的正确性——子路的结局很惨，为了忠于自己和自己服务的国君，他最终死于叛军的乱刃之下。

“闵子侍侧”这个场景和孔子预言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当然都无可置疑。但是，却不能说：孔子他老人家只看一眼子路那非常刚强的样子，即下结论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诸君须知，那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路，多年间一直侍奉在孔子身边，孔子对这个学生的了解，又哪里是仅仅通过这个场景中的“行行如也”呢？

从孔子之所谓“观人”，至曾国藩之所行“相人”，方法上或有“观”与“相”的区别，儒门正脉的“内圣外王”之道，却是同样地有传承，不含糊！毕竟，无论“观人”还是“相人”，重点还是在“观自己”和“相自己”！看看自己在不在自己的身上？看看自己像不像自己的本来？这是人之为人的路径，这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交代。

论瑚琏与蝴蝶与神龟的一致性

编修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光绪赣榆县志》，由知县特秀主修、署教谕王文炳总纂、清末状元张謇题签、署知县王豫熙印行。目前，连云港市博物馆存有其原本。该书记载：从明代起，端木晒书台即为“赣榆八景”之一。此晒书台位于赣榆塔山水库拦洪大坝西端子贡山上，是块圆滑平整的大石。相传子贡山原名万松山，因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曾在山上建端木书院（已毁）并晒书，故更名为子贡山。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说子贡能言善辩，为此，因材施教的孔子时常有意驳斥他……后来，齐国大臣田常想要在齐国叛乱，又害怕其他大臣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的势力，就想转移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对弟子们说：“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我们的父母之邦。现在祖国危险到这种地步，小伙子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这时，子路请求前往，但孔子不同意。子张、子石请求前往，孔子还是不同意。到子贡请求前往救鲁时，孔子同意了……子贡这一出行，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而使越国称霸。据说，这子贡晒书之事，即发生在其游说于五国之间、路经赣榆万松山的路上。也正是在他的出色斡旋下，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十年时间内五个国家形势大变。

你看，子贡他老人家多了不起！果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有学者考证，《论语》一书，涉及子贡的语录共38 章。这其中，多有子贡向孔子请教的场景，其问君子、问政、问友、问士、问仁、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等等，皆关乎人格养成、国计民生，充分展示了一名儒者的淑世情怀。这一回，是《论语·为政》篇第十三章：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简洁明了而且非常准确：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道：“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

从字面上看，在孔子他老人家看来，要说这做君子，其实是很简单的四个字：先做后说。不过诸君须知！孔子这话，可是专对子贡来讲的。

子贡其人，位列孔门十哲之一，既是言语科的课代表，又善于经商，是孔门弟子中的首富，有“儒商鼻祖”之美誉；另一方面，其通情达理，才干卓越。在《论语·雍也》篇第八章中，鲁国贵族季康子问孔子：“端木赐可以使用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端木赐通情达理，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一句“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说的何等喜悦满满、自信满满！何谓“通情达理”？以我言之，“通情”，可谓以人为本；“达理”，正指合于大道。所以，子贡有经天纬地之才、辅世长民之德，实可为干国之器、贤臣良吏，兼之风度潇洒、谈锋健利，但有所用，绝对堪称“君子”之楷模也！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子贡他老人家就没有缺点吗？当然也有，曰：“子贡方人”。按《论语·宪问》篇第二十九章有记：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何谓“方人”？钱穆先生之《论语新解》释此章曰：“方人：此有两说：一，方，比方义。比方人物，较其长短，犹言批评。一说，方，即谤字，声近通借。”“方，即谤字”之说，见于唐代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其引东汉经学家郑玄所注《论语》将“方人”作“谤人”，又引郑注云“谓言人之过恶”。故，杨伯峻先生将此“方人”译作“讥评”。如是，则杨先生译此章为：

子贡讥评别人。孔子对他道：“你就够好了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

但是，钱穆先生的理解略有不同，钱先生以为：“方人若指谤人，孔子何以仅谓不暇，而又称其贤？故知‘方人’当从前解。”所以，钱先生译此章为：

子贡批评人物。先生说：“赐呀！真贤能吧！对于那些，我就没有这闲暇呀！”

特别好玩的是，钱先生在书中紧接着还说：“又按：一部《论语》，孔子方人之言多矣，何以曰‘夫我则不暇’？”要说钱先生这句话，说的还真是事实。一部《论语》之中，孔子他老人家品评人物确实不少：比如谈到子产，说他有君子之道四,“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比如谈到楚令尹子文,认可其“忠”而不认可其“仁”;比如谈到陈文子避难,认可其“清”同样不认可其“仁”;又比如谈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说是“再思可矣”……等等。不过，孔子他老人家品评人物，一者，客观、公正；二者，是以人为例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生动形象地教育弟子；三者，多是应答他人所问。这样看来，子贡之“方人”当与乃师截然不同——或者也许，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丢丢才华横溢者的“自负”在吧？

有人说，纵观古今中外才华横溢之人，恐怕有点“方人”之“自负”，也算是常态了。窃以为，“方人”可以，若是“方人”而“方”地不“自负”且纯“自然”，可能乃得“方人”之真意也！比如，有一位疑似孔门“颜氏之儒”传人，同时身为道家祖师爷的庄周先生。他在自己的文章《齐物论》中写道:当年啊，我梦见我庄周化成一只蝴蝶，那是多么生动多么漂亮的蝴蝶啊！在梦中，我高兴地连自己都忘记了！到了梦醒时分，才知道我不过是那个僵卧在床的庄周而已！你说，这究竟是我庄周做梦，梦见了蝴蝶呢？还是那蝴蝶做梦，梦见了我庄周呢？当然喽，我也知道：我庄周与那蝴蝶，各有各的份位；但是这梦中的一个转换，却形成了多么美好的“物化”之境啊！而在《秋水》一文中，庄子又说：那天我正在濮河钓鱼，楚王派了两位大夫来请我做官。我手中拿着鱼竿，头都不回地告诉他们：“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楚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你们认为，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摇头摆尾地在烂泥里悠闲自得呢？”这两位大夫相互看了看，慢慢地回答说：“那当然情愿摇头摆尾地在烂泥里悠闲自得啦！”这时候，我就告诉他们：“那就请你们回去吧！我呀，正享受着在烂泥里摇头摆尾的悠闲自得呢。”这个庄子！你看看：无论是《齐物论》中还是《秋水》中，他不但“方人”，而且“方蝴蝶”、“方自己”、“方高官”、“方神龟”，且“方”地诗意、“方”地幽默，一派天真、纯乎“自然”！真可让人一读之下，顿不知“方人”者是庄子，还是读者诸君本人矣！

实际上，孔子他老人家之“方人”，那也是自然流畅之极也！比如《论语·公冶长》篇第四章中：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说是子贡问老师：“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孔子道：“你好比是一个器皿。”子贡道：“什么器皿？”孔子道：“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瑚琏”者，端然于庙堂之上的祭器，雍容高贵。孔子认为：子贡通情达理，乃干国之器，正当高居于庙堂之上，这是真正地“器重”也！

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先生在其《读四书大全说》中，对于“子贡问君子”章的解释与诸家不同：“夫子生平作圣之功吃紧处无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贡颖悟过人，从学已深，所言所行于君子之道皆以具得，特示以入手功夫，使判然于从事之际耳。至于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无不至；所行者著之为言，而言皆有征。则德盛业隆，道率而教修，此唯夫子足以当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语括圣功之始末。”在船山先生看来，读《论语》要超越时代和地域局限，更要警惕“药病说”的读法，即认为《论语》中孔子的话是都为了纠正包括孔子弟子在内的某个人思想上存在的病痛而说。此章中的“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不仅不是要纠正子贡之“病”，反而是因为子贡天分极高，孔子他老人家以此“生平作圣之功吃紧处”的“心法”来点拨子贡，希望引导子贡尽快成长为圣贤，进而激励天下学人不受时代和地域限制，都能成长为圣贤也！诸君请看，船山先生这一“方”，“方”得多妙！

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 年），邾隐公来鲁国朝聘，子贡襄礼。邾隐公向鲁定公奉玉时，眼睛向上；反倒是受玉的鲁定公，却俯首向下。于是子贡对别人说：“以礼观之，这两位国君都有死亡之相。礼，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人们在行礼过程中，左右周旋，进退俯仰，都能透露出某种与生死攸关的信息。现在正值春正月，两位国君行礼皆不合法度，邾君姿态高仰，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骄而乱，而鲁君姿态低俯，透露出来的信息是疾而亡。”果然，子贡竟一言成谶。当年五月，鲁定公生病亡故。后来，邾隐公被废黜而出逃。

这样看来，不管怎么讲，孔子让子贡别“方人”，到底英明！毕竟，那可是决定着个人乃至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