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彦小说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融通

黄小莹

摘要：陈彦的小说呈现出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美善相间的审美特质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整体意识”。其小说美学特征的呈现离不开意象的书写、意境的营造以及融通儒佛道思想所带来的小说寓意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在此意义上分析陈彦小说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融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陈彦 意象 意境 寓意 中国传统美学

陈彦是近几年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一位作家，其作品《装台》获得了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陈彦的小说创作注重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融人中国传统美学的因素。陈彦曾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写出有中国文化质地、体现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的作品。”①读陈彦的小说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小说呈现出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学美善相间的审美特质。通过小说文本分析陈彦所选择的意象、所营造的境界以及融通儒佛道思想所带来的小说寓意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对融通中国古典传统美学，探索这种美善相间的小说审美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一、意象的书写

关于意象，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意象不是某种意义和表象的相加，它在聚合过程中融合了诗人的神思，融合了他的才学意趣，从而使原来的表象和意义都不能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异和升华，成为一个可供人反复寻味的生命体。”②陈彦在选择意象时，注重意象与文本叙事精神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意象的内核精神与人物的精神人格相互渗透，从而影响整个文本的叙事精神，由此，使得整个文本始终贯穿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审美伦理教化。

《西京故事》中陈彦所选择的主要意象是文庙村院子里的千年唐槐和主人公罗天福在老家陕南山区的两棵六七百年的紫薇树。中国文学历来就有对树的描写，树被作家们拟人化，成为一种精神品质与生存境遇的象征。例如，对松、梅、竹精神品质的赞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青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对人生境遇的书写则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枯树赋》），以及当代诗歌“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崖边的树》）。“树意象”已经深刻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西京故事》中唐槐和紫薇树就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儒家传统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信”的坚守。文中的唐槐由东方雨老人看护，东方雨老人的人格精神和唐槐构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的关系，都成为西京城儒家精神持守的象征。罗甲成进入西京城之后，面对物质与精神上的巨大撕裂，精神崩溃，想要逃避现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东方雨老人以其“知行合一”的行为与“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给予他再次面对生活的勇气。而对整个文庙村的人来说，他們在古戏楼旁的唐槐下演唱秦腔，唐槐所在的地方成为戏台，秦腔几千年的高台教化在唐槐之下传递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教化。由此，唐槐又和秦腔的高台教化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罗天福在陕南山区的两棵紫薇树，也是一种精神人格的象征。罗天福曾想把这两棵紫薇树卖了，这样就可以供两个孩子上学了。但是，当他回陕南山区准备卖这两棵古树时，却做了一个与树神对话的梦。醒后，罗天福看着这两棵古树，顿生悔意，不再砍树。在这样一个以经济效益为主的时代里，罗天福选择了一条有持守的路，“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陈彦以两棵古树作为《西京故事》中的“文眼”，显示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具有凝聚伦理教化，凝聚儒家精神的功能。《装台》中贯穿全文的一个意象是蚂蚁。“蚂蚁”意象分别出现在文本的第1章、第13章、第29章、第65章、第80章。“蚂蚁”意象的重复出现，在文本中包含着隐含作者对文本意义阐释的递进与升华。第一章出现的“蚂蚁”意象，含有“奔命”的意味，“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在世界上奔命哩”。第13章中出现的“蚂蚁”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有的面对重物，是扛起来，又跌下去，又扛起来，反正死不丢弃”。第65章中，顺子在梦境中变成“蚂蚁”。梦境中顺子游荡在蚂蚁群体中的经历可以说是顺子在现实社会的一种投射。不同的是，蚂蚁社会却有着与人类现实社会不同的生存规则。在人类社会中顺子这一类的劳动者是卑躬屈膝，甚至奴态卑颜地讨生活，而在蚂蚁社会，劳动者则是通过勤奋劳动而获得尊重。甚至有一个“蚂蚁”嘲讽顺子的行为“你咋是这么一副点头哈腰的可怜相，都不怕把腰闪了”，“我们这儿凭本事吃饭，没谁搞这下三滥的事情”。③文本中的隐含作者，借用一个“蚂蚁”的视角，批判了人类现实社会中“奴颜卑态”的处世方式。梦境中的遭遇也改变了顺子对于自己职业的看法，顺子由人变成蚁，发现了蚁的精神，唤醒了顺子作为装台人的尊严与骄傲。第80章，顺子再次看到蚂蚁搬家，“他突然觉得，它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④。在文本叙事上，“顺子的装台生活”和“蚂蚁的集体生活”这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共同构筑了《装台》这一文本的叙事内涵与叙事空间。“蚂蚁”意象的这条叙事是以隐含线索出现的，在整个文本的构建中，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义建构过程。陈彦借用“蚂蚁世界”的故事，说明体力劳动是有价值和尊严的，任何一种劳动都应该得到尊重，不应该也不能把劳动变成为一种奴态卑颜的讨生活，这是对劳动的一种践踏。由此可见，作者在两条线索上都显示出了对现代“劳动”价值观念以及传统美德“勤劳朴实”的一种认同。而在叙事意义上，“蚂蚁”这一意象也具有疏通行文脉络，贯穿叙事结构的功能。

除此之外，《主角》中出现了“老鼠”意象，这个意象的出现是和佛教的因果报应联系在一起的。剧团中的郝大锤总是在剧团里抓住老鼠“点天灯”，任由煤油火往死里烧。最后郝大锤的结局则是喝醉酒跌进井里，被老鼠啃得只剩下骨架。“老鼠”意象的选择是陈彦融入了中国的民俗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所传达的则是民间朴素的生命伦理。陈彦的小说中所选择的意象是与文本的叙事精神高度契合的。以意象作为文本中所穿插的一个线索，可以起到整合文本内涵的作用。

陈彦的小说中，其所选择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沉淀下来的、具有伦理教化功能的意象。同时，陈彦小说的寓意又是与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对陈彦小说的解读可以朝向中国传统文化方向。同时，不同的意象在不同的文本之中有不同的含义。在《西京故事》中表现为一种“文眼”的意义，具有凝聚文本主题的意义。在《装台》中则起到了一种贯通叙事的作用，在《主角》中则体现为蕴含着一种善恶感化的宗教意味。

二、意境的营造

意境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评价文学作品常用的批评术语。意境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古风在《意境探微》中指出：“一个完美的文学意境，是由实境的‘情景交融’与虚境的‘象外之情、景’合构而成的。”⑤陈彦的小说由文本中故事的情与景与戏剧表现的情与景合构而成，由此指向文本外人生境界的思考与感悟。

从《装台》的文本人手，刁顺子的每个人生处境都有戏剧里的唱词作为其境遇的一种应照。那一首首唱词，也将读者的思绪引向了文本之外广阔的艺术空间与人生思考之中。当刁顺子娶了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时，他想起了《杨贵妃》里的那几句唱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⑥，这是他疲于奔命里的幸福。在面对女儿对自己的不尊重、看不起时，则有一出因果报应的戏——《天雷报》相对应，戏剧可以使用传奇手法引天雷来惩戒不孝顺的儿女，而在日常生活中却是父母始终包容儿女。在小说的最后，第三任老婆蔡素芬因女儿菊花的刁难离开了，第二任老婆留下的女儿也因和菊花的矛盾离开了西京。女儿菊花本已经嫁给了谭道贵，却因谭道贵卖假酒而被捕入狱，菊花又重新回到了家里。而刁顺子则因要照顾工友的遗孀，又有一个女人和继女要进入这个家庭。刁菊花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或许会和蔡素芬的矛盾一般，再一次上演。此时，刁顺子想起了《人面桃花》中的一段唱词：“花树荣枯鬼难挡，命运好赖天裁量。只道人世太吊诡，说无常时偏有常”⑦，刁顺子对人生的感受，通过“花树荣枯”“命运好赖”“人世吊诡”“无常有常”诸多人生状态与情绪的融合构筑，都指向了一个充满着悲欢离合、爱恨交加、万千羁绊的人生体验过程。李敬泽评论：‘《装台》或许是在广博和深入的当下经验中回应着古典小说中的至高主题：色与空——戏与人生、幻觉与实相、心与物、欲望与良知、美貌和白骨、强与弱、爱与为爱所役、成功和失败、责任与义务、万千牵绊与一意孤行……此处是盛大人间，有人沉沦，有人修行。”⑧

在《主角》中，秦腔主角的退场都营造出了一种超出生命而朝向艺术修行的大境界。忆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在表演《杀生》的时候，将生命奉献给了舞台。“在进行吹火的时候，吹了三十六口的‘连珠火’。师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贾化、廖寅、贾似道、贾府，全部变成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绽开”⑨。而这时苟老师已经在舞台上耗尽了气力，死在了舞台上。作者通过描写戏剧表演技术难度的层层增加以及戏剧舞台情绪的层层渲染，使读者与文本情景形成一种情感共振，进而一种强烈的审美力量也就跃然于意境之中了。而在清乾隆年间，花部泰斗魏长生也是死在了舞台上。“在演出秦腔《背娃进府》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唱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当艺人们再用椅子将‘端坐着’的他，抬上前台谢幕时，狂热的观众怎么也没想到，一代大师的心脏，已在刚才下场后，骤然停止了泵动”⑩。魏长生以及苟存忠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呈现出了为艺术献身的悲壮境界。忆秦娥在离开秦腔舞台的最后时刻，陈彦用了一闋词《忆秦娥·主角》着力营造出一种天地正大的境界。

易招弟，

十一从舅去学戏。

去学戏，

洞房夜夜，

喜剧悲剧。

转眼半百主角易，

秦娥成忆舞台寂。

舞台寂，

方寸行止，

正大天地。（11）

“创造意境的目的，是要诱使读者产生联想，将人物形象与活动环境有机地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体”（12）。最后这一阕词，以其简短、留白、意蕴丰厚而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文本内的忆秦娥半百的生命流程沟通起了文本外的读者的人生历程。由此，整个文本营造出了一种雄浑而完整的生命境界与文化气象。

在陈彦的小所中，所采用的戏剧、唱词是陈彦营造意境的一种手法，他通过这种手法将我们的思绪引向了一个更大的宇宙，人世、天道、世俗、命运似有一种浑然对于人生的思考。而这种由个人的人生境遇指向一个混沌而未知的天道宇宙世界，这是只有中国人才会有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这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所说的“境生于象外”。“境与天地自然、与整个宇宙是相通的，与此相应，境所使人产生的就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13）。这也是陈彦在《主角》后记中所说，他希望“力图想把演戏与围绕着演戏而生长出来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牵动的社会神经，来一个混沌的裹挟与牵引”（14）。而这种由意境所带来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它是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整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强调，天、地、万物、人都处于同一生命系统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5）。

三、小说寓意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阅读陈彦的小说，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寓意。对于陈彦小说的寓意，可以从小说的文化寓意、哲学寓意、道德寓意、结构寓意、形象寓意、寓意手法等多方面进行探究。正是因为小说中所融汇的思想是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小说寓意的解读也呈现出了多元性与开放性。

《西京故事》中，陈彦所描写的是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之后，看到了城市的灯红酒绿、真实迷乱，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生存与精神之间的撕裂？陈彦想通过儒家积极的人世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观、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16）来抵抗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下人心的浮躁。由此，陈彦在文本中塑造了两个具有儒家风范的人物：罗天福和东方雨。在东方雨老人看来罗天福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依我看，在今天能持守正道，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人，就是真正的脊梁”。在罗天福看来，东方雨老人是飘逸出世的，是圣人贤者。但在人物形象具体的塑造过程中，陈彦也流露出以“仁、义、礼、智、信”安身立命的罗天福在当代社会的尴尬境遇，以东方雨老人这位智者的精神来唤回罗甲成对于生活的希望也是显得单薄无力。反而是罗甲秀这样一位靠着自己内心的坚韧，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人更具有日常生活的光彩，她捡垃圾、勤工俭学，毕业后创业，始终自信地面对着自己。她说：“一切都必须面对，稍一虚飘，就会真正失去本性，变得虚伪做作起来，痛苦也会加倍产生。”（17）这才是面对生活真正的含义。在《装台》中，刁顺子的人生态度则贯穿了罗甲秀的生活态度，脚踏实地面对生活。刁顺子的人生信念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秦腔“高台教化”的伦理浸染。刁顺子在装台的过程中，一遍遍接受着传统剧目的影响。《周仁回府》中的忠义《游西湖》中的情义、《天雷报》中的因果报应《人面桃花》中的人生无常，这些都深刻浸润到了刁顺子的信念之中。刁顺子虽然卑微的下苦，却始终坚持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来获取生活所需。在《主角》中，陈彦着重塑造了忆秦娥这个人物形象，她是有着儒佛道多重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她有着佛家的悲悯情怀，“把戏唱好就是最大的修行”，庄子的佝偻承蜩的精神，“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数十年如一日的练习秦腔的技艺，还有儒家的进取精神，敢于承担起人世的责任与担当。陈彦是想通过忆秦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去面对当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在陈彦的创作中，儒家文化的义理其实是融筑于秦腔的“高台教化”之中的，正如陈彦在《说秦腔》中指出：“农村人的历史、地理、文化甚至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有许多是从‘高台教化’中获取的。”（18）秦腔表演中的“高台教化”中所蕴含的“社会伦理架构和忠、孝、节、义”，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秦地人民的思考方式、做人做事、性格形成。而在秦腔之中，同时也融筑着被世俗化了的佛教义理。“佛教的传授系谱演变为神谱;佛教的轮回学说被理解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直接伦理报应;佛教的解脱境界变成了对‘现实’彼岸世界的向往追求;佛教要勘破一切的修行实践，异化为希施求福的生活方式……中国民俗佛教很快地余道教相混而成为古代中国的生活宗教”（19）。中国戏曲中所集中展示的就是这种民俗佛教，而关于道家的精神的融筑，则主要体现为由技人道的精神弘扬。罗天福的摊饼技术、刁顺子的装台技术以及忆秦娥对秦腔技艺的追求，最后都是要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小说中丰富的儒佛道思想内容的熔铸以及中国传统美学因素的融入，都使得陈彦小说的寓意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多元的特性，而这也正是陈彦所追求的。“《红楼梦》的创作技巧永远值得中国作家研究借鉴。松松软软、汤汤水水、黏黏糊糊，丁头拐脑，似乎才更像我理解的小说风貌”⑩，而这种风貌所呈现出的就是一种寓意的书写。

作为一名由戏剧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作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陈彦注重对中国传统美学因素的融入，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以及多元小说寓意的建构，都使得他的小说文本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善相间的审美特质以及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整体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陈彦的小说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美学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①陈彦，杨辉：《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拨亮人类精神的微光》，《文艺报> 2021年5月28日第005版，第2页。

②杨义：《中国叙事学》（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69页。

③④⑥⑦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45页，第428页，第45页，第427页。

⑤古风：《意境探微》，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⑧李敬泽：《修行在人间——陈彦（装台）》，《西部大开发》2016年第8期，第136页。

⑨陈彦：《主角（上）》，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⑩（18）陈彦：《说秦腔》，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第125页。

（11）（14）（20）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第887頁，第894页，第898页。

（12）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3）（15）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第50页。

（16）刘恒山：《儒家人世精神及现代价值》，《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9页。

（17）陈彦：《西京故事》，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18）顾伟康：《论中国民俗佛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