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研究

潘素昆，李昀灿

(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14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1994年开始，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上升，中国迈入引资大国行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但中国吸引外资却逆势上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有效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加快了中国企业现代化改革进程，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引资质量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明显提高，国内储蓄显著增加甚至出现过剩。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 536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引进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渠道推动东道国技术创新，促使其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和理论基础不再是弥补资金缺口，而是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应更加注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提升。本文力图在分析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入世后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进行评价，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变化趋势，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二、文献述评

(一)FDI质量内涵的相关研究

Kumar[1]开创了对FDI质量的研究，指出FDI对一国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即为其质量。Alfaro和Charlton[2]将FDI的质量定义为每一单位FDI会带来的经济增长。Pan,Guo和Han[3]等认为FDI质量是能够准确反映FDI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东道国管理经验的技术溢出趋势的属性指标。傅元海和彭民安[4]提出FDI质量应从引进质量和利用质量两方面来看，FDI的引进质量是指引进的FDI能为东道国带来的潜在收益，利用质量指FDI对东道国发展所产生的实际效应。聂名华[5]提出高质量的FDI应该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大技术溢出效应，能够增强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且认为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FDI质量相比其他地区较高。魏玮和张万里[6]将 FDI 质量界定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规模和效率。周忠宝[7]等认为FDI质量既涵盖一般意义的FDI流入规模，又包括FDI对东道国产生的外部性。

(二)FDI质量评价的相关实证研究

Kumar基于FDI对一国经济产生的正外部性提出了度量FDI质量的4个指标——对现代产业的贡献、溢出效应、研发水平和净资本形成效应[1]，后来增加了技术等其他会对FDI利用质量产生影响的指标[8]。Pradhan和Prakash[9]建立了包含FDI企业对东道国原材料的需求及进入模式、技术水平、垂直一体化和市场导向型的FDI质量评价体系。Yu和Li[10]用FDI的单个项目规模和单位收益来评价FDI质量。Jahanger[11]从FDI的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实际规模和出口能力5方面衡量FDI质量。Wang和Luo[12]用地区实际使用FDI占一国总FDI的比重与该地区GDP占一国总GDP比重的比值构建了外资绩效指标来衡量FDI质量。

国外学者在选择指标时集中于FDI的利用质量，忽略了与之相关的FDI引进质量，而国内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补充。傅元海和彭民安[4]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质量和利用质量两方面运用16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评价体系。汪春和杨晓优[13]在傅元海提出的指标体系上，从一般因子、科技管理因子、经济质量因子和制度因子入手建立FDI质量评价体系。杨柳勇[14]用FDI的技术引进水平、产业结构效应以及 FDI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度量中国FDI引进质量。尹慧[15]等从FDI规模效应、出口效应和技术水平效应3方面度量FDI引进质量。

还有学者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效率、特征等方面构建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陈自芳[16]从FDI对东道国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入手，通过14个指标建立了FDI质量的评价体系。王细芳和冯凯[17]从投资项目规模、利用方式、投向产业、吸收就业、企业类型、地区流向和来源地域6个方面评价了中国FDI的利用效率。傅元海[18]从FDI的绝对影响和相对影响来评价FDI的利用质量。邹建华和韩永辉[19]用单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规模、外资在制造业中的投资比、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各市出口总额的比重和FDI的技术溢出潜力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张力弘和刘凌飞[20]基于DEA和Malmquist视窗模型，通过分析辽宁及其各省辖市FDI的利用效率来描述其利用FDI质量的高低。莫莎和周婷[21]从FDI平均规模、技术和管理水平、本地化程度及出口拉动4方面来评价FDI质量。白俊红和吕晓红[22]、叶修群和张雅竹[23]、胡雪萍和许佩[24]利用FDI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实际规模和出口能力等指标建立了FDI质量评价体系。孙玮等[25]、张宝友等[26]从两种特征类型——低质量数量扩张特征和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特征来构建评价FDI质量的指标。何剑等[27]从内部聚合与外部溢出两个维度构建FDI质量评价指标。也有学者注意到FDI对东道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将其加入FDI质量的评定标准中[28-30]。

综上所述，FDI质量内涵为FDI能为东道国政府带来的总体经济利益。为了更好地衡量其带来的总体经济利益大小，根据经济利益的潜在性和实质性，将一国吸引的FDI质量进一步分为引进质量和利用质量。

虽然学者们对FDI质量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一致认为高质量FDI应该能为东道国带来较高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东道国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在对中国吸引FDI质量进行实际评价时，早期研究仅关注了FDI的引进质量或利用质量中的一个方面，较少将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结合起来进行总体评价。在评价FDI利用质量时，较少将评价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因此对评价结果解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已有研究为本文打下了基础。本文拟在分析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吸引FDI质量的评价体系，用因子分析法对加入WTO后中国吸引FDI质量进行评价。将利用FDI质量影响因子分为数量型因子和质量型因子，进一步进行归类解读，以便详细分析FDI利用质量的变化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科学地评价和认识中国吸引FDI质量，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引资政策的调整，进而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提升中国吸引FDI质量，以更好地发挥FDI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FDI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傅元海和彭民安[4]的研究，本文从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两方面考察中国吸引FDI质量的水平。引进FDI质量代表FDI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效益，适用于在引进FDI时对其质量进行初步判断；利用FDI质量则显示了实际引进FDI后，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对经济增长、就业、进出口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下面分别对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引进FDI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1)FDI的来源国。来自不同国家的FDI拥有不同的技术与管理水平。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往往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其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技术溢出效应较大。因此，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引进质量较高。曾国安和马宇佳[31]的研究表明，相对于港澳台资，来自发达经济体的FDI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更有利于中国技术进步和引进FDI质量的提高。因此，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在中国吸引FDI总体中的比重越大，中国引进FDI的质量就越高。

(2)FDI的产业分布。FDI进入第三产业会增加其发展所需资金，并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推动作用。因此，第三产业的FDI在吸引FDI总体中的比重越大，引进FDI的质量就越高。

(3)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项目投资规模体现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业务的决心。单项投资规模越大，表明其越重视中国市场。首先，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其本土化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本土化程度可以反映FDI的技术溢出程度和范围[1]；其次，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则其出口比重越高，承载的技术越先进[30]，技术溢出效应越大；最后，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就越高。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增大会使非劳动密集型FDI取代劳动密集型FDI，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18]。因此，单项FDI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FDI质量就越高。

(4)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水平。FDI通过技术的“追赶过程”和知识转移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32-33]。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水平越高，潜在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越有可能为中国带来先进技术，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和长远发展。所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FDI引进质量也就越高。

(二)利用FDI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1)税收贡献度。用外商投资企业纳税额占中国税收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盈利越多，缴纳的税收越多，其对中国GDP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FDI利用质量就越高。

(2)就业贡献度。用外商投资企业城镇就业人数占中国城镇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是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FDI带来的就业岗位越多，越有利于提升就业率，其在社会民生层面的质量就越高，FDI利用的质量也就越高。

(3)贸易贡献度。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来衡量。FDI带来的进出口增加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正溢出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出口的扩大[34]。外商投资企业还会对中国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帮助国内企业熟悉国际生产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贸易贡献度越大，FDI利用质量就越高。

(4)产出贡献度。用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占中国GDP的百分比来衡量，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FDI带来的产出占中国GDP的比重越大，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FDI利用质量就越高。

(5)科研经费投入。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经费占其主营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该比重越高，说明其越重视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会不断提升，其对中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促进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越大。FDI通过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经费投入等中介变量对中国工业创新绩效发挥了正向溢出效应[35]。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科研经费投入越多，FDI利用质量就越高。

(6)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党的十六大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做出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部署，即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当流入东道国的FDI中进入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低于国内资本进入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即FDI多流向劳动密集型行业等低技术产业时，不能带来更多先进技术，技术溢出效应较小，FDI利用质量不高。但若FDI中进入高技术产业的比重高于国内资本进入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则代表FDI更多流向东道国的高技术产业，能使东道国更多地吸收外商投资企业的先进技术知识，更有效地推动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FDI利用质量就较高。因此，用高技术产业吸收FDI年度流量额与制造业吸收FDI年度流量额之比除以高技术产业投资总额与制造业投资总额之比来衡量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这是一个相对投资指标，当比值大于1时，代表高技术产业FDI在总FDI中的占比大于高技术产业投资在中国总投资中的占比，即认为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促进作用。该指标越大，FDI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越大，FDI利用质量也就越高。

(7)环境污染效应。用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FDI年度流量额与FDI年度流量总额之比来衡量FDI的环境污染效应。环境污染效应越小，FDI利用质量就越高。环境污染效应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多属于资源损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企业或本身的技术含量水平不高，或在中国的子公司不进行技术含量高的生产活动。这种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较大的负外部性。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当前应重视来华外资企业的环境污染效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36]。质量较高的外资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为清洁和节能的生产方式。这些外资在与本地企业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可以促进本地企业的生产技术向清洁化、节能化方向发展[37]。

四、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鉴于客观赋权法相较于主观赋权法有更强的数学理论基础且客观性强，本文选用客观赋权法——因子分析法来确认FDI质量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

设样本数为n，有p个指标X=(X1,X2,…，Xp)T，Xi(i=1，…，p)代表收集的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后得到m个公因子F=(F1,F2,…，Fm)T，Fj(j=1，…，m)代表因子分析后得到的含有指标信息的主成分因子，则有

X1=a11F1+a12F2+…+a1mFm+ε1，

X2=a21F1+a22F2+…+a2mFm+ε2，

(1)

……

Xp=ap1F1+ap2F2+…+apmFm+εp。

此模型被称为因子模型。其中，矩阵A=(aij)为因子载荷矩阵，aij为因子载荷，实际上是Xi和Fj的相关系数，反映了第i个变量Xi对第j个公因子Fj的重要性；ε是特殊因子，表示公因子以外的影响因素导致的不能被公因子所解释的变量变异，实际分析时忽略不计。除以上统计量以外，还有变量共同度(又称公因子方差比)，表示全部公因子对变量Xi的总方差做出的贡献，或者说变量Xi的信息能被提取出的公因子所描述的程度，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大代表该变量能被公因子解释的信息比例越高。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网站的数据整理得到2001—201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存在数据缺失时，若只有一个中间数据缺失，则使用插值法进行预测。若两个以上数据缺失，使用函数拟合分析补齐。针对本文对中国吸引FDI质量的界定，依据指标可测度性、数据可获得性和全面性的原则，选取FDI质量评价指标，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FDI质量评价指标

本文参考韩刚[38]的指标计算方法来度量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水平X4。由于数据缺失，指标中的外资企业总产值由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代替。其中，第一个比值计算了外资企业的人均固定资产率，代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水平；第二个比值计算了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代表公司工人的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第三个比值计算了外资企业固定资产的产出率，代表固定资产的效率即资本生产，则

(2)

鉴于数据缺失，且指标分母为比值，因此用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值取代指标Y6的原分母。当产业结构升级效应Y6大于1时，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产生了促进作用，反之则没有。

(三)因子分析

首先进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以确定数据是否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结果表明，3次分析的KMO检验结果均大于0.7，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均小于0.05，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

利用SPSS 24.0对引进FDI质量的4个指标进行分析。从累积方差百分比可以看出，用一个主成分便可解释4个指标信息的86.7%。因此，用这个主成分的得分作为引进FDI质量的评分(如表2所示)。评分结果表明，2001—2013年，引进FDI质量呈下降态势，除了2005年和2013年有轻微下降以外，引进FDI质量从2004年到2015年持续大幅上升，但从2016年开始，引进FDI质量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具体评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引进FDI质量指标的总方差解释

从利用FDI质量的7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见，利用FDI质量的7个指标可以由两个主成分因子解释。其中，主成分因子1主要解释的指标有税收贡献度、就业贡献度、贸易贡献度、产出贡献度和环境污染效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数量贡献。因此，将主成分因子1称为数量型因子F1。其中，环境污染效应指标在因子分析中被归于主成分因子1，表明目前中国吸引FDI中，对产出、就业、贸易和税收贡献度较大的产业大部分仍然为污染型产业。主成分因子2主要解释科研经费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指标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贡献的指标。因此，将主成分因子2称为质量型因子F2(见表5)。通过方差解释百分比计算数量型因子F1和质量型因子F2的系数后，得到利用FDI质量评分Y的公式如下：

表4 利用FDI质量指标的总方差解释

表5 旋转后两个主成分因子的成分矩阵

Y=0.502 525 4×F1+0.497 474 6×F2。

(3)

两因子得分和利用FDI质量得分结果如表6所示。2001—2008年数量型因子得分一直在增加，直到2009年出现第一次减少。此后，除了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相比前一年增加外，数量型因子得分一直在下降。质量型因子得分在2001—2004年呈现下降态势，但2005年以后，除2006年、2016年出现极小的减少外，其得分一直在增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利用FDI质量除在2009年、2014—2017年间相比上年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均相比上一年有所增加。

表6 数量型因子得分、质量型因子得分和利用FDI质量评分

将引进FDI质量评分和利用FDI质量评分作为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由累计方差百分比可知，两个指标用一个主成分因子就可以解释其信息的96.511%。于是，将这个主成分因子的得分直接作为中国吸引FDI质量评分。从表8可知，中国吸引FDI质量在2001—2014年期间，除2012年略有减少外，一直呈增加态势，但2015年吸引FDI质量开始下滑。

表7 引进FDI质量评分和利用FDI质量评分的总方差解释

表8 2001—2018年中国吸引FDI质量评分

(四)因子分析的结果分析

由图1可知，2001—2014年期间，中国吸引FDI质量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2015年，吸引FDI质量开始小幅下降，2016—2017年出现大幅下降，2018年下降速度有所放缓。2004—2014年期间，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引进FDI质量在2015年增速放缓，2016—2017年小幅下降，2018年大幅下降；2015年始，利用FDI质量下降，并在2015—2017年期间降速增加，但2018年质量型因子得分增加，利用FDI质量有所回升，使得吸引FDI质量降速放缓。

图1 中国吸引FDI质量、引进FDI质量、利用FDI质量评分变化趋势

相对于税收贡献度等数量型因子，质量型因子得分的提升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近年来中国吸引FDI质量整体变化情况可知，质量型因子得分增加是2018年中国利用FDI质量回升的原因。利用FDI质量的质量型因子得分的上涨程度超过了数量型因子得分的下降幅度，可见中国为经济转型所做出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中国吸引FDI质量仍在下降，是由引进FDI质量的持续下降引起的，因此除提升利用FDI质量的质量型因子得分外，今后仍需努力提升引进FDI质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本文分析可见，自2015年起中国吸引FDI质量呈下降态势，主要是由引进FDI质量下降引起的，这是由于中国经济采取了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政策措施。中国正在努力吸引更多对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的高质量FDI，利用FDI质量中质量型因子得分持续上升、数量型因子得分不断下降也证实了这一点。要使中国吸引FDI质量尽快回升，今后应当进一步提升引进FDI质量和利用FDI质量中的质量型因子得分，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吸引大规模FDI项目进入高新技术产业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导致中国投资风险加大，外商投资企业为降低风险减少单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致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下降。同时，质量型因子的增加首次超过数量型因子，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开始回升。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利于中国吸引大规模外商投资项目，影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提升。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疫情防控得力，增强了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投资规模的提升。中国应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向世界传递开放信号，着重吸引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改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此提升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加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行，但却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美贸易摩擦减少了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首先，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次，2022年年初RCEP的正式实施为中国吸引来自RCEP成员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要推动RCEP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加强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往来，积极吸引来自RCEP成员中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最后，积极推进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谈判。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批准生效进程，加强中欧投资联系。通过以上举措增加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改善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结构，提升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三)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范围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国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透明有效的法治环境对于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尤为重要。在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下降的背景下，改善营商环境，让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享受与本国企业一样的权利，进行公平竞争，有利于吸引更多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竞争的加剧还可以激发中国企业的潜力，促使其不断创新，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法治环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同时侵犯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权益的假冒伪劣产品加大惩罚力度，让海外企业更加放心在中国进行研发活动。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带动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

(四)提升环境保护力度，积极引进环保型外商直接投资

环境保护等相关限制制度的实施和加强有助于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环境污染效应，提升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促使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中国应限制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积极引进环保型外商直接投资。首先，对投向污染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要严格审批，实施限制措施。其次，加大对环境污染企业的整治力度，进一步提升废水、废气排放标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强监督、管理和检查，要求其达到相关行业的环境保护标准，采取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减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中国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最后，积极引进环保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榜样效应提升中国企业的环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