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探析

董慧囡 李莉 华林

摘 要：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可以丰富我国红色档案资源，构建红色记忆，服务社会利用，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我国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工作面临着征集对象复杂多样、征集主体参差多元、人文交流面临挑战等问题和困境，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工作保障；制定征集规划，拓宽征集路径。

关键词：红色记忆；中共抗战档案文献；顶层设计；合作

分类号：G272.2

Study on Acquisi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erved in America

Dong Huinan， Li Li， Hua Li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Acquiring the archiv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erved in America can enrich red archives resources， build red memory， serve social utilization， and help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At present， this work faces som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such as complex and diverse collection objects， diverse collection subjects and challenges of cultural exchang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improve the work guarantee； And formulate the collection plan， broaden the collection pathes.

Keywords： Red Memory； Anti-Japanese War Archiv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p-level Design； Cooperatio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1]海外中共抗战档案文献也是红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时期（1931—1945年），我国与其他当事国公权部门[2]、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及个人直接形成的涉及中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事等方面活动的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形式的原始记录[3]；其二，战后各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涉及中共抗战的档案资料汇编和著作等。[4]中共抗战档案文獻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承载着红色基因，[5]是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但目前中共抗战领域的相关研究仍存在系统性不足、整体性不够等问题，亟待加强对国外资料的征集与利用。[6]而美国的一些档案馆、图书馆等藏有数量庞大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下文简称“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信息价值丰富。[7-8]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对丰富红色档案资源，完整构建红色记忆，为抗战研究与中共研究提供多层次、全方位视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的现实意义

1.1 丰富红色档案资源，完整构建红色记忆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数量庞大，载体形式多样，加强其征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陕西省图书馆为例，其建设有“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系列数据库，但该数据库存在收录文献较少，资源细分度不够等问题。然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有大量西方情报人员于抗战期间在延安根据地的记录，例如，15盒伊顿文书、1卷哈佩回忆录、1卷卡斯比报告以及1卷小李林赛回忆录缩微胶片等，[9]从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等方面，记录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敌后坚持开展游击战的事迹。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至少典藏涉及中共抗战的报纸45种、文献4000余册、手稿165卷，并自制专题数据库10个[10]；哈佛大学图书馆至少典藏与中共抗战相关的外文专著百余部、外文报刊8种、图像4卷、手稿公函346件。[11]相关征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丰富我国红色档案资源，完整构建红色记忆。

1.2 服务国家社会利用，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能够填补相关史料空白，为相关工作的开展奠定资料基础。以中共外交史研究为例，张牧云等调查发现抗战期间美国新闻人士和驻华情报人员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例如，埃默里大学菲利普·贾菲文件、杨百翰大学海伦·斯诺文件、纽约公共图书馆莫德·拉塞尔文件等，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开展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其征集工作有助于相关研究的开展。[12]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是提升档案服务国家社会利用水平的重要途径，能够传承和发扬红色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持。

2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的现状

当前我国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校、科研院所、民间组织等相关征集工作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2013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馆）等征集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纪录片《延安使命》《我们为何战斗：中国战场》以及史沫特莱手迹等档案文献，内容系13位外国记者在中共革命根据地对抗日前线的真实记录。[13]但整体而言，当前我国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工作现状不容乐观，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和难点。

2.1 征集对象复杂多样

笔者通过调研总结出了部分重点中共抗战档案的馆藏分布情况（见表1）。分析表1可以发现，美国境内现存的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分布广泛，涉及多个所有权主体，相关征集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明确的工作规划和人财物保障，还面临着权属涉及面广、征集对象复杂等问题。

2.2 征集主体参差多元

目前我国的相关征集工作涉及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校、科研院所、民间组织等主体，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多个主体在征集工作中缺乏系统规划，导致资源分散，甚至出现重复征集现象；另一方面，违背了“涉外对等原则”。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例，当面对大规模文献的交换、寄送等合作意向时，其更倾向同行政地位对等的机构交涉。[20]多元而零散的征集主体极大地影响了交流合作程度和工作效率，档案部门亟待建立与外部协同工作机制。

2.3 人文交流面临挑战

一方面，当前中美人文交流机制运行不畅，缺乏明确的顶层设计。例如，目前尚未成立中美档案合作分委会，两国档案部门也未协商制定相关工作大纲、签订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等，导致合作双方之间的衔接较弱。另一方面，人文交流模式存在差异。当前，在相关档案文献分类上，美国通常将其分类至China Accident或Sino-Japanese Conflicts主题中，这便折射出不同于我国的价值取向。因此，发掘普适的话题，建立双方可以理解的话语体系也是中美档案国际交流工作中面临的难题。

3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的思路

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由国家档案局统筹开展征集工作，具体征集思路为：以平等协商、应收尽收为理念，从开展顶层设计、制定工作规划、构建工作规范、提供资金保障和加强人员建设等方面构建征集工作机制，通过深化馆际合作，开展馆藏调查，发挥外交优势，以租借、托管、有偿交换、回购复印件等具体途径，对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开展征集工作，进而丰富红色档案资源，完整构建红色記忆（如图1所示）。

4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对策

4.1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工作保障

为开展大规模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调查和征集工作，文章试为国家档案局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纳入工作计划。国家档案局将海外征集工作纳入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司工作计划，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的原则，指导各级综合档案馆合理高效地开展征集工作。[21]第二，明确工作规范。在征集人员、范围、重点、方式、期限以及绩效评价标准等方面，制定工作规范。第三，把握征集工作在境外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规范征集工作人员行为，提高风险防范控制能力。第四，加速资源整合。首先，整合资金资源。结合实际需要，争取财政支持。其次，整合渠道资源。对内，梳理各级档案馆与美国馆藏机构合作经验。对外，加强与外事部门、博物馆、图书馆、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沟通协作。最后，整合人才资源。制定征集人员队伍建设规划，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素养、知识素养和动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4.2 巩固合作基础，拓宽征集路径

（1）深化馆际合作，开展馆藏调查

此前，我国部分档案馆与美国典藏主体已经建立了一定合作基础。如上海市档案馆在“国际档案日”与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联合办展，双方沟通一致，展后即把其中有关上海的影像资料收入馆藏。[22]国际图情档领域的相关工作也为我国海外征集工作提供新视角。2019年，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与欧洲议会图书馆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在图书馆服务、馆藏和编目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其中包括共享特定馆藏发展政策，共享分类系统和主题词表信息等[23]；此外，近年学界对美国11所顶尖高校图书馆的调查指出，几乎所有参访图书馆都把建设特色资源作为优先战略，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对其中国口述史项目、与浙江大学合作办展等案例评价极高。[24]鉴于此，建议档案部门抓住机遇，继续深化馆际合作，通过交换馆藏目录、合作编目、合作办展等方式，从宏观上把握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在美国分布情况，有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征集工作。

（2）坚持聚同化异，发挥外交优势

1953年，第二届国际档案大会通过了制定国际协定或双边协定，促进交换档案资料的决议。此后国际相关实践表明，离散档案发展动向与两国关系密切相关。例如，我国与俄罗斯将档案纳入人文交流机制，实现档案资料复印件互换，多次共同办展，涌现大量优秀成果。[25]鉴于此，文章借鉴国际实践经验，试为档案部门提出如下建议：其一，以此前建立的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为契机，建立中美档案人文交流机制，推动两国在档案领域签订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以高站位深化两国档案领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其二，梳理对两国记忆、对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的档案文献，依托国际档案组织，组织实施世界记忆项目，深化与美国档案部门对话沟通与平等协商，搭建更广泛多样的征集工作平台。

（3）平等友好协商，推动多元回归

现阶段，征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在其目的和方式上区别于收集与追索。首先，需要在征求对方典藏主体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商。其次，境外中共抗战档案文献征集工作更应注重其信息价值和利用价值。由于征集工作中存在无法直接获得档案原件的可能，仍需诉诸租借、托管、有偿交换、回购复印件等其他形式。从我国征集工作实践来看，对其复印件的回购是相对直接有效的征集方式，既可以丰富我国相关档案资源，也减少厘清其所有权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鉴于此，建议对需求急迫的红色档案文献进行重点筛选，依据《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其复印件进行回购。此外，可以借鉴韩国以托管的形式向法国追索奎章阁档案的成功经验，拓宽海外档案文献征集渠道。

（4）开展项目合作，推进共建共享

基于美国相关典藏主体把深度整合元数据、建设特色资源作为优先战略，但编目人员有限的背景，[26]笔者认为可与美国典藏主体共建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其一，内容挖掘方面，在两国红色档案文献馆藏中，检索出各界关注度高的档案文献，提炼具有普适性的内容，遵循其逻辑关系进行加工整理，将其按照时间、空间和问题等多种维度进行组织。其二，著录标引方面，建议引入“众包”模式，依托平台开发的云著录系统，制定不同类型文献的数据库著录标准，将美国馆藏中共抗战档案文献资源进行任务切割并通过平台公开，由我国的社会公众承担文字转录、添加标签等工作。其三，数据呈现方面。前台开发检索、浏览、用户访问和留言等功能；后台开发著录与导入功能，实现文字、图片、声像、数码不同类型文献的“同台展现”。

*本文系云南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深化档案对外交流合作：海外抗战档案文献联合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21Z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5]国家档案局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EB/OL].[2022-04-19]. https：//www.saac.gov.cn/daj/yaow/202107/4447a48629a74bfba6a e8585fc133162.shtml.

[2][4][20]唐伯友，王进.国际交流合作视域下的国家级抗战文献中心建设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20（2）：83-8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解读[EB/OL].[2021-11-16].https：//www. saac.gov.cn/daj/yaow/202007/bd61bfb7b1404b2ca3c12f1652b 2c915.shtml.

[6]高士华.新中国七十年抗日战争史研究[EB/OL]. [2021-11-16].https：//www.history.sdu.edu.cn/ info/1290/19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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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彤邻.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5（5）：5-15.

[9][17]Stanford Libraries：Digital collection[EB/OL].[2021-11-16].https：//library.stanford.edu.

[10]唐伯友，任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2.

[11][19]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EB/OL].[2021-11-16].https：//hollis.harvard.edu.

[12]张牧云.美国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文献评介[J].中共党史研究，2020（4）：7.

[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览在京展出[EB/OL]. [2021-11-16].http：//cpc.people.com.cn/n/2013/0610/ c64387-21808445.html.

[14]National Archives：Digital collection[EB/OL].[2021-11-16].https：//www.archives.gov.

[15]Library of Congress：Digital collection[EB/OL].[2021-11-16].http：//www.loc.gov.

[16]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Digital collection[EB/ OL].[2021-11-16].https：//www.nypl.org.

[18]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Digital collection[EB/ OL].[2021-11-16].https：//library.columbia.edu.

[21]財政部关于印发《国家重点档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21-11-16].http：//www.gov.cn/ xinwen/2016-07/05/content_5088295.htm.

[22]朱纪华.档案展览：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EB/OL].[2021-11-16].https：//www.archives.sh.cn/ gjlw/201411/t20141111_41708.html.

[23]赵启玥.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与欧洲议会图书馆达成合作[J].晋图学刊，2019（2）：83-83.

[24][26]蔡颖，蔡迎春.美国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源组织进展[J].图书馆论坛，2020（6）：170-177.

[25]徐丹丹，于元元.中俄档案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合作[J].档案与建设，2018（2）：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