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育政策背景下对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

李玉洁 张梓一

摘要：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即将快速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加剧，我国人口结构急待优化。2021年5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目前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对中国实行三孩政策给养老的影响与我国现有养老模式的相关文献从而探索针对性的新型养老模式。

关键词：三孩政策;养老模式;嵌入式养老;互助养老

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为优化人口结构，减轻老龄化程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21年5月提出三孩政策。三孩政策使得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对于养老和育儿的压力变大。而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提高老年人养老质量与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三胎政策相关研究和实践状况

研究发现，三孩政策前出台的二胎生育政策为中国改变人口结构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只在实施初期小幅提高了一定的出生率，但并没有迎来此前预估的生育高峰，且自从全面实行二胎政策开始，新出生人口及生育率一直保持着下降趋势。根据2021年5月初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同比大幅下降了18%，比全面实行二胎政策时的2016年下降了33%，新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均达到历史最低点。同期中国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从已有数据可以了解到，与二胎政策相比，三胎政策的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

国际权威医疗期刊《柳叶刀》（2020）在世界人口问题的报告中预测，按目前趋势来看，210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将下降到7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目前的人口生育率只有1.3，正处在极低的水平线上，已经低于生育率红线1.5的标准。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经连续6年的持续走低，美国出生人口在2020年达到40年以来最低值，仅360万出生人口。而经文章预测，到2100年，包括西班牙和日本在内的全球超过23个国家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一半。这充分说明，生育率低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所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

2021年8月公布的《上海市民生育意愿调研报告》显示，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情况下，近半数的受访者希望只生育1个孩子，有三成多的受访者希望生育2个孩子，仅有不到3%的受访者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另外还有约一成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想要孩子”。茅倬彦（2009）通过研究江苏六县的生育意愿发现，即使二孩政策赋予了妇女生两个孩子的权利，调查的生育意愿也是低于两个孩子，仅为1.47，而实际的生育行为又低于生育意愿，仅为1。不愿意生育多胎的受访者所持的原因有“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开支过高等）”想法的人占比近一半。生育孩子给家庭带来了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尤其在中国以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为主要家庭模式的情况下，三孩给整个家庭更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负担。

二、国内外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和实践状况

陈洁君（2006）调查分析后认为，国外主要的养老模式可以根据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划分为独立的家庭式养老模式、高福利的家庭养老模式和同居型的家庭养老模式三类。

独立的家庭养老模式常见于欧美，受欧美社会文化与独立的家庭结构影响，家庭成员与社区共同构成养老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强调了社区对养老的作用，以社区为基础为老人提供必要的服务。

高福利的养老模式主要是由政府为老年人生活提供经济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新加坡比较常见。新加披政府推行以强制储蓄为原则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新加坡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立为法律的国家，还为此专门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新加坡政府同样鼓励子女与老人同住，并且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例如从1993年开始实行的四个专门的“敬老保健金计划”，每次计划政府都拨款5000多新加坡币，受惠人数达17万多人。

同居型的养老模式则主要存在于日本、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养老模式。老人与子女同住，子女承担着养老的主要部分。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政府都提倡这种养老模式，如日本政府，为鼓励同居型养老模式，日本政府还规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援助，如：如果子女照料70岁以上的低收入老人，可以享受减税;如果照顾老人的子女需要修缮房子以给老人提供空间，他们可以得到政府的特拨贷款;如果卧床老人需要特殊设备，政府予以提供;同时在社会舆论上提倡三代同堂，提倡子女应尽抚养老人的义务;除此之外，日本还发展了完善的养老护理服务。可以归纳为：“在宅服务”和“设施服务”（即在养老机构接受全方位的服务）。日本政府鼓励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在宅服务并为之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援助，例如，派遣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家庭护理员上门为老人进行服务、生活咨询、定期早晚用车接送老人等种类繁多的服务项目和福利设置。也为因护理老人而身心疲惫的家庭成员提供了休整的时间，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养老带来的家庭矛盾，使得居家养老得以顺利进行。

而国内的养老模式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究其根本在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提倡反哺模式：父母养育孩子，待到晚年则由孩子反哺父母，养儿防老的观念也让这种模式在代际间不断传递。如果儿子死了则由孙子接着赡养。养儿防老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子女成年后父母的责任也没有完成。父母仍需要替子女抚养他们的孩子即他们的孙辈。而西方的模式是接力模式：子女无需赡养父母。每一代只需抚养下一代而且只撫养一段时间，子女一旦成年，父母的责任也就完成了。

由此可见中西方在儿童观和养老观念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西方文化中对“孝”的意义延展不够深刻，孝与友爱是中西方文化在处理亲子关系之道上的重要差异。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家庭在社会结构占据重要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子女承担着养老责任;而西方较为独立的社会观念则促使其将养老责任分担到社会中，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提高了当地老人的生活质量。这点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我们要在适当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适合中国的养老体系。

三、新型养老模式构想

基于传统的中国育儿模式，如果子女生育了多个孩子，老人则需要放弃他们的生活融入到子女家庭中去养育孙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老人的养老方式，也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负担。

由此分析，多孩政策实施的同时也需要保障养老体系的完善，而嵌入式养老和互助式养老则更符合当下国情。嵌入式养老通常是由养老机构与街道、社区深度配合、合作，集日间照料、临时托管、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医疗服务、餐饮服务、全时托养、公益服务等为一体，为社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让老年人实现在家门口养老，不离家也能享受到上门养老服务。但嵌入式养老的受众群体仍局限于城镇老人，在地域偏远的农村地区则很难推广。

笔者认为互助式养老所展现出的优势则很适合在农村地区推广，互助式养老的本质在于互助，而非盈利，更容易在农村地区发展。从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上来看，农村互助式养老可以界定为将互助理念寓于社会养老之中，在政府领导和扶持之下，以村民互助组织为组织主体，联动社会组织、市场、社会等多方面资源，为以老年为主的农村人力提供服务。

综上所述，为了完善我国养老体系，可以从家庭、社会组织、政府等三个主要方面协调配合。从政府方面讲，政府应该大力扶持，鼓励养老产业进行创新，让更多的养老模式进入大众视野，多出台相关政策以完善养老产业体系的架构及行业行为规范，让老有所养观念被大众接受，推动互助式养老及嵌入式养老普及;社会组织应联合政府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促进社区与养老机构合作，为（准）老年人提供各方面保障。家庭方面则需要提早考虑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

参考文献

[1]陳洁君，国内外养老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4）

[2]刘妮娜，积极构建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27

[3]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No.173（02）：16-22

[4]曹亚楠，崔玉杰.基于Logistic人口模型对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预测研究[J].现代营销（学苑版），2021（08）：19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