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国民性之实用主义

【摘要】 日本是一个重实用性和驱功利性的民族，这种特性深植于日本的国民性之中。本文着眼于日本实用心理的形成原因和性格特征以及该特性的表现等方面，通过分析日本的实用主义来探究日本的国民性，旨在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为两国跨文化交际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日本;实用主义;文化;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9-010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9.035

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本文聚焦“实用主义”这一特性，由小见大，层层递进，从日本实用心理的形成原因、重实用的性格特征以及该特性的表现三方面浅析日本国民性，对增进两国民众的了解和交往具有参考意义。

一、日本实用心理的形成原因

日本实用主义心理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即地理环境与文化因素。

（一）地理环境

日本孤悬海外，国土面积狭小的同时，岛上群山林立，平原稀少，缺乏可用的耕地资源。古代农耕文明时期，最重要的是依靠耕地养活人口、维持人类生存，因此从该点可以看出，日本的土地资源非常匮乏。此外，日本地处板块交界地带，火山、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生存的严峻性可想而知。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敏感特性。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日本人需要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变化，将视点放在切身利益之上。日本的地理环境特征奠定了該民族实用心理的形成基础。

（二）文化因素

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讲，日本并不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属于文化后进国;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则属于文化先进国。如前文所讲，由于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的制约，日本人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面对强大的邻国以及巨大的文化落差时，日本人非常不安，在这种忧患意识的促使下，日本需要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所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习吸收的主要是中国的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15—17世纪，西欧国家实力强劲，开始崛起，直至19世纪，日本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明治维新，实现了日本文化的近代化，之后便将文化视点一直放在西方。从日本文化形成史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本土文化是基于吸收、选择和融合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李卓，2007：72）。因此，本文将从日本的本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两方面来探析日本实用主义的形成。

首先是日本的本土文化。说到日本的本土文化，不得不提的就是日本的人神关系。日本受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的制约，对自然怀有十分崇高的敬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敬畏自然。日本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宗教观念——泛灵论。古代日本所谓的神，是不管山川草木、虫鱼鸟兽还是人，凡有不寻常之处的都是神（崔世广，1995：108）。因此，日本神灵众多，并产生了日本宗教中的“八百万神”。八百万神事无巨细，各司其职，凡事皆可去相应的神社参拜，以求现世的平安顺遂。日本的本土文化就是在这种基调之上发展而来的，自然也就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

其次是外来文化。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对其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其中，对日本重实用心理影响较大的分别是中国的儒学思想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思想。

日本与中国的地域关系使得日本文化在形成、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重实用文化心理的形成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儒学在经历了汉朝的“罢黜百家”之后，确立了“独尊”地位，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公元285年，中国儒家思想由百济人王仁传入日本，由此，日本开始接触中国的儒家文化。飞鸟时代，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来朝学习，带回了许多儒学经典，自此，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掀起了一股“好儒习汉”的热潮。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确立朱子学为官学，儒家思想因此在日本取得了独立的统治地位，这也标志着中国儒学思想在日本的发展达到顶峰。儒学思想与其他思想不同，主张积极“入世”，讲究经世致用，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等。几经改革之后的儒家思想最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成了统治者用以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因此，儒学本质上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儒学思想在日本被确立为官学并得以广泛传播，不只是因为其满足了当时日本统治者的需要，也因其迎合了日本人讲究实用的性格。反过来，儒学思想的蔚然成风，又加速了日本实用主义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1688年的明治维新敲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大门。日本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其中就包括西方盛行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有用”，其本质特征是“有用（利）即真理”。1896年由元良永次传入日本后，首先在文学界传播，随后普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在日本颇为盛行。同中国的儒学思想一样，正是由于这种思想适用于日本人的逻辑和思维，西方的实用主义才会引入日本，也正因为西方实用主义的广泛传播，日本的重实用文化心理才能不断发展与完善。

二、日本人重实用的性格特征

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深受其世界观、价值观等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性格亦然。日本人重实用的性格特征与其约定俗成的传统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伦理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更好地进行说明、方便读者理解，本部分内容笔者将运用中日对比的方法，从上述三方面简单分析日本人重实用的性格特征。

（一）传统的世界观

提到世界观不得不提的就是“哲学体系”。提到中国的哲学体系不得不提的就是“理学”。虽说春秋战国之前《易经》中的“阴阳”“道”等内容表明已经存在关于世界本源的思考，但是宋明时期的理学是集大成者，是最为严密、宏大和完整的体系，最具代表性，所以在此以理学中的世界观为例简单进行分析。理学世界观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讲究“理气二元”，主张世间万物都是由“理气”相互作用形成的。由此可见，理学的世界观注重思辨和形而上的思考。与之相对，日本的传统世界观则缺乏思辨性。日本近代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不存在哲学。日本人不喜欢形而上的思考，他们更重视对世界中实实在在的自然物进行研究。古代日本人认为，世界是由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物构成的，并没有形成超脱自然物实体的抽象概念。虽说镰仓时期带有强烈思辨性的朱子学传入日本，并在江户时代成为官学，但是当时的朱子学是经过选择与改造后的“儒学”，也就是说，在学习和引进朱子学时，日本儒者和政治家只是按需所取，发挥的主要是朱子学的“实用”功能，例如，主张建立以君臣关系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大义名分”以及“大一统”等护国理政思想，并没有对其全盘接收，而是有所选择，有所舍取。他们更多的是将朱子学视为一种自然规律以及道德标准来规范社会、维护统治秩序。很显然，关于朱子学中有关世界观的思辨性认识和思考，并没有纳入日本儒者和政治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日本的世界观缺乏思辨性与抽象性，日本人更多的是关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

（二）传统认识论

中国人比较注重天赋和思辨，致力于内省与自身道德修养。这一点体现在孔子的“三省吾身”、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心学以及佛教讲究的“顿悟”等方面。由此可知，中国人的认识视点向内，主要将认识对象放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与道德修养之上，非常注重思考和内省。与之相比，日本人的认识视点向外，重视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也就是说，日本人主要将认识视点放在外部事物之上，注重事物的功能性与实用性。日本“外向”的视点，使得日本较之中国性格更加外放。因此，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关注到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而也就更容易“审时度势”，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行为或选择。例如，在面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来袭时，日本比中国更容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也就更容易走上革新的近代化道路（韓立红，2008：85-86）。此外，日本“务实”的认识观，也促进了日本对自然的经验性研究与物质生产以及生活技术的进步，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崔世广，1995：111）。

（三）传统伦理观

中国自古注重人伦血缘，主张近亲不婚，异姓不养。如果要收养子，也是从同姓亲系旁支中过继，十分注重血缘关系。此外，中国传统伦理观还主张禁私欲以及压抑个性，总体上属于偏理性的伦理观。与之相对，日本则对人伦关系十分宽容，并且富有感情色彩（黄丽，2013：14）。日本养子制度由来已久，只要将异姓改为同姓，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养子也可以过继到家族中，甚至可以作为家族继承人承袭家业或爵位等。其次，日本也不存在中国主张的“近亲不婚”制度。由此可见，日本人对血缘不甚重视，比起血缘，日本人更重视的是地缘关系。并且，日本对人的欲望和情感秉持相当容忍的态度，他们主张解放人的自然欲望，追求现世的享乐。较之中国，日本的伦理观更加感性。这种感性的伦理观至今仍然影响着现代的日本。例如，日本的僧侣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饮酒吃肉，完全世俗化;再如，日本的情色产业也十分繁荣。从日本的伦理观也可以看出日本人重实用的性格特征。

三、日本实用主义特性的表现

日本的实用主义特性深植于日本的国民性之中，并表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日本产品具有“三用”的特性，即好用、耐用和实用。例如，日本的“榻榻米”兼顾了床、凳椅、地毯等多种功能。铺上被褥的榻榻米变成了床，被褥收起来就变成了客厅的地毯，在榻榻米上放上几个坐垫就可当作凳椅，一物多用，十分方便。此外，日本的“襖”——隔扇也是如此。隔扇可开可闭，构造简单，装拆方便，并且通透轻便，完美地将采光、通风、门窗以及围栏等多种功能合为一体，非常实用。其次，日本的宗教信仰也体现了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特性。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号称有八百万神，每位神各司其职、各有所用。为了追求现世的平安顺遂就去神社参拜，追求来世的福报就去礼佛。例如，日本人一出生，为了能够顺利长大成人，要由父母或长辈带着去神社进行“お宮参り”（相当于中国婴儿的百天纪念），日本人的结婚仪式有“神前式”和“教堂式”等，死后举行的葬礼多为“佛教式”。可见，日本人一生中都贯穿着宗教的影子，且宗教信仰并不唯一。这种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也体现了日本人重实用的性格特点。除了以上表现，日本的文字词汇也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特性。前文提到，日本是在不断吸收、选择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文化。明治维新之前学习中国，之后学习西方国家。这一点也生动地体现在日本的文字词汇上。在近代化之前，日本的文字中几乎只有汉字和平假名，比如山（やま山）、川（かわ河流）、紅葉（もみじ红叶）、もののあわれ（物哀）、優しい（やさしい温柔）等。近代化之后，日本先后吸收了葡萄牙语（パン面包;天ぷら天妇罗）、西班牙语（リアス青石灰岩）、荷兰语（どんたく星期日;ポンス柚子醋）、法语（ズボン裤子;サボタージュ偷懒、旷工）以及英语（コンピュータ电脑;バスケットボール篮球）等，涌现出了很多外来词汇。从外来语的来源可知，日本所吸收的外来语几乎都是曾在世界上处于鳌头地位的国家的语言或词汇，这也表明日本民族具有“驱强性”的特点。而“驱强性”的本质则在于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

四、结语

本文从地理环境与文化层面探讨了日本实用主义形成的原因，围绕日本传统世界观、认识论等展开了对日本实用主义性格特征的分析，并且列举了很多有关该性格特征的各种表现。可以得知，日本的实用主义特性由来已久且深植于日本的国民性之中，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日本人的行为活动和社会发展。探究日本的国民性，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日本人和日本，对今后中日两国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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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胜男，女，汉族，研究方向：日本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