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与女工福利的双促进

刘旭兵?夏雪

【摘 要】新中国初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人数的增加，女工托儿问题随之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受制于资源的匮乏与政府财政的拮据，国家无法全力承担建设托儿机构的责任，先是倡导厂矿企业为增进女工福利而自办托儿所，继而提倡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困难。一切福利事业都应从生产出发，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工业城市中，工厂托儿机构遂在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并开展工作，又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生产，真正达到了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目的，成为当时较典型的女工集体福利设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生产建设;女工福利;上海;工厂托儿机构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44-08

工厂托儿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集体福利事业，也是解决女工育儿困难的女工福利事业。目前，新中国初年的工厂托儿机构虽已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但已有研究成果或在论述新中国托儿事业时略有涉及，或将其纳入女工福利的范畴以妇女解放的视角加以考察，缺乏多种视角下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女工最集中的地区，其工厂托儿事业的发展亦走在全国前列。而一切福利事业都应从生产出发，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有鉴于此，笔者选择当时较典型的女工福利供给——工厂托儿机构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依托档案、报刊等史料，以上海市为中心研究区域，分析在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厂托儿机构如何在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下迅速发展起来，并结合生产需要开展工作，又能动地影响和作用于生产。

一、原因分析：为工业生产而兴

1949年5月27日完全解放时的上海，全市有大小工厂12553家，其劳动力与资产占全国（不包括东北）工业的50%左右，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占全国50%以上。其他如橡胶、制药、铝器、搪瓷、热水瓶等工业，极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但是，旧上海的“繁荣”，不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相互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以致其工业长期处于原料、成品销路、设备、技术甚至于技术工程师皆过分依赖帝国主义的病态之中。因此，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使上海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运转不辍，然后将上海工业适当地安置在新中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之内，使其在设备和技术方面与东北华北的重工业紧密结合，在原料和销路方面与广大农村紧密结合。此外，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至1949年初，全市主要工业行业只剩下25%左右的工厂仍处于生产状态，即便是开工率很高的工厂在当时的生产率也仅占其全部生产能力的40%～50%。大批工人失业，全市600万人口中不生产的人口达到300万人之多。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成为中共管理和建设新上海的中心工作。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中国广大的妇女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建设遂成为新政权完成中心任务和推动一切工作的重要环节。

为更快更有效地动员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及其有关组织、妇女团体在宣传话语上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既强调发展生产对加快革命进程的决定意义，也从妇女解放的角度阐述其对妇女自身的重要价值，希望广大妇女能遵从集体主义原则积极投身工业生产。例如，1949年6月15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致信上海等新解放的城市，号召上海女工加强团结，积极响应复工复业的号召，建立“劳动光荣”的观念和新的劳动态度，以恢复发展生产、提高社会和家庭的地位，做新社会的主人。为了城市生产建设与个人解放，上海广大妇女纷纷响应号召复工生产，她们以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6月15日，上海已有女工20万人，成为全国女工最集中的地区。

然而，女工毕竟是无性别意涵的工人阶级身份与捆绑了家庭责任的妇女性别身份的叠加。这使得女工担负着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双重责任，女工在参加工业生产和政治、文化及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劳动者与母亲之间的角色冲突。上海女工队伍庞大，且大多处于壮年时期，因而生育率很高。当时仅沪西纺织厂就有4万多女工，平均每个月有200个婴儿出生。上海刚解放时，全市虽有工厂托儿所36所、床位1401个，但比之托儿需要，实在是杯水车薪。此外，旧社会给予儿童的灾难是深重的，特别是制造了大批的孤儿难童与病弱儿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解放区需要救济的儿童达一千万零九万余，占儿童总数百分之三九点三，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区及因敌人‘扫荡最残酷的华东与豫皖苏地区数字最高，儿童疾病以贫血、营养不足及肠胃病居多，在豫皖苏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阶级的后代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以致女工常因照顾病儿缺勤或停工。女工再生产的困境严重影响着“解放感”凸显的上海广大女工的生产情绪，直接影响工厂生产。

既然如此，建设更多的托幼机构，以将女工从照顾孩子的牵累中解放出来，使其能更安心地从事生产劳动，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战争的供给，军费开支约占总财政开支的80%。因此，在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市政建设方针下，财政拮据的人民政府只能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生产部门，而作为再生产部门的托儿机构自然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撑来求得发展。而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里，工人应当为企业作贡献，同时企业也应当重视对工人群众的社会责任，注意改善、方便工人生活，为工人群众提供集体福利。那么，借鉴东北解放区公营企业“包下来”的福利制度，援引1948年初中共中央东北局颁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條例试行细则》第56条“凡本企业工厂，女职工有三周岁以下家庭无人照管的小孩，十个以上者，可设立托儿所（女职工在工作期间，将小孩寄托看管，下工后各自带回），其房屋设备经费等均由该企业负责”的规定，将托儿所纳入职工生活福利的范畴，使各工厂企业承担起建设托儿所的责任，成为女工福利的供给主体，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积极有益的办法。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早在1949年3月初，中共中央即要求解放区内各地党的组织和妇女团体今后必须进行的工作之一，即是“保障女工的职业并逐步改善她们的生活，实行同工同酬，举办女工福利事业，解决女工的特殊困难”。1949年3月30日，康克清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在工厂机关设立日间托儿所，由厂方与工会合办，孩子的妈妈协助”，以解决女工和女职员的孩子托管问题。次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举办托儿所以增进妇女儿童福利确定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之妇女儿童福利部的主要工作之一，并规定今后该部的工作应按照“以生产为中心，为广大体力劳动妇女、脑力劳动妇女及其子女服务”的方针展开。为了更好推进这一女工福利事业，以促进生产，1949年8月1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建议尚未创办托儿所的工厂企业应借鉴“东北经验”积极承担起建设托儿所的责任，并就其开办标准、经费来源、领导关系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要求：

（一）要求的标准不可太高，首先是从无到有，逐渐地再到好，孩子生活水准不要超过工人家庭生活水准太高，至少做到孩子有人看，有饭吃，有水喝，注意卫生，预防疾病。注意保姆质量。另托儿所不但要吸收女工的孩子，男工的孩子也要收容。（二）经费来源，托儿所经费由厂方、工人福利金及母亲三方面各出一部分，看具体情况而定，目前还很难统一规定。（三）托儿所领导问题，现在的情况是领导不统一，有的由工会福利科领导，有的由女工部领导，还有由妇联直接领导的。我的意见是：这个工作由工会女工部领导，但同样是福利部门工作的一部分，双方应该共同去做。福利部应把这个工作作为福利部的一项工作，不应完全推之女工部管。

以上要求为工厂托儿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上海市總工会女工部和妇联福利部即协力到各工厂帮助厂方积极恢复、改进和开办托儿所。

综上所述，为了缓解女工抚育孩子与参加工业生产劳动之间的冲突，使女工安心从事生产，是新生人民政权在工厂企业推进女工托儿福利，积极恢复、改进和举办工厂托儿所的主要目的，工厂托儿所的主要功能则是服务于女工参加工业生产。

二、发展概况：围绕生产而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厂矿企业自办的正规托儿所随着工业生产与女工群众的需要继续发展。

1949年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其女工部即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迅速开展了女工福利——工厂托儿所的工作。1949年10月22—27日，上海各界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特别强调做好女工工作的关键之一即是“逐步改善与举办工厂托儿所”等女工福利事业，减少女工家事与育儿的牵累。此后，在上海市民主妇联筹委会的大力协助下，上海总工会女工部调动了大批能吃苦的保育干部进行改造旧有工厂托儿所和创办新工厂托儿所的工作。截至1949年12月31日，全市已有工厂托儿所51所，拥有2153个床位，收托3603名儿童，保育人员则由解放前的204人增至349人。对于这些工厂托儿所，女工们普遍表示很满意，仍希望“多设立托儿所，扩充卫生设备，增加托儿所的床位”。为此，党和政府继续建设上海工厂托儿所。到1950年5月31日为止，上海工厂托儿所已发展到56所，其中已经改造和扩大的有28所，新创办的有20所，还有4所尚处于筹备阶段。这些工厂托儿所，“一般做到了使母亲们能安心生产，并且孩子们都生活得很好，生病的也少”。工厂托儿所发展虽快，仍远赶不上女工日益增长的托儿需要。因此，1950年10月12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再次呼吁：“在女职工较多的工业城市，首先要整顿或增设工厂的保育机构和幼稚园。”次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行细则草案》，其中第61条明确规定：“各企业的女工人与女职员，有两周岁以内的子女在二十人以上，经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与工会基层委员会双方协商，有必要和可能时，得设立托儿所。”设立工厂托儿所作为女工福利以国家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自此以后，上海工厂托儿所遂有了较快发展。截至1952年10月，上海全市已有147所工厂托儿所，是刚解放时的4倍多，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

新中国初期，上海工厂托儿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工业生产对妇女劳动力需求的加大，另一方面说明了工业劳动妇女福利事业的增进。但是，因房子、设备等条件的限制，上海工厂托儿所几乎全是婴儿哺乳性质的，只能解决出生至1岁孩子的寄托问题，女工母亲们的托儿困难依旧存在：

国棉七厂托儿所的一个孩子离所后，因母亲做夜班，当母亲白天睡觉的时候，孩子从楼梯上滚下来跌在楼下的牛肉锅里，活活地被烫死。国棉十六厂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岁以上孩子从托儿所回家以后，有百分之八十身体衰弱，营养不好，百分之五十的孩子经常有病。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母亲的生产情绪。

显然，孩子离开工厂托儿所后的抚育困难严重影响了女工的生产效率。同时，为支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在全国展开，广大女工也用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劳动竞赛，组织生产突击队，迫切需要国家与工矿企业建设更多的托儿所以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

但是，资源分配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国家层面出发，不可能将本就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修建、扩建正规形式的托儿所。而当时的上海正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面临原料不足、资金周转不灵等困难。就国营或私营工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节约原料、增加生产，以支援前线;况且“几年来各厂矿企业因托儿所开支过大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单位竟占福利费的90%以上。这是造成福利费超支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工厂企业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量力举办托儿所，自然无法满足全部女工的托儿需求。那么，鼓励工厂企业继续量力举办正规托儿所的同时，依靠群众力量建设多种形式的简便工厂托儿站，无疑是低成本地解决广大女工抚育孩子困难问题的最佳选择。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从工厂实际情况来看，首先应该且能够被动员起来的是工人家属。一个工人平均有两个家属，连工人本身一起计算起来，往往占到城市人口的50%以上。1950年9月2日的《工人日报》遂发表社论，强调：“把工人家属组织起来，使之团结在工会组织的周围，这对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是有重大作用的;对于支持与巩固人民政权的建设上，更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1950年底，全国总工会和全国民主妇联则共同提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依靠群众力量，创办多种多样形式托儿组织”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为了提高女工的劳动生产率，从1951年开始，上海各工厂工会女工部即开始动员工人家属在职工宿舍成立工房托儿站，收托产业女工1～6岁的孩子。上海工房托儿站的开办费由区卫生科补助，经费多由妇联补贴一部分，营养费则由女工自行负担。至1952年10月，上海工厂家属委员会工房托儿站已有4个，收托了产业女工的180名孩子，部分解决了女工的托幼问题。可见，这些群众自办的简便工厂托儿站具有简单易行、利于推广、节约费用、方便群众等优点，已经成为向女工提供儿童社会化照料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由上观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使各厂矿企业及工人家属分担责任，举办形式多样的工厂托儿机构，逐步成为新政权解决女工托儿工作的一种社会化制度形式，工厂托儿机构则成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女工集体福利设施。

三、工作推进：结合生产加以改进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尤其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展后，工厂托儿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更好地配合参加生产的女工需要，让婴幼儿在托儿所得到科学的、合理的集体保育，使女工安心生产，增加生产量。为实现这个任务，妇联、工会等组织密切配合，与社会热心人士合作，推进工厂托儿机构紧密结合国家生产建设開展工作。

首先，在既实用又少花钱的原则下建设工厂托儿机构。例如，国营上海第三毛纺织厂托儿所即在厂里生产情况不大好的情况下，坚持既实用又少花钱的原则，依靠集体力量，从实际出发，把旧食堂改成托儿所，让收托婴儿有了一个比较舒畅的生活环境;将旧火炉改成围栏，用不花钱的办法来美化环境，培养儿童的欣赏能力;利用零头毛毯、旧饭单等废料补充了设备，节约了行政开支，却并未降低托儿所的物质条件。国营上海第三毛纺织厂托儿所更是作为在照顾好孩子的前提下仍能精打细算、节约国家开支的典型代表，在1955年初的全国工会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会议上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之华的点名表扬和推介。此外，为节省人力开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还帮助部分工厂托儿所调配了77名托儿所主任和10名保育长。

其次，结合生产与群众需要培训保育人员，提高其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保育人员的思想还很不成熟。如上海申新二厂托儿所部分保育人员“思想上苦闷，认为做保育工作没有出息，成天为孩子拉屎拉尿，想调动工作”。鉴于此种情况，在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下，上海妇联、总工会女工部通过举办保育人员训练班、轮训班、业余讲习班、评选模范工厂托儿所及优秀保育工作者等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让保育员在思想上明白了保育工作也是为生产服务的道理，坚定了她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决心”。此外，为避免女工因照顾病儿影响生产，1949—1952年，上海市总工会女工部还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市妇幼保健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地让新旧保育员分别参加训练班、轮训班，学习“婴儿生活管理，公共卫生与婴儿健康，婴儿疾病预防与营养，妇女问题讲话及专题演讲等”科学卫生育儿知识，培养了新保育员515人，提高了499名在职保育员的业务水平。

再次，致力于建立以控制传染病为中心的工厂托儿所保健制度。上海市卫生部门根据中央卫生部的指示，本着预防为主的总方针，逐步在工厂托儿所建立了“健康检查”“预防接种”“消毒与隔离”等相结合的预防传染病制度。“健康检查”包括入所检查、晨间检查、每月身长体重检查、每三个月一次的体格复查等，“比较执行得认真的是中纺第一、第七厂”。“预防接种”主要针对所内收托婴儿的牛痘、卡介苗、百日咳及白喉四种普遍急性传染病而展开。此外，部分工厂托儿所还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隔离与消毒制度。一旦发现患病不严重的受托婴儿，保育员即将其送入隔离室请医生医治，隔离室的一切用具，保育员都严格加以消毒;倘若发现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儿童，保育员则会立刻请家长将其带回家护理。“一个婴儿的健康，要靠好多因素来维持，营养是最重要的。”因此，卫生行政部门还加强了对工厂托儿所的营养管理工作，要求托儿以吸食母乳为主，并按不同的月份给孩子增加一定的辅食。上海工厂托儿所内“婴儿的营养，则是挺不错的了。平常都是猪肝粥，肉松、番茄或菜粥，一周赤豆糖粥一次，每一次寄托凡九小时半，供给两膳”。因此，上海工厂托儿所收托的“儿童死亡率大大减少，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现象”。

最后，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上海各工厂托儿所还注意改进保育业务。如有些工厂托儿机构把患麻疹的日托儿童改为全托，加强日常护理。部分工厂托儿所还用较好的方法，帮助托儿女工在既不影响孩子健康也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给孩子断奶，以减轻母婴痛苦。如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厂托儿所保育员秉持互助精神，将要断奶的孩子送进特设的一间断奶室，在严格执行“断奶婴孩日常表”的情况下，使其全托3个星期。上海卷烟五厂托儿所保育员还结合所内工作情况将勤换勤洗尿布、增加婴儿体重、让婴儿保持整洁、不浪费乳粉等内容作为劳动竞赛指标，改进了托儿所工作，“认识到过去以为‘只有车间生产才能搞竞赛是不对的”。

总之，上海市各工厂托儿所保育工作者基本做到了不断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提高和改进托儿所工作，使绝大多数受托儿童的健康得到了极大的关怀，让托儿女工能安心参加工业生产。因此，在工人群众眼里，这些工厂托儿所不再是旧社会的“杀人所”，而是新时代的“儿童乐园”。

四、余论

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工厂托儿机构在质与量上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发展，使得绝大多数托儿女工能够在生产岗位上安心工作，对工业生产作出了一定贡献。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

第一，提高了女工的生产效率。如上海中纺十厂一位女工，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托儿所工作改善了，她对孩子放了心，生产量就从每星期27个折实单位底薪的报酬，增加到31个单位。相反的，有些工厂因为没有适当地帮助工人解决保育孩子的困难，不仅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还使得有些女工因此长期或短期地离开工作或生产岗位，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工厂工作任务与生产任务的完成。如上海私營康福袜厂因没有工厂托儿所，女工照管孩子困难，为了孩子问题而请假的现象很普遍，即便在工作岗位上，也因担心孩子而思想不集中，生产效率明显降低。除大型工矿企业自办的正规托儿所外，群众量力而办的多种形式的简便工房托儿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女工的后顾之忧，让她们能安心工作，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1951年底，上海国营棉纺第十六厂的工房组织了托儿站，使做夜班的育儿女工能在白天安静地睡觉，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二，提升了产品的质与量，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工厂托儿工作不仅在平时对生产有所贡献，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展开后，保育工作者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将保育工作与生产相结合，使托儿女工能安心生产，产品的质与量都有了较大提升。如申新一厂织布模范钱月妹因为有了托儿所的帮助，连续16个月都没有出坏布。再如国棉一厂织布车间女工徐秀英因借助托儿所摆脱了孩子的牵累，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在生产竞赛中连续得了10次红旗。此外，上海工厂托儿所的良好保育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工厂生产任务的完成。如1953年底，上海国营第一棉纺织厂托儿所保育员在车间制订增产节约计划时与托儿女工订立了可根据孩子情况不断修订的“联系合同”，在“联系合同”下，所内孩子的疾病率降低了，使女工能专心投入生产建设中，让该厂在次年全面地、均衡地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实践证明，各级政府将建设托儿所的责任下放给工矿企业，又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创办多种形式的简便托儿站，是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服务的利国利民的创举。工厂托儿机构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或增或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人数的增加，女工托儿问题随之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全国工厂托儿机构遂迎来了一次较大的发展。“一五”计划期间，一方面，工厂托儿所要适应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任务，不能脱离生产的基础而过快发展;另一方面，女工托儿需求不断扩大，又要求托儿机构有相应发展。因此，群众自办自管的各种形式的简便工厂托儿组织，成为当时解决女工儿童社会化照料的主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有企业遵循市场规律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单位剥离了社会职能，工厂托儿机构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回顾工厂托儿机构的发展历程，尽管它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但不难发现，工厂托儿机构的发展既体现了中共为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所做的努力，也充分彰显了其构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决心。

[刘旭兵，历史学硕士，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夏雪，历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赣南苏区与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216D5842-606B-464E-ACFE-989AA7A5D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