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记出版传统探析

谢妍妍 李常庆

【摘要】传记在世界文明创生之际已经萌芽，其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承担着励志教育和审美认知的功能，是图书出版中需要大力发展和高度重视的部分。西方传记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成熟庞大的出版产业，文章通过对西方传记出版萌芽、发轫、成熟、停滞、高潮等历史阶段的梳理，探究西方传记出版产业之所以发达的历史原因，以期对中国传记出版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传记 西方出版史 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5-104-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5.016

如同文字是为了帮助人类记忆而产生，传记也源于人类纪念的本能，它的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世界文明创生之际就可以看到传记的萌芽。传记不仅展示了人的社会化行为，还显示了这种行为发生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描述了个体的经验，还阐释了这种经验对于社会的意义。与阅读经典作品不同，对于读者而言，传记以没有距离感的亲近姿态出现，即使面对伟大人物，也未表现出特别的谦卑和敬意，人们通过阅读传记获得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对历史进程的社会学理解。很大程度上，传主被有意塑造成教育的典范和效仿的对象，普通人通过阅读传记，将自己对于历史潮流和成功人士的兴趣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从榜样的奋斗事迹中寻求鼓励。[1]在这种经典的构想中，传记成为一种廉价且容易获得的心理定位工具，使读者能够通过认同或模仿寻求对内部的控制，让底层民众相信自己也能攀上上层社会的阶梯。传记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承担着励志教育和审美认知的功能，是人们记录历史、认识社会、剖析人性的镜子，也是图书出版中需要大力发展和高度重视的部分。

如今，傳记已是必不可少的大众元素，传记出版也成为西方图书出版中最发达的板块之一。很多报纸杂志为传记设置了固定专栏，畅销的传记作品发行量和译本数量高达数百万，读者的某种阅读需求和对时代全景式的展现需要通过传记来实现。虽然早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就开启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序幕，但直到20世纪中国现代传记才在西学东渐及审视传统的基础上得以诞生。传记出版虽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与西方标准意义上的传记文学相比，依然很不发达。国内对传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记作品、传记理论、传记发展史和传记写作等方面，对中西方传记出版的梳理和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西方的传记图书可看作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产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由技术革新和文化思潮塑造而成，与时代、国家和社会阶级有关。本文希望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经，通过梳理西方传记出版的历史与传统，找到经济、政治周期的变化在传记中留下的显著标记，厘清外国传记是如何经过几千年传承演变，发展成领先成熟的出版产业，以期对中国传记出版的发展提供思考与借鉴。

一、从口语时代到阅读时代：古代媒介变革孕育传记萌芽

传记这种古老的文类主要以文本形式存在，也曾通过其他媒介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出现。金字塔中已有记录法老生平和颂歌的铭文，两河流域的安娜吐姆国王在一块大石碑上用楔形文字记录了对邻国的一场胜仗，巴比伦时代出现了刻在泥板上的史诗和叙事诗。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和帕加马王国大规模图书馆的建立，标志着传记图书交易萌芽的出现。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典籍中开始出现传记的成分，虽然这些传记都带有历史学和哲学著作的特点，严格意义上还不是独立的传记作品，但它们的出现已经显示出不同传记出版传统的雏形，为独立传记的诞生做了准备。

1. 人文主义：古希腊传记的思想基础

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它们的历史、民俗、风土和民族因素都在建构传记作品时起到重要作用。经历了兴衰荣辱的希伯来民族在吸收了埃及、巴比伦、腓尼基、亚述等文化后，将自己的历史通过传记保存下来，这些传记不仅是希伯来重要的宗教历史文献，也成为西方圣徒传记的前身。集大成的文化遗产《旧约全书》不是直接传达上帝启示的圣书，而是历代文献资料的汇编，前三部分收集了希伯来主要的传记形式，即律法传记、历史传记和先知传记。律法传记部分被称为“摩西五经”①，以史诗的形式记录了希伯来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历史传记部分②共10卷，囊括了希伯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前六卷主要出自申命派的史官之手，与中国《史记》类似，具有编年和纪传相结合的特点，标志着传记的正式诞生。[2]先知传记产生于希伯来民族多灾多难的公元前8—前5世纪，共18卷，由被称为先知的希伯来思想家完成，他们针砭时弊，呼吁民众在国家危亡之际为民族振兴做出努力，充分展现出传记激励民智、鼓舞人心的功能。公元前200年至前100年，《伪经》③中《十二族长的自白》《先知列传》《以赛亚殉道记》等作品都以纪传体方式叙述了传主的生平和遭遇。公元90年，犹太教拉比召开詹尼亚会议，将未被选入《圣经》中的部分作品编辑整理成《次经》。《次经》中除了启示文学和智慧文学外，还包括纪传体的历史书④。“巴比伦之囚”后，希伯来由独立的国家转变为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旧约》中的传记都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充斥着彻底的一神论观点。

希腊文化蕴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孕育出大量优秀的史诗、哲学、戏剧和传记作品。古代社会，由于书写成本过高，文字的使用权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书籍更多是作为上层精英保存记忆和维持权威的工具。莎草纸为书写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载体，让记录文献向更易于传播的形式转变，也让文字的使用权向大众倾斜，加速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效运转。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开始使用莎草纸，公元前6世纪以后，莎草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公元前5世纪的“陶片放逐法”和“梭伦改革”说明城邦民众已经普遍具有一般的读写能力，希腊由口耳相传时代进入阅读时代，这是孕育传记诞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古希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达到顶峰时，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有人将《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称作“神话式的传记”，虽然它不是正式的传记作品，但已经预示着传记文学产生的必然。《荷马史诗》诞生于古希腊口语时代，最初以口头形式流传，传入雅典后有了写本形式，私人抄本的大量出现，让这部伟大作品迅速在希腊流传开来。

公元前4世纪，希腊民主制度解体，政治家和军事领袖在公民生活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出现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意见领袖，他们对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强调为传记的独立提供了思想基础。苏格拉底饮鸩而死后，他的学生伊索克拉底创作了散文体颂词《埃拉格勒斯》，这篇颂词虽然辞藻华丽、内容空洞，但不再以神为创作对象，可将其看作第一部西方传记，称为颂体传记。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写出了希腊最优秀的传记作品，如《会饮篇》《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生动传神地记录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和演说，虽不是完整的生平描述，但通过对其对话戏剧化的组织，描绘出了苏格拉底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时刻。①亚里士多德时期，古希腊进入真正的出版和阅读时代，亚里士多德广泛的学术活动推动了传记的发展，“逍遥派传记”盛极一时。雅典黄金时代结束后，希腊的世界中心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希腊文化从创造时代进入总结时代。亚历山大城成为图书流通的中心，以耶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那里进行典籍史料的收集、编纂和整理，催生了編年体传记的诞生，这种传记注重准确真实地记录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史料价值远大于文学价值。

从出版传播的角度来看，希腊传记的阅读对象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转变，在其诞生之初只在贵族、文人圈和职业朗诵者中传播，大家族会挑选专门的奴隶从事图书的誊抄工作。到柏拉图时代，书籍开始在普通民众间流传，出现了较为简单的商业渠道，传记图书的销售也从雅典等重要城邦扩展到地中海沿岸的殖民地，这是继亡灵书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文稿复制和传播活动。至此，各种类型的传记雏形都得到了确立，为以后西方传记出版的发展预设好了方向。

2. 日趋成熟的古罗马图书贸易加速传记繁荣

进入古罗马阅读时代，杰出人物、传记家与出版商共同创造了西方传记出版的第一个高峰，这得益于古罗马信息传播网络的发达、莎草纸的传入和图书贸易的繁荣。四通八达的邮政体系可以追溯到波斯帝国时期，随着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口语传播逐渐被文字传播取代。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前夕，希腊文化与莎草纸一起传入罗马，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手抄本成为拉丁世界书籍的标准形式，大量古罗马诗歌、戏剧、散文和传记作品在特定阶层中自由流通。受“逍遥派传记”的影响，罗马出现了一批风格各异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塔西陀和绥通纽斯等传记作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登场。古希腊的书籍制作被古罗马人吸收以后，拉丁文学进入辉煌时期并产生了兴盛的图书贸易，书店主要分布在阿尔吉列图姆和桑达拉利乌斯一带，直通罗马广场，[3]阅读和朗诵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个思想开放的社会对于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重要领域的领导者，必然有深入了解的欲望。传记图书被摆放在罗马城闹市区的小型书店中，都城的知识分子会来这里查阅、购买或进行讨论。据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记载，公元前1世纪，藏书室和浴室被认为是一幢房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两个世纪的和平带来了古罗马传记创作和图书出版的持续繁荣。公元前65年，大藏书家阿提库斯从雅典回国，创办了古罗马第一家抄本出版社，他聘请学识出众的学者担任编辑，培训了一批识字的奴隶负责誊抄和校对，还设立了专门的销售机构。公元前27年，罗马进入黄金时代，书籍的出版已相当成熟，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书籍的抄写和销售，当时罗马有数以千计的抄写员，一部传记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复制出上千本，一些作家还将自己作品中的金句摘抄出来作为广告吸引读者。[4]这一时期对西方传记影响最大的是“古代传记家之王”普鲁塔克，他的合传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引用了250个作家的作品，整理了其他文献中没有的史料，兼具真实性与道德性，拥有广泛的读者，为后人提供了经典素材和蓝本。②另外一位古代传记作家塔西陀被17世纪法国戏剧家称为“古代最出色的画家”，他有五部重要的传记作品流传下来，即《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阿格里可拉》《历史》和《编年史》，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即通过记录罗马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方面呈现出的败兆，惩恶劝善。古罗马没落前夕的另一位大传记家绥通纽斯，是哈德理安皇帝的秘书，手握大量文献档案，对罗马皇宫十分熟悉。绥通纽斯关注丑闻轶事，用传记相关律的方法创作了短篇传记合集《名人传》和《十二凯撒传》，为后代传记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构方法。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基督教在《旧约》基础上创造出《新约》，将传记推至一个新的高度，古代传记出版进入成熟阶段。③后世西方学者考证《新约》后，认为其中有关地理、法律、政治等方面的细节都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可以将其看作可靠的传记作品。西罗马灭亡前夕，罗马帝国有书籍24万～49万卷，早期基督教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自传《忏悔录》出版，加上《旧约》和《新约》，三部作品一起成为传记史上的奠基之作和中世纪圣徒传记的源头。《忏悔录》约写成于397年，共13卷，1—10卷记录作者自己的经历，对自认为犯过的错误做了大篇幅的忏悔，11—13卷是对《圣经》内容的解读。此后一千年的时间里，《忏悔录》一度成为基督教鼓吹原罪说、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理论依据，制约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但《忏悔录》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它依然是表现人性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其中对自我的深刻剖析和对复杂人性的揭露，开创了后来西方主要的传记形式之一，即以自我分析为主要方式的自省式传记，后世卢梭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教会独揽了西方世界的统治权，基督教义成为西方精神力量和文学创作的来源。

二、中世纪的停滞期：教会神权垄断传记出版

传记揭示了各个时代人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形态各异的传主个体集合成一个特定的社会形象，作品中显示的普世价值与社会变化密切相关。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由于地中海世界裂变、伊斯兰教兴起、拜占庭帝国失去对莎草纸产地埃及的控制以及媒介更迭的现实需要，教会进一步推动了羊皮纸的使用，直至将欧洲的书写媒介垄断，大量传记作品被修道士抄写从而流传后世。整个中世纪，教会构建起一个垄断的精神世界，宗教法庭发布命令，凡未经教会许可的图书一律不得印刷或销售，不仅欧洲出版业倒退回原始阶段，传记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漫长暗淡的停滞期。直到17世纪，教会神权对出版业的束缚才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和印刷书的普及有所缓解，圣徒传记也在神权的式微中走向解体。

1. 封建神权无意间对传记出版的资助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启了中世纪前期长达700年的封建神权统治，古罗马商业文明被庄园经济所取代，教堂和修道院成为中世纪前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基督教曾贡献过《四福音书》和《忏悔录》这样的伟大作品，但随着教会的发展壮大，基督教士成为西欧古典文化唯一的继承者，在制度化的社会压力和因循守旧的威胁下，为圣徒作传成了传统，传记演变成教会维持权威的工具。需注意的是，教会对出版物的控制并非一无是处，二者是彼此支持、相互依存的，在外族入侵、帝国崩溃的时代，正是因为基督教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才让西方文明的火种得以保存。

8世纪前后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次觉醒。此时的图书出版主要出于服务宗教和神权合法性的目的，但中世纪的知识开拓者在探索神性意志的同时，也在努力保留个人的独立性，且这两种知识观念在冲突和较量的过程中，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都不约而同地支持书籍的生产和传播。传记推动了人们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采取积极行动，摧毁着他们与统治者的团结，为大学的诞生和新传记的萌芽创造了契机。在此之前，欧洲社会大部分民众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的状态，查理大帝要求每一所修道院都要有自己的学校和图书馆，以培养教士和民众阅读、写作的能力。修道院将书籍制作的流程进一步规范化，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制作出了羊皮纸、鹅毛笔、蜡烛等知识分子写作必不可少的工具。羊皮纸经久不坏，使宗教典籍得以保存，巩固了教会的统治地位，促进了中世纪教俗社会结构的形成。而传记作家则通过高级的修辞赋予那些平常事件以伪神圣性和伪安全性，统摄着在琐碎中挣扎的民众。不列颠诸岛最早的圣徒传记是阿达姆南为前辈所写的《圣哥伦巴传》，记录了哥伦巴参与的各种宗教活动，这部传记虽然缺乏历史的可靠性和文学特色，但毕竟是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的第一块基石，也是整个中世纪最完整的圣徒传记。893年，阿斯厄出版了第一部以帝王为传主的英国传记《阿尔弗雷德大王传》，主动减少了圣徒传记中空洞、抽象的道德颂扬。

2. 经济贸易复苏使传记图书商品性凸显

中世纪中期，经济和贸易大幅度复苏，市镇兴起带来日益明确的劳动分工，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知识阶层，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诞生了最早的大学，人口和知识的增长为传记出版的活跃创造了条件。[5]辗转于各个城市售卖书籍的流动书贩也在这时活跃起来，传记图书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传记在与宗教和政治控制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6]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课堂学习的内容从纯宗教扩展到其他领域，大学教师和学生对参考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各地王权、领主势力的崛起，使教会不得不放松对出版的控制，在大学教会的监督下恢复民间书籍的出版。巴黎、博洛尼亚、萨莱诺等城市的大学附近出现了一批定点书商，同时从事书籍出版、销售和文具售卖的活动，这种作坊式的出版活动在西方印刷术发明前成为传记图书市场的主流。830年，法兰西最早的传记《查理大帝传》出版，作者客观公允的态度在中世纪传记写作中并不多见。虽然此时撰写传记的人大都还是教士，但传主的选择范围已经有所扩大，作者也开始寻求全新而有力的表达，圣徒传记走向解体，新的传记形式萌芽。

10世纪，诺曼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以后，帝国的封建制度被削弱，城市工商业和文化活动都活跃起来。十字军东征以后，人們逐步摆脱了基督教会对文化的禁锢，文字日益平民化，阅读群体不断壮大。在广阔的社会前景和更大的政治自由下，书籍不再是传教布道的工具，各类文学和艺术终于有了自己的舞台，书商开始按照新的商业模式大量复制经济、政治、法律、科学和文学类书籍，并向普通市民售卖。14世纪，书籍誊抄商和装饰画师的行会相继成立，传记出版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早期伊德莫德的《安塞姆传》，编年史学家、修道士威廉的《圣奥德海姆传》《圣伍尔夫斯坦传》虽然都还是风格鲜明的圣徒传记，但个人风格和文学性已经凸显。传记作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是用人性的美德教化民众的心智，[7]约翰·布莱克曼的代表作《高雅而勇敢的国王亨利六世回忆录》不再浓墨重彩地描述奇迹事件，传记开始从对神学的崇拜转向对人性的思考。

13世纪，法国成为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心，骑士文学代替英雄史诗和传奇故事成为西欧文学的主流，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出现了市民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作品要被市民大众所接受，需要求助于书商。在法国的出版中心巴黎，抄书人和书籍画匠的人数激增，他们成立了各自的行业公会，图书生产向大众倾斜。一位书商曾直言，“是公众，并且是公众中最底层的人”引领了他。[8]1524年，菲利普·德·康米奈的八卷本《回忆录》出版第一卷，至1528年全部出版完成。作者以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记述了路易十一复杂激烈的权术斗争，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各个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代统治者把这部作品奉为“君王的教科书”，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参考读物，显现出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精神的先兆。

随着图书材料和装帧设计的不断更迭，中世纪的传记图书更加华丽精美，每章的首字母用图案性的花体文字代替，这不仅仅是出于美化的考虑，也是一种神圣化的手段，以增强文字对于信徒的感召力。①普通民众显然不是这种豪华书籍的受众，因此民间书坊会出版只有文字，没有花体首字母、图案边框和精装封面的书籍，供普通读者购买，富裕的顾客可以再请画师在书籍空白处做相应的图案装饰。虽然中世纪充满了黑暗、停滞、衰退的调性，但“沙漠”中还是孕育出了文化的“绿洲”，点燃了人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渴望。中世纪晚期，王权在与教权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文化下移，大众意识觉醒，安德烈·莫鲁瓦预言传记会作为信任和信心的源泉出现。[9]

三、技术革新与教育普及催生的传记革命

14世纪至16世纪，印刷术和造纸术传入欧洲，技术革新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与传记出版密切相关。纸张生产和印刷术的完美结合，缔造了书籍的革命，改变了人们学习和交流的方式，为知识普及、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拉开了大幕。随着文艺复兴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大学建立，教育普及，传记出版迎来了复苏的迹象。文艺复兴之后，英、法成为欧洲最具存在感的两个国家，出版业发展势头迅速恢复，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文坛，传记出版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转变的过程是渐进的，中产阶级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技术革新助推了这一进程。

1. 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引发传记出版革命

传记出版的复苏首先是以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为前提，印刷术影响了政治、宪政、基督教和经济，拓宽了知识阶层的职业道路，弱化了文本在地理上的障碍，作者不再依赖赞助，他们可以同时从事校对、编纂、翻译的工作，甚至出现了学者型印刷商人。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市民不断提升的读写能力，进一步刺激了印刷术的出现和图书贸易的繁荣，以新兴的大学为中心，编辑、书商、抄写员、画图师、装订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图书出版产业链。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是继德国之后最早发展金属活字印刷的国家，也是14世纪欧洲最大的纸张生产供应地。1463年，印刷出版通过罗马附近苏比亚科的本笃会修道院传入意大利，威尼斯成为欧洲的印刷中心。15世纪，威尼斯的印刷书数量远超其他欧洲城市，共发行4 500种，约200万册。16世纪，威尼斯依然是欧洲主要的印刷出版中心，拥有500多家印刷厂，共印制书籍约1 800万册。17世纪后半叶，荷兰成为重要的欧洲港口，阿姆斯特丹取代威尼斯成为新的书籍生产中心，近300位书商和印刷业者活跃于此。

活字印刷术引发了欧洲的出版业革命，真正实现了低价印刷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传播。从1255年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到1500年，欧洲各国开设的印刷厂多达250家，出版书籍3.5万种，数量超过900万册。[10]书籍成为集市上流行的重要商品，大量优秀的传记作品问世。14世纪末期，菲利波·维兰尼的《佛罗伦萨著名市民传》以医生、教师、艺术家、学者、政治家、文学家等市民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为传主，不仅描述了传主的外部特征，还关注到人物的内心世界。1541年，意大利发行了标明书名和价格的单行本书籍目录。薄伽丘的《但丁传》打破了中世纪为帝王立传的传统，以但丁的一生为主线，精致生动地描述了一幅完整的诗人画像，显示出文艺复兴时代巨人的性格特征，被赋予了彻底的人文主义爱情观。1550年出版的乔治奥·瓦萨利的《七十位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略》中传主多达161人，勾画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群像。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对神职人员教育的重视，无意间资助了知识生产和学术创作。德国的中产阶级从未经历过持久的自由政治和文化生活，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徒在德国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主导作用，图书出版领域也大体如此，民众在那些拷问与自我拷问的传主身上，找到了构建认同行为的材料。在因信称义、个性解放、人文主义的思潮中，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和最彻底的研究，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11]

16世纪，书展的主流贸易发展成以物易物的形式，书商们将各种书籍编成统一的供货书目供读者采买，书籍广告也应运而生。16世纪30年代，文艺复兴蔓延到法国，人文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出版市场被大量人文主义作品占据。传记方面，以王公贵族为对象的回忆录还在涌现，自省式传记也随着个性解放运动兴盛起来。此时巴黎的印刷出版处在巴黎大学的监视之下，人文主义和新教的著作主要在里昂出版。1532年，法兰西斯一世的挚友皇家印刷商艾斯蒂安①印刷出版了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对法文的推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59年，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法译本出版，给法国传记作家提供了卓越的范本，打开了传记家的创作思路，一批优秀的传记作品②相继出版。克服了客观上的阅读障碍以后，读者进入选择性阅读的阶段，[12]传记图书的装帧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一些艺术家会给图书提供漂亮的插图，改进后的半皮包装让书籍更加轻便简洁。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黄金时代下，英国的传记图书出版环境并不稳定，普通书商能获取的利润非常微薄，出版者行会的垄断以及缺少外国贸易的刺激，让英国的传记图书生产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但宗教改革者为宣扬自己的主张，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进相关书籍的出版发行。当人文主义诗人乔叟开辟了英国文学创作的新传统后，莎士比亚等人带来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1515年，托马斯·莫尔的《查理三世史》出版，这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传记，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第一部历史传记，是第一次有人为不喜欢的人物立传，也是现代英语散文的开端，还开创了学术传记的先河。1579年，托马斯·沃特普利尔出版了普鲁塔克创作、托马斯·诺斯爵士翻译的《传记》，这部作品对莎士比亚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启蒙时期：新兴资本主义兴起推动传记出版和创作下移

17世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解体，在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深刻变革期，传记家需要更加关注个人需要，将承继下来的宗教和道德传统与资本主义经济需求相调和。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启蒙主义思潮在法国和英国相继出现。在此之前，社会底层群体常常處于失语的状态，启蒙时期少数个体有幸被作家所观察，普通人成为被描述和歌颂的对象，稍微弥补了底层群体在文学中的缺席。传记作家描绘出了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文本的历史性和文学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理性观念的普遍传播和授权法的实效让出版审查制度失去了活力，政府对印刷行业的控制走向终结，在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多愁善感中，近代传记诞生，西方国家迎来了第二次传记出版高潮。

比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欣欣向荣，17世纪英国的图书市场俨然是“荒芜之地”。在经历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后，整个不列颠群岛的图书出版集中到伦敦，大量书籍能够享有订阅费形式的资助，作家成为一种正式职业，即约翰生所说的“作家的时代”。1722年的伦敦有5 000人从事写作、印刷、出版和销售的工作，英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以四倍的速度增长，[13]传记的创作、出版和销售发展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企业运作，批发商性质的书商出版了大量短篇传记作品。①18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革命带动了其他城市的书籍贸易，廉价出版物传达着当时大部分人真实的道德和知识状况。1709年英国版权法的颁布解决了“知识是私密的还是公开的”所带来的问题。版权法颁布后，地方印刷业解禁，由于报纸和杂志相较图书更为廉价，内容也更加贴合大众，杂志业、报业迅速扩张。传记作品开始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很多买不起几先令图书的读者通过购买6便士的杂志，依然可以持续阅读传记作品。1650年左右，伦敦的报纸平均每份要刊登6条广告，100年之后，攀升至50条。1800年，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成为英国最主要的产业之一，轮转机的发明，让英国实现了纸张印刷的机械化，印刷效率比过去提升了10倍。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主日学校和导生制学校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教育的普及，民众识字率直线上升，大大扩大了传记的潜在市场。

英国文坛领袖约翰生非常关注传记文学，最早提出了传主平等的观点，反对传记只写大人物和大事件，强调表现真实的事物和人物，他认为现实主义故事为教育家提供了大有裨益的材料，传记比历史著作更能对读者产生影响。1777年，36位伦敦书商决定联合出版一套关于英国诗人的丛书，约翰生应邀为这套丛书作序，写了51篇传记性和评论性的序言，加上1747年所写的《塞维奇传》，共52篇。1779年至1781年这套丛书删掉了诗人们的作品出版发行。[14]约翰生所写序言从人性论出发，将传记的客观性和作者的自我意识融合在一起，建立了文学的比较历史研究和确切的文本研究方法，这既是约翰生最出色的作品，也是英国传记文学的里程碑。

英国传记出版进入繁盛期后，传记内容变化显著，可以归结为中产阶级人物的冒头，传记凭借其恰当的篇幅和现实主义风格，[15]将个人的生活细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普通人获得了身份认同。将传记放置在社会的功能框架中来理解，早期的浪漫主义传记可能是遭遇挫折的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专制主义时代的传记是严格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中产阶级的传记文学在功能上维护了自身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昭示着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斗争的胜利。

传主的身份和职业分布，是社会生活趋势的投影。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传记的畅销意味着从崇拜自然产生的个性到追求被外部力量塑造的现实存在的转向，也可能是出于娱乐的需求，[16]中产阶级的某种心理范式能够从阅读传记作品中获得满足。[17]传记家菲利普斯曾提出，要集中力量去发掘年轻人和无名者。[18]随着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无名者的个性被建构起来，理想的个体是不再发展的精神、潜能、情感和道德的总体。[19]传记作家们将目光投向了诗人、教师、医生、演员、学者等更广泛的群体，传记的内容形式和写作手法越来越多样化。②传记流通渠道的迅速扩张，表现为书籍分销、出版贸易、书评杂志、铁路连锁书店和流通图书馆的出现，流通图书馆建构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和广告媒介，大大拓展了读者的数量。至此，底层民众渴望阅读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身处劣势的人也有希望通过获取知识来改变被动的处境。

18世纪下半叶，在如火如荼的工业化浪潮中，工人阶级成为新的主角。周日学校和慈善学校在工人和农民社群中迅速普及，中产阶级的焦虑由此产生，新阅读群体不再倾向于贵族审美，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主张。人们的阅读方式从精读转向泛读，从而拉开了阅读革命的序幕，书籍的泛滥和去神圣化使得人们对书籍的态度由虔诚向实用化转变，进入更为普遍的大众阅读时代。人们对通用阅读材料需求的增加，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古典主义戏剧的兴盛。手工作坊式的书籍生产成为主要的印刷出版形式，十几个学徒、师傅和两三台印刷机就可以完成各种书籍、公告、提案书的印刷出版。1688年至1694年，布吕耶尔的《性格论》出版，这部作品形式独特，严格来讲不能算作一部传记文学，但作者对人物的描写非常出色。此时大量盗版传记通过地下印刷的方式进入图书市场，有些甚至杜撰了人名和地名。

女性开始通过阅读和写作获得社会接纳，一批女作家以细腻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宫廷生活和见闻，出版了描述凡尔赛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和书信。①市场上的书籍越来越轻巧、便携，三卷式的传记在女性群体中非常流行，据说是因为方便她们在美发的同时阅读其中的任何一节。[20]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和秘闻永远是人们兴趣的聚焦点，亚历山大·蒲柏时期，出现了一些以标题吸睛的私人传记。[21]1697年皮埃尔·拜尔的《历史与批评辞 典》出版，这是一部重要的传记词典，在1697年至1740年发行了11版之多。

18世纪的法国是群星闪耀的时代，1758年，时任法国出版局局长的开明官僚马尔泽尔布在给王储所写的陈情书中提到了“整个民族都渴求书籍”，用以阅读和收藏。[22]作家们不再竭力取悦有钱有势的“恩主”，他们更加在意大众化的受众需要。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悉数登场，几百种回忆录相继问世。其中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是卢梭，《忏悔录》是卢梭传记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底层人物自传，写于1764年至1770年，1782年上卷出版，1789年下卷出版。在这部自传中，卢梭坦诚地讲出了自己50年间犯下的种种错误和恶行，与奥古斯丁将错误归结于自身不同，卢梭认为这些恶缘于社会，也因此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与攻击。《忏悔录》的出版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革命性的影響，他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歌颂是法国大革命前夕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声，同时显现出浪漫主义传记的先兆。

18世纪莱比锡凭借发达的交通和通信，取代法兰克福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图书集市所在地。德国由于长时间的分裂状态，直到18世纪中叶才开始自己的启蒙运动，在弗里德里克大帝“理性国家”观念的统治下，一个有计划的贸易经济体形成，文字和教育得以普及。传记文学的接受者成功扩展到社会的更低阶层，以普通人的生活为题材、反映普通民众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传记作品冲破文人圈子的束缚，走向了更广阔的市民读者群体。著名剧作家莱辛将启蒙运动推向高潮，创立了德国民族文学。在狂飙突进的文学运动的声浪中，歌德带领德国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底层作家写作自传成为一种风气。②歌德在60岁开始撰写自传作品《诗与真》，这部自传共四部20章，1811年至1814年出版了前三部，1833年他逝世后出版了第四部。《诗与真》是德国传记史上第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巨著，作者通过剖析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事件与自我的相互关系，在存在的伟大链条中确立了自我的地位，显露出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唯物史观。

结语

从古典时期到启蒙运动结束，西方传记出版走过口语时代、书写时代和印刷时代，历经萌芽、发轫、成熟、停滞、高潮等历史阶段，属性从记录性、纪念性过渡到商品性，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传记出版传统与出版特色，对近现代西方传记的写作方式和出版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体的孤独感或集体的荣誉感，社会的乐观氛围或悲观情绪，对自我的反思或对道德价值的批判，不同时代的传记与当时的社会资料一起，组成了解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历史最准确的信息来源。

古希腊和希伯来传记奠定了西方传记对人物内心的关注和对人性探索的根基，罗马时代传记被赋予了道德和娱乐的功能，以《新约》和《忏悔录》为代表的传记则强调人的救赎和文学的宗教性。中世纪传记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下，成为维持权威和传达教义的工具，传主失去了生动鲜活的个性，沦为宗教道德的化身。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传记出版的再度繁荣中，出现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即传记商品属性的顯露和传主从君主贵族向平民百姓的转变。商业竞争刺激了出版商，驱使他们生产规模更大、内容更详尽的书籍，传记家们开始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寻找人性的复杂与高贵，人们意识到出版与市场、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马克思将这种态度的转变视为新兴资本主义对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

总的来说，西方传记出版的发达与物质通信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印刷书的诞生、经济贸易的繁荣、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同时也得益于其历史发展中积累的经验。

第一，将技术革新及时地用于知识生产和出版产业的迅速扩张，大大缩短了传记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第二，尽早意识到出版与市场的关系，突破禁锢，尝试多样化的发展和新形式的创造，扩大传记图书的传播网络。第三，印刷商、出版商、作家与权力机构彼此支持，相互依存，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政治压力也在无意间资助了传记出版的发展和民众的阅读与教育。第四，对人的重视和关注，以人为中心的写作和出版理念，强调平民化、个人化、生活化的叙事以及真实客观的记录、个性化的艺术表现，不因为作品的史料功能而抛弃艺术的趣味性。第五，与中国古代“生不立传”的传统不同，西方很多优秀的传记作品均为本人自传，无论是文学家、思想家还是政治家都毫不忌讳地在生前留下了宝贵的自传作品。与西方相比，中国传记虽然也历史悠久，但直到20世纪之前都没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在图书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西方传记出版的发展经验值得分析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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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摩西五經”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② 历史传记部分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参见朱维之主编《希伯来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③《伪经》本意为《圣经》的伪仿作品，主要指公元前200年至前100年间未被收入《圣经》和《次经》中的作品，现在能见到的只是原《伪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已佚失。

④《以斯德拉一书》《马卡比传一书》和《马卡比传二书》都是历史书的补充和续编。

① 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色诺芬远征回来后，写了三部作品纪念自己的老师，其中《会饮篇》和《申辩篇》都有不满柏拉图的叙述加以修正的意思，另外一部《回忆录》写于公元前380—前370年，是有关苏格拉底的材料汇编。

② 参见Gianakaris·C.J的Plutarch，Twayne Publishers（1970年）。

③ 此时重要的传记还有菲洛斯特拉托斯的《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传》和《诡辩派哲学家传》，狄奥吉尼斯·莱尔丢斯的《古代哲人传》。

① 手抄本书籍的每页，四周都有装饰性的边框，有藤蔓、建筑、花卉和爱神画像等，通常是由知名画师创作完成的。册页式的装帧让封面的装饰得以自由发挥，许多书籍的外壳在用木板或羊皮装订之后，还会加上宝石、象牙和金银等贵重材料。

① 艾斯蒂安家族是欧洲著名的出版家族，直到17世纪末，其子孙五代都在从事印刷和出版工作。

② 1577年布莱兹·德·蒙吕克的《回忆录》出版，1580—1595年蒙田的《随笔集》出版。新教诗人泰奥多尔·阿格里帕·多比涅的自传《给孩子们的传记》、比埃尔·德·布兰多姆的《名媛传》和《名士传》都在作者去世后出版。

① 依萨克·沃尔顿创作了五部传记，于1640年至1678年出版，分别是《邓恩传》《沃顿传》《胡克传》《赫伯特传》和《桑德逊传》。托马斯·富勒创作了史料性的《英格兰名人史》，于1662年出版。安东尼·伍德的《牛津名人录》于1691年至1692年出版。

② 罗吉尔·诺斯在晚年为自己的三个哥哥写了传记，合称《诺斯兄弟传》，于1742年至1744年出版。1741年，学者代表孔耶斯·米德尔顿以学术写作的手法创作的《西塞罗传》出版，另一部《狄摩西尼传》在该年尚未完成。

① 1662年，公爵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尔的《回忆录》出版。1717年，雷兹的《费斯格谋反史》和《回忆录》在其去世后出版。还有莫特维尔夫人的《回忆录》，“大小姐”路易斯·德·奥里昂·蒙邦西埃的《回忆录》，曼特侬夫人的《书信集》和拉法耶特夫人的《1688—1689年法国宫廷回忆录》。此外，1725年，赛维涅夫人的《书信集》选集出版，1818年至1819年出完全集。

② 1789年，乌尔希里·布雷克尔的《托根堡某穷人的一生和自然奇遇》出版;1777—1817年，亨利希·荣格·施蒂林的六卷本《荣格·施蒂林传》出版;1791—1793年，宫廷乐师克里斯坦·弗里德里希·但尼尔·舒巴特的两卷本《舒巴特的生平和思想》出版。

作者信息：谢妍妍（1992— ），女，甘肃天水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出版文化与产业;李常庆（1957— ），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文化与产业。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Biography Publishing

XIE Yan-yan， LI Chang-qing（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Biography had sprouted whe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was created， which has both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and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functions of inspiration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cognition. It is this part of book publishing that needs to be vigorously developed and highly valued.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development， Western biography has formed a mature and large-scal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budding， origin， maturity， stagnation， and the climax of Western biography publishing.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plores why the Western biography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been highly devel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ography publication.

Keywords： biography; Western publication history; book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