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滩的一天》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杨德昌、侯孝贤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台湾新电影的导演在影坛崛起，掀起一阵清新朴实之风。《海滩的一天》作为杨德昌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其影像呈现以及对女性的成长与命运的展现，都具有其独有的气质，从影片的空间隐喻、命运题旨以及叙事视角和形象分析的角度来简要探讨这部电影对女性的抉择与命运的呈现。

关键词：女性视角;成长叙事;杨德昌;海滩的一天

《海滩的一天》是一部讲述女性个人成长的电影，以女性面对爱情和婚姻时的抉择来对时代和命运进行观照与思考，展现了女性的成长与命运的变奏。在电影中，导演将镜头定格在佳莉和青青两个女性身上，通过她们的重逢来讲述二人过去的人生经历和女性故事。

一、空间隐喻与情感表达

在《海滩的一天》中，佳莉作为女主角，其所经历的困境也真实地引起观众的共鸣。首先空间在这部电影中起着重要的表意作用，导演通过画面空间的设置和对比来呈现两次佳莉处境的循环，从而展现家庭中被物化的女性。在佳森被父亲要求跟门当户对的人结婚时，站在门框边的佳莉恰好听到，在这个近景构图里，前景是佳莉呆住的脸，后景是家里养的被笼子关住的鸟，父亲一言不发，威严地示意佳莉离开。此时这个构图也暗指人物的命运，这个片段中佳森的境遇也将会是佳莉将来的境遇，无论是佳森还是佳莉，在这个父权笼罩的家庭里，都像这个构图中佳莉身后的笼中之鸟，父亲才是说一不二的人，而兄妹二人都不是自由的个体。与画面构图中的笼中鸟类似的还有结婚后成立了另一个家庭的佳莉家中的门框，佳莉辞职在家后，德伟出门上班时，镜头从外面拍摄出门的德伟，在德伟出门后，门也随之关上，此时透过门框的栅栏可以看到里面的家，构图内家庭似乎成为新的精致的牢笼，而佳莉却毫无所觉。这些构图内的框架与隐喻都暗示出佳莉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的不自由，表现出女性在家庭中不由自己掌握的命运。

与这种“牢笼”相对应的是两次排箫的声音出现时的场景，这两处的自由场景正是佳莉深埋于遥远记忆中的“简单的幸福”。一次是伴随着排箫的声音佳莉回忆起童年与哥哥玩耍的日子，回忆中风静静吹过，两个人一同跑上大树边的楼梯，大树枝叶摇摆，两个人高兴地说着话，自然的空间显示出一种诗意，这也是佳莉记忆中的自由之景。其次是佳莉回忆起与德伟结婚的最初时光，两个人还没有因为现实问题而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在开阔的海边快乐玩闹，构图与空间都自由开放。两次自由的场景都显示出佳莉在两个家庭中都曾经有过最美好的记忆，但“在父权制社会，男性的‘凝视’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规范内化为女性的自身需求”[1]。父亲想要按自己的标准为佳莉安排一段婚姻和丈夫忙于工作想要赚更多的钱，而他们都认为自己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佳莉自己的需求。他们忽略的是佳莉不是可以被安排的物件，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两次家庭中佳莉状况的变化也像一种循环，当她成为被物化的對象后，她就不再拥有最初那些最纯粹的宁静时刻，而要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追求。这两次循环也像佳莉的成长阶段，最开始想要不加思考的简单幸福，之后因为被物化而产生茫然，最终思考自己的诉求而改变。导演并非用此狭义地指涉家庭和婚姻的不幸，而是由这些将人生放置于一条更长的河，在思辨中探讨女性的人生与命运抉择，即女性如果在家庭中永远无法摆脱被物化的命运，那么心灵的独立和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才是获得宁静的办法。

二、自我抉择的主题

（一）爱情与命运

在杨德昌的电影中，那些像言情剧的桥段，一场杀人事件、一段家庭纠纷，这些平庸的桥段被杨德昌拍出来，就有了女性生命的延展，一段社会现实的绘卷，一种生命经验的共鸣。《海滩的一天》中也是如此，本来只是庸俗的爱情故事，但在杨德昌的电影镜头下，他将爱情指向了真正的问题和人们的命运。在影片中，时代的无常也不断影响着人们结果的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林家的小诊所逐渐被更方便和有精密仪器的大医院替代，佳森也随着时代被遗忘。而佳莉和德伟的感情也没有扛过飞速发展的都市生活的考验。这之中的偶然性正像杨德昌在这部影片中埋下的时代背景，时代的浪潮从来没有正面向他们扑来，但时代的浪潮也从来都无处不在，只要浪潮的漩涡轻轻扫过这片土地，人们的命运就会或多或少地被影响，命运的无常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杨德昌热衷于讲述这种变化，但他并非完全是消极的，而是把这种变化无常的解决办法最终指向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女性无法把握时代的偶然和爱情的无常，但是可以把握自身。

（二）爱情与抉择

在电影《海滩的一天》中，哥哥和妹妹像一个人的平行世界的一体两面，关于自己的婚姻看似都做了不同的选择，但是都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寻找自己的依赖。哥哥按照父亲的要求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看似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也依靠父亲继承了家里的诊所。妹妹佳莉选择不过这样的生活，逃离家庭和父亲安排的婚姻，可是她只是逃向了另一个男人，去依靠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德伟。哥哥和妹妹的人生既互为隐喻，又印证着不同选择会导向的结果。而最后两人婚姻的选择导致的殊途同归也正是杨德昌导演要讨论的关键——不要完全信赖别人，去信赖自己，并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选择。漫长的弯路和互相的映照不仅教会了兄妹二人应该依赖自己，同样也为观众提供了一段了解和思考自己人生的对照经验。

（三）爱情与自我

本部电影最关键的，也是片名就提及的“海滩的一天”中，最重要的正是寻找自我。约翰·安德森在他所著的《杨德昌》中认为，电影中“海滩”是类似奥逊·威尔斯电影中的“玫瑰花蕾”的存在，“它标志着人生在某一个无法回避却又难以琢磨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完美——同时，它也象征着一切错误的开始”[2]。佳莉的丈夫出事后，她曾去海滩寻找丈夫，在海滩上，她想起他们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两人看到海，兴奋地奔向海边，那是佳莉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而后镜头切回现实，同样的地方只有鹰盘旋在天际，佳莉眼前是扑朔迷离的现实和未知的真相。在海滩上散步是佳莉最美好的回忆，爱情使她与德伟成为共同体，但美好的爱情同时也是她逐渐失去自我的开始，她由爱情深陷于婚姻的困境。而最终佳莉的顿悟时刻也发生在海滩，她决定不再等待德伟的真相，她真正知道了自己应该抓住的是什么，也找到了自我。

三、女性视角的成长叙事

（一）现代女性的迷失

在《海滩的一天》中，杨德昌讲述了一个女性视角的成长故事。正如现实中女性面对的那样，导演不吝于讲述女性的困境，现代女性的迷失也充斥于这部影片之中。郭小橹曾认为20世纪30年代“阮玲玉的新女性因为追求自我价值而被男性社会的齿轮压迫碾碎”[3]，而在《海滩的一天》中，影片里真正的新时代女性却因为无主动的自我价值追求而陷于茫然。如影片中的佳莉和青青，佳莉因为顺从地成为妻子的角色，陷于婚姻的泥沼。青青却是无法走出旧日感情，成為声名大噪的钢琴家也没能驱散往日情感给她留下的阴霾。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认为，美国女性不快乐正是因为被囚于“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神话”的牢笼大众媒体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都暗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应该如此生活[4]。在影片中，佳莉和青青就正如被社会暗示和规训的女性，下意识认为步入婚姻才应该是她们的归宿。当自我价值的追求隐于背景之中，幸福家庭的神话成为她们不自觉的牢笼，无自我追求的现代女性的迷失就出现了。

（二）自我的丧失与复现

影片中对女性的展现并不止于迷失。在这部电影中，母亲的角色并不突出，但电影后面佳莉的回忆镜头中，母亲曾教哥哥弹钢琴，哥哥和佳莉在幼年时期也都拿过钢琴比赛的好名次，由此可见母亲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可在家庭中，佳莉的嫂嫂和母亲除了承担照顾家人的角色，几乎没有别的行动。母亲出现的场景中，她往往是在端茶和整理家务，以及向佳莉传达父亲的决定。嫂嫂出现的场景中，她往往也是餐桌上的陪衬，在一家人讨论问题时，坐在哥哥旁边的位置上，同样沉默地喂儿子吃饭。嫂嫂和母亲正是传统相夫教子的女性代表，在父权制家庭中扮演着不声不响地照顾家庭成员的角色，是传统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同时也表现出传统母亲角色在这种家庭中的失语。母亲和嫂嫂在家庭生活中的话语和自我被抹去，这既是社会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也是对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的背景板式女性成员的呈现。佳莉正是不想过这样的人生，于是她逃离了父亲的家。而在后面佳莉自己选择的婚姻遇到危机后，佳莉询问母亲是否会担心有一天被爸爸抛弃而没有人照顾，母亲却平静地告诉她，父亲一直是小孩子，都是母亲在照顾他，没什么好怕的。此时的母亲才真正地从背景中走出来，透露出自主与对命运的把握，她的话语同时也是对佳莉的鼓励，女性也是坚韧的、能自主把握命运的群体，在依靠别人的表象之下，女性也是被别人依靠的对象，因此不必恐惧被抛弃。母亲从家庭背景板中走出，以及最终佳莉也不再被困于幸福家庭的神话，而是找到了自我，都呈现了女性自我的从丧失到复现。母亲像是一个走在前方的例子，而佳莉的生命经验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对女性生命的想象。她们都对女性的成长想象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模本，扩大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想象，给予了女性更多面对世界的力量。

（三）叙事视角的意识形态

在电影中，杨德昌无意讲述一个好人或坏人，他只是把视角放在女性身上，并把“认识你自己”的使命交给了女性。而在杨德昌这部电影中，女性不再作为行动的对象，而是成为行动的主体，通过讲述来掌握叙事和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影片中通过佳莉和青青之口，互相印证和互相补全整个故事。法国电影学教授雅克·奥蒙在《视点》中认为，叙事性电影的视点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影片创作者或影片中的人物视点，因而更为复杂。并且影片中这种视点“又最终受某种思想态度的支配，它表达了叙事者对于事件的判断”[5]。也就是说，叙述视点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一般认为，在叙事性电影中，掌握叙事就是掌握话语权。当佳莉成为这部电影中故事的讲述者和掌控者，同样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认同主体，观众看这部电影时也会下意识跟她站在一起。在别的讲述婚姻桥段的电影中，如20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克莱默夫妇》，在认同主体上就与此相反。《克莱默夫妇》中以乔安娜的离家出走为开始，但是影片并没有讲述乔安娜之前8年所经受的失去自我和逐渐抑郁的婚姻生活，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母亲离家出走后要收拾一堆家庭中烂摊子的父亲的生活。由此可见，《克莱默夫妇》中父亲才是掌握话语权和镜头中认同主体的人，父亲也是最终获得同情的人。在《海滩的一天》中，佳莉同样是通过一场婚姻以及在婚姻中遇到的问题最终完成自己的成长，但不一样的是，它以佳莉的视角来讲述，使观众更多的共鸣和同情都集中在佳莉身上，让佳莉在电影中讲述自己的痛苦、迷茫和顿悟，使佳莉成为完成“认识你自己”的使命的人。在这之中，佳莉意识到她最该信任的人是她自己，同时她也真正找到了自我，使观众为一个真正的“佳莉的故事”而动容。

《海滩的一天》并不是一个顺利的成长故事，佳莉也经历了很多挫败才找到真正的自我。但导演将表述的重点放到女性身上，讲述一位女性的成长困境与心理历程，尊重女性的主体性，这是非常珍贵的。《海滩的一天》所讲述的女性的抉择和命运，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屠献芳.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革命之路》[D].杭州：浙江大学，2011.

[2]安德森.杨德昌[M].侯弋飏，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7.

[3]郭小橹.电影理论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1.

[4]陈晓云.电影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147.

[5]彭吉象.影视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4.

作者简介：董倩，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