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歌的现代性和群体心理及诗歌转向

司双鹂

内容摘要：时代不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打工诗歌”，成为了21世纪诗歌题材中的重要部分。“打工诗歌”多是由打工者写打工者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现着其鲜明的现代性题材，诗歌意象也有着现代性内涵。在“写打工”和“打工写”两个群体中可以挖掘出他们的群体心理，构成了诗歌情感的主要抒发点。同时，“打工诗歌”出现可以看到诗歌发生转向，具有了大众性，在审“苦”中找回诗的本真。

关键词：打工诗歌 现代性 群体心理 诗歌转向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不断发展、兴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成为务工人员，转变工作地理位置。时代的变化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打工者开始在文学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写作的“打工诗歌”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本文主要是从“打工诗歌”的现代性、群体心理与转向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打工诗歌”的现代性

要想更好的理解现代性，就要理解“现代”。“现代”更多的体现在它是历史中某一个时间区域，它现在“是现代”，然而在时间流逝，总会转变成“过去”，除此以外，“现代”还意味着当前的事物或状况“比过去更新、更好、更优越、更进步”[1]。那么在“现代”词之上产生的“现代性”一词则也具有类似的繁生概念，“它不是被用来指称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者这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性质与状态，而是用来指称任何一个泛指的‘现代时期（即任何一个‘当前、‘现在、‘今天）或者这个时期的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性质或状态。”[1]。下面对“打工诗歌”的现代性探讨也是在这样的概念下展开的。

（一）题材的现代性

诗歌是最古老的、最久远的一种文学体裁，然而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打工”题材都未曾出现，也未能有如21世纪“打工诗歌”盛行的现象。打工一词，主要是指人们背井离乡，到经济发达之处进行时间长、任务繁重、工资低的体力工作，因而由打工一词延伸出的打工题材有其特定范围。如果扩大“打工诗歌”中“打工”的概念：只要是受雇于人便是打工，那么可以在古代诗歌中发现一些书写“打工”的踪迹：“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2]（《国风·齐风·东方未明》）这首诗描写了天还未亮，役夫们就被催促着穿衣工作。《诗经》中有许多此类诗歌，例如《国风·邶风·北门》《召南·小星》等，将古代“打工”现象展现的淋漓尽致，然而都被归纳进“讽刺”类诗歌中，着重点落在了揭露、批判统治阶级上，因而古代描写打工现象的诗歌与21世纪的“打工诗歌”并不相同。“打工诗歌”是现代化的产物，促成其出现的生成机制有两点。

第一点是文化转型。在中国历史中，人们有着传统的“血缘”与“地缘”观念，“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这“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3]“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3]因而在“血缘”“地缘”观念下，人口流动相对固定，并不需要离家去外地工作。当社会不断发展，交通变得便捷，乡村与乡村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被淡化，这种“血缘”与“地缘”观念便被打破了，各地之间的往来也变得频繁，人员流动也更加频繁。“打工”这种现代化产物便出现了。事物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进入文学的方式与道路便更简捷了。

第二点是经济转型。即使中国的文化伦理逐渐被松动在先，人由农村流向城市，然而这一显著走向与经济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发展，农村人民不再只依靠务农一条出路，城市的工作机会与光明前途促使更多人来到城市找工作。

正是在文化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因素促成下，打工诗歌题材得以形成并具有明显的现代性。

（二）意象与现代性

在诗歌中，意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的整体风格、氛围、情感都是要依靠意象来展现。在“打工诗歌”中，意象也十分常见，并具有现代性。

1.旧意象的现代性内涵

在“打工诗歌”中，许多旧意象的内涵发生了转变，有着新的现代性内涵。例如“肺”本是人体器官的一部分，但在文学界，“肺”多与肺结核病联系在一起出现，“肺结核被称为艺术病”[4]。书写肺结核病并不只是为了描写疾病，而是带有隐喻特征，肺结核病人会因为患病而身体虚弱无力，动作温文尔雅，因而那时的人们认为，“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4]。

而在打工诗歌中的“肺”虽仍旧与疾病联系在一起，但不再是具有以往的内涵：“他缓慢而迟钝的沉闷呼吸间，被塞住的肺/在躯体里移动的电焊尘、铝尘、水泥尘……坚硬而顽固揪着/他们生活柔嫩而脆弱的肺叶，像一颗铁钉插进了贫穷而低微的肉体/他带病的肺在工业时代中猛烈喘息。沉痛的激荡的/声音沿着他们的肉体上升，绞碎的细若烟头般明灭的希望/他们来自乡村的肺，清贫的庄稼地里的肺，或者一双两双/眺望着命运的肺，犯病的肺，腐烂的肺/职业的疾病的沉重更加压矮了乡村低矮的烟囱”[5]（郑小琼《肺》）打工诗歌中的“肺”所代表的不再是有着“知识分子”“优雅”气息的肺痨病，而是健康的肺在进城打工劳作之下变成了浸染着工业时代的“腐烂的肺”，健康的身体在金钱的驱使下进入到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成为拥有不可逆病症的躯体，这是打工者的无可奈何，是生活压迫下的选择。即便最终因为工作而患有肺病，但一代代的打工人依旧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为贫困的生活赚来更有实际意义的人民币。

鲁藜的《泥土》，艾青的《树》中，都写到了“泥土”，他们笔下的“泥土”具有家国意味、奉献精神。然而在打工诗歌中的“泥土”，是打工诗人在外怀念家乡的载体，是沉重的家庭负担的化身，是人民的悲痛命运。“我的土地还在那里/那些原本肥沃的泥土/从来没有我的呵护”（张守刚《被记忆冲淡的故鄉》）打工者放弃了农田的耕种，选择来到城市打拼，实属无奈之举，而当打拼过后回故乡，“现在，他要回到村庄，用故乡的泥土医治伤。”（白连春《一个手里紧紧地攥着火车票的人》）故乡的家成为了医治在城市中打拼的人们的良药，打工者一年在外的劳碌与奔波，在故乡的包容下，受伤与漂泊的心灵得到了抚慰。然而家乡也不再是漂泊人的归宿，“回到故乡，我就成了一粒有故乡/却不能落定的泥土。”（唐以洪《回到故乡就像来到了异乡》）打工者在外是漂泊的，然而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故乡，却又成为了无根之人。

打工诗歌中的许多旧意象都会跟随打工者的心境与处境而增添现代性的意味与内涵，亦承载着打工群体的共同困境与心境，成为打工诗歌中不可忽视的分析视角。

2.现代性意象的内涵

在新时代中的诗歌经常会出现具有“现代性”的事物，时代的产物在“打工诗歌”中也时有出现，成为打工诗歌意象中常见的部分。“南京长江大桥”（唐以洪《上帝抓住我的头发》）“GDP”“外商”“税收”“海关”（郑小琼《抓住》）“地王大厦”（柴画《拟乡记》）“商业大楼”（李斌平《幸福村》）此类现代性意象在打工诗歌中时常出现，这种现代性特定专有名词放在一起时，形成了一种具有该名称之间的空间，并且所传达的意识也在这个空间之中持续存在着。在这个空间里，它们失去了自己的元含义，而是具有了衍生意义与隐喻性。这个空间里传递着现代感，存在的现代性意象时刻敲打读者正阅读的诗歌所具有的时代性。同时，诗歌中还进行着事物对比：现代性意象与农村意象对比出现，或是现代性意象与打工者实际所处的环境进行对比，他们建造着宏伟的建筑，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却是狭小、寒酸的。这时的现代性名词所组成的空间会弥漫着无奈与辛酸之感，带有着强烈的情感冲撞。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破败、城市的无情与打工者的苦难的强烈对比将打工诗歌暗含的“哀民生之多艰”情感激烈呈现。

二.群体心理

艾伦·帕尔默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群体心理”。“群体心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我们的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是联合的、集体的、共享的或集体的，而不是内在的、个人的或私人的思维。它也被称为社会分布、情境或扩展认知，也被称为主体间性。跨文化思维是小说叙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大部分思维是在群体中进行的一样，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心理功能是由大组织、小团体、同事、朋友、家庭、夫妇和其他跨文化单位完成的。”[6]这一概念也适用于诗歌分析中。打工诗歌中大体出现了两类群体，一种是“打工写”的小团体，另一种是“写打工”的小团体，这两种构成了“打工诗歌”的主要大组织，即分别指“作者”（打工作家/非打工作家）與“人物群体（打工者）”。在打工者中，工种还有着更细节的单位与分类，因而会有工厂工人、建筑工人（黑马《脚手架》）、洗墙工人（黑马《洗墙工》）等，各种工人的不同类型都是随着现代社会中不同的职位而出现的。

在“作者”群体中，打工出身的诗人有很多，例如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一开始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中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开始了打工诗歌写作。在由农村转换为城市的空间场域下，这群打工人以深刻的在场感受写就了打工诗歌，“叙事的介入，使他们的写作与生活构成了互文性，传达出更多的现实生活信息，揭下了这个世界的种种面具。”[7]

在描写的打工者形象中，其表现的最普遍心理是打工者对城市的向往与作为乡村主体的自卑感，这种两种情感的撕扯使打工者分裂，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无法被城市接纳，“多少天，我们装饰着别人的家。又被驱使在它的屋檐下/多少天，我们回不了自己的家。一场失根的漂泊”[8]（程鹏《装修工》），又渴望归乡，但不甘心回到家乡，也无法回到家乡。“它们垮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一天天矮下去的黄泥巴墙/在我的乡村/呈现更多的荒凉/举家外出的人/很多年没有回来/根都在这里/他们还能走出多远”[8]42（张守刚《那么多废弃的土房子》）打工者们无法真正选择哪一个，也无法真正融入哪一个，只能是变成行走在城市与乡村边界中的现代人。

三.诗歌转向

（一）诗歌转向“大众性”

古代由于教育非普及型，诗歌多是有才识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宦人家能够创作与吟诵。到了现代与当代，诗人们为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使得诗歌，，然而我们经过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的展现向度都是带有“精英性”的、“知识分子”性的。反观20世纪以来的“打工诗歌”可以发现，无论是诗歌作者还是诗歌表现向度都是“大众性”的、“底层性”的。以往的“精英”诗歌虽然也观照“底层”的悲苦生活，然而由于写作者并非是真实经历过打工生活，只是站在高处俯视底层人民的生活，其“不在场”导致其诗歌内容空洞、情感有距离感，在打工诗歌涌现出来以后，诗歌作者和诗歌内容的集体“大众性”的这种转向便开始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到经济发展的上升期，社会风气变得功利化、世俗化，许多诗歌只关注“个人”“自我”，出现娱乐化、狂欢化的倾向，甚至被商业化的市场引导与滥用。诗歌失去了自己的崇高地位，逐渐走向边缘化地位。打工诗歌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诗歌整体过度商业化、世俗化的走向，重新转向诗歌的本真。

（二）审美活动的视线转向到“苦”

“打工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打工诗歌”的出现既是因为诗歌自身的发展性，亦是因为意识的进步性。“打工诗歌”更多展示的是打工人的“苦”，这“苦”是苦难、是悲苦、是痛苦、是劳苦、是贫苦，是一切的苦，是言万千显一二的“苦”，是同道人感同身受、局外人审视与同情的“苦”。白居易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底层人民贫贱的苦，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差距的穷苦，“苦”与底层人民是从未分离的，在今天，“苦”依旧是底层打工人民生活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诗歌一直都被当作精英的、个体的情感抒发载体，审视底层人民的“苦”从来都没有成为大众性的、主流性的，但在“打工诗歌”出现之后，审“苦”变成了合时代的、合社会的、合理性的审美观照点。

当审“苦”成为主要表达与欣赏方面时，打工诗歌的审美价值问题也随之而来。打工诗歌是对“现实精神”“人的精神”的展现，还存在着“美的技巧”“文学艺术”的缺失。[9]因为写作主体和写作主题的原因，会导致诗歌展现了真实的社会现实，但是同时会出现诗歌技巧缺失与艺术粗糙等硬伤问题。在学者的探讨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现实精神”与“文学艺术”，如何真正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是“打工诗歌”需要继续努力协调的，不能舍弃也不能偏重哪方面，两者的和谐才是“打工诗歌”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打工诗歌是诗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做好打工诗歌的研究不仅是文学活动中的社会性实践点，亦是社会民生问题的题中之义。打工诗歌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仍有许多空白之处，是一个可以持久开垦的文学之地。

参考文献

[1]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5）：25-32.

[2]孔丘.诗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宫爱玲.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

[5]许强.陈忠村.2013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6]Alan Palmer. Social Minds in the Novel.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

[7]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03）：34-47.

[8]许强.罗德远.陈忠村.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9]杨清发.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04）：35-39.

（作者单位：喀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