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存在主义视域下《文城》的解读

赵敏

内容摘要：本文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入手，以余华新作《文城》为中心，探讨了在小说中体现的无法抗争的宿命与灾祸、自我塑造与自我选择、直面人生的勇气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简单对比余华九十年代的作品，论述存在主义解读下《文城》所体现的新质——从对苦难命运的被动接受到对个体生命的主动选择。

关键词：存在主义 余华 《文城》

2021年2月，余华带着新作《文城》回归大众视野，这部作品与余华早期的作品同样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紧密联系。存在主义哲学构成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根基，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吸取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萨特具有个人特点的存在主义。萨特存在主义主要包含了三条主要内容：一是“存在先于本质”，简单来说就是“存在”在前，“本质”在后，“存在”是人感受到自我存在，则我便可以决定自己的本质；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紧张的、对立的，而人处在这样冷漠、荒谬的世界里必定是痛苦的、孤独的；三是存在主义的核心—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这种自由对人来说是绝对的，不可逃避的，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发扬与进步。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主义作家，引发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自由、死亡、选择等问题的思考，使先锋主义作家们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致力于“人的存在”的新思考。余华的作品一直以来也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如《往事如烟》、《现实一种》等作品中充斥着无意义死亡的氛围与绝望的阴霾，而作者在描述死亡时是冷漠且平静的，书中的人物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也总面临着荒谬无常的世界，深化了“人性之恶”与“荒谬世界”的主题。除了对死亡的关注以外，余华后期更注重宿命的表达与生命的延续，如《活着》中福贵经历了种种灾难后选择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通过“卖血”逐渐从存在走向消亡，这些苦难的背后好像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不断地推动，更凸显了存在本身的荒谬与偶然。然而在余华的新作《文城》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主义学说影响的延续，对比余华先前的创作来看既有继承，也有新内涵的展现。

一.无法抗争的宿命与灾祸

在《文城》中，作者余华突出了作品的另一个主角—“命运”，也是剧中隐藏的“反派角色”。实际上人面对命运时，自身的力量也是渺小的，宿命使得人无法把控自己的生活，人也始终无法回避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而真正能做的就是在面临命运的重压时主动选择与面对，并以顽强积极地心态去面对这人生困境。这一点也是余华作品中对“宿命”的思考，也是对萨特存在主义观点的内化。

《文城》中关于这部分的内容主要通过作品中贯穿全文的宿命感来体现。首先萨特关于人生苦难的观点在文本中还可以体现在人物的苦难经历上。《文城》没有脱离余华以往创作故事的模式，作品中描述了人生的种种苦难的经历，对于男主人公林祥福来说，幸福往往是短暂的、充满欺骗的。余华也运用一贯的写作方式，把这些不幸全部转化为命运的故事，作品中每个人都逃不掉命运的手掌心。

《文城》中的男主人公林祥福的人生充满了这种宿命感。他幼年命运坎坷，就连感情经历也不顺利，纪小美的出现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幸福，但也同时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日子。林祥福来自北方的一户福贵人家，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母亲也在他十九岁那年病倒了，从此他便孤身一人，靠着父母生前留下的积蓄和祖宗常年累积的金条过日子。

林祥福的感情经历也是这种宿命感的典型写照，他最初有过一段好姻缘，对方是一个身家清白且家境殷实的千金小姐，因为一个误会错过了，后来才与纪小美相遇，却被其卷走家产，也改变了林祥福平静的下半生。林祥福明白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他也必须接受命运给予的苦难历程，便抛弃了冷清孤独的家，决定去寻找孩子的母亲。

在命運永远是难以捉摸的，林祥福一辈子的寻找与坚守没有如愿以偿，一家团聚的梦也成为了泡影，难以预料的是，生前的林祥福没有再与小美相遇，却在回乡路上与长眠十七年的小美有了片刻的相逢，这种“相遇”既美丽又伤痛，是一种不禁让人叹息的遗憾。

除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是没有幸福的，如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陈永良夫妇、失去耳朵和爱情的陈耀武，被骗子拐卖的顾同年等等都各有各的不幸。可以说《文城》中的人物被神秘的宿命所操纵，他们在生存中挣扎，与死亡对抗，与命运抗争，从而构成了一个绝望的世界。这实际上继承了余华早期作品的特点：世界是绝望的，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人被抛入世界之中，不得不在命运的牢笼里挣扎。

其次这种宿命感还体现在接二连三的自然灾难/社会动乱上。小美第一次从林家逃走后，发现自己怀孕了的小美便返回林家，林祥福以宽容阔大的胸怀接纳了她。可没想到的是小美为林祥福生下了一个女儿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从此林祥福便开启了他的寻妻之旅。

寻妻路上的林祥福吃了不少苦，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寻便是一辈子。特别是这段从北到南的路，不仅有距离上的难题，林祥福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他一路上不仅要打听小美的行踪，还要为饥饿的女儿寻找奶水，穿梭了二十多个城镇，度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不断向路人打听阿强所说的“文城”，可所有人都不知道文城在哪里。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文城”很有可能是溪镇，他搭上了去溪镇的船，不幸遇上了龙卷风，差点失去了女儿，来到了溪镇又遭遇了几年难得一遇的雪难。这一路上，林祥福带着女儿吃了不少苦最终才决定留在溪镇，在溪镇的这段日子，溪镇遭遇匪患，女儿也差点被土匪抓走，没想到自己也丧命于土匪的刀下，至死也没有小美的下落。

二.存在先于本质——自我塑造

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强调“存在”相对于“本质”来说是第一性的，目的就是认定人的本性，它是意识到“存在”后的自我选择。人作为“存在先于本质”的动物，人先存在，然后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和选择，在自我选择的道路上塑造自身，实现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文城》作品中存在“自我选择”的观点，从男主人公林祥福的角度来说，他在从为“小家”到为“大家”的历程中塑造了“至善”与“仁义”的本性。

林祥福在寻妻的路上遭遇了各种磨难，流离失所的他对于“文城”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每次都可以选择放弃回去重新找个媳妇，可他就是要继续向前走。在狂怒的龙卷风中差点失去了女儿的林祥福也曾想放弃，看到女儿的腿正在逐渐用力，他便觉得继续找下去，因为女儿需要母亲，自己需要小美。此时林祥福的牺牲还只是停留在“小家”的层面上。

晚年林祥福在溪镇生活了大半生，南方溪镇遭受严重的匪患，残忍暴力的土匪简直惨无人道，使得溪镇村民叫苦不迭，原本一片繁荣的小镇也被鲜血染成赤色。土匪头子张一斧残忍无道、无恶不作，抓走了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在商会讨论谁去交赎金赎回顾益民时，林祥福这个原本不属于溪镇的北方人站了出来，从那之后林祥福也预知了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林祥福的经历充满坎坷，最终他也没有找到小美，但他早在不知不觉中在环境与经历的塑造下完成了自我本质的找寻，完成了人生价值的进化与升华。最初林祥福带着女儿从北方千里迢迢来到溪镇，目的是寻找小美，纯粹是为了这个小家，认为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到了溪镇遭遇了龙卷风后，差一点失去女儿的林祥福意识到他要为了女儿坚持下去，努力把女儿抚养长大。在溪镇定居后认识了陈永良与顾益民之后感受到了浓厚的兄弟手足之情，对溪镇产生了特殊的情感。最后林祥福为了溪镇主动站出来，以自身的力量对抗土匪，由此实现了从“个体”到“团体”的转变，从“为小家”到“为大家”的进化，实现了对“仁义”、“忠义”等本质的追寻，体现的是小人物的“英雄歌谱”。

三.自我选择——直面人生的勇气

萨特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是一个关于行动的学说，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提出人的自由选择观，这种自由是绝对的、不可逃避的。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人无缘无故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世界不能给人提供生存的价值和理由，因而人就只能孤独绝望地面对这个世界，然而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自身。余华继承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之后，从早期作品中人面对宿命时的无能为力，到后期作品中余华逐渐找到了对抗宿命的办法—直面命运，勇于抗争。

林祥福知道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想找一个人并不容易，特别是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太清楚又该何从找起？面临“留下”还是“寻找”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在无休止地长途跋涉，褴褛筚路中，林祥福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可当看见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也明白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便决定一直找下去。

林祥福在寻找小美的旅程中所经过的小镇里，就只有溪镇最像阿强口中的文城，但当他来到溪镇却没有找到小美，他不确定阿强与小美是不是还在溪镇，是否有一天会回来，他唯一的期待就是：小美和阿强早晚会回来的。林祥福再一次面临“归家”与“等待”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后者。

林祥福在照顾女儿和做木工生意的同时，时时刻刻打听着小美的下落，而可依旧是颗粒无收。在溪镇的几十年里，他与陈永良结成忠义的兄弟关系，渐渐地习惯了在溪镇的日子，还把女儿送到上海女校，自己便留在溪镇对抗土匪。面对残忍的土匪与恐慌的溪镇村民，顾益民被土匪抓去当了人质，溪镇商会的主要纳捐人开会决定谁去用三十支枪赎回顾益民时，林祥福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林祥福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但他明白溪镇不能没有领导人顾益民，也知道这次去面对的是杀人如麻的张一斧，有极大的可能一去不复返，可他在面临“退缩逃避”与“主动抗争”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见每做出一次选择的林祥福实际上在另一层次推动了他的生命进程，也深化了他作为人的生存意义：逐渐从对女儿的关照到对溪镇的保卫，对小家的责任感到对大家的责任感，凸现了在数不尽的苦难之下林祥福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面对与主动进行抗争。

四.主动选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萨特存在主义学说认为人的本质是自己自由选择的，虽然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必然面临着孤独、苦难、绝望，但人在这种处境下可以自由地选择自身，塑造自我。与余华先前的作品对比，《文城》呈现了与萨特存在主义同质的主题—积极抗争，正是个体命运的主动选择让人重新认识了自己。

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祥福生命历程中不止有苦难与悲剧，还围绕着一系列新的主题—寻找、责任、坚守，那么在存在主义角度下《文城》比起《活着》《许三观》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个人在生存过程中，如何主动找寻自身的价值。

《活着》中福贵败光了家产，亲人都相继逝去，他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承受着一个又一个悲剧，晚年孑然一身的福贵开始承担起这份命运。正如作者在极力在书中表现的：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在命运的巨轮中，日常生活中悲剧的无常性加重了“苦难”的意义，死亡重复发生使得生存变得更加难能可贵。所以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承受着无尽的苦难与痛苦，最终答案在余华的作品中表现为——为了活着而活着，不为任何其他事物而活着，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每次命运在许三观身上降临厄运时，他想着用卖血来解决，可四十年之后许三观发现没有人要他的血了，他心里充满了不安：血不能卖，以后家里再有灾祸该怎么办？人生在这个“要卖血才能活着”的年代，只能默默地承擔生活的痛苦，消耗已有的生命来获得生存的机会。

在《文城》中充满了残酷的命运，可小说中的小人物仍然充满了善良与仁义的品性。林祥福抛弃家中田地独自历经风霜雨雪寻妻，最后定居他乡，也亡于他乡。而纪小美这个形象也不是十足的恶人，虽然她直接造成了林祥福悲惨的下半生，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错，而是命运无情的捉弄。书中不仅有小人物的善良，还有英雄侠义之情。土匪在溪镇抓捕人质时带走了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李美莲在千钧一发之际让自己的儿子去代替林百家成为人质；在匪患之下，本来可以卷钱逃跑的林祥福却决定留下了与杀人如麻的土匪对抗，结局是他还没有打听到小美的下落，还没有看见女儿出嫁，还没有实现一家团聚的心愿就为大义牺牲了。而陈永良在林祥福死后完全可以带着钱离开溪镇，保全家人，可他还是为了帮林祥福报仇雪恨，而以身犯险去找土匪报仇。实际上他们都是动乱的时代中苦命人，可他们仍选择了主动抗争，正是因为内心的坚守与责任，还有本质的至诚至善，不仅体现在每一个人物在悲剧命运下所坚守的至善侠义，还在于每个人物对于苦难的主动抗争。

从以上的种种分析来看，存在主义的核心是通过自身来选择，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是自由的，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余华也在作品中也不断用新的意志来解读它，使《文城》比较之前的作品有了新的进步。从《活着》中历尽沧桑、孤身一人的福贵选择在破碎混乱的时代中“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在磨难中通过“卖血”表达自己求生的欲望，着重于对厄运的抗争。到了《文城》，从第一个方面看，不再只是着重主人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这部作品中主人公与其他人物都在积极行动中主动地寻求价值；另一个方面是世界的无常与飘渺，而人面临这样的世界仍旧可以选择自我，保持“至善至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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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