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思维与路径

【内容提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首先要在优秀传统文化指向的元问题上破题，彰显元问题及其承载的元价值。唯有重建思想与问题、价值的联接，传统才能被真正激活、召唤和转化。在此基础上，尚应重构传统思想文化的逻辑体系，以避免对传统的阐释、推介流于表面化、碎片化，避免知识空转和话语内卷。有生机、可转化的传统，必然是可对话的传统。故应积极推动传统思想介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照、对话，实现在对话中转化，在互鉴中发展。

【关键词】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 元问题 共同价值 创造性转化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为此，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何以回答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有三个指向：一是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契应中国具体实际；二是在学术上，要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思想基底，自身亦得以知识化、体系化，乃至在复兴、复造中升进为回答时代之问的重要思想方案；三是面向世界动荡变革和文明交往新形态，为开展新时代国际传播提供厚实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坚稳的价值依凭。此三个方面分别指明了转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前提、思想逻辑和功能价值。以国际传播视角察之，便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推动中华文化在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对话和转化，生产在地知识，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

彰显元问题与元价值

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方法选择至关重要。打捞一些历史文化要素、符号或思想碎片来充实和润色国际传播文本是容易的，却难真正达成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面对悠长的文化史、思想史遗存，唯有获得全盘把握、操舟得舵的知识建构方法，方能避免隔空听取零星的历史回响，陷入循章摘句式的琐细清理或重复引述。有生机、可转化的文化传统，必然与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相联系。此中一些问题，乃历史展开进程中涌现出的元问题——关于人之存在和共同体存续的源头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人们对元问题的持续省思、响应和创造，形塑了自身所处思想文化的基本取向、禀赋、价值和气质。故传承、传播优秀传统文化，首要的是彰显元问题及其承载的元价值，进而以之统摄知识建构和话语表达。举例说明如次：

2022年北京冬奥会于立春日盛大开幕，开幕式倒计时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时序渐次展开。全球主流媒体对此多有报道和解说，并给予积极评价，堪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一个范例。美联社在报道中介绍了立春及二十四节气，认为其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时间性理解，这就将一次数字时代的冬奥会开幕式拓展出文化纵深。倘若知识界、传媒界再向前一步，则可阐明二十四节气乃中国人立于天地之间，依自然法则，对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安顿。而由此继续向前推演，则可超越农耕智慧层面的解释，牵引出中国文化在宇宙观和生命论上的终极省思和理解。四时之轮转，二十四节气之罔替，人间社会之进退兴衰，乃大道流行、生生不息的表征。

“生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生生者，依循大道而创生不息、革新不止。生生并非独生，即非纯粹自我的创生和衍化，而是和而不同、中和位育的共在共生。这就从时间性理解扩充至空间性追问，即万物何以和谐共生——如何平衡多样性與同一性的关系？《中庸》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描绘了和合创生的理想秩序。这一秩序承认万物的差异性、多样性，亦强调万物共生、互生，此即和而不同。“不同”为差异化个体预置了自在、自为、自由空间，“和”则标划了此一空间的边界——存在论、价值论上的同一性。如是观之，和而不同实为多元一体的秩序安排，既不过度放任多样性而致失序，亦不泯除多样性而强为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一重大论断，与前述生生不息、和合创生、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价值预设一脉相承。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呈现的二十四节气之“生生”精神，在闭幕式得到了互文式呼应和延展——璀璨的焰火升腾在夜空，标画了“天下一家”的中国价值召唤。此一价值遥契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召唤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一起向未来。

以上举例试图说明，中华文化之传承、传播要在元问题上破题。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①思想文化的源头不是概念，即使此一概念早已被历史打磨成经典、代表着某种美好主张。一种思想文化在源头上只能生发于人类生存实践中遭遇的重大问题。赵汀阳认为当代哲学陷入了“思想迷路”，即远离问题——那些“我们如此存在、如此生活、如此思考所造成的根本困惑和悖论”，而耽溺于“话语对话语的解释”。②话语的内卷特别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知识空转，常淘空思想文化的意义，使其失去对问题的解释力和引导力，仅有字面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正如节气、生生、和而不同并非只是令人好奇的传统概念，它们皆作为因应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真问题、大问题而被创造出来，用来理解、安顿个体人生和共同体秩序，并因此拥有与元问题相适配的元价值。

马克思在论及历史分析方法时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③马克思认为，捕捉到“普照的光”，就能够透视“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我们所称的元问题，恰如普照的光，照亮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之路。元问题得以彰显，思想和价值才能得以澄明，文化传播也才能注入社会历史原力。若无问题意识，或断开思想与问题的联接，传统文化中那些经典概念、符号、器物也就失去了价值生机，成为空转的旧知识或常识，至多可用来装点国际传播的漂亮修辞。

建构整全逻辑

以上讨论了让思想复返问题——将传统思想文化同历史问题重新关联起来，此乃历史向度的考察。另一项努力属逻辑向度的探究，即重构传统思想文化要素、范畴和表征的内在逻辑。文化乃一个族群的总体心理秩序，尽管其内部亦有流动性、异质性因素，但在致思理路上必有完整且自洽的逻辑。当我们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自命，此即意味着领纳中华而非西方或其他族群文化的思维和价值逻辑。若欲达成光大传统、以文化人、回答世界之问的目标，则须构建中华文化的逻辑体系。碎片式、摘要式、箴言式话语表达不可避免，有时也必不可少——适应短平快、移动化、视觉化的国际传播形态，但若缺乏逻辑体系的架构、撑持和证成，则难以养成对中华文化的整体理解力和判断力，亦将折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仍以前述关于理想秩序的讨论为例证之。和而不同如何可能？中国先哲并未止步于政治乌托邦和道德理想设计，而是为和而不同建构了一整套论证逻辑。此一逻辑的核心预设，用宋明理学的概念即“理一分殊”：天下万殊共持一理，一理融摄天下万殊。此言一理，即存在论上的终极法则和道德论上的共同价值。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论与道德论是合一的，终极之理亦等同或含纳、创生天下共同持守的终极价值。按理一分殊的逻辑，天下既有朱熹所称古今共由之“公理”的普遍通约——“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又承认、包容个体之万殊差异。在“心所同然”的公理和仁德的导引、担保下，多元个体各正性命、成己成物，彼此之间又有普遍、稳定、深沉的共识，达成和合創生的理想秩序。

理一分殊的说法虽来自宋明理学，但其严格的论证在先秦便已开始。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实因人乃社会性存在，“人能群”。荀子所称之“群”，非一般意义上人的会聚，而是由“分、礼、法、仁、义”等形成的“群和”社会。多元、分散的个体如何结构化为有共识、有秩序的家国天下？荀子在《王制》《富国》篇答曰：分。分者，分工、名分。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而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要通过正名、明分使人各安其位，生成名实相符、秩序了然的社会关系。

何以确保个体明分成群？荀子进一步给出了制度主义的解决方案——“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礼为多元个体提供交往规范，法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刚性准则。那么，制定礼法的凭据何在？荀子认为此一凭据是仁义，“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仁义乃礼法的价值向导，为其灌注价值动力和道德理想。至此，荀子完成了人之所“能群”的三步论证：确立个体的社会身份、等级和对应的角色关系；以礼法协调、规范社会交往和行为；以仁义为内在价值之源，接引作为外在群己关系规范的礼法。

在荀子之前，孔子已提出正名、复礼、天下归仁思想。仁乃人天相合之“全德”，是一种超越性的道德实存。孟子亦言，“仁是性”。孔孟赋予仁以超越性价值，上达天道，下抵心性。荀子接续孔孟仁学，并务实地朝向世俗政治和人类社会拓展了正名、礼法规范。合而观之，先秦儒家构建了由道、德、礼、法、分一体同构，以天下归仁为价值本源的共识机制。此一机制发乎内在之仁义——道德真理或曰价值理性，依于外在之礼法——制度或程序理性，落实至身份认同——人皆各载其事而不相扰害。

钱穆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划分为“两大纲”：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前者关怀由内而外的人生实际问题，尤重“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后者则欲解决个人“欲投入人群中去实践”的问题，即何以基于心性之学——修身齐家，推扩至治国平天下。④在此两大纲之外，实有另一纲——天人之学，旨在为人生和社会问题提供存在论依据，建立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究其根本，心性、治平、天人三学无非人学，亦为关系之学、交往之学。三学宗旨互通，即关怀人群中的人——共在者的命运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人何以行于天地，修己安人，健全生存网络，构建融贯宇宙、人生与社会的和谐秩序。这是一种基于整全逻辑的融贯秩序，旨在促进天上与人间、心灵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生成融贯的关系网络。人间秩序与天道秩序相匹，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契应，共同体秩序则应许个体各素其位、共生互济。

此一思想文化谱系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为缓解共识危机，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构建公共性、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等概念，寄望藉由某种程序理性复造社会共识。而完整的共识、秩序机制须由价值理性与程序理性共同担保，公共性不能退守、窄化至程序规范之维。此外尚应联接并平衡个体权利与共同体价值、自由与秩序、多元与一体等复杂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这方面的逻辑设计——由达道通情之仁爱出发，构建从个体存在、我他心通，到公共交往、人天往来的贯通秩序，仍可为今日资鉴。

我们要唤起可贵的“起而行之”精神，也要善于“坐而论道”，把大道理、大逻辑搞清楚、说明白。这就要基于并超越对中华文化部分要素、符号、观点和局部思想的国际传播，构建能够证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全逻辑。逻辑最有说服力，并将助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全球思想的中心。

在对话中转化，在互鉴中发展

针对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策略和路径选择，学界、业界已有丰富讨论，主要共识包括：党和政府部门加强战略传播体系设计，加强队伍、平台、制度和资源保障；形成大学、智库、传媒、意见领袖和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联动的发声机制；持续改善、优化话语体系，精准细分区域国别受众和场景，克服跨文化传播障碍，推动共情传播、创意传播和个性化传播；适应并引领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视觉化传播生态，创新数字内容生产，搭建全媒体平台，开辟融合传播通路，强化智慧分发、推荐、反馈和评估等。此皆属策略层面的重要安排，当稳中求进，走向深实。

从战略层面看，中华文化要真正开启古今中西对话，以寻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只有持续被思想着，文化只有在载道化人中，才是有生机的。有生机的必然是可对话的，可对话的才是可转化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以现实问题为牵引且关怀未来，介入现实对话并对未来负责。参与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乃传统思想文化摆脱孤悬、重获生机的必由之路。质言之，“用起来”方能“活起来”。不但要用起来，还要复造其完整逻辑，特别是要掘井及泉，导引价值上的源头活水。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是孔子在复兴周礼时发出的慨叹。他认为若无信念、情感、道德和灵韵的宰驭，礼式节文、场景器物就变成了空洞的载具或形式。

先看古今对话。“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所处理过的问题和遭遇过的难题，依然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历史的特殊事件不会重演，但人类却一直被一些基本的问题和共同的难题困扰着、挑战着。”⑤历史中一直存续着某些待解的元问题不仅由古延展至今，且因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变革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上升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的普遍关切。譬如前述共识、秩序建构问题，中国传统秩序观——融贯天道与世俗、心灵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致思理路，可在观念上弥合今日秩序规范的外在化、工具化和场景化之憾。

面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新问题和全球化遭遇的新挑战，传统文化亦应积极介入，以悠久丰厚的思想和智慧资源参与古今对话，使人们获得对现实问题的历史性理解。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偉大历史进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皆需中华文化的思想和价值供给。要让现实问题成为发问之源，考辨传统思想可作用、转化之处，或避开传统早已昭示的历史陷阱。正是在向历史的持续发问中，传统思想文化得到了真切的认知、体认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文化研究阐释成果日渐丰繁，产出了不少返本开新之作。今日的用力处，不单是“解释历史”，重心应转向为现实提供“历史解释”。换言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专注研究固然重要，而“两结合”才是枢要所在。我们所欲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当是“两结合”的产物，而非让历史与现实断成两截。若将古今裂为两截的文化图景呈现给世界，必致全球认知的断裂。实际上，中华文化素有关怀现实人生和社会的禀赋，即使对形而上之道的讨论，亦从不舍离此心此身、家国天下。所谓明理存道，终究是要成就理想人生，进而平章社会、协和天下。

古今会通应伴以中西互镜，基于中华文化统绪构建有中国特色且兼备全球价值的知识体系。此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一则确立自明、自觉、自信的态度，二则锚定现实问题展开对话。前者自不待言，后者仍是奔着现实问题去，让中华文化参与全球性的思想讨论，介入全球公共议程设置，增进人类共同价值。今日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已难由单一思想方案解决，唯有不断加强文明对话互鉴，才能创生新思想、新方案。我们的文化当然要关怀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亦应关怀人类共同命运，齐举在地知识和全球价值。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正当在此处直面真问题，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与新媒体传播体系研究——策略设计与渠道选择”（项目批准号：18XCA002）的阶段性成果。

胡百精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传播学教授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赵汀阳：《追溯本源的方法和问题的递归性》，《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第20-25+1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7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3页。

⑤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2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