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地区早期党组织活动研究

2022-05-30 00:18罗前娥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2年8期
关键词:红色基因宿迁新四军

[摘要]宿迁是革命老区,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宿迁就有了党的革命活动足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党在宿迁有着不同的革命任务、革命方式、革命特点和革命的影响力,体现出党在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不断地实现自身由弱到强的发展,推动着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对地方革命史的研究有利于大家在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同时,促进地方对红色资源的利用自觉和对红色基因的传承自觉。

[关键词]红色基因;宿迁;新四军;宿北大战

[作者简介]罗前娥,宿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宿迁 223800。

[课题]本文系2021年宿迁学院“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研究”重点课题(课题编号:2021DSHXX0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专项研究课题“苏北红色文化与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研究”(2021SJB11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D2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2)08-0014-04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近代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宿迁人民也开始踏上了寻求救国图存的真理之路。宿迁籍党员吴苓生于1924年9月由苏联学成回国,在其家乡沭阳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市民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为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揭开了序幕。作为革命老区,党的革命足迹遍布整个宿迁大地。泗洪县、泗阳县、沭阳县、宿城和宿豫区都是革命的热土,每一片土地都在向后人訴说着血与火的故事。习近平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通过对党在地方的革命史的研究分析,可以在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同时激发出人们对地方革命史的研究热情,促进地方对红色资源的利用自觉和对红色基因的传承自觉。

一、大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火种初播

大革命时期,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武汉这些国民革命的中心城市。国民革命初期全国的党员人数尚少,据记载1924年中共四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共计994人①,到1927年中共五大时全国党员数量增加至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②。此时全国党员虽然在数量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党员队伍得以迅速壮大,但从此时党员的构成成分来看,工人阶级比重最大。像宿迁这样离革命中心较远的工业落后的小城市,党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整个大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呈现出分散性、个体性、短期性、偶发性的特征。自1924年秋吴苓生离开之后,直到1927年后宿迁才又有了党的活动足迹。据《宿迁市志》(上)记载,1927年3月共产党员胡安邦回家乡洋河发展了4名党员,成立了“中共江西党小组”,这是宿迁地区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但胡安邦离开宿迁后,该组织于当年9月自行解散。1927年6月宿迁籍共产党员孙耀宗从广州回泗阳发展党员,同年7月宿迁籍共产党员蔡少衡、蔡克尧、管伯良、杨玉铎等由武汉回宿迁开展地下活动。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活动力量是十分薄弱的,但却在宿迁人民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续党在宿迁的发展作了思想启蒙和理论宣传。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烈火初燃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革命事业受到重创,全国党员人数由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全国各地党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此背景下宿迁籍共产党员蔡少衡、蔡克尧、管伯良等也先后由武汉回宿迁进行地下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土地革命后期又遭受重创,走向低潮。

(一)在宿迁各地纷纷建立党组织,党的活动由个体分散性走向组织性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一批共产党员遵照上级指示到宿迁开展党的工作,当年宿迁大兴集建立了马庄支部。随后沭阳建立了党支部,泗阳成立了共青团支部。1928年中共泗阳县委、中共宿迁县委、中共沭阳特别支部成立,中共沭阳特别支部“下辖15个支部,共有党员99人,直属中共江苏省委”。③

1929年中共泗县县委成立。1930年中共沭阳县委成立。至此,中共地方党组织遍及宿迁全境,宿迁的革命事业走上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二)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

这一时期党的革命活动主要在农村展开,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革命形式以党领导的武装暴动为主。泗县大庄集在1927年开展一次农民革命运动。1929年2月11日,“中共宿迁县委组织20个支部的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近千人,配合大兴集东小刀会,参与县城小刀会暴动”。④

1929年夏季,中共泗阳县委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反对贪赃枉法的泗阳县长万秀岭的游行示威。1930年,宿迁境内各县中共县委均改为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先后举行李口暴动、新河暴动、洋河暴动等多次暴动。1932年6月初,沭阳县东区党组织领导马厂、李恒一带农民抢收地主小麦,革命的烈火已经在宿迁大地燃烧起来了。

(三)革命活动因被叛徒出卖而遭受重挫

1933年5月6日,宋沛然、李树汉两叛徒潜入沭阳搞破坏,致使城区30余名党员、东区数十名党员被捕,北区、西区党组织亦遭破坏。1935年5月,中共泗阳县委书记姜大化被捕叛变,宿迁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与大革命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活动由前期的个体行为转化为由上级党委领导下的组织行为;活动内容由前期的以思想启蒙为重点转向以夺取政权、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为目的的武装暴动;活动的规模、活动的频次、活动的影响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之,这一时期宿迁民众的革命意识已经被充分唤醒,这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广泛和坚定的群众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烈焰熊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938年5月起日军开始侵略宿迁,宿城陷落,“1939年2月27日,泗阳、沭阳县城失守,至此宿迁各县城相继沦陷”。⑤

在党的领导下,宿迁各界民众展开了英勇的对敌斗争。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党在宿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显著增强

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部署,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渐形成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思想。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根据华中抗战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勢,认为华中地区,“只有苏北,不但全属敌后,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且北近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依托,互相策应”。⑥

因此,在1939年12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上,苏北被确定为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突击方向。

宿迁坐落在苏北,处于淮北抗日根据地和淮海抗日根据地的结合地带,自然属于党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思想的一部分,且这两块根据地的核心部分均在宿迁,所以,宿迁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宿迁的泗洪曾是当年新四军4师司令部、淮北苏皖边区党委、淮北行政公署等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它们均设在“今泗洪境内的半城、孙园镇的张塘、陈圩乡的大王庄,泗洪是中心区”。⑦其中张塘一度被称为“苏北小延安”,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敌占区的有志向的青年,纷纷到这里投奔抗日,这里抗日气氛浓郁、经济贸易繁荣、人员往来络绎不绝。刘少奇、陈毅、彭雪枫、邓子恢、刘瑞龙、张爱萍、张震、江上青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

在此背景下,宿迁地方党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38年10月,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建立。在中共苏皖特委的帮助下,宿迁各地的党组织陆续得以重建。1939年1月,中共宿迁县委在境北纪集竹园重新组建;2月,中共沭阳县委重建;同年6月,宿北已有4个区委、10多个党支部,党员50多名;1940年8月,中共泗阳县委重建。

(二)党在宿迁的抗日力量显著增强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成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作战主力,如淮海根据地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3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4师和梁兴初领导的独立旅,都是以八路军115师某部为基础组建而成。1940年沭阳县抗日铁工工会在马厂镇成立,为抗日军民造枪。至日军投降,共造“马厂造”步枪7000余支和其他枪支多批、检修轻机枪20余挺、修理各式枪械1万多件,生产5000多把刺刀,产量位于全国各根据地第二位,仅次于八路军兵工厂。

(三)党在宿迁的革命斗争激烈,抗日战果丰硕

抗战期间党领导下的宿迁军民抗日情绪高涨,抗日组织得力,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伪军、顽军和土匪的嚣张气焰,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具体的战斗情况而言,有记载的由新四军正规部队指挥和参加的战斗近40次,其中宿迁县3次,沭阳县16次,泗阳县6次,泗洪县11次,沭泗、沭宿、泗宿交界地带各一次;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参与的战斗有5次,战况激烈,战果显赫。每次作战的主力部队均是党领导下的正规作战部队,地方武装主要起到协同作用。战场主要集中在沭阳县和泗洪县。作战对象主要为日伪军,也有国民党顽军和洪泽湖畔的土匪,其中著名的朱家岗保卫战是新四军抗战史上的一次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四)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党在宿迁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单纯的军事活动。早在1929年12月针对红军第4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给予了纠正。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离开了这些,“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⑧

在宿迁抗战期间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做了大量的非军事斗争工作。

党在宿迁境内建立了宿迁(县)、宿北、泗宿、运河特区、睢宿、沭阳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并相应建立起宿迁县、宿北县、泗宿县、睢宿县、运河特区、沭阳几个县级民主政权。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在根据地创办了皖东北抗日军政干校、苏皖边区军政干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干校、运河特区的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一支政治方向正确、工作作风艰苦朴素、能够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日干部队伍。

为了解决抗战的物质需求,党在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一是建立了金融机构,如1942年在泗洪半城成立的淮北地方银号、在沭阳张圩成立淮海区地方银行,并发行了淮北抗币和淮海券。二是开展了一系列减租减息运动和改善公粮的征收办法。运河特区“重新丈量中心区的土地,造了户口册,按土地肥瘠定产,以中等年成定准,在与群众民主商定的基础上,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收”。⑨三是针对宿迁的灾区民众,党开展赈灾工作、组织民众兴修水利。1943年淮河发生水患,给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了降低水患危害,“淮北行署拨粮7.5万千克救济灾民,并发动8县人民兴修水利。总计修河道106条,挖池塘12.5万多个,受益土地1667平方千米”。⑩四是建立合作社,组织民众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5月20日,淮北行署颁布《苏皖边区农村合作社暂行规定》,境内各县、区、乡开始组建农村合作社,将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劳动力和除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起来使用,以提高生产。

文艺宣传和军事斗争是党领导革命的两条重要战线,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在宿迁抗日根据地,党通过办报刊、开办抗日艺人训练班、成立艺人救国会、创办书馆、创建剧团等多种方式做好党的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如在报刊方面,根据地有苏皖区党委机关报《人民报》、新四军4师创办的《拂晓报》、泗阳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创办的《抗战报》、淮北泗阳县委创办的《泗阳通讯》等,这些报刊有的虽然发行时间不长即被迫停刊,但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剧团建设上,为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而组建的“铁血剧团”;有泗沭、淮泗、泗阳各抗日民主政府组建的县文工团(队),演出过《大后方》《反内战》《白毛女》《希特勒垮台》等具有影响力的剧目;有为战时宣传而建立的业余剧团。团员们活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成为抗日文化战线上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了培养人才,党在根据地积极创办学校。如淮北苏皖边区行署在孙园洋井庄创立了公立淮北中学。当时每个乡都有1—3所小学,还有一些私塾。每个区有专门的教员负责教学,同时各种抗日组织也会经常到学生中教唱抗日歌曲和小调、扭秧歌、表演小型话剧等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文娱活动。

四、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火势雄浑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积极准备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全面内战初期,苏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主战场。国民党欲通过控制苏北进而进攻山东根据地,而党则将苏北视为切入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沿根据地。

国民党于1946年7月以12个旅的兵力进攻淮北解放区,8月占领宿迁县城,9月占领泗阳,“9月中旬,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等机关从淮安转移到沭阳东南陈圩”。?至此,宿迁大部分解放区沦陷,宿迁军民开始进入敌后斗争。这一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主要为领导军民参与宿北大战和组织宿迁民众的支前工作。

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决定调集20余万兵力,从宿迁、淮阴、东台、峄县进攻苏北,“围剿”华中野战军的主力,以切断华中与山东的联系,宿北大战随即爆发。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投入25个团约11万人的兵力,在曹家集、峰山、来龙庵、晓店子和人和圩五地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整编69师和其王牌军队整编11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敌我双方兵力与装备悬殊,但宿北大战仅用了不足6天的时间歼敌2.1万人。国民党整编第69师被全歼,中将师长戴之奇饮弹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粟裕说,宿北战役的胜利“给了吹嘘所谓‘胜利的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宿北大战和淮海战役中,在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下宿迁人民群眾的支前热情空前高涨。如:在淮海战役中,宿迁共设16处粮食供应站、4个草料供应站、6个粮草接转站。战役期间,供应军队米、面合计344.3万斤,接收米、面971.8万斤,转运粮食672.8万斤,动用包括妇女、儿童及半劳动力在内的民工28.3万人。

综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革命活动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革命轨迹时间跨度较长,覆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其次,党的宣传教育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党引导宿迁人民从原来的被地主阶级愚昧和压迫状态下的未觉逐渐走向翻身求解放的自觉;从少数群众的个体自觉走向群体性自觉,广大宿迁人民最终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战、支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再次,党在宿迁的浴血奋战史见证了党从弱到强、从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比如在大革命时期,党在宿迁的活动是零星的,且缺乏组织性,所以活动周期很短,但起到了星星之火的思想启蒙作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抗日活动的开展、军队干部队伍的培养、民众的宣传等都体现了党对革命规律的科学把握。

[注释]

①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56.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33-237.

③④⑩?宿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宿迁市志(上)[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9:24+32+33.

⑤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宿迁抗战史料汇编(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5.

⑥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83.

⑦⑨宿迁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与宿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357+267.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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