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宗道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侯静欣

内容摘要：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宗道的诗歌一向以“清润和雅”闻名。然而“清润和雅”无法概述其诗作的全部风貌，袁宗道部分诗歌中流露出来的抑郁哀伤之气同样值得关注。这一抑郁哀伤风格背后蕴含着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其诗歌中具体表现为国危民困的政治之忧，死生无常的性命之忧，以及生命受束的身世之忧。考察袁宗道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有助于深入了解其精神追求、人格构成及人生困境，还原袁宗道的真实形象。

关键词：袁宗道 诗歌 忧患意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忧生”与“忧世”并举，[1]揭示出古代忧患诗歌的两大基本主题。“忧世”意识是对国家、君王、百姓的担忧，“忧生”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体的忧虑。袁宗道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既包含关怀国家百姓的忧世之嗟，又包括关注死生性命、生命自由的忧生之叹。

一.国危民困的政治之忧

晚明之际，政教衰颓，士风沦落，文人士大夫追求一己之性情自适，而走向放诞、任侈与纵欲。[2]袁宗道身处这样的时代，不免难舍诸多世俗欢愉的诱惑，走入个人主义的狭小世界。但是儒家正统思想在其精神世界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国家命运、天下苍生的关怀并没中断。

袁宗道年少时见先贤祠，便有“吾终当俎豆其间”[3]之誓，志向颇为高远。不过袁宗道终究只是一位普通儒生，没有旷世救国之才能，也没有建立功业的机会。但是身处朝堂之中，他对国家的种种危机有着清醒认知，并且随之产生了深切的忧虑。《送刘都谏谪辽阳》是袁宗道给被贬辽阳的友人刘为楫的赠别之作。在诗中，袁宗道对刘为楫直言进谏的精神大加赞扬，认同其“立志为诤臣，万死应不悔”的精神气度，还勉励友人要在辽阳建立功名，为国尽忠。除此之外，袁宗道还在诗中表达了对抗倭援朝局势的担忧，其言：“万里调客兵，饷绝兵饥馁。脱巾侮大将，易若捕虫豸。未战心先携，兵骄将复猥。百无一堪用，可恃复安在。”[4]万历二十五年，明朝再次出征援助朝鲜抗击倭寇，任命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任用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大将军麻贵因兵力不足请求增补兵员。其补充的兵源主要来自于北方蓟州、辽东、宣府、大同等地，南方福建、四川、浙江等省。[5]从表面上看，此时抗倭的兵力已比较充足，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袁宗道发现了这背后隐藏着粮饷不足，军纪涣散，兵骄将怠等弊病，真正可以发挥作用的将士少之又少，实际上的战斗力恐怕无法达到预期。袁宗道身为远离战火的京城官员，依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前线战场，显示出他对国家命运前途深沉的关怀与忧虑。

袁宗道所关注的不仅是大的政治事件，还有下层百姓的困苦生活。万历二十二年冬，袁宗道离开公安返回京城，一路上切实感受到了黎民所经历的苦难。在途径河南时，他用诗笔记录下灾害过后当地百姓悲惨的处境，如“怪雀啼村市，饥人窜莽林”，“白骨三家市，青燐一水滨”[4]，真可谓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据记载，万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河南发生水患，百姓无家可归，食不果腹，死亡者无数。诗中所描写的百姓无家可归，饿殍遍布山野的景象皆为历史上的真实情景。袁宗道对当地人民的不幸遭遇报以同情与怜悯，并且于同情怜悯之中夹杂了深深的愧疚之情。他在诗歌中写道：“有情伤暴骨，无计起枯鳞。饱食惭官吏，停车问窭人。腐儒甘脱粟，不敢厌劳薪。”[4]诗人希望能够救生民于水火之中，却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想到百姓正在忍饥挨饿，而自己可以饱食终日，心中便万分惭愧，感觉有负于天下苍生。由此可见，儒家济世思想在袁宗道的心中并未消褪，以百姓之乐为己乐，以苍生之忧为己忧是其一贯的精神追求。

二.死生无常的性命之忧

中国自古便有乐生恶死之传统，人们厌弃死亡，同时厌弃与之相关联的衰老和疾病。然而自然规律一向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没有人可以阻止衰病以及死亡的降临。当发觉生命正在流逝之时，人们总会顿生忧伤哀痛之情。袁宗道一生多次经历亲人离世，他本人也是常年疾病缠身，过早地显示出了衰老的征兆，所以对于袁宗道来说，这种死生无常的性命之忧总是比他人更为强烈。

自古离别最令人沮丧哀戚，生离固然可泣，死别更是戚戚。天人永隔是凡人无法避免的经历，但袁宗道所经历的苦痛显然比常人更加深重。据《袁公圹志》记载，袁宗道在十四岁、二十四岁、三十二岁、三十八岁时，分别经历了母亲、妻子、爱子、女儿的去世。骨肉至亲的早逝如同魔咒一般，困扰着袁宗道的一生。他在诗中也毫不掩盖亲人死亡带给他心灵的伤痛。如《寒食有感》中写道：“荒村鬼火烧枯树，照见一片伤心处。古屋直西黑树林，暗风凄雨愁杀人。堂上姑，堂下妇。短命儿，薄命母。新魂旧魂一处所，老鸱呼风夜啼虎。”[4]这首诗作于万历二十年，袁宗道二子亡故尚不足一年。风雨凄凄的外部环境，兼之禁止煙火的节日习俗，已令寒食节蒙上了一丝阴冷的色调。而祭奠祖先、上坟扫墓仪式的加入，更增添了其悲凉的气氛。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袁宗道自然而然悲悼起了早已去世的母亲和亡故不久的儿子。袁宗道母亲的早逝给他的童年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而宗道两子袁曾、袁登自幼聪颖，袁中道回忆其父曾经令曾、登二孙属对，二孙小小年纪便展露出过人的聪颖，令其父惊异。可见二子在很小的时候便展露了异于常人的天赋，若假以时日，极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所以全家人都对其抱有很高期望。然而在万历十九年，袁宗道携二子上京，数月后二子陆续亡故，令宗道万念俱灰，悲痛欲绝。诗人借此诗悲叹母亲、儿子的死亡，如泣如诉，哀伤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诗人面对亲人死亡的悲痛与无力。

袁宗道至亲多早逝，而他自身也非长寿之人。衰老过早地在他身上显现征兆，疾病侵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年仅四十一岁，袁宗道就离开了人世。在袁宗道的诗中，衰病侵袭，岁月流逝，天不假年的感慨时常可见。宗道在诗中时常描写自己衰老的状态，如“面纹千百条”“白发藏须中”[4]，“衰发萧萧不满梳”[4]，“遂有二毛愁揽镜”[4]，“看看衰症到颐腮”[4]。按年龄来看，诗人仅仅是人到中年，但按面容来看，他早已是皱纹遍布，胡须发白，头发稀疏，垂垂老矣的形象了。衰老症状的出现令袁宗道深切体会到无形的时间正改变着、消磨着自己的肉体生命，他不禁感叹道：“冉冉如流岁，萧萧见在身。忍岁分岁约，同是失年人。”[4]在邻近春节之时，诗人并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如果说新年对于孩童来说意味着要长大一岁，那么对于诗人来说则意味着变老一岁。长大是由弱小走向强盛的过程，衰老则是由强盛走向衰败乃至死亡的过程，所以诗人称自己为“失年之人”。袁宗道这种对自身衰老、时光流逝的敏锐感知与反复咏叹均体现了其对青春消逝、生命短暂、时不我与的无奈与伤感。

袁宗道除了在诗中痛亲人之离世，伤衰病之侵扰，惜光阴之流逝外，还流露出一种人世无常的感慨。李白曾对宇宙与时间的关系进行过思考，他认为天地是永恒不变、亘古长存的，但生长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会随着时间消涨更迭，个体生命如此，整个人类历史亦是如此。在明确了一切都是瞬息，一切皆无定数的道理后，一种人世无常感便会悄然而生。或许因为饱受命运无情的摧残，亦或者是感知到了王朝已濒临末日，袁宗道的诗歌中有时会表露出繁华难以长久，破败紧随其后的感伤。《元宵》一诗云：“筒花开谢何匆亟，马上看花人叹息。不知花笑看花人，转眼豪华也销歇。”[4]相对于人来说，花开花谢不过一场春秋，所以人叹息花生命之短暂。可是相对于永恒的宇宙而言，人的生命不也是如此短促吗？转眼之间，浮华人生便也烟消云散了，一切归于虚无。这是个体生命的最终归宿，也是每段历史、每个王朝的最后结局。袁宗道看到“汉时城郭梁时寺，日炙风吹秋又春。六代风流烟暝暝，三分旧恨水潾潾”[4]，也看到昔日的铜雀台“网户珠帘经几春，缕衣歌扇化为尘。随风惟有台前柳，犹胜当年缓舞人”[4]这些历史遗迹依旧保存着供后人瞻仰，但昔日胜景，风流人物业已消散于历史长河之中，无处追寻。从对个体生命“豪华销歇”的认知，到对历史王朝灰飞烟灭的概叹，都体现了诗人对“无常”的深刻体悟。

三.生命受束的身世之忧

由古至今，世人从未抛却对自由的追求。然而正如卢梭所言，每个人都被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然而纵使人类肉体得到了解放，精神也始终受困于围城。于袁宗道而言，厌恶官场又不得不周旋其中的处境令他对身不由己、生命不自由的苦痛有着充分感知。

袁宗道是在家庭的重压之下选择步入仕途的，这为他今后对官场的厌恶埋下了伏笔。据记载，宗道年轻时“性耽赏适”，本为诗酒风流，自适随性之人。而后他在父亲的一再命令之下，踏上了赴试的道路，终于在二十七岁会试成功，获得了进入官场的机会。而在正式为官之后，袁宗道的厌官心理越发强烈。一方面，“宦海多风涛，绝胜洪河浪”[4]，黑暗的官场，复杂的政局使其如临深渊。在袁宗道看来官场的凶险远胜黄河的惊涛骇浪，每走一步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方面，“驱驰堪自厌，辛苦为微官”[4]，低微的官职，繁重的公务令其心力交瘁。袁宗道认为自己本是“骨粗”、“性懒”之人，闲适散漫、自由自适的生活才是其所追求向往的。然而一入仕途随之而来的案牍之劳，公务之累压抑了他的自然天性。这种奔波劳碌、沉沦下僚的状态是他厌倦官场的另一原因。除此之外，亲人离世的打击引发了袁宗道对为官意义的叩问。在最后一个女儿离世后，袁宗道想到自己做官多年，失去了两子一女，如今落寞一身，倍感心酸苦楚。其实做官与丧子丧女并无關联，宗道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潜台词是数年的仕宦生涯原本就一无所得，如今就连这人世间基本的天伦之乐都被剥夺了，自己孑然一身，还剩什么呢？可见子女丧亡的打击令袁宗道更觉做官毫无意义，枯燥乏味，对官场的厌倦之情继续加深。

面对着凶险万分、劳心劳力、穷极无聊的仕途，袁宗道萌生了辞官回乡的想法。在送朋友归乡时，诗人言“万事无如归去好”[4]其字里行间满是对朋友摆脱功名羁绊，谒告还乡的欣羡之情。万历二十一年、万历二十二年，袁宗道因事回到公安，暂时远离了朝堂政治。这一阶段，他在许多诗歌中流露出对官场的厌弃和对闲适生活的贪恋之情。袁宗道认为自己：“岂是云霄客，居然江海人。”高高的庙堂不是自己的容身之所，偏远的江湖才是自己的栖身之地。在“岁月忧何事，渔樵共此生”，“已拼闲岁月，甘老故乡尊”[4]等诗句中，诗人多次表露自己的仕宦之心愈加淡漠，渴望回归恬静，终老故乡。

尽管袁宗道辞官归隐之心如此强烈，但是他始终没有付诸实践，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长子身份让他无法任性妄为。李贽曾言宗道性格稳实，袁宗道这种稳实的性格可能出自于天性，也可能来自于家庭的塑造。在古代社会，长子通常被寄予厚望，肩负着沉重的家族责任。袁宗道身为长子，从小便被教育要有强烈的担当意识，稳重踏实，坚守本分。袁宗道步入仕途后，被视为家族的荣光，弟兄的榜样，此时他想辞官归乡，是与家庭期望相悖的。所以作为长子的袁宗道始终将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像其弟袁宏道一样潇洒辞官。其次，传统孝道让他无法违背父亲的旨意。袁宗道的父亲一生专注于场屋之业，却屡战屡败，终老于诸生。袁宗道的成功入仕弥补了其父的遗憾，如果袁宗道想半途而废是万万不被父亲允许的。袁宗道曾在给三弟中道的书信中说他非常想回归田园，但是父亲如今未满六十，他回归家乡太早，恐令其不悦。可见宗道为了不打击父亲，只能勉强继续为官。再次，臣子责任让他无法弃官离去。袁宗道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并且性格周慎稳实，所以他一直恪守人臣本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宗道虽素有归隐之志，然一旦被委以重任，便绝不会有丝毫懈怠。万历二十五年，袁宗道充任东宫讲官，每日鸡鸣之时便入内讲习，寒天暑日不曾间断，非常尽职尽责。此时“国本之争”尚未结束，太子之位没有归属。皇帝偏疼幼子，厌恶长子，致使宫廷上下对皇长子朱常洛多有怠慢，就连东宫讲官久不获补也无人问询。处此危疑之际，袁宗道不忍离去，遂全心全力辅佐皇长子，最终病逝于工作岗位上。可见身为臣子的责任与道义阻碍了袁宗道的归山之志。最后，生计需求让他无法洒脱归隐。袁宗道并没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洒脱精神，在他看来，为了衣食无忧而屈心抑志未尝不可。他不奢求自己可以像白居易一样富贵显达，只希望能够衣暖食饱，不必乞求他人。袁宗道虽然崇尚陶渊明，但是他直言不能接受像陶渊明一样垂垂老矣之时缺衣少食，所以通过做官维持基本的生计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在欲归不得归的处境下，袁宗道的身心饱受煎熬，痛苦的情绪缠绕其左右。袁宗道诗歌中对其仕宦生涯有着精准的形容，其言：“投身冰火聚，谁能自腾骞。我生阅新春，已历四十番。阑入朱紫丛，驽马随鹏鹍。寒热穿骨髓，忧畏攻心魂。有似鱼入网，又类雉居樊。”[4]在袁宗道看来，这多年的为官经历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冰寒火热之感早已深入骨髓，忧愁畏惧之情时刻萦绕于心。自己好似一匹驽马误入鹏鹍之中，显得无所适从，又如同网中之鱼、笼中之雉一样得不到丝毫自由。诗人借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抒发了自己受困于官场不得解脱的悲哀，其生命被压抑束缚的忧伤跃然纸上。

本文通过对袁宗道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的分析，对袁宗道的精神追求、内在人格及人生困境有了更深入的把握。袁宗道在精神上期许国家振衰起弊，百姓安居乐业，家庭安乐和美，个人自由自在。他具有正统儒家君子人格，渴望济世匡时、保国安民，为君尽忠，为父尽孝;也受到晚明风气的影响，有着与时代相适应的自适人格。袁宗道的痛苦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矛盾，以及儒家人格与自适人格的相互冲撞。通过对袁宗道个人忧患之思的考察，我们能够管中窥豹，进一步了解公安派和其他晚明文人的思想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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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宗道著，孟祥荣笺校.袁宗道集笺校[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12，51，51，7，15，71，38，79，33，19，40，83，1，50，3，34，15.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