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海美专的上海院校设计教育与城市软实力提升研究（1927—1937）

陶猛 李光安

摘要：为探究1927—1937年上海院校设计教育对城市软实力提升的影响及其具有的社会意义，文章从上海美专入手，以城市软实力的表现层为出发点，运用PEST分析法，围绕政治策略（P）、经济环境（E）、社会文化（S）、科学技术（T）四个维度进行探究，分析1927—1937年上海院校设计教育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此时期上海院校设计教育主要从哪些方面影响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美专;设计教育;城市软实力;PEST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9;J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8-0-04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工商业等硬实力的发展，“美育”教育理念的提出，以及新文化运动对思想的解放，为近代设计教育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同时大量洋货涌入上海，极大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近代城市的软实力也开始孕育，上海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从而推动了设计教育的发展[1]。

在此背景下，上海创办了一批艺术院校，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下文简称“上海美专”）、上海艺术师范大学等，上海美专在当时的艺术院校中极具代表性。

1 上海美專的设计课程与教学目的

1920年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提出增设工艺图案科（工艺图案系），“图案设计”的概念是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国内的，在当时可能意味着工艺和设计。1925年，上海美专正式开设工艺图案科，在此之前主要开设暑期班。而开设此专业的主要原因有3个：首先，国货与洋货竞争时，往往显得粗陋而缺少美感;其次，蔡元培提出了“美育”的教育理念;最后，刘海粟等人经海外考察后对该学科有了一定的认知。

在教学宗旨上，上海美专以实用为导向，为促进工商业发展，缩小国货与洋货的差距，致力于培养具有艺术审美的应用型人才。

在设计课程上，1920年工艺图案科的课程（见表1）可分为3类：理论课、基础课和专业课。虽然此时处于初创探索时期，课程设置较为简单，但已显现出工艺图案科的应用型性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政治会议教育组通过了教育改革方案，“加设实用艺术课程，以助工商业之发展”，上海美专也于1933年重新拟定了工艺图案科的课程及章程。最初，工艺图案科拟分为广告图案组与工艺美术组，随后工艺图案科改为图案系，保留广告图案组课程（见表2），其课程较20世纪20年代更加完备[3]，分为专业课、基础课和公共课。

由上述课程可以明确20世纪30年代后上海美专图案设计课程的特点：首先，课程融合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教学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特点;其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用性。

总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美专设计专业主要是为工商业培养设计人才，以提升国货商品的竞争力。虽然美术社团和企业也培训设计人员，但学校教育仍是上海设计教育的主体。上海美专的毕业生在助推上海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助力了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如郑慎斋、俞创硕等人就为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2 设计教育对城市软实力提升的意义

199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明确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后来对其进行了补充，并陆续发表《信息时代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硬权力与软权力》等著作进行深入阐释。他所提及的软实力主要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即“国家软实力”，这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关注，马庆国等学者总结了软实力的3个层次：目的层、表现层、资源层[5]。

随着软实力概念的发展，一些学者类比“国家软实力”，提出“城市软实力”，并用于提升城市实力和城市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陶建杰博士根据软实力的3个层次，通过投射法类比“国家软实力”，得出与表现层相关的关键词，包括“感召力”“创造”“吸引”“影响”等[6]。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设计教育对城市软实力有怎样的意义？下文从城市软实力表现层角度出发，探讨这一问题。

2.1 国货运动：社会凝聚力

近代以来，洋货的不断涌入加剧了国内经济的衰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团结社会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1933年，上海已成为国货运动的中心，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1937年分别被定为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市民国货年、公务员国货年。

此时期的院校、美术社团和企业已经培养了一批设计师，他们多数为工商业服务，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以广告设计为例，为提升产品的销量，设计师为商家设计国货广告，并在广告中注入爱国主义情感，标上消费国货就是爱国的符号，同时也会设计与爱国相关的图案，如上海一心牙刷厂广告：“雪国耻，要一心团结;刷牙齿，要一心牙刷。”

总之，在国货运动中，设计师会以情感式引导来宣传国货，有意将国货与国家危亡联系起来，告诉消费者购买国货是爱国行为。这种宣传国货的设计方法有效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团结大众、宣传国货和一致对外的目的。

2.2 校企合作：经济创造力

20世纪20年代，随着设计教育的兴起和对设计人才的有效培养，国货的竞争力逐渐提高，经济社会逐渐发展。为进一步增强设计的经济创造力，上海美专开始与社会机构合作。

1933年，刘海粟开始与上海的工商业合作，探索校企合作模式，以帮助学生就业和为社会创造价值。此外，1935年1月1日，上海美专在校内举办了第44届学期成绩展览会，主要展出图案设计作品，如蜡染图案、建筑装饰、日用品图案等，并与上海数十家工厂签约;1937年1月12日，上海美专与大新公司合作举办图案展览会，展品来自图案系学生的作品和国外图案设计参考品，这场商业性质的展览会直接面向消费者，积极适应市场需求[3]。设计的目的正是为大众服务，价值创造也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

综上所述，上海美专向社会展示设计教学成果并与企业合作，将設计人才和作品推向社会，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上海经济创造力的不断提升。

2.3 美术设计：城市吸引力

上海设计教育的逐步兴起，平面、产品、服装等设计的繁荣，全方位、多层次地带动了上海设计行业的发展。设计人员在为工商业服务的同时，不仅向其他地区的人宣传上海的产品，也向其展示了上海大都市的魅力，从而加速了上海城市吸引力的提升。这种魅力是城市软实力建设的关键点：良好的城市吸引力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种吸引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地区居民的吸引力，产生的结果是外来人口不断增加。

上海较好的城市形象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前来。设计从业者为上海工商业设计的产品、包装、书籍、广告招贴等，助力了上海城市吸引力的提升，其影响不容小觑，是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概言之，开展设计教育是培养设计人才的手段，也是提升城市软实力的一种路径。1927—1937年是民国最繁荣的时期，设计教育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更是助推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3 影响上海美专设计教育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因素

1927—1937年，众多因素影响着设计教育的发展，利用PEST分析法分析当时的宏观环境，从政治政策要素（P）、经济环境要素（E）、社会文化要素（S）和科学技术要素（T）出发，以每个要素中的主要因素为切入点，探究该要素对上海美专设计教育和城市软实力的影响。

3.1 政治政策要素：教育法规使教学课程得以优化

民国时期逐步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系统的艺术教育法规体系，较好地规范并促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初创时期（1912.1—1912.11）、发展时期（1912.3—1927.3）、成型时期（1927.4—1937.7）、抗战时期（1937.8—1945.8）和恢复时期（1945.9—1949.9）[7]。

1927—1937年是艺术教育法规的成型时期，与之相关的法规有《大学院艺术教育研究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艺术专科学校及大学艺术科系招收新生暂定办法》等。这些法规的颁布直接影响了上海美专的设计教学，如上海美专1933年工艺图案科的课程设置为3学年，源于《修正专科学校规程》第二条规定“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2年或3年”，而且第八条规定了必修课，如党义、军事训练、国文等，以及第九条要求专科学校采取学分制[8]。此外，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了教育改革方案，提出“加设实用艺术课程，以助工商业之发展”。这为上海美专设计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学校也在1933年重新拟定了工艺图案科的简章和课程。

总之，当时的教育政策在同时期上海美专的教学中可寻得踪迹。教育法规的顶层设计，规范了当时的设计教育，从而提高了毕业生的综合能力，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为毕业生更好地服务社会、提高城市软实力作了相对充分的准备。

3.2 经济环境要素：工商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增长

1927年之后的十年，国内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政府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工商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国内经济也逐渐恢复，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但是，上海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与设计从业人员的不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矛盾，要处理这个矛盾首先要增加设计行业的从业人员，使矛盾双方处于动态平衡，这与20世纪30年代初教育改革方案的通过、上海美专图案系的建立相呼应，也为设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催化下，上海的工商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各种因素，上海逐渐成为我国交通运输枢纽、近代轻纺工业基地、内外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1927—1937年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工商业蓬勃发展，上海城市实力不断提升，为设计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同时工商业的发展与设计人才的不足产生矛盾，恰好为设计教育的发展与城市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3.3 社会文化要素：商业文化影响的教学理念

上海开埠之后，迅速涌入的西方文化与江南文化相交融，形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上海美专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其传授的文化和思想受社会现状和主流文化影响。从当时上海的社会和文化层面考虑，对设计教育理念影响较大的是海派文化中的商业文化。

商业气息始终围绕着上海美专的设计教学。对于设计课程，上海美专20世纪30年代以前以模仿国外为主，如日本、法国，之后开始本土化教学，但商业气息一直蕴含其中。而且，30年代刘海粟为配合教学计划，开始与工商业合作，探索校企合作模式。

对于设计教学，教师需要具有实践与教学经验，从而凸显课程的商业性。因此，刘海粟曾写信至上海新丰印染厂：“我校工商美术科的染织图案课程缺乏专家讲授，你厂陈克白先生对这门课程是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的，所以我们聘请他来校兼任。”[9]聘请的企业设计师除陈克白之外，还有张光宇、李咏森等人。

综上所述，上海美专处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社会环境下，而且商业文化围绕着设计专业的教学理念，推动了学企合作路径的探索，丰富了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途径。

3.4 科学技术要素：先进印刷术助力艺术教育

上海开埠之后成为西方文化和技术的聚集地，外国人在带来先进印刷术的同时，开办了印书馆，如墨海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等，西方的印刷技术自此在国内普及，促进了国内文化和思想的传播。

在西方石印、铅活字印刷等技术传入国内后，艺术类书籍大批量出版的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对艺术领域来说意义非凡。而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并始终追求先进的印刷方式，因此它在印刷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黄一迁博士的研究，1912—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6 083册书籍，艺术类518种，共1 021册，占比5.46%，总排名第5（共10类），而最初的两年艺术类书籍非常少[10]。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类书籍的出版量有所增加，也反映出在“美育”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对艺术的关注度逐步提升，这对艺术教育的影响不容小觑。

20世纪初艺术教育的教材非常稀少，對此，1924年刘海粟回忆道：“新学制颁布以后，商务印书馆编著各种新的教科书。王云五、朱经农两位先生再三命我作图画教科书。”[11]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印刷行业的代表，它的参与加速了设计教育的发展，也间接推动了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4 结语

1927—1937年，上海的设计教育同国内经济一样蓬勃发展，设计教育作为时代的产物，自然也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当时对其影响最大的是为促进工商业发展而开展的国货运动。上海美专在上海众多艺术院校中极具代表性，基本可以反映出当时上海院校设计教育的基本情况。

在此背景下，以上海美专为代表的上海院校，其设计教育对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提升不容忽视，培养设计人才正是提升上海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上海艺术院校存在的目标与创办上海美专的3个目标一样：首先，研究高深艺术，培养专门人才，发扬民族文化;其次，造就艺术教育师资，培养国民高尚人格，促进社会美化;最后，造就工艺美术人才，辅助工商业发展国民经济。其不仅在于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还着眼于更大的格局，与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救国”思想相呼应。

参考文献：

[1] 郭承波.论20世纪前期上海商业美术设计教育的多元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3）：96-98，162.

[2] 夏燕靖.上海美专工艺图案教学史考[J].艺术学研究，2010（2）：73-141.

[3] 黄建平.百年上海设计[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507，628，632.

[4] 吴嘉祺.民国时期上海艺术设计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5] 马庆国，楼阳生.区域软实力的理论与实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2.

[6] 陶建杰.传媒与城市软实力[D].上海：复旦大学，2009.

[7] 宋姣，夏令蓝.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法规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9（2）：180-185.

[8] 张援，章咸.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128-129.

[9] 胡光华.民国时期上海高校工艺图案学科的建设与结构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4（2）：4-14.

[10] 黄一迁.美术史中的商务印书馆[J].美术，2016（4）：102-105.

[11] 乔志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美术之发展[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7（2）：20-24，161.

作者简介：陶猛（1996—），男，河南漯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与媒体设计。

李光安（1963—），男，河南安阳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品牌文化与视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