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者养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黄宇 王晓利 陶琳琳

摘 要： 培育生态旅游者是发展生态旅游，缓解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环节。本研究从我国典型的生态旅游项目中选取生态旅游者样本，运用“重要生命经验”研究方法，探索其在生命过程中形成环境友好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生态旅游者的养成可归结为10种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生态旅游者生命历程中的不同时期产生影响。其中，组织因素是生态旅游者养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主要影响来自包含自然体验活动的教育培训。因此，应提供有组织、有计划的自然体验学习，在不同生命阶段采取针对性的自然体验学习策略，从而促进生态旅游者的养成。

关键词： 生态旅游者;重要生命经验;自然体验学习

中图分类号：X-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2）05-0087-11

作者简介：黄宇，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比较教育;王晓利，合肥市六十二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为地理教育、环境教育;陶琳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和比较教育。

生态旅游是指基于自然、可持续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旅游[1-3]。作为一种新兴旅游形态，生态旅游旨在引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蕴含环境教育的功能，已成为当前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模式。但在国内诸多旅游实践中，生态旅游的价值并未得到发挥[4]。

引发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如何造就具有高素质、责任感强的旅游群体……需要认真对待”[5]，培养出更多环境责任感强的生态旅游者，是支撑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协调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6]，也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有益支撑。

一、文献综述

生态旅游者是生态旅游活动的主体，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生态旅游者的概念。易格斯（Eagles）认为，生态旅游者指愿意前往可以提供自然体验的原始自然环境旅游的人群，其目的是观察、体验和了解自然[7]。巴兰庭（Ballantine）和易格斯（Eagles）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生态旅游者，除具有社会动机（通过旅游来了解自然）和景区吸引力的动机（参观原始的未开发区域）外，还会将行程中33%的时间用于生态旅游体验[8]。佩吉（Page）和道林（Dowling）从消费偏好出发，认为生态旅游者指喜欢生态旅游相关商品和活动的旅游者[9]。莱安（Ryan）等强调生态旅游者对自然交流的重视[10]。钟林生等和曾菲菲等强调生态旅游者道德上的环境责任感[11][22]。同样，鹿梦思等强调生态旅游者对自身行为的自觉约束，认为这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与当地文化[12]。

关于生态旅游者的特征，现有研究多从生态旅游者和普通旅游者的区别展开讨论。例如，生态旅游者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点：（1）多集中于中青年群体;（2）受教育和收入水平较高;（3）出游时间无明显季节偏好;（4）日常生活中会关注环保问题;（5）相对于传统酒店，更偏爱有特色的住宿设施[13]。此外，生态旅游者更喜欢接近自然的体验[14]，比一般大众观光旅游者的环境意识更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高[15]。关于普通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者差异的相关研究[3][16-23]，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生态旅游者和普通旅游者的本质差异主要集中在表层的行为方式、特点以及深层的意识和动机等方面。具备不同的旅游动机、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生态旅游者和普通旅游者的差异即在于此。但是，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受不同人生阶段的某些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奠定生态旅游者的“本底”，改变其旅游动机、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最终使其成为生态旅游者。现有研究对旅游者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关注较多，例如，一项包含555个样本的研究揭示，生态信念与生态旅游服务支付意愿、生态旅游行为间均存在显著关系[24]。但是，对于不同人生阶段有哪些促进个体旅游动机、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转变的“本底性”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关注较少。基于此，本研究拟以我国生态旅游活动群体中的典型生态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了解其生命历程中影响其成为生态旅游者的“重要生命经验”，从而揭示不同阶段生态旅游者养成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从质性研究范式，采用重要生命经验（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SLE）分析方法，探究在生态旅游者生命历程中对其旅游动机、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转变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首先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确定典型的生态旅游者团体（N = 85）作为抽样范围。然后，根据该团体重要关系人（团体所属组织的负责人）的分级，选定其中20人作为典型样本，使用环境态度和行为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由态度和行为测量两部分组成，共22个问题[25][26]。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100%。最后，依据“具有正向环境行为”和“生态取向的环境态度高于样本平均水平”标准，选取8个研究样本，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同時广泛收集研究样本的周边相关资料，如日记、笔记、网络博文等，作为访谈的补充和三角验证的依据。

资料编码与分析是数据处理的重要环节。将访谈资料整理成逐字稿后，通过编码确定核心概念;相同的核心概念形成后，抽取中心主题，并根据中心主题进行归纳和整理。编码具体步骤如下：

（一）阅读与标记

研究者阅读初步整理的文本资料，并用底线标记属于重要内容的文字段落。

范例：小时候，家乡周围田野里到处是野兔、野鸡，麻雀总是叽叽喳喳，后来慢慢长大了，记忆中的鸟叫声越来越远，野生小动物更是很少见到，甚至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嬉戏的小河的水也越来越混浊，最后终于断流了！

（二）分析诠释

研究者针对标记的文字进行分析诠释，并形成初步概念。

范例：小时候，家乡周围田野里到处是野兔、野鸡，麻雀总是叽叽喳喳，后来慢慢长大了，记忆中的鸟叫声越来越远，野生小动物更是很少见到，甚至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嬉戏的小河的水也越来越混浊，最后终于断流了！（经常接触自然环境）

（三）编码

针对阅读标记过的文字段落和分析诠释得到的初步概念，依照编码表进行编号。资料编码设计有利于后续分析及追溯原本资料的便捷性;编码内容包含研究对象代号、访谈时间及分类项目序号。

范例：小时候，家乡周围田野里到处是野兔、野鸡，麻雀总是叽叽喳喳，后来慢慢长大了，记忆中的鸟叫声越来越远，野生小动物更是很少见到，甚至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嬉戏的小河的水也越来越混浊，最后终于断流了！（有接触自然的经验）（FIa20210314-E1.1）

在有意义单元资料的编码处理后，比较协同编码员的编码结果，进行编码校对，以增强研究信度。

（四）编码统计

编码后，研究者综合、归纳并比较不同资料诠释的概念，在个别资料的概念或主题间找出异同之处，更深层地检视概念与概念间的关联性，同时进一步修正或统合概念、主题，直到每位参与者的每个分析单位都可以被恰当归类;完成编码录入后，进行相关概念或主题下原始资料一致性的检视。

以上四个步骤首先由两位分析员平行展开，然后交叉核对，形成最终编码，以确保研究资料分析的准确性，进而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研究结果和分析

通过分析访谈结果，将影响生态旅游者养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归纳为10项（如表2所示）。

根据10项影响因素在研究对象不同生活时期的分布情况，可整理出生态旅游者养成影响因素的生命年表[27][28]，如表3所示。从生态旅游者的生命历程看，在他们的幼年和基础教育时期，接触大自然的经验和家庭两项因素被提及，但接触大自然的经验这一因素更为突出。而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时期，居住地的负面经验、环境问题、教育、传播媒体、组织、重要他人、社会正义这7项因素被提及，各项因素的影响比较均衡，没有特别突出的影响因素。在他们进入社会生活后，组织、环境问题、职业、传播媒体和重要他人这5项因素被提及，其中，组织因素的影响力最为显著。

关于组织因素的影响，从数据中可以看出，8 位受访者中有7位提及自己在组织中的活动经历促进了自身环境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回顾以往重要生命经验的相关研究，组织因素最早出现于彼特森（Peterson）的研究结果中，专指环保组织[29]。彼特森的研究中有18%的人提到组织因素的影响，查拉（Chawla）的研究中则有高达55%的受访者认为组织因素对其影响最大[27]。在本研究中，亦可看到组织因素在8位生态旅游者的重要生命经验中的凸显。同时，组织因素的影响更多被提及是在受访者结束学校教育步入社会后，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被提及的较少，在基础教育阶段更无人提及。由此可见，在相关组织中的生活经历是影响生态旅游者养成的关键因素，但这种影响更多集中于生态旅游者步入社会生活后。

接触大自然的经验这一因素，亦有4 位受访者提及。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无论年龄、种族或性别，接触大自然的经验都是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7][28]。本研究中也可看到类似情况，即生态旅游者的养成与其接触大自然的经验有重要关联。但研究发现，接触大自然的经验主要在受访者的基础教育阶段发挥作用，而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生活阶段无人提及。

另外，环境问题和传播媒体也对生态旅游者养成有重要影响，在本研究中的提及率与接触大自然的经验相当，分别在高等教育阶段和社会生活阶段被受訪者提及，在高等教育阶段被提及更多。对环境灾难、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忧虑和厌恶的情感体验对个体环境态度和行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30]，能够引起生态旅游者的共鸣，并提升环境正向行为的动力。传播媒体的影响在国外研究中很少被讨论，但在本研究中的提及率与环境问题因素相当，这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对大众的正面影响。而受访者在高等教育阶段和社会生活时期才提及这些因素的影响，表明在个体具备较强理性思维能力，已形成较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对环境变化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和分析的情况下，这些因素才会发挥较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环境质量和传播媒体对环境议题的报道质量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受访者年龄大多在40～50岁，对这一转变有亲身体验，这无疑给他们的生命经验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居住地的负面经验也为上述分析提供了证明。国内外研究表明，负面环境经验是激发个体采取环境行动的重要因素[28][30]，但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条件。因为儿时心爱的自然环境或居住地环境遭受破坏、退化或消失，美好的记忆遭到破坏，从而感到心痛、愤懑，进而采取行动的生命成长过程，一方面需要具有生活环境变化的经历，另一方面需要具有感受、比较、分析和反思环境变化的能力。这种经验是从未离开乡土的当地人很难获得的，常常发生在个体离开长期生活的家乡，到外地接受高等教育或步入社会生活阶段。这也是居住地的负面经验这一因素只在高等教育阶段和社会生活时期才被提及的可能原因。

教育因素对受访者的影响并不突出，只有3/8的受访者提及教育因素在其接受高等教育阶段的影响，并且集中在正规教育方面。无人提及非正规教育因素如博物馆、科技馆、校外服务等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由此可见，目前中小学教育和校外教育因素对生态旅游者养成的作用非常有限。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有限作用，许世璋认为，这表明在重视升学的教育体系里，身为社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得到教导，也反映了正规教育体系中环境教育的严重缺失[28]。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化，环境教育进一步受到重视，这种情况也得以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非正规教育因素在生态旅游者养成历程中的缺位问题。非正规教育在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相较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更重视主观能动性、责任意识、道德感、价值观的培养，本应在养成包括生态旅游者在内的环境公民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未来如何发挥非正规教育的优势，为生态旅游者养成提供更多支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重要他人是指言行举止或事迹对受访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作者、社会人士、领导人等，但不包括正规教育中的教师。本研究中，有25%的受访者认为这些人对他们产生了影响，而且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和社会生活时期。重要他人一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非凡的情绪感染力，是激发和维持个体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但在本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缺乏模范式、典型性的生态旅游榜样人物，另一方面反映了相关团体和组织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升公众影响力，强化跟随效应，让一般大众了解、认同、参与生态旅游活动。

另外，有个别受访者提及家庭、职业、社会正义的影响，但在本研究中的提及率均只有 1/8。家庭的影响主要来自父母或其他亲人的言行熏陶，在前人研究中，家庭被认为是形成环境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30]，但在本研究中，只在受访者陈述幼年和基础教育时期的影响时被提及一次。由此可见，在我国生态旅游行为养成过程中，家庭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近年来，随着亲子型自然教育活动在我国兴起，这种现象是否得到改善有待进一步观察。一般认为，职业因素是个体环境态度和行为养成的重要因素，从事相关职业能更好地促进个体环境态度和行为的形成。例如，帕尔默（Palmer）等在 1998 年开展的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参加工作一段时间后的成年人群（30岁以上）更多地受到职业影响而形成环境行为[31]。但在本研究中，职业因素只在受访者陈述社会生活时期的影响时被提及一次，这说明其对生态旅游者养成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对从事如回收和废弃物管理、污染与辐射、运输、土地利用、自然保育、环境教育等环境相关职业的人来说，职业也不是影响他们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27]。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果纠正了环境相关职业经历和环境行为呈正相关的一般认识。相对而言，社会正义的因素在本研究中的低提及率值得引起深刻反思。从环境主义角度看，达成社会性的环境正义应当是环境教育的根本指向，也是生态旅游的重要驱动，但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多少中国生态旅游者认同这一点。相比之下，西方的环境行动者更多受到 “社会正义”的影响[32]。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环境行动者可能更多基于“经验”“感受”“体会”等较为个体化和具象化的驱动力，尚未普遍受到如西方环境行动者那样的理性认识驱动。

利用对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和个人笔记、网络记录等，本研究试图进一步分析组织因素对生态旅游者的影响主要来自哪些方面。7位提及组织因素对自身影响的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表示，在组织中接受的包含自然体验活动的相关培训使其对生态旅游的理念有了系统的理解，并愿意在实际户外生活中努力践行。如受访者b所说，“接受培训之后不断督促自己和鼓励别人做出对户外友好的行为。因此关注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出行，如何与环境良性互动，如何进行环境教育，如何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不只在户外，同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坚守我们组织的生态旅游原则，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组织、践行生态旅游。”

除直接的理念传达外，组织提供的培训还“唤醒”了受访者的环境意识，促使受访者把原有的“萌芽”培育成理性的思考。受访者c清楚地回忆了自己所获知的组织理念和行动概念，慢慢地从“从未融入到大自然的清新怀抱中”，到“用心去感受大自然、体会大自然、触摸大自然”，通过培训逐渐从内心理解组织理念，发现和理解自然。“野外的夜晚，我猛然发现原来每个人都那么渴望安静，渴望大自然，渴望这如水的夜色。耳边的虫声由远到近，环绕着我，我能感觉到有一只虫仿佛也在从不同角度默默地观察我们这些陌生的来客。……想想其他人，想想那些自然界真正的主人。”这种情感上的转变无疑为个人生态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此外，组织提供的培训还冲击和“重构”了受訪者的价值观，促使受访者转变原有环境态度和行为动机。例如，受访者d在接受组织培训前有着丰富的户外活动经验，也因此形成了一些固有的认识，但组织培训让受访者 d 改变了这些认识。受访者d表示，接受培训让自己看到“我之前的想象，纯粹的登山技巧和户外用品的比拼，甚至是极度自我关注的极限体验，在此时都显得有些浅薄和矫情”，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深生态学”的思想启蒙。“似乎是那样一种诗情画意，它不断地呼唤你的原始记忆，怂恿你探寻既熟悉又陌生的自然，并与之亲密接触”。先前经验与所获新知的冲突，为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做了铺垫，从而带来观念的转变，“体验了一场思想革命的风暴”，并且促使受访者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作出承诺：反省自己曾做过的破坏自然的行为，思考自己作为倡行者的职责、感悟，作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新价值观、新世界观。同样地，受访者e早在加入相关组织前就已接触生态旅游知识，曾自发地在户外旅游中贯彻自己所理解的行为准则，即不在野外抛弃不可降解的垃圾。参加培训后，他形成了新的认识：生态旅游需参与者拥有一份情怀，更重要的是“尊重”。他在笔记中写道：“究竟为什么要环保？也许，我们无法要求人们举步常看虫蚁，但求勿以善小而不为。环保不是出于泛滥的爱心，……而是基于一个很简单、很基本的出发点‘尊重，尊重其他生物、其他人的利益。自然环境很美也很脆弱，我们有权利享受，但不应破坏，如果破坏，就会伤害别人同样享受自然的权利。户外环保从心开始，多一些了解和关注，可能就会产生热爱;因为热爱，就会保护。尽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可以不去山野捡拾垃圾，但要做到不在山野丢弃垃圾。很多时候，举手之劳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身边人，再小的力量也是一种支持！”这样的感悟显然包含尊重自然的态度与促进正向环境行为的动机，是原有认识的重组和升华，反映了受访者自身思想和行动上的改变。类似的心路历程也可以在其他受访者的访谈中看到。

四、结论和讨论

研究表明，对生态旅游者有重要影响的生命经历可归结为10种，按提及率排序分别为：组织、接触大自然的经验、环境问题、传播媒体、居住地的负面经验、教育、重要他人、家庭、职业和社会正义。这表明，生态旅游者的养成是多种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可通过影响旅游者的个人认知、共情力、信念等内部因素，促进一般旅游者转变旅游动机，形成正向环境态度，消除负向环境行为，使得更多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发生，从而转化为彻底的生态旅游者。

同時，研究也揭示，不同因素在受访者不同生命时期的影响力不一致，这也表明生态旅游者养成的过程是许多生命经历交叉影响的结果。但是，在这一交叉影响过程中，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生命经历不一致。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影响生态旅游者养成的因素更为多元化，更难找到主导因素。但如果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受访者的整个生命历程，可以发现，组织因素和自然体验是生态旅游者养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而组织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教育培训施加的。这验证了教育干预在环境学习方面的积极作用[33]，也验证了先前对中国大学生和环保团体成员的研究成果[28][34]。接触大自然的经验是形成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7][29]，而环境组织对环境公民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27][35]。如坦纳（Tanner）所言，假设可以发现明确的重要经验，足以塑造成年时期的环境态度及环境行为，那么环境教育者或许可以深入研究其可行性，在教育过程中复制这种经验[30]。因此，为中国旅游者提供有组织、有计划的包含自然体验要素的教育干预，可有效地推动他们成为生态旅游者。在中国环境教育的发展和实践中，应更多关注有组织的自然体验学习。

通过教育改善环境态度，可让更多人成为生态旅游者[36]。在学校教育中的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心理成长中的体验学习，还是道德体验学习，都对学习者相关态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促进了良好行为的发生[37-39]。显然，体验学习可以促进相关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自然体验学习注重自然环境的教育价值，主张将自然环境作为直接体验的资源，通过一系列教学情境的设计使体验者直接接触自然环境。通过自然体验学习的过程，可促使个体对原有环境态度和行为进行调整和发展，成为生态旅游者。由此可见，自然体验学习可成为培养生态旅游者的干预手段。

在理论上，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基于自然体验的各种活动在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研究也表明，有组织、有计划的自然体验学习对生态旅游者的养成具有关键作用。这也为在现实中有意识地培养生态旅游者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从广泛意义上说，研究结果不仅为如何培养生态旅游者提供了参考，也为普通环境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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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Eco-tourists

——Analysis Based on Important Life Experiences

HUANG Yu 1， WANG Xiao-li 2， TAO Lin-lin 3

（1.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Hefei No.62 Middle School; 3.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eds to cultivate ecotourists is the key to develop ecotourism an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aper selects samples of ecotourists from typical ecotourism projects in China， and us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important life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key influential factors in form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the whole life proces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ecotouris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teraction of ten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experience of contacting nature in childhood， family values， and collective activity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which affect ecotourist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ir life. Among them，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 is an important on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cotourists， and its main influence comes fro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cluding natural experience activities. Therefor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well-organized and planned natural experience learning， and targeted natural experience lear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at different life stages， 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ecotourists.

Keywords： Eco-tourists; Important Life Experience;  Natural Experience Learning

（責任编辑：王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