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交易形式考辨

刘森林

关键词﹕明代;江南;家具;交易形式;交易群体

摘 要：在全球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百年历程中，由于历史材料疏阙，有关明代家具断代、产地、匠师、工具、价格、交易形式等挑战性问题迄今乏人问津。基于此，文章聚焦明代江南家具的交易形式，钩沉并归纳了交换、坐艺、兜售、店肆、借用、馈赠、贿赂、典质八种与书画古物近似的交易形式，通过对家具交易的类形、性质、差异以及赏鉴和好事两大交易群体的检视，考辨市场需求扩涨和供给短缺的博弈，在文献类比和互证中，证明髹漆和硬木家具在生产、交易、流通、消费、圮毁这一循环链中的事实。

中图分类号：F40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5-0058-11

Research on the Trading Forms of Furniture in the Ming Dynasty-Centered on Jiangnan Trading Groups

LIU Sen-lin （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Key words：Ming dynasty; Jiangnan area; furniture; trading form; trading group

Abstract：In the century-long course of global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 research，due to the sparse historical materials，there is no discussion on the challenging issues such as dating，origin，craftsmanship，tools，prices，and transaction forms of the Ming Dynasty furniture. On the basis of above reasons，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action forms of Jiangnan furniture in the Ming dynasty，analyzes and summarizes eight transaction forms similar to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tiques，including exchange，sitting，peddling，shop，borrowing，gift，bribery，and pledge. Through the inspection of the form，nature，difference of furniture transactions and two trading groups of Connoisseurs and Doers，it also discriminates the game between market demand expansion and supply shortage. In the literature analogy and mutual proof，the article attests to the fact that paint and hardwood furniture are in the circular chain of production，trade，distribution，consumption，and destruction.

在世界公認的书法、绘画、雕塑、器物四大中国传统艺术类别的矩阵中，家具是继瓷器、青铜器、佛像后全球艺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焦点，是文化遗产的重器和公私购藏的热点。1922年法国奥迪朗·罗奇、赫伯特·塞斯辛基的中国家具著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家具研究开启了自觉的新纪元。1944年德国古斯塔夫·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1971年美国安思远《中国家具：明到清早期硬木家具实例》的出版，象征着欧美学人历经半个世纪，突破了400年来自发性的猎奇和文化想象的徘徊，建构了较完整的明清家具的学术体系。王世襄行进在艾氏的故径中，又借鉴安氏有关家具类别、时期、案例的思路，1986至1992年推出的对明至清雍正间明式家具概念和风格研究的著作，宣示了母国研究在全球家具话语体系中的崛起。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趋于沉寞，对此，原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柯惕思认为，中国的大部分资料不能算真正的研究，大部分爱好者对研究没有兴趣，“这样氛围下做研究是浮躁的”。1所言堪为的论。一般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价值，即存在于人群心中、左右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心理层面的文化;制度文化介于心理文化和实物文化之间，内核偏向心理层面，外在形式偏向实物层面;实物文化属于直观的表层，是一个民族内在价值观的外在表现。不过，心理、制度、实物三个层面的文化既彼此交错地构成有机整体，又有相互融通的空间。审视北宋欧阳修、吕大临、米芾等开启的金石学源头，实际上是辅助经史校勘的格物致知，南宋赵明诚、赵希鹄，元代周密、赵孟的分类、著录和考校等一脉相承。曹昭的《格古要论》延续并融合了宋元格致敏求和赵希鹄《洞天清录》辨赏的两种范式，以古物的真赝为要义，一如其序所言，“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四库馆臣说其“皆能剖析微至，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指掌了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2200多年后，《遵生八笺》《清秘藏》《长物志》等著述中的格物已式微为符号。终明一代，从明初曹昭到晚明李日华鉴赏器物的清单中均无家具3，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格古的习性，另一方面为回避直白化。而高濂、文震亨写作中屡现的家具，体现了认知转向、雅俗鉴辨和刓方就圆的现实诉求。目前在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认识到器物不仅仅是我们追踪中心文化问题的线索，它们自身即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各种行为和沟通中。这一认识激发了对物品进行更深入复杂的分析”。4从全球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看，艾克以实测结构作法来厘定类型和形式，安思远运用案例比较法求证差异和特征，丁文父则于实证中运用类比法。此外，高居瀚、单国霖有关明代艺术家的生活、艺事和交易的研究5，柯律格在跨越学科边界中展开的商品流通、消费和赏析的场景，赋予了艺术史生动的立体感6，这些对讨论明代家具的交易活动颇有启发，因为家具与书画古物的供需、流通和交易存在近似的特征。由此可见，采用何种方法，应取决于对象、条件和目标。本文引入艺术社会史学的思路，试图在家具交易材料和证据的多重比较中，建构和论证家具交易事实的构架，以裨阐释明代家具演进的实相和文化生态中涵泳的因果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讨论家具特殊性交换的形式、边界、交易特征，梳理供需端交换的差异和区隔，以及两大交易人群的互动和作用，是从推测、描述上升到论证和交互层面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深入认识和理解家具生产、流通、藻鉴、交易、消费、典质、再分配、圮毁这一循环链中不可缺少的维度。

一、八种主要交易形式

（一）区隔性交换

“古之为市，以货相易”是一种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形式。在明代江南的家具交换中，简单和直接的互通有无，就是通过交换调剂达到各取所需的一种形式，涵泳着绵邈的孑遗。而在特殊性的交换中，交易人群大多非士即宦、非贵即贾，或非富即释，嗜好服玩古物，趣味若合符契;交换对象以材稀料贵、工时繁多、工艺技术系数和附加值高的髹漆镶嵌家具和硬木家具为主。这些社会精英在仰助政治和社会地位、文化资本、财富赀力的交换活动中，凸现了家具鉴赏和使用的社会群体属性，其保障性和低错配率代表了高雅、精致、独特、新奇的消费偏好和品位，以此区别于其他阶层1，蕴含着岐视性对比、排他性姿态和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倡扬的是同世俗和底层群体的区隔。江南各地嗜好古物的精英如苏州文徵明、文彭、文嘉父子，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张应文、张丑父子，周天球、王穉登;松江顾汝和、顾汝修兄弟，陆深、何良俊、朱大韶、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嘉兴汪继美、汪砢玉父子，项元汴、李日华;徽州汪道昆、詹景凤、黄越石等朋友圈2，在时空交错中或因循重合，或承继影响和分化。这是一个文化权力密集、文化资源和赀产财富集中的区域，各种圈层的演化好比变量繁复的函数。在1609—1616年间出入于前太仆寺卿李日华处，冀能得其评阅、鉴赏、馈赠或向其兜售物品者，除士绅、宦释、门生外，还有商贾、经纪人、市侩、邻人、圃人、市丁等凡250余人。在表明社会交往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之外，也显示了弹性朋友圈的内外之别。其在《味水轩日记》中称，自士夫搜古以供嗜好后，“纨绔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3，可见他对以交易牟利的行为并不陌生，对挑战社会规范的弊端甚为不屑。精英同侪间的古物交换活动一般称为“和会”或“汤饼（面条）会”，与会者除友谊、信任外，也蠲除了经纪、见证、契约、担保、调解环节。以下三条材料似能佐证特殊性交换的频繁：一是进士高道素于万历甲寅年（1614）以天然花影棐几（一种可依靠的凭具），与“自幼金石交”的汪砢玉易换元代画家陆天游的画轴。二是1630年秋在汪砢玉同萧山吴太华（句胪）的未果交易中，吴出镶嵌大理石的花梨木屏榻，交换汪的“汉玉、图书、猩红兜、罗羢、五色成窑盘”，但后者认为屏榻的价值难同己藏相埒。嗣后汪在贡院摊肆购得青绿羽觞、锦官城笺和空如三砚山，认定“不下吴句胪所秘也”。 4三是漆匠出身的苏州古董商金梅南集擘画、制作、鬻古三位于一体，制作的屏几床榻被昆山钱侍御、李日华等购藏。金氏发掘出一种纹质堪与大理石媲美的镇江龙潭石，经过“掘地出石，锯截成片，就其纹脉，加药点治”等技术加工后，颇受市场青睐，一榻售价高达“六十金”。匠心独具的设计、不凡的品质和高附价值，使得目力挑剔的“鉴赏清单”的开列者也加入购藏龙潭石黑髹榻的行列。5

从好古群体对优质家具需求的类别和序列比较来看，以椅子、床榻、屏风、几案为荦荦大端。厅堂中的高背大椅与身份、地位和权力同义，材料、工艺和样式考究，价格不菲。所以士宦冯梦桢不惜以200余金购买一对铁力大椅6，理由不证自明。床的重要性在于私密性、象征性，卧室私密性和床具象征性的叠加，隐喻了家庭的位序、成员的实力。例如娘家赀力雄厚的西门庆新妾孟氏，陪嫁物是南京的描金彩漆拔步床——这也是媒人介绍的重点。榻置于书斋凸现着适宜性，用文震亨的话说，就是“坐卧依凭，无不便适”。在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绵邈的屏风历经数千年。文物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木髹屏风，以及绣屏、雕屏、云母屏、琉璃屏等;文献如《列女传·母仪传》;绘画像南唐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南宋刘松年《博古图》，明杜堇《玩古图》、仇英《梧竹书堂图轴》、唐寅《竹院品古图》等，几乎无屏不图。还有《天水冰山录》记载藉没严嵩父子大、中、小大理石屏风近百座。所谓“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7，除了材料、工艺、技术、价格和历史传统遗存外，还暗含着使用者的地位、身份、等第的宏畅空间。《长物志》中几案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如燕衎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何施不可”。前述高道素以棐几易换汪氏元画即为一例。棐，辅也，古人席地而居，坐卧劳顿而凭几休憩。在席地而居向垂足而坐的转化中，几的功效从可依之凭具演进为椅坐类家具附设的结构件。棐几精良，是士人心仪的书斋景象——棐几象征着历史遗绪、精神慰藉和消失的生活起居方式。由清代金石家张廷济撰写的疑似项元汴蓄藏斐几的铭文可窥一豹：“棐几精良，墨林家藏……拂之拭之，作作生芒……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据斯案，克绰永康……”1

以上证实，优质家具资源持续不断地向精英群体汇聚，体现了文化资源向士绅阶层倾斜的配置，也凸显了特殊性交换的面向和特质——这是区隔意义上的交换，一种关涉身份、地位、品位和赀力的交换。信息和材料也显示，椅子、床榻、屏风和几在特殊性交换中未必能遂愿，精英群体还需要寻求其他供给渠道。

（二）坐艺、兜售、店肆和借用

明代江南家具市场的供给也是交易的形式，大约分四种，坐艺、兜售、店肆、借用。首先是匠者应雇主邀约登堂施技的坐艺。以下信息足以佐证雇佣、鬻艺已扩展到上至奢侈品、下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断面：文徵明于1508年冬整饬斋前小山，“家兄招工治之，剪薙一新”2;徐光启说龙骨水车构造“关楗颇多，必用木匠”。3从家具坐艺看，精英阶层俨然为雇主群体，鬻艺者洵为声名卓著的良匠，例如嘉靖初浦东高桥沈氏开沟掘得铁力木船后，其族人“更召上海木工别改精致，凡得七星桌二十三只”4;名匠贺四坐艺乌程县缙绅王济处，以檀木、花梨、乌木和象齿、犀角诸材，制作巵盂罂缶诸器。5从桑巴特语义中的“精制”看，应是“对产品进行普通用途的加工之外的任何再加工”的奢侈品6，上述稀缺硬木和家具坐艺的奢侈性，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循此而言，坐艺定制可能是奢侈性家具重要的生产形式和主要供给渠道。

其次是點对点式服务的兜售。1611年贾人出吴伯度鞭竹麈尾传观李日华，李20年前目睹吴以十二金购藏，而今斯人已殁，如此辗转和聚散令其感慨不已。7有偶无独，太监孙承泽1642年从吏部黄襄处获得苏轼墨迹，不慎佚失后贾人居然“仍持来售”，令孙惊叹为“奇缘”。8仅此而观，兜售者绝非等闲之辈——熟悉目标群体的赀力嗜好，针对性强。1599年古董商张氏将游憩苏州的冯梦祯视为目标，晤面时“冯留张慕江铁枥（一种硬木，也称铁力、铁栗、铁梨木）大椅二把、沈石田拟王叔明画一幅”。9其营销思路清晰，策略的当：先馈画卷以彰敬重和友好，再展示书画、古董、家具，且留观七日，这一先抑后扬的重中之重，既与赏鉴家在鉴古辨物时耗时费神的审慎习性契合，也蕴含着好物不愁主顾的意涵，庶几同西门庆的经商手段如出一辙：川广客携细货欲折合于人，他判断倘回复快捷，商贾必定坐地起价，不如滞缓处理以激发其心理焦虑10，说明价格攸关时间的心理博弈——前者图好价，后者欲压价。而张的诉求，则是物稀价腾的铁力大椅。

再次是店肆。万历后江南城市家具店肆渐多，李氏1612年逛杭州岳祠侧的项宠叔肆，肆内交椅陈列;人说“今卖杂玩宝货肆，曰骨董铺”11;松江府街巷中细木家伙铺“不下数十”12，曾四处坐艺的贺四嗣后也在苏州开设了家具“居肆”。同为“居肆”，贺与项的区别是前者店场合一，可询价体验、接受订制，后者系生员出生，肆内仅展示销售。在店肆形象中，像仇英绘《清明上河图卷》的中段大小两开间的家具铺坊内，自左至右依次为工匠弯腰执刨推削春凳坐面，靠墙处陈列酒桌和木板;右侧长者同徒工在制作春凳，后墙陈设圆角柜。1明代小说中也不乏家具店肆的信息和描写，比如木匠张权自赣徙苏，设家具店肆“精造坚固小木家火”2——在苏常松嘉湖五府的方言中，小、细同义，家具中小木或细木指的是铁力、乌木、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小木家火”“细木家伙”也就是硬木家具。还有西门庆新妾孟氏陪嫁的来自南京的描金彩漆拔步床、用16两银子购买的黑漆欢门描金床等。3融询价、议价、预约、订制、生产、交易为一体的家具店肆4，既为兜售的上游链之一，也是官府置买的渠道。据崇祯七年（1634）苏州府常熟县石碑载：“凡在衙门物件，俱有额设工料银两，便宜动支官银，平价置买。如桌椅等物，十数年而方一更者。”家具十数年更新使得店肆营收微薄，还有官价较时价十少三四，以及“明少者十之三、四，暗少者又十之五、六”5的克扣。

最后是借用。宛平（今属北京）县衙时常组织出借家具以供宫廷之需，如万历五年（1577）诰谕恭行大婚礼，礼部指定该县承办。事毕县役领回家具及赁价计有：木櫈三条，银四分;木床二张，银八分;中床四张，银四分;漆卓（桌）三张，银四分五厘;圈椅三把，银三分五厘;围屏四架，银一钱二分，还有佚失家具的赔价等。以上经事毕检查，存者给赁费，失者由县衙行银支出。6也许是首善之地和宫中婚礼之故，礼部在租赁、佚失家具的价格、赔价上账目清晰。同样是借用，半个世纪后常熟县的铺户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他们连名的呈词中历数借用家具的各种弊端：官府“置买既用官银，看守又用官役，亦何须件件借办”。除了经纪承办的开销外，还有差役的需索、领价时的守候，“与白取也无异”;借用后发还“物多朽坏”，十不得五，候支的官价“经年守候不发”、胥吏“需索无穷”及“迩来”云云，说明此风非仅常熟一地，而是“三吴之通弊”。7

（三）馈赠和贿赂

馈赠和贿赂也是特殊性交换形式。在社交礼节和人情维护中的亲缘、同侪、师生、友朋间的联系、交流和沟通，源于《礼记》中“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诲教，久而久之成为人际交往的风尚和生活基本常识。对各阶层群体来说，礼物维系着赠、收双方业已存在的情谊，在希冀延续中寓含着深化关系的愿望。日炽的尚奢风气中不唯时间、场合、礼物趋于讲究，而且名目愈加繁杂，抚按“岁时庆贺之仪，不胜奔走，廪饩常供之外，复多馈遗”8;学士庆贺以书画馈赠有司9，如此也引起了士宦的担忧，“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习奢侈，于凡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之属，无不崇饰华丽，迈越等伦……如其亲串朋好，偶逢节庆生辰，相率敛钱，造杯制帐，更迭酬赠”。10所谓在上为风，在下为俗，传统人情社会的馈赠和回馈涵盖了约定俗成的身份体认和价值尺度。在人类学家的视域中，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形式，而且是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这种交换，各个次群体不断地彼此交叠，并感觉到相互间都负有义务”。11文徵明《回民望》信札中以“不足回报”的扇骨，作为赉赠香几（一种高脚几架家具）的回馈12，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生产和消费性质含混的酬赠在农业社会中显得自然而得体。曩昔江南城市生活成本既高，而士宦的生活未必宽裕，像前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于生计支绌中，试图寻求坐馆授徒和文化活动的收入，以改善生活品质和维护体面。13研究者指出，“礼物、服务和恩惠”常常在社交礼仪中用来互换1，酬谢方式包括“食宿款待，送钱买生活必需品，衣物等等”，因为“再伟大的人也难拒诱惑”2，可能也裹卷着隐晦的利益交换。3金陵人陈铎就官宦收受家具说：“铁枥的最标，花梨的也好，随意与不索落。几张旧椅不坚牢，常惹宾朋笑。子曰诗云，不如直道。不送多须送少……”4小令明确了赠者意欲求助以作津梁之图，也佐证了成化、弘治间已使用铁力和花梨木椅的事实。百年后金陵人周晖说：“范庵李公送大理太守诗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盖大理石片，不远数千里之遥，取以赠朝绅，其劳民伤财为何如也，可不一加念乎？”5显然，李的规劝无法阻遏床榻、桌屏、座屏等大理石运用的丰夥之势。在特殊性交换的底色中，往往是着眼于“激起一种回馈的义务，而后者转而又会唤起相似的义务——形成赠礼和义务的无限延伸的链条”。6礼尚往来裹卷的人情和义务的惯性和驱动，促进了交换逻辑的物化思维同家具产能增长的共荣。

明初的重典治吏使得贪贿一度得以抑制，然阶层固化一仍其旧，庶民意欲改易命运，唯有行科举入仕之途，抑或攀交权贵以图终南捷径。饶是如此，贿赂被幻化为所向披靡的利器——约等于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受礼不罪的糊涂认知裹挟着深层意识中贪婪和侈靡心理滋长的因果。通常，欲壑难填作为人的本能，在纲纪伦理和道德意识的制约中有所收敛隐匿，一旦羁绊消弭或条件成熟就容易极度膨胀。贪贿蔓延中进御的蜀扇及中宫所用蜀扇每柄黄金一两，下者数铢两已7;无锡秦舜峰“尝作紫檀文柜二，以遗当路，共费四千余金……而书室之需、玩好之具，充牣其中，皆精金、美玉、古铜奇丽物也”。四库馆臣说作者所载虽多故实，但“往引明初之事以证明季弊政”。8奢靡之风发轫于京师勋戚贵胄的“极靡穷奢”9，像籍没朱宁“螺钿屏风五十、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扛”10;勋臣蓝玉、李景隆、石亨，文臣严嵩，武臣纪纲，都督钱宁，太保陆炳、江彬，太监袁琦、王振等11皆侈靡;恣意忘为的刘瑾“令阅视库藏羡余，悉输京师，大半入瑾家”12，而严嵩家“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13;等等，可證交谊、雅贿、仰攀、挥霍在权力场域，已处于泛滥无归的境地。14一些人为迎合严子世蕃的嗜好，“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15“辄辇致之”云云，实际上已无殊于巧取豪夺，而利益双方勾兑的终端本质，等同于权重者背书。易言之，利欲熏心的贪婪和诛求无厌，好比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而堕入灾难的深渊：1562年严嵩被褫夺官职，籍没的屏风围屏、床榻、桌椅橱柜中，“变价”的螺钿雕漆彩漆八（拔）步床等为640张，桌椅橱柜等为7 440件16，即便十分之一的数量和价值亦令人震惊。17研究者分析其动因时说：“在明代中国社会动荡与不安环境里，家庭与个人的名望和财富可能会突然崛起却又迅速地跌落到卑微贫困的谷底，在斗争中确保自己的优势以及安然无恙的一种方式，便是努力地积聚财产。而家具正是被纳入财产的物品范畴之一。”1对家具赀物交换的贪得无厌，不仅模塑了生活方式和拜金意识，而且改变了精英群体的自我想象、身份认同和价值建构的初衷，折射出冲决底线思维的冲动。

（四）典质

典当质押也称质库、典铺，指的是从事收取动产和非动产作为抵押物，向押者放债的商业机构。典质物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抵押和变卖，《金瓶梅》载孟玉楼陪嫁的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卖了8两白银，李瓶儿的螺钿床仅售出35两，实际价值达60多两2;若属抵押，赎当时须支付利息，期满未赎的物品当铺可变卖。有明一代，典质与社会生活的基本联系在于调剂用度，寻求质库的应急转圜是四民生产和治生的常态。比如由于俗尚日奢，神会期间有人亲戚欢聚，多侈费用，不堪人情负担时遂“至典质而应之”。人称南都之外的富民垄断了绸缎铺、盐店和典当业三大“出利之孔”3，王世贞胪列投身其间的江南巨富说：“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4从两人投资典当、经营差异相比较，项以金银古物为主，董重田亩庐舍。邑人称项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5通过抵押、变卖古物的藻鉴摩挲和再分配，质库汇聚了无数的古物家具。从经营层面观察，体量小、易携带、价值高者具有兑现周期短、赢利快、利润高的特点，像金银首饰、鼎彝铜器、盆盘盂罐、书画轴册和珠玉犀角等物品最受青睐。在古物家具聚散的流转中，当首推具有中枢性平台性质的质库。万历间吴中陈元素“平生万金装，尽散为秋雾”，俟下世后“惟余玩赏物，又复归质库”。6在典质的家具类别中，又以优质家具为主，如汪继美为得心仪之物，曾“不难典琴质裘，购贮品题自快”7;1628年汪珂玉因父殡事，遂易赀大理石屏家具。8还有破落的贵胄之家，向西门庆典当一座三尺阔、五尺高，可置放桌上的“大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并两架铜锣铜鼓连铛。9

在上述家具交易的八种形式中，社会精英中的特殊性交换汇聚了髹漆镶嵌家具和硬木家具，彰显区隔日常世俗姿态的本质，是存量的流转。坐艺、兜售、店肆具有生产链的属性，蕴含着家具增量，是市场供需的主要渠道。坐艺的对象非士即贾，所制大都为髹漆或硬木家具，坐艺者以身体、技艺、时间和心力换取报酬，雇主或赞助人以酬金交换心仪的特殊性商品。坐艺扩大和深化了士匠、贾匠阶层合作和互动的形式和程度，在创意、设计、制作和工艺技术方面涵泳着创新和突破的可能。靶点明确的兜售兼融服务和生产，熟谙目标人群的心理需求、鉴藏习性和消费诉求，经营的重心在于非富即贵的人脉，聚焦的目标直接人性内核和价格底线，其中不乏制作髹漆床榻几架的金氏，在推进消费、交易多样化中显示出能动性。部分前店后场的家具店肆决定了其工贸一体化生产运营模式，使之成为供给链的主要环节和重要途径，也是官府借用家具的渠道来源。在家具需求扩涨而供给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中，借用属于取之于民和行之有效的举措，倘若赁价不时给、赔付不尝本成为常态，则不仅影响家具产能的扩大，而且对供应链发育产生迟滞的负面影响，成为生产链的消极源头。整体上看，商业生态决定了经营的盛衰，诸如衙门出票购物多半价10，胥吏“掯仰需索”、“价不时给”或“给不尝本”11，导致铺户“不堪培累”“惨切剥肤”风险的叠加。礼尚往来裹卷着人情义务的世俗和互惠的逻辑，家具酬赠蕴含着生产和消费含混的农业社会特性，数量虽有限，但分量不轻。典当质库成为几榻椅凳屏架家具的归宿，承担着分化、流转、再分配的多种功能。

二、交易群体及其趣味

在明代江南的家具交易中，交易群体及其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交易的前奏，也为交易做出了文化、专业和市场的铺垫。

（一）两大交易群体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优质家具的交易主要由士宦缙绅构成的社会精英和商贾等两大嗜旧好古的群体组成，因成分多元、动因复杂、目的殊异，从宋代始就被视为对立的两大群体。舆情对好事家和赏鉴家大多贬前褒后，高濂援引宋人米芾两等家说，称前者“多资蓄，贪名好胜，遇物收置，不过听声”，后者“天资高明，多阅传录……名曰真赏”1;1616年张丑疏正赏鉴说：“赏鉴二义，本自不同，赏以定其高下，鉴以辨其真伪。”2文化资源相对丰夥的士绅类赏鉴家，对旧物典籍等常怀崇敬之心，孜孜以求。赏鉴家周履靖品骘的特点是辨意察神，“于色韵中别之，窥之以意，御之以神，乃得其情”;格古于考证比对中，以往鬻古镜者以八分书铸其背，称是周灵王八年造，但靈王时行石鼓文篆籀，八分实起于秦。通过如此考证，假周镜必然无所遁形。看来“吴人助清玩，重价争清沽”3传递的信息是，交易前须定价，定价前须估价，估价前先请内行藻鉴。因此，定高低、辨真赝两个维度的藻鉴活动，就是价质判定，既可视为消费循环链的前奏，也显示出文化资本像辨识正统小学、讲求历史谱系传承与知识系统的若合符契。不过周氏品鉴咨询的性质，同知识商品化也并无二致。换言之，文化资本的核心是知识、学识、身份、地位、权力和话语权，在逐利的风尚中赏鉴家自然难以免俗。如果说正德朝期间官宦已开启“竞营产谋利”4途径的话，那么，士商互动中开发的从古物家具敛财的新渠道，相较明人于慎行说阁臣徐阶“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而言，不仅体面，而且同身份、地位更契合。1609年李日华所写“验俱可疑”“非真”“未必真”等鉴语就不下数十条5，说明在江南日常生活和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中，传统知识、物品家具的“古旧”仍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这一渐变历经百余年：在沈周生活的弘、正时期，士人的身份、角色、权利、义务依然横亘在天地间，直面的是较稳定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范式，即便赉赠、回馈也充溢风雅和质朴。1488年沈为赵文美绘《春云叠嶂图轴》跋云：“文美赵君，知予老抱拙静远，以汉鼎为赠，用助萧斋日长焚沉悦性……因作《春云叠嶂》报之……”6晚明江南的赏鉴家凭借政治、文化资本和人脉资源，在藏品转换为牟利的交易中一并把好事者也纳入敛财的对象中。如“前辈修洁”的张伯起（凤翼）和“江左风流雅共推”的王穉登7，张“亦不免向此中生活”，王假黑几代真，“全以此作计然策也”8，出现了“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家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9的行为。隆万时的张、王辈，格致之义未必有效内化为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在晚明陵夷的变革时期，精神价值的流变尤为明显，有人通过万历松江士庶衣冠被服、家具的对比，称士风之弊“已无还淳挽朴之机”。1

好事家的标鉴在明人的语境中庶以徽人为主，1584年王世贞说“大扺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2，时人又称“波靡于新安耳食”3。好事家在以赏鉴家为师资的交往交易中，既主动复被动地支付“学费”，也不乏“辨博高明，识见过人”的典当商程季白、“士庶莫不服膺”的徽州古董商黄越石、“巨富鉴赏”的吴新宇4，以及精品藻又富财赀、介于两家之间的“士绅商贾型”的项元汴和徽籍的汪氏父子。一方面16世纪后科举名额没有因人口激增而扩大，使得学子科举一途的希望渺茫;另一方面市场和商业正趋于活跃的上升期。余英时称徽州商人无往而不利，在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的现实中，弃儒就贾遂蔚成潮流。商贾挟雄赀进军古物家具领域，由于他们更熟悉市场供需情况，所以在生产、交易、消费方面推进的力度和广度远非赏鉴家所及。用经济学家的话说，那些认为只产生低质量的大众文化的观点，来自于对市场运行方式的误解，“实际上，市场是可以产生高品质，甚至最高品质的文化的”。5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也是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它存在的目的就是逐利，仅此而言，好事者逐利实属自然。此外，世家子弟也介入其中，被山阴张岱称为“大江以南”鉴藏五家之一的二叔张联芳，在1603年以庶民身份同巡抚李氏争购一张“长丈六、阔三尺，滑泽坚润，非常理”的铁力木天然几，张“以二百金得之，解维遽去”。6李念其舅乃京师品官、赏鉴家朱敬循而作罢。李氏既嗜古物、木材，又兼黄越石作赞画，其价较张价更加切实。此例也坐实了优质家具资源的有限性。联芳之子燕客亦曾“以五十金买一宣铜炉”，因嫌色欠佳遂突发“火焰之自妙”的奇思，用炭火扇煏致其镕化。7看来其非一味嗜古，而偏重参与;非谙艺事，却自以为是。在林深鸟杂的家具交易群体中，赏鉴家既不像蒸馏水般的洁净，好事家也不是单一色相的锱铢逐利，事实是后者的眼力并不亚于前者。四库馆臣评骘太监孙氏所著“皆颇足以资考证……而于书画古器，则好事、赏鉴两擅其长”，理由是“其所收藏，至今为世所重”。8也许，像项元汴、黄越石辈用“两擅”一词更为谛当，项元汴“三吴珍秘，归之如流”，同赏鉴家王世贞“同时主盟风雅，蒐罗名品不遗余力”，而王藏“不及（项）墨林远甚”，且除了好古外他也兼工绘事。9“两擅”者更注重实践锤炼，其鉴辨更实在，知识更有效。项还延聘严望云坐艺家具，金梅南则雇匠制作髹漆榻等。只是社会精英地位受到商贾日益崛起的挑战，一方面接受后者的示好，另一方面与其互动之际不断变幻规则旨在遏制，幻想能回到《韩非子·有度》所谓“贵贱不相逾”的等第有别的生活方式中。

在赏鉴家和好事家的异同中，同者是两家从来不会交易吴江绳床、交椅、胡床10等竹木日常家具，原因是无利润可言，例外的是居家自用11;异者是好事家在促进家具生产、流通、消费暨家具增量方面的实际作用可能大于赏鉴家。借助凯恩斯消费需求理论观照的话，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需求侧因素中，无论哪驾马车快跑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好事家占消费、投资两项（此投资与雇工生产同义），高于仅乌程王济一例例外的赏鉴家。同时也表明，自宋及明两等家的模糊定义以及表相的错位和兼融，到晚明时期二元对立话语建构的前提已趋于崩溃，古物清单等第的权威性已逐渐失去了分辨率。

（二）趣味

杭州的赏鉴家以为，好文玩者必心博艺高，要义是“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舄、歧阳之鼓，藏剑沦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而非流于“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焉”1的表面。欲使器物涵泳精神性和抽象性，需要化抽象为具像，将精神内涵通过艺术表达的外化寓道于器。然万历以后松弛的伦常纲纪，欲借古物稽之而敏求格致已无可能，神宗御用的器物，就有“浮梁之巧、南海之珠”，是为“玩好之巧，日新月异”2;士绅像华亭进士朱大韶致仕后的日常生活堪称洒脱，饭后把玩彝鼎、展名画法书或临帖赋诗书扇。3鉴藏、摩挲、赏析、消费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知识拥有和审美愉悦的符号和表征，还体现在文化物品的正确使用上，因为“（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反，使用方法的错误则会取消这种地位”。4因此，确保身份、地位与把握鉴赏的规则和形式同样显得重要而迫切——解释权必须由士绅儒生掌控和发布，规则和形式的要义在于“变”，诸如不断提升门槛高度，持续变换技术规则，调整审美视角。在文震亨遠绍《洞天清录》5、沾溉于《考槃余事》而于1621年问世的的指南中，难入法眼的吴江竹椅、专诸禅椅与古制盎然、倭制般精丽的家具6相抵牾，赏鉴家群体的目标旨在增加熟谙趣味的难度系数——话语掌控权约等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和赀力，目的在于培护好前两项本应是赏鉴家保有的边界。《长物志》宣示高雅品位、区隔富赀力而缺乏知识文化新贵的“入门导读”，以坚决捍卫规则和确保权威性。不过这些标准、规则和审美，既没有减降敏锐的发现力和体认家具的趣味，比如床榻等的“古雅可爱”7，也没有成为妨碍家具交易的理由，比如从金氏处购入龙潭石黑髹榻。《长物志》不厌其烦地重申家具的今不如古——“古人制几榻，虽长短广狭不齐，置之斋室，必古雅可爱……今人制作……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倘天然几榻则“须平圆，乃古式”。8作者孜孜于雅俗的辨等、古今经史鼎彝内涵的异化，和对格致消弭的焦虑，恰如序中所说系担忧吴人“心手日变”。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今不如古的家具已成为难以回避的物质生活的主题。在“他者”看来，“中国学者对这一主题的文章很少，因为家具制造被认为是一种工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9至于《长物志》的自我解构或悖论，一方面冀能成为藻鉴的指南，另一方面书籍本身又是商品。10一言以蔽之，踵接问世的各种指南骎骎融合在交易的增长曲线中，持续提振着社会各阶层、群体对家具消费的预期和信心。

在好古问道已逐渐式微、古玩和时玩边界持续突破之时，士商在合作互动中的价值系统和审美趣味，裹挟着资本、文化、利益的导向，合力将造物、鉴物、藏物、论物、易物、用物引领为风尚，建构了江南社会文化的话语体系和知识嬗变的图景。赏鉴家在眷恋问道和役物寓物的文化传统中，难舍留意于物的生活方式;好事家视前者为师资，在提升社会认同中融牟利和向学为一体，并非二元对立的两等家从交往交易到知识互动，共同推动了从格物致知到藏玩趣味的下沉，以及从问道到聚财的世俗转向。

三、余 论

优质家具的耐久性、稀缺性和价格翔贵的特质，以及流通率较低的商品消费属性，犹如家庭盛衰榮枯的“晴雨表”——既是立业的基石和门庭煊赫的表征，也是家庭衰微的征兆。后者一是家族开枝散叶的析分家产，如小说记载花氏祖业飘零、分家倾散，花大、花三、花四所分为“床帐家伙”而无银两1;二是家庭没落。1614年春汪继美的墨花阁内有大理石屏四座、石榻一张……橱高四尺、阔五尺。2珂玉说该年其父“时置赤壁赋于紫檀榻右，坐卧展玩不休”，俟目击无锡华夏“真赏斋”中大小各二的“点苍石屏”时不禁睹物生情，忆及自家凝霞阁“有大屏五座，小屏十数座，及几榻椅凳诸器具”，诸类家具在短短20年间遭典质而湮没。当载着无锡安、华二族的两座大理石屏、两把大理石嵌背胡床的书画舫泊于李日华门首时，令人遥想嘉靖年间累富江南的两大巨族。文徵明称华珵“家有尚古楼，凡冠履盘盂几榻，悉拟制古人……每并金悬购，不厌而益勤”。3在桑田沧海的多变世事中，明末人祸、天灾、政权鼎革等接踵而至，导致家具散佚和损毁骤增：南京顾媚“眉楼”内“牙签玉轴，堆列几案”，鼎革经年后顾从龚鼎孳改姓，几案亦不知所踪。4明末清初上海人姚廷遴幼时即崇祯末年到松江，见小户陋室“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二伯家中“好家伙”计有“花梨凉床一只、椐（又称榉木）榆凉床一只，董字插屏六扇，金漆椐榆大椅六把、花梨椅六把，黃杨小桌两只、水磨椐榆长书桌两只、椐榆书架四个、椐榆官桌六只、小副桌两只，及动用什物，件件皆有”，此般“云间锦绣”之象入清后“顷刻化为瓦砾之区”。5从长时段历史看，社会化平台的质库不可能长久流转，项元汴藏品横遭掠劫后，其摩挲字画的石桌辗转成为苏州黄丕烈的藏品。6变幻莫测的人生世相、自然灾害、危机叠加和兵燹鼎革等极端事项，加剧了家具散佚和圮毁的频率。所谓物有聚散，理所必然。时人就文具命运指出，“保斯砚以诒子孙，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砚者之为可久也”。意思是说传砚不如传人可靠7，名利、文玩、家具，不过是过眼烟云。事实上传人也未必可靠——挥霍无度的燕客半年不到即缘手散尽其父所蓄的古物和硬木长几。由16至17世纪上半叶家具于国内的聚散、流佚、圮毁可知，此物实难传之再世。从时间维度上看，自立业、置产，到构建环境、消费家具和完善鉴藏体系，家具既属于较早布置室内的重器，也是较晚分离的物类。然灾荒兵燹、家庭盛衰和改朝易代，又持续演绎着家具聚和散的场景。从空间维度上观察，16至18世纪家具的流转和散佚以国内为主，17至20世纪部分明代家具越洋欧美，演化为公私珍贵馆藏和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器。而当今竞拍交易的简单、直接、迅捷和频繁，推进了从动态使用到静态展示的历史性转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代家具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以物质文化的本质和属性进入了历史。

责任编辑：刘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