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经济”视角下民营企业的角色定位和参与机制研究

胡俊青 成鸿静 刘莹

摘 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类型多样的中小民营企业、遍布全省的产业集群和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在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飞地经济”是浙江省山区26个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突破行政壁垒、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其中，衢州海创园是“飞地经济”的典型个案。本文选择衢州海创园中59家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阐述民营企业在衢州海创园发展过程中扮演的基础角色、预期角色和现实行为角色，并分析民营企业参与衢州海创园运行的考量机制、动力机制、发展机制和反馈机制。

关键词：飞地经济;民營企业;角色定位;参与机制;衢州海创园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3-00050-06

山海协作工程是浙江省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2003年以来，浙江省凭借山海协作工程，吸引民营企业将产业由发达“海”区向省内“山”区进行转移，“飞地经济”是该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发展模式[1]。2016年，衢州海创园（以下简称“海创园”）在杭州成立，成为浙江省内首个跨行政区域的创新“飞地”，民营企业在其中参与杭衢协作，对衢州等地进行大量产业投入。在现有研究中，郭朝先和李成禅（2019）[2]、厉以宁（2020）[3]、王帆（2020）[4]、包锋（2020）[5]、阳春花和庞绍堂（2020）[6]、刘志彪和杨剑（2020）[7]、王晓燕（2021）[8]等学者，肯定了民营企业在参与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场景构建中的作用。但学界较少结合具体案例，以微观视角对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和参与机制进行针对性分析。因此，本文选取海创园作为研究对象，将“政府—市场”二元关系体系细化为“山海协作工程—民营企业”的对应关系，探讨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中的具体角色定位，运用“价值—资源—交换—绩效”范式的研究框架分析民营企业参与推动“飞地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 [9]。

一、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的角色定位

（一）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的基础角色

截至2021年8月，海创园入驻企业达59家，涵盖衢州市全部6个县（市、区）[10]。海创园园区管委会（现为衢州市驻长三角联络处）对入驻的民营企业进行管理并提供服务。讨论民营企业在海创园的基础角色，需在明确海创园总体功能定位、管理定位、制度性规范的基础上，考察民营企业为适应海创园规范化管理而采取的行为方式。

为实现“飞入地”和“飞出地”取长补短、互补互利，在杭州设立海创园，推动形成“研发孵化在杭州，产业在衢州”的新模式。在功能定位层面，设立海创园是杭州市政府在用地指标不够的情况下和衢州市政府协商形成的跨行政区域的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使得衢州在经济扩散转移过程中的主动性加强。海创园的功能定位以产业加速为主，重点培育数字经济、智慧产业、科技金融类产业，以此吸引企业选择在杭州“飞地”为衢州服务。在管理定位层面，海创园并非由衢州市政府直接管理，而是与民营企业展开合作，在政府的支持引导下进行市场化运营，民营企业是海创园的最大发展主体。在制度性规范层面，衢州市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性文件，提升“飞地经济”价值。以《长三角（衢州）创新创业园区企业（项目）入园实施办法（试行）》为例，该文件规定了民营企业入驻园区的准入制度、企业运行的监督制度和企业履约的考核制度，这些规定成为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展开工作的具体规则。与园区外企业相比，园区内民营企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与园区制度的双重保障与制约，享受杭衢“同城同待遇”的政策，扮演了双重“被管理者”的角色。

（二）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的预期角色

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发展中具有自身角色预期，主要体现为这些企业的横向预期角色与纵向预期角色。

1.民营企业横向层面的角色预期

“飞地经济”的特定功能属性是建构横向角色的基础。发展“飞地经济”是为了推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在产业开发、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劳务培训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进而补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在此过程中，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承担多重角色，构成横向层面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经济角色和“分担社会责任”的社会角色（见图1）。

民营企业承担着基本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角色。在“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促进区域之间产业转移，扮演着团体盈利者、资源配置者和经济交流者等经济角色，在区域产业优势互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在“飞地经济”发展进程中，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是成本要素。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成本、租金成本相对较低，“飞出地”产业往往与“飞入地”产业互补，这些是吸引民营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的因素。海创园是典型的“反向飞地模式”，它以土地指标换取余杭“飞地”空间，实现“借势、借力、借脑”发展。其次，随着国内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环境的相对恶化，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将会削弱，促使部分产业向内地转移[11]，对此，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积极顺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市场变化的需求。最后，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注重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互补度。在跨区域经济交流过程中，产业市场是企业是否愿意与政府指定地区结对的重要因素，结对合作的伙伴由市场选择的可能性较大。

民营企业承担着重要的“分担社会责任”的角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扮演着社会服务者、人才培养者和税收增加者等角色。同时，由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方面能够贡献力量，民营企业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构建者。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很难将自身所有功能发挥到极致。因产业项目的互补关系和非同质发展属性的影响，并非每个民营企业都能同时扮演所有的微观角色。但从整体上看，各企业的角色互补与共生促进了“飞地经济”协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民营企业纵向层面的角色预期

纵向角色预期结构体现为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低级到高级转型迭代升级的阶段特征（见图2）。从整体上看，海创园中民营企业的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和满足社会需求。就企业自身发展而言，民营企业的共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构成纵向角色结构中的基础层次。就社会发展而言，民营企业是吸收就业的重要场所，能够加快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之间的资源自由流动与有效利用;同时，政府的惠企政策会使企业将业务范围向特定地区转移。就推动区域共富而言，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是国家与社会引导、调节和管理经济的终端执行者之一。经过稳定发展阶段，企业进一步通过技术研发、资源要素流动、产业协作和转移等举措，推动优势资源和互补性产业落地衢州。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衢州与浙江省其他地市的发展差距，推动了浙江省山区26个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三）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的现实行为角色

企业是社会分工的现实角色，它们连接着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在社会建设层面扮演规划创新者、资源整合者、金融创新者等角色，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促进利益互惠、市场交易。在期望角色的驱动下，民营企业与政府互动，在海创园中开展跨领域、跨区域、跨层次等“多跨”经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制度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在行为上具有多元属性。海创园中民营企业数量众多，每个企业根据市场细分选择性发展业务，彰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决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发达地”的传统工业生产型产业和新兴科技型产业，在区域间产业集群式转移、促进区域产业链整合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文化服务类企业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合作者、兴办者和经管者的角色，并开展社会文化服务业务。企业有社会分工、资源优勢以及职业教育属性，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也进行部分专用性人力资本生产。此外，海创园中的民营企业存在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层递类的经营行为，通过不同角色转换渗透到衢州多个领域中，拓宽参与“飞地经济”发展的进路。企业进行角色转换需要一定的社会适应时期，需要按照自身生命发展周期进行针对性的调整。

二、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的参与机制

民营企业嵌入在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关系中，通过“消费扶贫—投资”“先富带后富机制”等模式，参与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中山区26个县“消薄”“科创”“产业”的“飞地经济”建设。翟文华、周志太（2017）提出，山海协作工程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是“政府—市场”二元关系的具化，二者之间存在协同即互补互动的关系[12]。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政府—市场”二元关系衍生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协同，民营企业是被纳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运行层面的行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运用“价值—资源—交换—绩效”的逻辑框架逐步形成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考量机制、动力机制、发展机制、反馈机制（见图3）。

（一）产业适配、为我所需的考量机制

海创园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标准，民营企业在入驻前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企业实力、“企业—园区”的产业适配度。首先，企业类型、规模、效益、产业适配度是入驻园区的基础标准。例如，浙江S集团由于在产业适配上具有科技孵化的巨大优势，因而利用提供孵化平台的方式与海创园签约，成为海创园的实际运营主体方，参与园区前期基础建设与招商工作。其次，双向选择是民营企业考量的意愿机制。一方面，民营企业选址时将海创园和其他地方进行综合比对。海创园以数字经济、智慧产业等为主要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强的科创企业会优先考虑在海创园设址。另一方面，在海创园发展初期，园区更加注重选择有一定产业基础、对接各方资源有优势的市场化企业，通过准入机制引进国内国际先进创新团队;至平稳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中小民营企业逐渐入驻海创园，企业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为海创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此外，社会责任是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政府引导下，民营企业通过山海协作工程等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将资本、技术转移到山区，把山区资源引进市场，推动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助力山海协作“消薄飞地”释放红利，进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市场竞争、营利驱使的动力机制

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自身盈利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海创园运营“飞地经济”，民营企业是运营的核心主体。入驻企业发展程度高低、效益优劣、是否被清退受到市场规律调节。在政策保障机制层面，入驻企业同时享受“飞出地”与“飞入地”的双重政策保障。例如，浙江D公司是一家响应国家绿色环保政策的科技公司，该公司基于成本考虑，在选址时选择拥有政策倾斜、租金优惠的海创园;浙江W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高端智能网卡，该公司借助海创园中的政府资源和山海协作平台，将产业、市场扩大或嫁接到衢州，加速杭衢间经济交流。民营企业在参与“飞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大量科技人才转移到海创园，使“创新飞地”成为集聚人才、项目、企业的有效载体。从长远看，海创园中民营企业市场竞争、营利驱使的动力机制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山海联动、协调共进的发展机制

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中形成了山海联动、协调共进的发展机制。一方面，“飞地”合作项目促进企业长足发展。作为国家级孵化器的浙江S集团，其子公司T孵化器旗下企业有30余家，投资公司以市场化视角投资“飞地”入驻企业，助力海创园成为战略性新型人才基地。从入驻企业的类型和发展程度看，海创园入驻项目呈现非均衡发展的特征。银江孵化器、衢海百川、凤凰学院、衢海投资、智网科技、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东南数字经济研究院海创园分院等项目基础深厚;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薄弱，但发展提升空间较强。另一方面，入驻企业和海创园“协调共进”发展。在平台支撑作用层面，山海协作工程对民营企业具有巨大的支撑作用，山区的资源、土地、成本方面的潜力和优势是吸引民营企业的核心因素。在市场传导作用层面，当本地的投资环境能使外界资金得到相对高的利润率时，外界资金才投入本地[13]。杭州“双创”氛围浓厚，但土地指标日益紧张;衢州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但创新资源稀缺、产业实力不足。在此背景下，以海创园为代表的“飞地经济”满足了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所需。在共同富裕需求驱动层面，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城市群之间合理分工与协作，能够促进中小城市嵌入全球竞争网络中。在浙江省推动山区26个县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持续深化山海协作工程成为包括衢州在内的山区县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民营企业投资产业、开展科创、实行消薄、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

（四）产业落衢、政府考核的反馈机制

目前，衢州已在杭州、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共设6个山海协作“产业飞地”，因地制宜对接产业发展。海创园是典型的“创新飞地”，是进行产业落衢、政府考核、人才流向等反馈的重要平台。“创新飞地”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优化内部共生、区域共生、全球共生三重关系，克服发展规划缺失、区域带动作用有限、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14]。因此，产业落衢各环节间的反馈机制尤为重要。产业高质量落地衢州，“飞出地”与“飞入地”在产业落衢过程中的双向信息反馈是接力环节。例如，Y孵化器在引进项目时需要推进政策落地，向海创园方面反馈创新创业的前沿信息及模式，进而为海创园发展提出建设性建议。反之，海创园科学合理地对入驻企業进行监督和考核，在税收贡献、产业项目、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阶段性反馈，帮助企业优化改进发展模式，促使新科技、新产业的优质孵化。

三、结论与讨论

“飞地经济”模式中的民营企业角色定位和参与机制，既是企业根据发展情况自我评估的外显特征，更是政府、资本、企业、社会和地区自然禀赋等多种自然元素共生、协同作用的必经发展历程。民营企业遵循“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互利双赢”原则，通过参与“飞地经济”的发展，被纳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运行层面，形成三个层面的考量机制、动力机制、发展机制和反馈机制。本文尝试对民营企业在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和参与机制进行研究，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分析研究，结论缺乏量化检验;对民营企业进行了角色区分，提出了民营企业在海创园中运行的考量机制、参与机制和反馈机制，但是否存在其他划分标准，需要进一步分析;未涉及山海协作中民营企业所面对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下一步的研究可继续拓展民营企业在“飞地经济”中角色定位、参与机制的量化概念模型，进一步挖掘民营企业在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的作用，对民营企业今后在参与共同富裕共建中的角色接纳、主体赋权与需求驱动、影响因素与动员策略等问题应给予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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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