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抗癌马拉松

从1970年代开始，云南宣威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全国前列，直到现在，宣威依然是肺癌高发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团队奔赴到云南省曲靖市下屬的这个县级市里，寻找肺癌高发的病因。截至今天，谜底仍没有被完全揭开。

一

肺癌在刘斌的家庭绕了一圈：2002年他母亲查出肺癌晚期后，熬了半年就去世了;前几年，他的父亲、大姐，先后查出肺癌早期，及时手术后，如今，他们都健康地活着。“也许在外地人看来，肺癌是不得了的病，但在我们这里，它太常见，太稀松平常了。”刘斌说。母亲的病逝促使刘斌选择当一名胸外科医生，尽管在当时，愿意做胸外科医生的极少，因为在当地，这是个“看不到生命曙光”的科室，得了这个病，“很快就没命了”。

这名1976年出生于曲靖的胸外科医生见过许多罹患肺癌的家庭，“前不久，我们医院一个护士，作了CT检查怀疑是肺癌，才31岁”。这些年，他见过年纪最小的肺癌患者，只有18岁左右。有个21岁的女大学生，刚刚大学毕业，检查出早期肺癌。他在临床上接诊过一些晚期病例，穷尽了他能应用的治疗方法，也留不住患者的生命。

在宣威，肺癌是困扰着许多人的难题。1970年代初，卫生部肿瘤防治办公室公布调查结果，1973-1975年间，曲靖市的宣威县是肺癌高发地，其中，女性肺癌死亡率居全国之首。吊诡的是，吸烟、职业暴露、空气污染、电离辐射等这些公认的致肺癌因素，似乎都不是宣威肺癌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刘斌的母亲不吸烟，也不是宣威人，没有在煤矿上工作过;他的父亲和大姐，都是公务员，几乎从没接触过肺癌的致病因素。

2017年，刘斌调职到曲靖市中医院，成为这家三甲医院新成立的胸外科的主任。“别说在曲靖了，在医院内部都没有名气”，他回忆，科室刚刚成立时，医护人员的能力不足，患者也少，大多曲靖的肺癌患者不信任本地医院，更愿意去昆明的云南省肿瘤医院看病。正当他苦恼于如何发展这个新科室时，一个同行提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赵晓菁在为相对贫穷的地区作肺癌早筛早诊的项目。曲靖市中医院几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上海找赵晓菁。

二

上海仁济医院的赵晓菁此前从没去过曲靖，也没接诊过来自曲靖的患者，但他知道，宣威是世界肺癌最高发的地方之一，“国内胸外科的医生，都知道宣威”。坐在仁济医院的餐厅里，听着曲靖医生讲那些家庭的故事，他有些感动，他能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到“想做点事的决心”。

他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寻找合适的地点。从2013年到2018年，赵晓菁逐渐摸索到，要把项目落地，需要什么条件：要找到一个肺癌高发的地区;相对贫穷的群体;当地医护有迫切性、积极性，想降低肺癌死亡率。而曲靖市中医院似乎正是合适的合作对象。

他们共同的敌人肺癌是一个摸不透的、难缠的对手。目前，肺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疾病。赵晓菁也一直在和这个对手缠斗。 2016年，上海女性的肺癌发病率超过了乳腺癌，成为女性发病最高的恶性肿瘤疾病，且至今位列第一，“说不清为什么”。

他很清楚，降低死亡率的一个重要的临床手段是，使用低剂量螺旋CT筛查患者，找到早期肺癌患者。他尝试过许多方法，把早筛早诊推广出去。浙江一个胸外科大夫找过赵晓菁，说医院的胸外科没发展起来，没患者。赵晓菁出主意：先给医院50岁以上的职工作CT体检，找到肺癌患者，再给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作筛查，让官员也开始重视肺癌早筛早诊，慢慢地，把理念推广到全市。

2018年12月29日，赵晓菁第一次抵达曲靖，给18个早期肺癌患者免费作手术。这18个人，是刘斌花了3个多月，组织医护人员去村子里动员498人接受免费筛查，慢慢找到的。赵晓菁终于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刘斌执行力强，熟悉当地的医疗系统和政府部门，负责对接政府官员和基层卫生工作者;而赵晓菁外向健谈，有专业背景，让村民们产生信任感，“上海的大专家真的来了”。

刘斌下决心要在曲靖推广早筛早诊。他的父亲和大姐，得益于早筛早手术，如今安稳地活着。刘斌说，在这个不愁吃穿的年代，他这一生能做成这件事就可以了。

三

宣威从来不缺解谜的人，至少最近50年是这样。1979年，100多个多学科的专家扎进宣威，想找到答案——这个山清水秀的县城，为什么是全国肺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他们和当地医疗单位合作，成立宣威肺癌病因学研究项目组。项目组的负责人叫何兴舟，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作研究所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此后，他花了27年的时间在宣威解谜，想要“保护百余万农民”。

这个谜题太难了。何兴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按照以往经验，肺癌一般是城市高发、吸烟人群高发、男性高发。但在宣威，男女肺癌患者数量持平，一些地方甚至女多男少，而且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乡镇聚集性。他最终找到的谜底，是当地每家每户都有的“火塘”这种在室内烧煤的开放式炉灶，是全家人的生活活动中心，一家人聚在火塘旁，借光、取暖、生火做饭。火塘太常见了，以致于村民忽略了，室内空气无法流通，靠近火塘做家务的家庭妇女，就成了最容易吸入大量烟尘的家庭成员。

这个发现为宣威肺癌的后续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何兴舟说，参与解谜的，既包括了9个单位169个人，也包括了当地“成千卫生工作者，几代人工作所得”。国际室内空气质量科学技术学会2005年向何兴舟颁发了“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该领域获得的奖励。

改炉改灶多年，如今宣威依然是全球肺癌高发的地区之一，当地有个家庭，6个兄弟姐妹，有4人罹患肺癌。可见，“火塘”并不是宣威肺癌高发的唯一一个谜底。有研究者提出猜想，一些家庭的基因出了问题，才会出现家庭聚集性发病。刘斌尝试用最本土的话打比方，“咱们这里的抑癌基因睡大觉了，跑到月亮上去都没用”。

他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至少在他这一代，这种无法逃脱肺癌的故事还会延续，“总不能让人都搬到北上广”。但他仍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延迟肺癌发生：母亲逝世后，他再也不吃以往最爱吃的卤豆腐了，虽然吃它大概率不会引起肺癌，但他还是戒了;他把家里原先的煤都送人了，完全改用电器;烟早就不抽了;酒，直到这几年作肺癌早筛早诊之后应酬变多，他才喝一点。

在后所镇一个村子的卫生室里，他和同事李继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兰在桌子上摊开曲靖的地图，地图上有许多红点，那是李继华干了大半辈子收集的高发地区。他们计划，合理地规划早筛项目的筛查区域，不再蜻蜓点水地跑许多村子动员，而是聚焦在一个高发村子，作所有人群的筛查。赵晓菁分析，早筛早诊项目已经落地4年了，包揽了筛查、治疗、手术一条龙;相比起只作免费筛查不作治疗的其他肺癌基金，为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团队更容易取得村民信任，降低流调难度。

王兰离开曲靖后，利用专业知识，在原有的健康调查表上，新增了“居住环境”的一栏，调查村民住房的建造年代、建筑材料，具体到堂屋、卧室、厨房有几扇窗户，开窗后有没有穿堂风。她还发现，在宣威等地，除了住房通风问题外，工矿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几何距离与风向和水文交互作用，也影响了肺癌发病率。

这场耗时近50年的抗癌马拉松，在一代代人反复努力下已有些成果。调查发现，宣威肺癌死亡率正在逐渐变缓：1970年代到90年代是快速期，标化死亡率（按标准人口年龄构成计算的死亡率）上升了179.6%;1990年到2000年是慢速期，上升了35.3%;而2000年至今，得益于肺癌治疗方法的更新，已经步入了平稳期。

（摘自《中国青年报》魏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