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身后的“政治遗产”

杨伯江 卢昊

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街头演讲时突遭枪击身亡，享年67岁。安倍遇刺震动日本政坛乃至国际社会。尽管安倍本人已成为历史，但对日本未来国家发展趋势走向的审视，仍可从安倍“政治遗产”的视角出发加以探究。

“安倍时代”与日本社会心态

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于1993年7月首次当选众议员，成为当时日本最年轻的国会议员，2006年9月当选首相，成为首位在战后出生的首相，但任职不满一年即黯然下台。此后，经过5年的蛰伏蓄力，2012年9月安倍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12月再度出任首相，长达7年8个月的“安倍时代”由此拉开序幕，安倍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除超长任期外，安倍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彼时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形势。从2007年安倍辞职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5年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度依赖美西方国际体系的日本深受冲击。自民党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权以及后续的民主党三届内阁均陷入困局。当时《读卖新闻》社论曾这样说，由于频繁更替首相，外国领导人甚至无法记住日本领导人的名字，“这对日本而言是一种耻辱”。

再任首相后的安倍凭借派系资源与政治手腕，掌控了党内最高权力，率领自民党连续6次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同时，安倍将自身右倾保守政治观与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国民心态的变化紧密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政策理念，即通过战略行动，让日本“重新强大起来”。2012年后的超长任期中，安倍系统性强化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自立”与“自主”，试图拓展更大“战略空间”。不容忽视的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通过进一步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村山谈话”等既有历史表态，推动“战后外交总决算”等方式，加速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在亚洲邻国中引发普遍担忧。

“安倍时代”，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日本努力适应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安倍路线”的基本思路是，以安全领域的“突破”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利用多元化外交手段提升“综合战略活跃度”，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加速推进日本“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这些动向预示着日本的安全政策、防卫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目标出现巨大转变，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

在外交领域，安倍积极推动“战略性外交”，高调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等概念，力图彰显“道义”色彩。但事实上，安倍外交以高度的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及地缘竞争思维为底色，大国博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安倍力图在中美间维持总体平衡，在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前提下，借助美方战略资产增强自身行为能力;安倍还主张融合推进对外政策，综合运用经济、安全乃至文化手段，加强与“中等力量”特别是欧洲、印太国家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从日本国内政治视角看，安倍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此前日本外交的收缩态势，提升了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身后也留下了诸多争议和难题。

安倍身后的日本政治图谱

安倍创下日本历任首相中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然而，政治人物的政绩并非以时间长短来评判。虽然他对内满足了右翼势力的要求，对外紧追美国的步伐，但少子老龄化、数字时代发展、重大外交难题都没有“来得及”解决。事实上，2020年8月安倍辞任首相后，围绕其“政治遗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安倍“政治遗产”虽具有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但同时也代表着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国际秩序、日本国家发展的解读。这种解读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正常国家”论、“政治军事大国梦”的形式，影响着日本国家战略方向。

一直以来，安倍声称自己是“开放的保守主义者”，对推广自己的保守政治理念，凝聚个人的政治圈子相当热衷。经过长期经营，安倍身边已经汇聚了一大批保守派政治人物，其中不少人占据着自民党及政府高层要职，成为“安倍主义”的追随者与执行者。安倍作为当今日本政坛保守势力的“精神领袖”，他的去世不僅不会中断其追随者的追随，反而可能会刺激他们更执著的行动，并以完成安倍“未竟之志”的姿态，争取共情与支持。

与此同时，需要看到，安倍的“政治遗产”不可能完全左右日本的政治现实。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安倍探索日本“战略主体性”“能动性”的主张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指导作用，但是其中过激的成分，短期内不会成为政策现实。在面临国际秩序变革与国家战略转型时，日本的具体应对措施不会一成不变，安倍“政治遗产”中非理性、非建设性、非可持续性的内容，终将被舍弃并遗忘。

（摘自《光明日报》杨伯江、卢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