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迎来和平发展“新气象”？

刘中民

长期以来，由于深受殖民主义历史遗存、霸权主义大国干预和地区内部矛盾等因素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特点。在此情况下，中东地区国家长期以来发展的自主性不足，并缺乏有助于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与机制，而发展的缺失又加剧了安全困境。这也是中东地区极端主义猖獗的深层次原因，该地区也因此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然而，近两年来，尽管中东地区格局的依附性和冲突性特征尚未得到彻底改变，但伴随国际体系中大国力量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持续推进中东战略收缩的态势下，域外力量对该地区的影响越发趋于多元平衡，而地区内部关系则趋于缓和，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这在该地区历史上实属罕见。

从“美国独霸”到“多元平衡”

从冷战结束到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前，域外大国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与美国单极独霸的国际体系具有同构性，美国是中东地区事务的绝对主导者。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在中东地区推行“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通过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和遏制地区强国来主导中东事务。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分别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反恐为名发动战争，迫使两国政权更迭，并对其进行所谓“民主制度”输出，以强力改造中东。彼时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涉与霸权达到顶峰。

然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政府深刻认识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国力的削弱，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权力转移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挑战。因此，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逐步从在中东“反恐”转向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同时寻求在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

不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进行得并不顺利。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及该地区层出不穷的热点问题，例如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叙利亚危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问题等，都对美国构成了战略掣肘。同时，美国的“欧亚战略”“印太战略”及美国与俄罗斯间的战略博弈也不可避免地与中东地区存在关联性，因此美国仍需借助中东的力量。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中东政策日趋狭隘和功利，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加快了重返中东的步伐。尽管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尚无法与冷战时期的苏联相提并论，但其利用中东事务平衡并撬动美西方国家力量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一是，俄罗斯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主导者，俄借助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既维护了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也阻遏了美西方迫使叙利亚进行政权更迭的企图。二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的“阿斯塔纳机制”，不仅对叙利亚内部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成为俄土伊三国平衡美西方国家力量的重要平台。三是，俄罗斯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大批中东国家在能源、经贸、安全、军购、能源、反恐等领域的密切合作，也是俄撬动中东国家与美西方关系的重要杠杆。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也在逐步增强。在政治上，中国同时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保持友好合作，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等数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尊重中东国家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尊重中东地区的文明多样性，积极与中东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开展多领域“民心相通”交流，成为文明互鉴的典范。在安全领域，中国坚持综合、共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理念，积极在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领域帮助维护中东地区安全。在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正如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的：“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2022年7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对沙特进行访问，图为其正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此外，欧洲大国及日本、印度等国对中东地区也有重要影响，而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据2022年7～8月的外媒报道，除阿根廷和伊朗外，沙特、土耳其和埃及也准备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行列，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表示“强烈倾向加入金砖国家”;与此同时，包括沙特、阿联酋、叙利亚和卡塔尔在内的十个中东国家也希望加入上合组织，阿联酋甚至请求省去冗长程序，立即获得上合组织成员国地位。这不仅彰显了中东国家“向东看”的整体战略走向，也使影响该地区的外部力量更趋多元化。

这种外部力量多元化趋势，促使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随着美俄博弈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东国家在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时越来越倾向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理性选择。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在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谴责、围堵、制裁的过程中，中东各国的具体反应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基本上都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并未加入美国的“反俄阵营”，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国，不仅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甚至敢于向美国“说不”。例如，自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土耳其便一直积极在俄罗斯与乌克兰间斡旋，努力促成两国和谈;2022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曾试图与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通电话希望其增产石油，但均遭到“拒接”，随后2022年7月，拜登亲自访问沙特，但也未达到预期目的。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忌惮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并对中东国家施加压力。但是，中东国家的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未受到美国的影响，相反其“向东看”战略更加明确，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务实合作。2022年7月，拜登在访问沙特时曾露骨地挑拨沙特警惕中国、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填补权力真空”，但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强调了保持与中俄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充分显示了沙特的外交自主意识。

可以说，域外力量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多元平衡与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有助于改变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导中东地区格局的状况，进而削弱中东地区格局长期以来的依附性特征。

出現罕见“缓和潮”

冲突性是中东地区格局的另一个长期性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但中东地区依然冲突不断。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东国家其实也一直在多番探索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但多数国家都遭遇了严重挫折。2011年发生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受复杂内外因素影响，地区民众的抗议浪潮不仅未能实现其诉求，反而导致部分阿拉伯国家或政权倒台、或陷入严重动荡冲突，同时也激化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固有矛盾，并表现为新的对抗形式。在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的十年里，中东地区矛盾突出表现为沙特与伊朗的民族矛盾和教派矛盾、土耳其和沙特分别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矛盾。

不过，进入2021年后，在美国推进其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中东地区的一些大国也因长期奉行激进外交导致国力透支而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从而推动地区内部出现了罕见的寻求“和平与发展”的缓和趋势。

首先，沙特阵营与伊朗阵营关系开始缓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教派矛盾和地缘政治对抗不断加剧。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双方关系持续紧张。2016年两国断交，此后双方还在巴林、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竞争。但进入2021年后，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出现明显缓和。2021年4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公开表示愿与伊朗克服导致地区分裂的分歧，共同促进地区和平。伊朗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伊朗和沙特可掀开互动合作的新篇章，克服分歧，实现和平、稳定和地区发展。”在2021年，两国在伊拉克举行了四轮双边会谈，就缓和海湾地区紧张局势达成了初步共识。

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改善不仅带动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还带动了阿拉伯世界内部关系的缓和。一是伊朗与“沙特阵营”国家关系有所缓和。例如，2021年12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本·扎耶德曾率领代表团访问伊朗，并会见了伊朗总统莱希。二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内部关系也有所缓解。2017年6月5日，沙特带动阿联酋、巴林、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一起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引起沙特强烈不满。2021年初，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四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同年11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还访问了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其他五个海合会国家。三是双方关系缓和还有利于阿拉伯国家改善与同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的关系。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各自支持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但伴随叙利亚危机的演进，双方在叙利亚的对抗陷入僵持。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改善后，在2021年，约旦、埃及、阿联酋等诸多阿拉伯国家都与叙利亚改善了关系。2022年3月18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11年来首次访问阿联酋，发出了迄今为止双方间最明确的关系缓和信号。

其次，土耳其和沙特分别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和“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关系也开始全面缓和。双方的矛盾始于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的争夺。在2012～2014年穆兄会在埃及短暂执政到埃及军方最终废黜穆兄会、并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进行打压的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联酋对穆兄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府镇压和打击穆兄会;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并因此与塞西政府和沙特龃龉不断。卡塔尔追随土耳其支持穆兄会，成为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进行制裁的深层次原因。但自2021年4月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的关系均出现了缓和迹象，特别是进入2022年后，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领导人还频繁进行高层互访，并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例如，2021年11月，时任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访问土耳其，承诺将在土设立价值10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基金;2022年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回访阿联酋，双方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并启动防务合作与自由贸易谈判;2022年4月，埃尔多安自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后首次访问沙特，根据访问后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决心在许多领域开启一个“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2022年2月14日，应时任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邀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阿联酋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埃尔多安九年来首次访阿，被视为两国关系缓和的迹象之一。

再次，发展转型成为中东国家的战略选择。如果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综合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如今的中东国家大致可被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长期动荡的国家，如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第二类是在2019年受到第二波所谓“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如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第三类是处于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国家，如埃及和突尼斯;第四类则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如海合会国家及约旦、摩洛哥、伊朗、土耳其等国。这四类国家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各不相同，但国家稳定、独立与发展构成了其共同诉求，特别是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自2016年起推出的致力于经济多元化的宏大发展战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脆弱的地区格局重构

在经历长期的动荡和冲突之后，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正成为中东地区格局的新气象。但是，中东地区格局重构仍存诸多隐忧。

第一，美国对中东格局的破坏性作用依然十分突出。首先，美国仍不时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采取空袭等有限军事行动，这不仅严重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不利于这些长期动荡的国家走向稳定，甚至酿成伤害普通民众的人道主义灾难。例如，自叙利亚危机以来，美国尽管竭力避免在叙利亚发动地面战争，但仍多次对叙采取导弹袭击等有限军事行动，造成大規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次，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不断通过制造“伊朗威胁论”，挑拨沙特、以色列等国家对抗伊朗，并拼凑对抗伊朗的“中东版北约”，极大地加剧了地区紧张形势。再次，为摆脱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美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撤军，导致这两国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例如，2011年美国不负责任地从伊拉克撤军，是导致伊拉克教派和族群冲突加剧、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产生的重要原因。2021年8月，美国仓皇从阿富汗撤军，也导致阿富汗陷入严重混乱。与此同时，美国还长期在叙利亚盗采石油，并在2021年8月的阿富汗变局后将阿富汗在美国的70亿美元资产据为己有，这种掠夺中东国家财富的做法也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第二，地区国家关系缓和仍较为脆弱。首先，尽管伊朗与沙特关系趋于缓和，但其内在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沙特与伊朗存在着集民族、教派和争夺地区领导权矛盾为一体的复杂矛盾，双方围绕海湾地区领导权和伊朗核问题的矛盾颇深。其次，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围绕穆兄会的矛盾得到缓解，但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仍未解决。在利比亚，土耳其继续支持西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沙特和埃及等国家支持东部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这也是导致原定在2021年举行的利比亚大选被迫推迟的重要外部因素。再次，目前地区大国围绕中东热点问题的矛盾主要是处在相对冷却和总体僵持的状态，但其矛盾分歧在本质上几乎没有变化。在2021年，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等新老热点在总体僵持的同时还伴随着间歇性的冲突，这无疑是对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严峻挑战。最后，近两年地区大国间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各大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进而通过缓和与其他大国关系减轻压力，但这种动力的作用很难突破对抗性的地区格局制约，更多是针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适应性调整。

第三，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被严重边缘化，这是影响中东地区格局重建的难题之一。自2020年，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在美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逻辑开始转向，其推动巴以和谈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且更加偏袒以色列。此后，以色列还与摩洛哥、苏丹实现建交，外加在20世纪后半叶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年）及约旦（1994年），目前以色列已与近1/3的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还在推动以色列与沙特建交，并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立针对伊朗的“中东防空联盟”。但与此同时，巴以冲突仍时有发生。2022年8月5日，以色列战机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击中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多处目标，杰哈德随后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示报复。这也是巴以自2021年5月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

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意味着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按照“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建国更加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东各方可以相安无事。相反，巴以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各大力量分化组合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以色列、阿拉伯—以色列、伊朗—以色列、土耳其—以色列等数对矛盾都深受巴勒斯坦问题影响。此外，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巴以双方极端力量冲突对抗并进行政治动员的焦点所在，甚至是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土壤。

第四，中东地区国家发展严重不平衡，大多数国家发展转型仍面临严峻挑战。中东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性，多数国家尚存在政局不稳、军方干政、宗教与世俗力量矛盾、族群与教派冲突、经济危机、民生困难、外部干预等多种消极因素，这都使中东国家的发展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6年，习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曾提出“中东之问”，指出：“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这里迄今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中东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少一些冲突和苦难，多一点安宁和尊严，这是中东人民的向往。”简而言之，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关于“中东之问”的答案，这既是中国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中东地区国家的出路所在。当前，中东地区出现和平与发展诉求强烈的积极现象，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应共同合作推动地区和平发展进程，使中东早日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