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读者提供成果最新、可信可用的书画文献库

《藏书报》：《壬寅消夏录》这一选题是如何成功立项的？

雍琦：《壬寅消夏录》是成书于晚清的书画艺术作品著录。这些书画艺术品的收藏者是清末重臣兼收藏家端方，而该书的实际编纂者，则是近代的著名文献学家缪荃孙等人。

要介绍该选题的发现过程，还要从我社的书画文献整理丛书——“中国书画基本丛书”说起。“中国书画基本丛书”是我社已经坚持5年多的大型艺术类古籍整理项目，丛书精选历代具有真知灼见、史有公论、流传有绪的书画论著，以内容系统、整理规范、方便阅读为旨归，为读者提供一个成果最新、可信可用的书画文献库。

自2018年出版首个品种《穰梨馆过眼录》以来，丛书目前已出版图书10余种。包括《壬寅消夏录》在内，历年来“丛书”中共有3种图书获得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这3种获得资助的图书，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书画艺术文献中的“著录类”或者说“鉴藏类”文献。

《壬寅消夏录》就是一部著录藏品丰富，记载内容全面的书画作品著录文献。在书画著录史上，明清两代双峰并峙，特别是清代，出现了著名的“四消夏”，尤其是《壬寅消夏录》，成书最晚，著录最为宏富，堪称“消夏录”这一体裁的殿军。早在策划“中国书画基本丛书”具体选目之初，该书就列入出版計划之中。经过整理者的数年努力，终于在去年全部完稿。

《藏书报》：《壬寅消夏录》的版本情况是怎样的？和之前已出版的成果有哪些不同？

雍琦：《壬寅消夏录》其实是一部手稿，并未刊刻成书。

目前流传的手稿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文物研究所藏本，1995年曾纳入《续修四库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2014年，经徐邦达、启功、朱家溍、王世襄、傅熹年、谢辰生诸名家推荐，由文物出版社影印线装出版。 另一种是上海图书馆藏残本，著录为“壬寅消夏录不分卷”，10册。该本向未影印或整理出版，历来较少受到关注。

经研究对比，上图本成稿较早，删改笔迹较多，在目录编次、收录内容、行文详略方面，与文研本多有不同。文研本可视为上图本增删修改后的“定本”，可取的内容自然较多。但也偶有上图本不误，而文研本反误的，或文研本有脱漏文字，可据上图本补入的。

本次整理出版《壬寅消夏录》，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为底本，校以上图藏残本。在此基础上，还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在整理过程中，为了确定每一段被删落跋文、观款的归属，文本的前后缀合，过录文字是否有讹误，尽量取书画作品原迹或照片、影印件等资料校核，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予以校改，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原书著录的准确性；依据复原后的卷前目录，将两部稿本的内容重新拼缀复合，尽力恢复为底本删减之前的面貌；编制全书人名作品名索引。

《藏书报》：这个古籍整理项目是由哪位专家主持的，难度体现在哪里？

雍琦：《壬寅消夏录》作为一部重要的书画著录文献，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向无整理点校本。原稿又系手抄，有些字迹很难辨识，批点修改的痕迹既多且杂，因此在标点、校对之外，首先就有厘清眉目、文字识读、段落归属等各种极繁浩的工作细致，对整理者的专业水准和学术基础都有很高的要求。

上海博物馆青年学者魏小虎，在古典文献和金石书画研究鉴赏领域素有专长，并且长期关注和研究端方及其艺术品收藏，是整理《壬寅消夏录》的不二人选。面对整理《壬寅消夏录》可能遇到的困难，他毫无退缩，迎难而上，毅然主动承担起点校整理工作。他在研究过程中，挖掘出上海图书馆藏残稿本，在与出版社编辑反复探讨后，确定整理体例，此后利用近两年的时间点校整理，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古籍整理工作。

《壬寅消夏录》的整理工作，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又得到古典文献、金石书画等领域专家的高度肯定，欣然推荐参选国家古籍整理专项资助。该书最终获得资助，让所有参与者备感鼓舞。

《藏书报》：获得国家古籍资助项目，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分享？

雍琦：一是社领导高度重视。我社是一家专业艺术出版社，古典艺术文献的整理出版一向是我社的重要出版门类。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社就出版了《中国书画全书》，2015年又出版了标点整理本《木雁斋鉴赏笔记》，2018年开始出版“中国书画基本丛书”。这些标志性、成系统书画文献的整理出版，一方面奠定和夯实了我社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培养和锻炼了艺术类古籍编辑人才，对于做好古籍整理工作，开展古籍整理计划，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积极寻求最合适的整理者。在“艺术类古籍”这一总的名称之下，各种具体的书画艺术文献总量浩瀚，门类繁多，每个品种都各具特色。整理这类古籍，一方面需要整理者有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需要整理者在具体的艺术门类研究中有所专长，还需要整理者专注地投入于整理工作之中。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缺一不可。我社利用长期的专业出版优势，一方面巩固已有的专家团队，一方面积极拓展新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始终坚持不懈地获取优秀选题资源。这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条件。

三是认真严密组织编校工作。我社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组织专门人员承担古籍整理图书的编校审读工作。对于整理难度较高的书稿，还会聘请社外专家帮助审读书稿。通过制度建设和人才激励双管齐下，为按时高质量完成古籍资助项目提供保障。

《藏书报》：“古籍保护”在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出版人，您认为今后将如何做好古籍出版工作？

雍琦：古籍保护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古籍出版要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利用好自身平台，做好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和传承性保护，在专业古籍保护和社会大众之间搭建桥梁，向社会展示优秀的古籍保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