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自然与现实

江非

一

我个人認为诗歌所面对的“自然”包括四个层级。一是原野的自然，它所显示的是对死亡的展示与对人的拒绝，人面对它，只能处于一种对时空的丧失之中，比如诗人李白在《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说的“自然”。二是荒野的自然，它代表的是人的沉思与嵌入，人在其中获得空间中的存在，比如王维在《山居秋暝》等诗篇中所述。三是田野的自然，它意味着劳作与亲和，人在其中获得时间的存在，比如陶潜在《归园田居》中所言。第四种是视野的自然，自然在这里成为山水与风景，意味着情调、符号与消费，人在这种符号化的自然中呈现出了无奈的移情与身份的丧失，比如谢灵运的代表作《七里濑》中的“自然”。严格来说，只有前三者才算是关于自然的写作。自然的根本属性是事关存在启示的绝对死亡。我们当下一些涉及河海湖川草木花鸟的诗歌，大多都是第四种。自然，它作为原野，给我们提供纯粹的时空形式;作为荒野，给人提供恐惧和敬畏;作为田野，给人的是劳作、生活和生命展开的形式;作为视野之物，给人的则是一个可以游览、拍照、制作、怡情的对于“自然”的观念性模仿和复制。

借用马丁·布伯的话来说，人在荒野的“自然”中，称颂的是“我和你”;在田野中，则称颂“我和他”;在视野中称颂“我和它”;在原野中，人无言称颂。对于主体来说，它们分别是被腹语、低语、话语和词语所分割区别的四个“自然”。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然在诗歌中呈现为三种质素：本质、属性和功能。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道出了自然的本质，王维的“清泉石上流”道出了属性，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则是说明了自然的功能。它们和诗歌的关系分别是：语言在语言之中、语言在关系之中、语言在对象之中。其诗歌的话语形式分别是：“是自然……”“和自然……”“像自然……”。苏东坡是第四种，在“横看成岭侧成峰”中他说出了：

“由自然……”，是“我思故我在”在自然的“形态”中。

二

我们能不能使用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说杜甫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不能。因为，现实只是杜甫的依据。他的诗作的本质表达是：仁爱。这是诗歌的最高现实和经验。杜甫不是那个写所谓的“时代现实”的人，更不是一个什么日常经验者。杜甫一辈子都没说过也不知道诗歌的“现实”是什么。他的脑子里，只有四个字：天下，仁爱，他甚至是反“现实”的。杜甫的诗，一字一君子，始终处于他的“理式”之中，而不是众人所认为的那种简单表象的“现实”之中。他们的作品都是面他的那个时代，而向儒学的君子天道之心的回归。没有这颗心，我们所谓的那些“现实”，根本就不会凝聚纳入他的作品中来。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书写了那个崇高之心的现实，他深刻地言明了人乃是历史和集体精神之人，而不是单纯的美学之人，这个“人”的灵魂，即是以天下观念为心怀的仁善。杜甫是“为什么写”的最好的代表。他不关心“写什么”。他通过他的心，创造了他的自我即理想的人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能颠倒过来去说言说杜甫，说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只能说他有一颗仁爱至善之心。杜甫始终处于经验的最高层：饱满的理念世界，而并非现实世界。

所以，诗歌中的现实或经验，和我们面对普通现实的知觉或理性的经验不是一回事，它的要求更高，它不是个人所经历的一切，不是那些所谓的“日常”现实，也不是那些所谓的时代现象之实，不是那些“事情”，也不是所谓的“事实”，而是个人与历史记忆中的“事件”。事件是一个启示，是被诗人之心审视后的一个例外，它面向普遍存在与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开启。它通过普通现实中的“我在”，经过语言和言说的“我有”，而抵达“我能”和“我是”。所以，诗歌中所谓的各种经验与现实，仅是诗人之心对“为之何人”这一命题思考的纳入之物，并非是诗的根本目的。杜甫只能是一位仁爱主义诗人，而不是一个我们当下所说的那种现实主义诗人。王维的人之真，李白的人之美，杜甫的人之善，陶渊明的人之逸，他们的诗歌都是事关人之根本的。杜甫只在一个胸怀、形象和一颗心里，不在被后人所称之的题材现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