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易传》与苏轼黄州时期文学创作心态

彭亚萍

【摘 要】《易》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撰成《东坡易传》，试图解决身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包含对“幽人贞吉”“通二合一”和“无心而一”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隐约而不愠的心态，至一而无我、物我两忘的心境和静以待其定的进退之道。苏轼独特的易学思想，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出现，更转化为其黄州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

【关键词】苏轼，《东坡易传》，通二合一，黄州文学，创作心态

一代文豪苏轼大起大落的人生，造就了他复杂多样的思想和艺术面貌。由于深受宋代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苏轼形成以下思想特点：入仕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目前学界对苏轼黄州时期思想的研究大多强调其道、释色彩，却忽略其儒家思想内核。儒家思想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建构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影响其黄州时期文学的创作。

苏轼的经典作品多次被收录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人教版语文教材收录苏轼作品九篇，其中黄州时期的有五篇;统编语文教材收录苏轼作品七篇，其中黄州时期的有四篇，均超过半数，由此可见苏轼黄州时期作品的经典地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语文课程更加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承担“立德树人”的任务。教师应摒弃过去功利性的教育理念，重视文本人文价值的挖掘与传承。因 此，教学苏轼作品的重难点应是引导学生感悟苏轼乐观旷达的人格魅力，学习苏轼善于处穷的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格境界。那么，深入了解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便成为学习的重中之重。本文试以《东坡易传》作为打开苏轼思想大门的钥匙，深入解读其黄州时期的文学作品。

一、《东坡易传》成书与苏轼的黄州贬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东坡易传》九卷，宋苏轼撰。是书一名《毘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1]以《四库全书》之威望，此似成定论。

至今，关于《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等问题，学界争议颇多。金生杨先生认同清四库馆臣的观点，认为：“《东坡易传》是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一部力作。”而谢建忠先生则认为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年）在黄州独立撰写了《易传》。二者的分歧在于“独立”的程度。其实，并非有所借鉴就是“合力而作”，而是重在各取所长，点铁成金。本文从谢建忠之说。

苏轼一生好读《周易》，尤其是处于穷境之时，善于从中汲取排忧解难之法，其有诗云：“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三》）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的苏轼不能轻易作诗抒怀，遂埋头致力于《易》理。他在写给滕达道的信中说道：

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2]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

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3]

从“无所用心”可见，苏轼被贬黄州时百无聊赖，正是他注解经典的好时机。到元丰五年（1082年）寫作《赤壁赋》时，《东坡易传》初步完稿。经过不断修改，基本成书约在他晚年被贬海南北归之际。苏轼六十五岁时，给李之仪写信说：“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从现存的《东坡易传》来看，苏轼到常州时还在修改本书，有些地方还没来得及完善，他便与世长辞。苏轼在从海南归来时写的《记过合浦》中说： “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可见该书在其生前并没有印行。东坡去世之后，其著作屡遭劈版禁毁，《东坡易传》便以《毘陵易传》之名印行于世，因受朱熹不遗余力的抨击，几为理学所淹没。

二、“幽人贞吉”：隐约而不愠的心态

东方龙吟先生称《东坡易传》体大思精，苏轼生平出处，文章内涵，诗词玄妙之处，无一不在其《易 传》中可觅渊源，甚至认为“离开《东坡易传》，苏轼思想及其诗文辞赋研究无从谈起”。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初到黄州时写下了《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是对苏轼初到黄州时畏祸及身、满怀孤独寂寞之情的真实写照。“幽人”一般理解为幽囚之人，可以引申为含冤之人或幽居之人。有观点认为，乌台诗案后，苏轼闭门思过，领会到了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开始畏人避世，佛老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这种观点只是停留在作品文本表层，并未深入探讨苏轼的思想和文化性格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苏轼在《易传》中解释《易·履》九二爻“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二之用大矣，不见于二，而见于三。三之所以能视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为明，有足不自以为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岂非才全德厚、隐约而不愠者欤？故曰“幽人贞吉”。[4]

“三”即六三爻：“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 人，凶。”孔颖达疏：“今六三以阴居阳，而又失其位，以此视物，犹如眇目，自为能视，不足为明也。以此履践，犹如跛足，自为能履，不足与之行也。‘履虎尾，咥人，凶者，以此履虎尾，咥啮于人，所以凶也。”[5]六三以阴居阳位，不中不正，却不知道自己有致命问题，以此为履，必出问题。孔子指出六三致祸的原因是它以阴爻居阳位，位不当，即柔弱其里，刚强其外，因为位不当，所以显出志刚来。苏轼认为，只有顺应本性，使德配位，才能避免这一问题，远离祸患。履得其中，且虚怀若谷，才能“履道坦坦”，才是“德全才厚”的“幽人”所为;也正因为如此，“幽人”在遇到挫折时才能保持“隐约而不愠”，受挫不争，处变不惊，自适自安。

“孤鸿”意象不仅寄寓孤独、凄凉之情，更是苏轼高旷洒脱性情的象征，他并未一直沉溺在消极的情绪当中，而是很快接受了现实，所以这份寂寞与悲凉悲而不伤。再看其作于同时期的《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

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

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

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

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

不辞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

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

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

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6]

“无事不出门”的“幽人”“醉耳爱松风”，始终保持着一份从容与镇定。在充满忧患和困顿的贬谪时期，苏轼将对于《易》的思考转化为生活实践形式，指导自己“洗心”，以待外物之变，使自我“炳然日新”。

三、“通二合一”：至一而无我，物我两忘的心境

苏轼在元丰五年创作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该词从雨写到晴，雨既不怕，晴亦不喜，均不介意。苏轼认为自己具备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胸襟，外界的变化对他来说并无差别。苏轼能够在自然界中参悟人生道理，离不开其对《易经》的深入认识。如《尚书解·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云：

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常存而不变故耶？[7]

文中“变者”与“不变者”之间的关系在《东坡易传》中有所对应，即“二”与“一”的关系。“通二合一”是苏轼哲学体系中的统摄性思想，《东坡易传》对相关理论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如“变者两之，通者一之”[8]。刘驰在考辨《赤壁赋》思想时得出新论，认 为：“二”即变者，是就现象而言，指天地万物各有不同，而且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即不变者，是就道体而言，指天地万物生成、变化背后都有永恒不变的道体居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皆出于“一”，形成于“二”。而世人却容易被“二”所蒙蔽，不知有“一”。[9]如《东坡易传》云：

天地与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与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变化乱之，福祸劫之，所不可知者惑之……夫苟无蔽，则人固与天地相似也。[10]

自然界中的风雨是正常现象，世人可以用平常心看待自然界中的风雨，为何不能坦然面对人生中的风雨呢？究其原因，乃不知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皆出于“一”。黄沙道中淋雨的苏轼正是理解了风雨之作止即为“二”，才能以“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轻松、豪迈心态搏击风雨，笑傲人生。

黄州时期，苏轼的思想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缅怀周瑜少年得志，建立千秋伟业的历史，对照自己仕途坎坷、老大无成的现状，颇多感慨，篇末更有“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颓唐语。“物有以蔽之也”，苏轼此时正是困扰于个人的生死福祸和国家的存亡治乱，才会恐惧生命短暂，羡慕周瑜之少年得志。问题悬而未决，苏轼并不满足于《念奴娇》中的“一尊还酹江月”，在同年创作的《赤壁赋》中继续求索。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11]

此段文字凸显了《赤壁赋》的核心思想，也是苏轼易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变者”与“不变者”是苏轼思想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概念。世人多只见“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的发展变化，强调把握变者“二”。而苏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尤为看重“未尝往”，“卒莫消长”和“物与我皆无尽”的天地万物亘古不变的本质，即不变者“一”，并试图通过天地万物不断变化的表象，体悟天道有常。《尚书解·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云：

《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者也。”夫动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托焉。惟一者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万物资生焉。日月惟能一，故天下资明焉。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12]

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皆出于“一”，而形成于“二”，只有执“一”而变，以不变者“一”为基础，才能“万物资生”。因此，“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在黄州时，将哲学思想、自身经历和文学创作三者结合，运用“通二合一”的思想，总揽整个性命之理，重新思索生死的含义，消除了对生命短暂的恐惧，发出了“又何羡乎”的感慨。

就天地万物而言，只有“通二合一”，才可与道相接，此即所谓天地之道。就人类而言，“通二合一”须 “得其情而尽其性”，进而“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最终达到“至一而无我”之境界，超越物我的区别。

四、“无心而一”：静以待其定的进退之道

苏轼于元丰五年创作了《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3]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云：

（苏轼在黄州）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猶未醒也。[14]

世人多认为苏轼退避社会、厌弃世间，想要“江海寄余生”，其实不然，“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的滑稽场面，不正说明苏轼很好地化解了内心的矛盾后毫无负担、超然物外的心境吗？词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一句化用《庄子·知北游》中 的“汝生非汝有也”，“何时忘却营营”也化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

庄子的无为是想要借助隐居避世，超凡脱俗，让精神进入逍遥无待的境界，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苏轼也多次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了想要归隐的愿望，但与庄子却有不同，他从易学的角度提出了无为的途径和策略。《东坡易传》对于“孚”（诚信），着重强调了“无心”：“‘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兑，乘天下之至顺而行于人之所說，必无心者也。‘舟虚者，无心之谓也。”[15]词中的“小舟”，最终消逝于“縠纹平”的江上，这是无心状态的形象化，其目的就是乘天之礼而进入“人之所悦”的人事境界。“无心”便是抛弃功名利禄等私心，顺应自然，顺应民心。

物之无心者必一，水与鉴是也。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物之有心者必二，目与手是也。 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托于度量权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应物无方、日新其德也哉。[16]

苏轼认为：只有“无心而一”，才能“应万物之变”，“无心”是人“达理”“行道”，最终实现“性命之贞”的一种精神境界，这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的精神体验。而要达到无心的境界，只有“静以待其定”，“正而一，静而久”，不能急躁，急躁就会失常;也不能飞在天上显示自己，以免招致凶险。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者，变易之际也。圣人居变易之际，静以待其定，不可以有为也，故“以至日闭关”明之，下至于“商旅不行”，上至于“后不省方”。[17]

在《东坡易传》中，苏轼认为：不管是世间万物的“消长”“盈虚”，还是个人的进退、国家的治乱，都只是变者“二”的体现，皆通于不变者“一”，因此一旦圣人身处变异，只需“无心而一”，“静以待其定”即可。

明确以《易》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对苏轼黄州时期精神品格的形成，是学生深入理解苏轼作品精神内核的前提条件。如果忽略这点，学生对苏轼作品的解读将会停留在表面的字词句上，而错失作品原有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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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驰.《赤壁赋》思想考辨新得：兼论中国古代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方法[J]. 文学评论，2019（4）.

[11]苏轼. 苏轼选集[M]. 王水照，选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76.

[13]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87.

[14]叶梦得. 避暑录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