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认同达成的原则与理路

2022-05-31 01:36高晓溪
理论观察 2022年4期
关键词:原则新时代

高晓溪

关键词: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原则;理路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4 — 0010 — 06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讲话中,强调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工作不仅涉及个体道德意识、法治观念和文化素养的提升,更关乎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工作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需要我们给予实施教育活动的多方主体以全过程指引,以期在激发认知层面的归属感和一致性的同时,通过内化意识形态要求和规约实践展开方式,实现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性统一。就现状来看,习近平同志以问题为导向,强调认同的阻滞因素包括“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教学效果还需提升,教学研究力度需要加大、思路需要拓展;教材内容不够鲜活,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还存在短板,队伍结构还需要优化,整体素质还需要提升;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系有待健全”[1]等方面,不仅揭示了思政课程亟待解决的欠缺与不足,也谋划了未来的工作抓手。本文试图从原则和理路层面展开思考,以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效率和效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原则

马克思主义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集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于一身,并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充分彰显了指引力、批判力和穿透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强调的那样,“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2]与此同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进一步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源于理论自身的真理性,更来自行之有效的现实指导力。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和永恒价值。可以说,不论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而言,还是就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根本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为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因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换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3]思想政治教育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理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義办学方向,完成铸魂育人,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实现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认识论和行动论规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务。所谓价值观认同,既非源自外在理论灌输的强制同意,也不是流于现象或语言层面的简单赞同,而是主体在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的双重自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必然逻辑。用马克思的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认同的前提,为认同的实现提供了理性的关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是认同达成的本源,为认同的永续生成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认同的形成基础,为认同的达成勾画了具体的现实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是认同的生成之法,为认同的达成提供了路径保障。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导向不仅在内容层面奠定了认同的合法性根基,也在实践机制层面确保了认同的效率和效果。

二、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的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为突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束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的确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即“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5]但就人类的全部历史而言,这种革命性所奠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甚至在其政治体制确立之初便埋下了灭亡的伏笔,因为资本在寻求增殖的过程中,不仅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6],还以其宽泛的生产主义理论和普遍的增殖诉求,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象和政治幻象掩盖着的剥削。”[7]换句话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必将如同它所代替的封建主义一样,再也无法推动由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变革了。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也必然会寻求意识形态的欺骗,通过给予虚幻的政治和生活许诺,将人们期许的未来捆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不是马克思的个人独创,而是经由启蒙运动发端并逐渐被德国古典哲学所整合的社会思潮,作为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以思辨的表达方式将其完整推演为一套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其核心便是包含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马克思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的中介下,继承并将其扬弃为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马克思的话说,“辩证法从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显然,经过马克思改造过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要件,正是凭借上述内容,马克思破解了资本主义试图永恒化自身的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策略,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暂时环节,而非永恒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必将因其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被共产主义所替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客观实在”主要指以生产活动为表征的自然介入行为及其形成的物质财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实际能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关系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转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理念、新战略和新思想,不仅成功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也打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工作的新局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生产力不断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形成的新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9]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全面创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上述过程意义显著,作为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的价值观培育和实践导向工作,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让思政课真正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方能在学懂弄通、明理悟道中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推动认同达成与实现,从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的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和凝聚力量的意识形态作用。

三、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总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总体性理论,其革命之处在于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沿着抽象的思辨路径寻求生产方式之外的“绝对真理”的做法,并将自康德已降的关于“自由”的形而上学考察,转换为针对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演进的存在论追问。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总体”不再是凭借概念的辩证推演形成的观念总体,而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的社会交往为内容的真实历史;正是凭借着上述革命性转换,马克思不仅超越了包括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体系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有哲学,也同时赋予了被思辨的神秘主义所包裹的自由和解放维度以现实的可操作性,从而找到了从“必然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科学路径。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考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总体性。就本体论而言,马克思将生产方式跃迁视为“结构”和“历史”的辩证统一过程,即历史唯物主义描述的是作为总体的生产活动的辩证变化所形塑的人类社会诸领域的现实过程,所谓“历史”不是纯粹的线性时间,而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相互渗透的综合进程,意味着在革命展开过程中既可能存在曲折、反复甚至暂时倒退,也可能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跳跃式发展,不论是苏俄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都合理论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从认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主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方可实现,既不存在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界划的世界图式,也没有黑格尔经由“精神现象学”通达的“绝对知识”,只有实践活动才是连接主客体世界的真正桥梁,正如马克思所言,“通過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集结,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0];换言之,不论是经院哲学时代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还是近代哲学中关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野,不过是试图在同一性的抽象本体或者说思辨的观念总体中推敲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1]

就思想政治教育认同而言,马克思的总体性原则具体化为关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理念。具体来说,“三全育人”之“全”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推进育人理念和育人方式变革的总体布局:首先,全体教育工作者都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推进工作中,而不仅限于思政课的专业教师,参与人员的整体性有利于确保“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有机渗透与良性互动;其次,注重将立德树人的任务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实现“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和线上线下”的有机统一,在意识形态灌输和生活世界体认的结合中提升认同的效率效果;第三,“理论教学”向“铸魂育人”的理念转换有利于提升认同程度,也就是说要充分立足于学生的认知特征和行为习惯,扬弃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在优化课程资源的同时,充分保证学生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将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创新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思路,为全面加强党对于教育工作的领导,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出了新要求。为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总任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式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到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和新趋势,积极探索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方法,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补齐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以学生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为导向,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淳风化人,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业课教学以及各项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思想价值引领的全过程贯穿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效率和效果。

当前,“课程思政”建设集中体现了总体性的育人原则,其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的同时,有效激发了与“思政课程”在政治方向、教育载体、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的协同效应,强化了意识形态教育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可以说,“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能够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2],“思政课程”能够在政治方向、思想价值和内容凝练上给予“课程思政”以意识形态指导,“课程思政”又能够在拓展师资力量、丰富课程载体和教育资源等层面给予“思政课程”以有效补充,二者共同形塑的“思政共同体”通过育人理念、教学方法和保障体系的融通互动奠定了认同达成的现实基础。

四、情感驱动和真理感召相结合的认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创造性反映,并认为能够统一主客体因素的“实践”构成了认识活动的感性基础,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理论,即“认识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就是在人的表象中具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13]由此一来,列宁就把“认识”界定为摆脱主体性因素纠缠,全面、客观且实际地反映外在事物的过程。但统观认识的形成过程,针对客体的全面复写不过是理想化言说,因为随着主体认识能力的提升,在实践活动中所达到的主客体统一的程度也就越高,认识内容包含的主体性因素也会不断上升;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提出,以往被视为客体之属性的时间和空间等也被赋予了相对性内涵,进一步激发了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蕴含的矛盾性因素。实际上,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试图扬弃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直观性,但它仅仅把后者的缺憾视为辩证思维的缺失,而没有从主客体统一的逻辑机制层面深入考察,本质上仍旧是囿于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据此,所谓“革命性成果”也仅仅是“将认识过程看作是实践和认识的无穷反复和递进”[14],其本质上依旧是洛克的白板说和牛顿力学体系的理论混合物。

实际上,针对实践概念的关注既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便已经洞悉的现代唯物主义原则,也是其肇始的西方哲学革命的理论关键。较之于消极且被动的旧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凸显了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因素,即在考察认识的形成过程中,将主体的感性活动及其对象性关系作为基点,不仅强调感性经验的理性综合,也重视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能力。就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传统理解而言,我们多从前者出发,强调知识化的经验传递与习得,忽视了情感驱动对人认识形成中提供的动力、诱导和激发作用。一般认为,情感驱动是情、意、信的倾注与激发过程,“是教育对象依照社会所要求思想政治品德原则和规范,对周围环境中的人和物进行理解和评价,从中产生一种主观情绪体验。”[15]同主体的理性认知不同,情感驱动虽然以前者为基础,渗透并交织于意识凝练的全过程,但它主要关注认知中的非理性领域,具有随机性、弥散性和非模式化特征,不仅有利于形成“情感”与“德育”之间的融通机制,对于扭转灌输论的强势主导和技术理性的过度渗透导致的“情感缺场”问题也有重要意义。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感召学子,使其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目标逻辑。但如果仅将目标封闭于理性的知识论层次,就无法真正转换为自觉的价值观选择和行为导向,因为认同不只针对理性认知而言,更需要情感驱动和心理内化;换句话说,课堂的被动灌输和书本等间接经验的主动习得提供了认识论内容的主要来源,但上述过程只有经由情、意、信的沉淀、过滤与转化,方可激发求真向善的自觉性,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由被动到主动、适应到自觉的转变。

五、积极投身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实践论原则

国内学术界将马克思的哲学形态主要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强调它不仅超越了哲学史上的任何二元论纷争,也通过将研究对象、理论场域和价值诉求归转向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及其创生的社会有机体,破解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之谜,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置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节点,对于如何以实践唯物主义回应“思政课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16]需要进一步思考。就实践唯物主义的概念而言,虽然李达在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但囿于社会条件和历史氛围,其蕴含的革命旨趣并未彰显,直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后,方才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关注。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便将“改造世界”作为理论要务,它一方面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试图通过“宗教批判”引申“政治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也同时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历史的抽象把握,通过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7]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在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中逐渐获得了时代化和前沿性的出场逻辑,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刻、准确地表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中国逻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世界歷史的发展潮流,更以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为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光辉典范。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我们有足够信心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奋力前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主要矛盾的逻辑变迁凸显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它既代表了党和国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建设成就的信心,也表明了党和国家给予广大人民群众可期的美好未来的决心。具体来说,美好生活的提出意味着人民需要的内涵范围已经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拓展到了日常生活层面,包括对于公平的诉求、正义的呼唤、法治的期许直至生态的关注等;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层次也从量的提升转向了质的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告别了计划经济的物质短缺时代,人民群众对于医疗、住房、养老、教育和生态等诉求显著提升,既为今后的民生建设布局了任务与方向,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嘱托[19];此外,就“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现状而言,我们应当从具体国情出发,既看到社会发展的成就,也不能忽视当前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不均衡现状,对于依靠要素供给、创新能力不强和效益不高的发展模式,也应纳入综合考量之中。

不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而言,还是就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具体表述来说,都是党中央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原则的科学研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0]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认同而言,实事求是原则不可或缺,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立党、兴党和强党的关键保障,也是筑牢认同前提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光辉典范,也构成了认同达成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认同不能留滞于抽象的思维层面,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理论认同转化为实践自觉,即在“实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巩固和升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效果。

六、解放思想和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是凝聚和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载体,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工作对于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权和管理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不容忽视,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在积极煽动反华情绪并散布“强国必霸”言论的同时,通过网络新闻等大众媒体兜售其“普世”观念,试图将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演绎成为全球性范本,从而达到维系自身权力稳定和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复杂的全球性语境及其意识形态背景中保持文化定力,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切实做到在坚持中发展和在发展中坚持相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背景中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1]因此,我们既要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也需要在世界性的交往互动中凝聚具有时代气息的育人理念和实践体系,在借鉴、融通和创新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集力和向心力。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政治统治有一定作用,我们应当在增强“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秉承实事求是和内源性发展的理念,通过“它者视域”的介入,积极寻求丰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具体来说,西方国家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明确提法,但贯穿不同教育阶段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课程实际上履行了意识形态的教化职能。就课程的内容设计而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策略强调的多元化、隐蔽性、生活化和全覆盖等特征有利于提升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包括技术理性、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性后果”等都被资本作为异化群体心理和解构批判属性的意识形态工具,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尔就认为“异化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必然结果,即在物质主义幸福观的驱使下,大众由于难以在生产和劳动中汲取幸福感,遂将满足和快乐等同于商品的占有,[22]然而受欲望驱使的消費不仅滋生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也削弱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革命倾向,它会导致人们将物欲至上的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捆绑,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西方国家针对学生的管理模式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西方国家虽然有类似我国的辅导员制度,但不论是行业准入还是职业生涯规划都更为专业,例如美国的辅导员制度已经确立百年有余,具体的业务指导和管理有赖于“美国辅导员协会”所提供的专家辅助和案例支持,协会不仅定期举办旨在提升辅导员执业能力的培训课程,也出版了专业化的学术期刊,以便就相关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在工作内容来看,美国辅导员主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择业、就业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且在具体工作中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师、辅导员以及家庭共同介入的立体教育,既提升了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时效性,也增进了交往过程中的亲和力。但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的辅导员制度依旧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本土化重构,方能将其工作中无涉于“价值判断”的方法论要素汲取为推进我国辅导员面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有效经验。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提升是系统性的工程,不仅需要课程设计、人员配备以及事务管理等层面的共同推进,也需要解放思想,以兼容并蓄的理论姿态借鉴一切有利因素,为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认同提供积极的制度保证与智力支持。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7.

[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3]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1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9]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7.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12]习近平.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13]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21.

[14]汪信砚.认识的主体性与非经典认识论论纲[J].哲学研究,1987(01).

[15]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9.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9.

[19]习近平.习近平讲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6.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

[21]蒋建国.凝聚在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旗帜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41.

[2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3.

〔责任编辑:侯庆海〕

收稿日期:2022 — 04 — 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效应研究”(20YJC720005);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协同育人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0Z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三全育人)“高校基层党组织育人模式内涵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722020SQ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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