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考试及试题探析

黄雪婷 谢玲

摘 要 194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增设图书馆学专业;1946年，同时举办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及第一届公费留学考试，均设图书馆学专业。论文通过分析三次留学考试试题，探索民国图书馆学教育重点与方向，为当代图书馆学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留学考试;图书馆学史;民国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2.04.012

Study on the Overseas Study Examin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Xueting， Xie Ling

Abstract In 1943，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ld the first self-funded overseas study examination， and added the major of library science. In 1946， the second self-funded overseas study examination and the first publicly funded overseas study examination were held simultaneously， with library science as the major. By analyzing the questions of three exams for studying abroa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phasis and dire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Keywords Study abroad test.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民国图书馆学学人海外留学经历及民国图书馆学教育一直是近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的热点，而这两者又是息息相关的，学成归国的图书馆学人扛起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大旗。1943年之前，图书馆学人的留学主要通过庚款留美、大学推荐、基金会资助、交换馆员等方式[1]。1943年和1946年，图书馆学专业首次列入自费留学考试及公费留学考试行列。这种方式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专家出题，按考生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选拔方式。民国图书馆学留学考试共产生了三套试题，这些试题折射出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点与方向，值得学界关注。

1 民国教育部留学考试背景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中国的同盟国——英美等国，也深深为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主动向中国示好，并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特别是美国废除了1882年以来实施的《排华法案》，“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2]。《排华法案》的废除，使中美关系一度相对亲密，为第一届自费留学生全部赴美留学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1946年，随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胜利，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更为频繁，主动邀请中国派遣或交换留学生的国家除美、英以外，还有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中国留学教育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由于抗战军兴，大学研究所一度停顿，1939年以后虽然有所恢复，但大学师资及专门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无法广泛开展高层次人才教育活动。再者，抗战初期，由于交通及外汇因素，每年出国的公费生、自费生人数锐减，专门技术人员及高层次人才无法充分储备。蒋介石曾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要在抗战胜利后“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级干部人数之数量，其中受过普通与高等教育而有充分管理技能，为即达五十万人”[3]。教育部认为，这五十万人，“如全部由本国大学负责训练，因限于设备与师资之缺乏，恐非仓卒可就，故仍须采取留学政策。”[4]2083-2084教育部于1943年春夏之交即开始筹备自费留学事宜，之所以教育部采用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是因为之前留学是“私费出洋，漫无限制”，教育部也认为，“战时物质艰难，对于出国留学生，若漫无标准，殊非节约之道，而战后建设人材需要迫切，对于留学生之程度亦必须相当提高，庶出国后能认真学习，为将来国家之用”[5]。同年10月，出台《第一届自费生国外留学考试章程》和《国外留学生自费派遣办法》，自此，民国时期留学生公开选拔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2 民国图书馆学留学考试及其内容

民国时期重“实科”的留学政策，使图书馆人很难获得政府公费资助留学，但民国时期轰轰烈烈的“新图书馆运动”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的成就让国民政府看到了图书馆在启迪民智中的重要作用，进而让图书馆学人获得宝贵的留学名额。三次考试均设普通科目、专门科和外国语口试，其中普通科考三门，分别是三民主义及本国史地、国文、外国文。专门科目依各学门性质规定，第一届自费生留学考试只需考一门专业科目，如图书馆学只考图书分类法。第二届自费生留学考试需考两门专业科目，图书馆学考图书分类与图书编目。第一届公费生留学考试专业科目需考三门，图书馆学专业考编目、分类、参考[6]。

2.1 1943年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7]

此次考试报名者800人，实到考生751人，录用327人。除生理、天文、兽医、水产、公民训育五学门无人应考外，其余五十六学门皆有學生应考。虽有考生参加图书馆学门的考试，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录用[4]2119-2127。图书馆学在第一届自费留学生考试的内容为分类。（一）试略述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and General Outline）与杜威十进法（Dewey melvil：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lative Index）之内容与其得失。（二）试论隋书经籍志对于中国图书分类之影响。

2.2 1946年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8]

此次考试报名者3817人，实到考生2774人，录用1216人。图书馆学专业录用孙云畴一人[4]。图书馆学在此届考试中主要应试分类与编目。分类：（一）杜威分类法有何利弊？试详述之。编目：（一）书本目录与卡片目录有何用？在何种情形下应编制何种？

2.3 1946年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9]

第一届公费留学生考试，报名者4463人，实到考生3296人，录用148人，包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公费生17名和留法交换生40名，录取率非常之低。其中图书馆专业录用两名，分别是张铨念和顾家杰，均留学美国[10]。图书馆学在此届考试中应试为分类、编目、参考。

分类：（一）试申论良好图书分类标准所应具备之条件。（二）图书分类法之编制及运用均不易达到理想的完善境地，其故安在？（三）试述清四库总目分类之得失。（四）杜威十进分类法对于我国图书分类学有何影响？

编目：（一）中文目录中所载各画书名著录之法如何？（二）试将分类目录与标题目录作一比较。（三）What would you say to beginner in cataloguing about the author， title， subject entries in a catalogue for a public library.（四）Tell anything you can of the cataloguing of books under two or more titles， but one of them is in the library， Illustrate with examples.

参考：（一）试述图书馆内之参考任务。（二）试述宋明清三朝官编之类书。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随后出台一项政策，公费生落第成绩较优者改准自费出国，共录用718人[11]，其中图书馆学专业有王溶、何兆武，程时学、胡绍声、罗秀贞、陈龙章、于泓淇、倪以还、沈宝环、万心惠、刘幼峯、钱卓开、刘士鉴、丁濬、金华光共15人[4]2154。

3 民国图书馆学留学考试试题分析

从难易程度看，三份试卷中，公费留学生考试难度远超自费生考试。首先表现在题量大，共有八道题，而两次自费生考试都只有两道题;公费生试题考察内容非常全面，不仅考察了图书馆学基础业务如分类、编目及参考咨询服务，更重要的是加大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内容比重。其次，公费生考试还考察了专业英语。公费留学需要由政府承担费用，在抗战相持阶段及战后百废待兴阶段，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控制录取名额，加大试卷难度，选拔真正有实力的人才，无疑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从试卷考察的内容来分析，则可以折射出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点与方向。

3.1 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与西化的融合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成立之初，秉承“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12]的研究路径，以期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对于什么是“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了界定，他说：“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是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和性质极复杂。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13]。”梁启超关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之论述，成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不懈的追求。

三套留学试卷既考察了美国图书馆学的内容，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分类法，同时也考察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内容，如《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明清三朝官编之类书。对于分类法的考察，试卷均要求考生分析其得失利弊，可见，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并非全盘“西化”。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提到中国图书的分类问题，提出不能把“杜威的十进表格照填便了”，而是“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这种标准“非经多数人的继续研究，实地实验，不能决定”[13]。耿靖民在《文华图书科季刊》发刊词中写道：“外国的图书馆学，虽然有部分我们可以采取，但有许多重要的部分，都不能应用到中国书籍上来的，书籍分类法，无论是杜威分类法，还是布郎恩分类法，或是克特尔，用来分中国的书，不是不能包括中国书的全部，就是有许多类没有用处”[14]。编制一部中西合璧的分类法成为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此目标的促进下，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版图书分类专著十余部，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文献分类的论文（含译文）236篇[15]1。共编制分类法90余种，这些分类法有少量是对四库分类法加以改革而编制的，大多数是采用西方图书分类理论和方法，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主要是《杜威十进分类法》），并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历代书目分类体系和四库分类法的精华编制而成的[14]10。

3.2 分类、编目等技术层面的工作是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主旋律

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图书馆中反映新文化、新学科的图书日益增多，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法无法适应新书的分类需求。

我国学者一方面研究并改革原有的四库分类法，如被蒋元卿誉为“我国最初编制新法以容纳新旧图书者”的古越藏书楼分类法就是对四库分类法的一次巨大改革，该分类法将图书分成学、政两部共48个大类，彻底打破了“我国已成为金科玉律之四库”，虽然类名含糊不清，且分类有些武断杂乱，“距科学之途径尚远”，但其“创造之勇气，是值得吾人钦佩的”[16]。

另一方面，学者又把目光转向外国的分类法及其理论，彼时，美国人杜威创立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因其简明科学的标记符号制度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图书馆使用的分类法。1910年，孙毓修通过《图书馆》一书首次介绍了杜威分类法，包括杜威分类法总論、哲学、宗教类等的解说。在孙氏介绍杜威分类法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杜定友虽然留学菲律宾大学，但当时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教育遵循美国模式，因此其接受的仍为美式图书馆学训练）、洪有丰、戴志骞等“留美的一代”归国，他们留学期间，尚处杜威现代经验图书馆学发展的辉煌时期，而杜威分类法无疑是这一辉煌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引进与继承、融合与创新杜威分类法，并在图书馆学教育及图书馆分类实践中大力推广是留美这一代学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民国图书馆学的分类法课程无一例外重点讲授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如文华图专从创立伊始就开设图书分类课程，1928年由胡庆生讲授西文分类法，胡庆生曾和沈祖荣合编我国图书馆界第一本工具书——《仿杜威十进分类法》[17]。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分类法的课程中，中文偏重于四部分类法及金大图书馆分类法，英文偏重于《杜威十进分类法》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18]等。三次民国图书馆学留学考试都考察了《杜威分類法》，可见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对民国图书馆学研究及教育的重大影响。1917—1936年间，中国图书馆界创立了一系列“仿杜”“补杜”“改杜”等中西合璧的分类法。杜威分类法的影响直至今日，当今中国图书馆界所使用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标记符号制度也同样借鉴了《杜威十进分类法》。此外，图书编目也是这几次留学考试的重点，考察的内容是书本目录、卡片目录，以及图书编目中的标目问题、款目问题和著录问题，这些都是民国图书馆学研究教育之重点。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文华图专）、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及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等五大图书馆学系均对图书编目法的课程十分重视，如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编目课程讲授中西编目原理及其方法，对于各种条例作比较的研究，尤注重现代中国图书编目法之实际问题，逐课皆有习题[17]。文华图专一直将编目视为重要的工作，学习过程中还安排针对图书编目的实践，如1934年分派学生赴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图书馆整理书籍，对书籍进行编目、分类、打字、登记等业务工作[19]。此外还利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发表多篇图书分类编目论文，指导学生进行详细的业务操作，据统计，这类论文的发文量位居该刊第二位[20]。

3.3 重视传统目录学的教育

留学考试试题考察了《隋书经籍志》及清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问题，这不仅是图书分类的问题，也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问题。事实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与传统目录学是紧密相连的，五大图书馆学系皆开设目录学课程[21]。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摇篮——文华图专，1928年以前所设的课程处于模仿西方（主要是美国）、初步探索的阶段，教授Book select&review（图书选读）、Cataloging（编目）、Classification（分类）、Reference work（参考工作）等以图书馆实用技术为主的四门课程[22]。“当时的课程无多，教授唯韦女士、沈祖荣、胡庆生三数（位）先生而已，其时经费来源除一部分由大学开支外，其余多由韦女士自行筹措。[23]”无论是从三位教师的学术背景，还是从办学经费看，当时所开设的课程都难以达到教授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要求。1928年之后，随着文华图专资金状况的改善，文华图专的课程设置增加了不少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内容，如中国目录学、中国参考书举要等，并聘请湖北存古学堂目录学教授李希如及前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罗树衡兼任讲授中国目录学，教材采用湖北存古学堂史学总教李哲暹所编的《中国目录学讲义》和罗树衡自编讲义，参考书为《崇文总目》《经籍考》《四库全书提要》《书目答问》等中国传统目录学名著[21]。1937年，日寇入侵武汉，文华图专被迫西迁重庆继续办学，在课程设置上，目录学类所占比例依旧很大，1946年复员之后，目录学教学课程设置趋于稳定。同时，为了补充目录学师资的薄弱，文华图专还聘请专家开展有关目录学方面的讲座并聘请名师任教，如1930年，聘请湖北教育厅厅长黄建中讲授目录学之源流[24]。1932年，聘请著名金石学家易均室担任金石学及版本学课程[25]。

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个重镇金陵大学文学院，无论是其图书馆学系阶段，还是图书馆学专修科阶段，皆有设置目录学的课程，如1928—1929年图书馆学系开设的必修课程有“中国重要书籍研究”，内容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类书、志书，档案、敦煌遗书等之考证[17]。其中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的曹祖彬曾编制目录学工具书《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及《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展示出一定的目录学水平[26]。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图书馆学季刊》所刊载的研究性论文中，传统目录学（含文献学）所占比例为37.48%，几乎撑起《图书馆学季刊》的半壁江山。传统的目录学并未随着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入侵而消亡，而是与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思想一起共同推动我国早期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27]。

客观地说，尽管民国图书馆学教育重视传统目录学的研习，但无论是文华图专还是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乃至整个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的重点是图书的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管理等技术性业务工作，对传统目录学的教育还不够。这些知识的欠缺，会给当时的择业带来一定的困扰，如傅斯年在选择史语所图书的管理人选时，就婉谢了长于管理技术，而缺乏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及校雠学等丰富知识的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生[28]。史学家、图书馆事业活动家柳诒徵在掌管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时，任用的图书馆编目人员“皆精研文史，尤熟悉目录学”，如范希曾、缪凤林、周悫、王焕镳等[29]。

3.4 重视参考咨询工作

“参考”是首届图书馆学公费生留学考试的试题，自费生考试并没有涉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忽视了参考咨询工作，而只是对自费生留学考试要求相对低点而已。无论在课程设置、理论专著及编制索引方面，民国图书馆学教育都将参考咨询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

在课程的开设方面，五大图书馆学系都有开设参考咨询方面的课程，如文华图专开设中西文参考书举要;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开设参考书使用法，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开设图书参考法。在理论专著方面，杜定友、刘国钧、俞爽迷、何多源等人都对参考咨询工作有过论述，肖鹏据此总结了民国时期参考咨询工作的六个主要业务工作[30]：①熟悉馆内各种参考资料，解答馆内外读者的询问;②介绍参考书;③搜集、保存、整理馆内外各种参考资料;④编制书目、索引;⑤指导教授参考书用法;⑥管理参考书。这一总结完美地回答了“试论图书馆之参考工作”这一考题。

在实践方面，梁启超所倡导的“中国的图书馆学”，除了图书分类和图书编目之外，还特别呼吁“编纂新式类书”，虽然梁启超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是“新式类书”，据学者研究，新式类书指为学术研究之便而编制的包括索引在内的各种工具书[31]，这正是参考咨询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试述宋明清三朝官编之类书”考察了传统工具书，但不可能仅仅要求考生罗列几本书名，还应该回答书的编制原理，如何使用这些类书等内容，这就涉及到編制索引。

关于索引理论、索引编纂、索引法教学，乃至推动民国时期索引运动的发展，文华图专的钱亚新和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的万国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索引理论方面，钱亚新发表《索引与杂志》《索引和索引法》《中国索引论著汇编初稿》等专著及研究论文，其中1930年发表的《索引和索引法》被杜定友称为“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32]，为我国索引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万国鼎于1928年发表《索引与序列》，建设性地提出了“索引运动”的概念，是我国现代索引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标志着我国索引学教育的开端，直至今日，都有很大影响[33]。在索引编纂方面，钱亚新一生用行动去践行，编纂了《太平御览索引》 （1933年）、《大事索引》 （1943年）、《宋元行格表索引》 （1945年）、《四种善本书目综合索引》 （1945年）等多部索引[34]。万国鼎则是领导和参与编纂了《农业论文索引》，该索引是我国第一部采用主题法编制的期刊论文索引，收录齐全，编制技术先进，是民国时期检索农业文献最重要的工具书，具有开创性的贡献[32]。在索引法教学方面，1930—1932年，钱亚新为母校文华图专的学生讲授“索引和索引法”，不仅讲授理论，还指导学生实践编制索引。对有志于索引事业的后辈学人，钱亚新更是悉心指导，鼓励提携。万国鼎则在1928年秋即讲授“索引与序列”课程，是我国最早开展索引教学的学者。

3.5 图书馆学理论的欠缺

留学的三套试题，考察的重点是图书分类、编目等实用性的业务工作，同时兼顾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内容，试题内容是民国图书馆学教育重点的集中体现。民国图书馆学效仿美国，“留美的一代学人”归国时间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以他们为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深深打上了美国的烙印。而当时美国以理论见长的芝加哥学派刚刚起步，早期的芝加哥学派理论风格并没有改变图书馆学应用型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35]10。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杜威声称“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角度出来，来设法解决问题”。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影响的沈祖荣在《我对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种希望》一文中指出：“图书馆为实用科学……更当实事求是，特重图书馆实际困难，若中书分类法、中书编目法、汉字排列法等皆应研究”，以及“（论文选题）不避琐细题目，最微末之事件，亦当详细讨论”[36]。这种注重实用性的学术传统与杜威实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民国时期，我图书馆事业还处在非常低的发展水平上，这种传统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这种缺乏理性主义光辉的传统也使图书馆人明显束缚在朴素的实用主义框框里，难以产生图书馆学理论。

20世纪30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受到“芝加哥学派”的挑战，这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思考图书馆生存的哲学问题、并以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实证方法或思辨方法研究图书馆问题的学说使图书馆学迎来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变革[34]33。民国图书馆界对芝加哥学派学说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其时最重要的期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都曾有对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School，GLS）的报道和芝加哥学派成果的引进，尤其是以徐家麟为代表的文华图专学者[37]，而沈祖荣也曾表示“图书馆各种高深学理，海内外专家，颇多研究之者，正不烦我们厕身其间”[35]。

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光辉却不曾普照民国的图书馆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当时中美图书馆事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外，还有四点原因：第一是观念，因当时国内实业救国理念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当时国内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芝加哥学派过于“缥缈”的纯理论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第二是师资，GLS的教师几乎清一色的具有社会科学的背景而无图书馆的从业经验，而肩负图书馆教育重任的民国图书馆学人大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的影响或者本身具有图书馆学的从业经历。第三是生源，GLS招生对象是完成四年学士课程的大学毕业生，而当时国内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招收的是大部分是大学肄业两年的学生，文华图专在西迁重庆办学时，招收的是高中毕业生。第四是办学条件，GLS设置在大学之内，是芝加哥大学下属的一个专业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学术资源以丰富和扩大图书馆学院学生的知识面和经验。而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两大重镇中，文华图专不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且独立办学，而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教育则是附属在文学院之下。这些条件的限制，都不利于图书馆学理论的产生。

4 结语

图书馆学留学考试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首批自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孙云畴，归国后从事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学教育，在倡导成立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大力推进《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在中国的应用、开展全国高校图书馆馆长培训等方面贡献卓著[38]。首届公费留学美国丹佛大学的顾家杰，归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目部主任、副馆长，倡导并组织编制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并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制工作，在图书分类、图书馆建设、馆际互借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突出贡献[39]。此外，还有被誉为“台湾图书馆界的巨擎”[40]的沈宝环，开创了台湾图书馆学教育的先河。留学考试的三套试卷，集中体现了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重点与方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教育体系，是当今图书馆学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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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婷 莆田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福建莆田，351100。

谢 玲 武汉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湖北武汉，430072。

（收稿日期：2021-05-19 编校：谢艳秋，曹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