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的影响
——以江苏省三市水稻种植户为例

郭田雨，周 宏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1 研究背景

作为我国南方水稻的主要产区，江苏省以40%的水稻种植面积实现了60%的粮食产量［1］。江苏省水稻产量逐年提升的背后，有着耕地利用强度大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大量投入等问题。2018 年江苏省耕地复种指数为1.6，比全国平均指数高0.4；粳稻亩均化肥施用量达到35.9 kg（1亩=0.066 666 7 hm2），化肥费用高达185.23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多；水稻种植亩均农药费投入99.13 元，是全国农药费用的1.8 倍［2］121。纵观全国水稻种植情况，化肥投入过多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中尤以氮肥用量最高，单位面积用量超过世界水平75%，但利用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20%［3］。资源的过度投入以及粗放式经营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4］。

为缓解农业生产为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我国政府从2014 年起连续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5］。生产者作为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者，在绿色技术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学历提升和相关技能提高，家庭农场经营者对农业绿色生产有较深认知，因而更容易采取环境友好型行为［6］。作为政府主要的技术服务主体与重点培训对象，家庭农场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效应［7］，家庭农场的生态自觉性和生态效率更容易使周边农户产生模仿行为。据统计，全国各省区市登记的家庭农场从2018 年的近60万户发展到2020年6 月的超100 万户［8］。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新型经营主体的主要组成，研究其能否在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农产品质量有待提升、农村生态脆弱的背景下推动农业绿色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农业绿色生产的文献已经较为丰富，如付维新等［9］、王奇等［10］、沈兴兴等［11］分别集中探讨了绿色生产模式、绿色生产效率评价、绿色生产行为及绿色生产服务等内容，其中关于绿色生产行为的研究又有多种角度切入，如宋晓威等［12］认为户主特征和家庭因素会正面影响农户对绿色生产的选择；杨彩艳等［13］从认知角度探讨发现农户基于不同认知从而在各环节采取的绿色生产行为具有异质性；蒋琳莉等［14］、王学婷等［15］从环境规制、补贴与培训等政策角度检验农户是否对绿色生产有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学者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如王立峰等［16］利用湖南省水稻调研数据证明，绿色水稻种植是普通水稻种植净收益的1.81 倍；程鹏飞等［17］则将经济因素作为影响农户选择绿色生产的因素之一，发现经济层面的认知会使农户将绿色生产当作增产增收的手段。

虽然已有文献对绿色生产的影响因素有了较多研究，但仍存在几点不足：第一，虽然大多研究都是从农户角度出发，但并没有对农户类型进行区分，或仅从生产规模对农户进行区分，较少关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第二，部分研究虽然将对象聚焦到家庭农场，但只研究其单一的绿色生产行为，且多采用描述性分析或简单的二元回归，容易忽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研究方法有待改进。因此本研究利用江苏省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重点考察其在施肥、防治病虫害环节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估计家庭农场对水稻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估计农业培训在其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为推进水稻绿色生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理论及研究假说

关于绿色生产的含义虽然说法并未统一，但基本观点，如余威震等［18］、李明月等［19］的研究，都认为绿色生产是以要素投入减量化和产出高效化为目的的生产行为，从而最终达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生产方式。家庭农场的申请必须基于一定规模的生产，尤其是土地确权政策的落实为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政策支持与保障。郑沃林［20］的研究表明，稳定的承包经营权有利于追求农业超额利润的农业经营者采纳使用测土配方肥。而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有赖于适度的规模经营［21］。相比小农户生产受家庭收入水平限制，规模户会出于物质性要素投入替代的考虑而更加容易采用绿色生产［22］。此外，资本禀赋也会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投资意愿，因为规模农户具备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经济资本等优势，无论是农机拥有量还是广泛的信息来源，都更容易促使其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2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农业培训是农业生产者了解相关农业政策、获取农业技术的重要渠道。与其他农户相比，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具有高知化与年轻化的特征，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也更愿意参加农业培训来不断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因此通过培训对绿色生产的认识与相关知识有更深的了解，也提高了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获得性，有助于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农业培训在家庭农场与绿色生产行为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0—2021 年在江苏省进行的水稻种植户入户调查，调研区域采用典型代表法，分别在苏北、苏中及苏南地区选取一个城市，分别为盐城市、泰州市与南通市。其中，盐城市调查9 个乡镇，泰州市调查11 个乡镇，南通市调查9个乡镇。对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5～20 户农户，收回问卷共计480 份，剔除重要信息缺失以及与本次调研对象不符的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468 份（以下简称“样本”），问卷有效率为97.5%。其中，盐城市有170 份，泰州市有148 份，南通市有150 份，包括家庭农场共273 户以及非家庭农场农户共195户。问卷主要涉及的相关内容有农户基本信息及家庭状况、水稻生产种植的情况（包括育秧移栽、施肥、打药、销售等环节）、水稻成本收益状况以及农业技术获取及认知等问题。

3.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3.2.1 被解释变量——绿色生产

结合已有对绿色生产以及江苏省水稻种植特点的研究，借鉴张康洁等［24］的研究，对水稻绿色生产行为的界定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方面是农户是否采用化肥高效施用技术，包括缓释肥、有机肥、水肥一体化及机械测深施技术，另一方面考虑是否采用病虫害防治的生物防治手段，包括杀虫灯、性诱捕器、防虫网及生物农药，因此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之一为水稻种植者采取绿色生产技术的数量，赋值为0～8项。《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 年）》指出要将化肥农药的减施增效技术作为绿色生产技术的重要指标，水稻种植中因化肥农药产生的污染最为严重，将化肥农药的减量化作为另一被解释变量，但同时考虑到农户各种农药化肥使用种类不同，难以简单加总，因此最终将使用化肥农药的投入费用作为另一被解释变量。由于调查区域仅为江苏省内，样本的化肥农药类型与价格差异较小，因此投入费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化肥农药的投入量。

3.2.2 解释变量——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其示范作用有助于引导其他小农户的生产行为，因此用是否为家庭农场作为解释变量，水稻种植者是家庭农场的赋值为1；否则为0。

3.2.3 中介变量——农业培训

生产者获取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及农业规范化生产要求主要是通过各种农业培训，在培训中学习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要性及相关技术的应用，从而加深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有利于采用绿色生产的技术，因此用最近1 年参加农业培训次数为中介变量。

3.2.4 控制变量

借鉴赵昶等［25］的研究，选取的协变量主要包括农业决策者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以及生产经营特征三方面。决策者特征包括农业决策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是否当过村干部；家庭特征包括农业劳动力个数、务农时间分配；生产经营特征包括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种植示范户、种植规模以及水稻售卖对象。考虑到种植规模可能对绿色生产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对种植规模取平方项。

各具体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 所示，可知在样本农户中，平均每户农业生产者采取一种绿色生产行为，每公顷化肥农药费用的对数约为8.371 元；家庭农场生产的比例在样本数量的一半以上，平均每位种植者每年参加1.5 次农业培训；家庭农业决策者的平均年龄为53.147 岁，年龄较高；受教育程度为8.697 年，即样本平均为初中学历，受教育程度较低；健康程度为1.139，身体较为健康；曾担任过村干部的均值为0.147，村干部比例较低；平均每户有2 个农业劳动力，且以纯务农为主；有20.5%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30.1%的农户是水稻种植示范户；农户种植规模较大，户均种植规模为36.68 hm2；水稻售卖对象均值为1.697，说明农户水稻主要售卖渠道为粮贩收购。

表1 农业绿色生产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具体分析经营者的绿色生产行为可以发现（见表2），有45.51%种植者没有采取上述绿色生产行为，而采取绿色生产行为的经营者多采用两种以内的措施，采取4 项以上的生产者仅占1.92%；从费用投入来看，水稻生产者中，化肥农药投入费用在4000元/hm2以内的占比为41.24%，费用为5000元及以上的占比为25.21%，样本整体化肥农药投入费用较高。

表2 样本水稻种植者绿色生产情况

4 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4.1 影响绿色生产的因素分析

由于农户是否选择申请家庭农场受农户个体特征、家庭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为消除由于农户自选择带来的偏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将样本分为处理组与控制组，通过匹配的方式使得处理组与对照组仅在采取绿色生产行为上有差异，其他特征尽可能相同，从而构建反事实框架，以此来比较家庭农场对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4.1.1 倾向得分匹配的Logit 估计

运用Stata 15.0 软件对农户特征变量进行匹配，并采用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共包括3 类协变量。如表3 所示，模型1 和模型2 分别为相关变量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项数以及化肥农药费用的估计结果。

表3 变量的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3 可知，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不仅会增加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项数，还会减少化肥农药的费用，从而有利于农业绿色生产，假设H1得到初步验证。从绿色生产技术来看，除了家庭农场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外，农业劳动力个数也会促使种植者采取多种绿色生产技术，因为当家庭中有更多的人参与生产，就会更加重视农业经营，采取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合作社会对农户的种植生产提出一定的标准以及生产规范，因此农户加入合作社也会促使其采取绿色生产技术。此外，农户为种植示范户以及种植规模都会显著影响种植户多采取绿色生产措施。农户由于规模效应，基础设施较好，采取多种绿色生产技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种植示范户则会在政府的鼓励下不断规范水稻种植行为，采取更多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水稻售卖对象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农场的选择，相比粮贩的收购，农户更愿意与粮库、大米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而这类收购者更为关注水稻的品质，尤其是种植中的化肥、农药等使用情况，并对生产者提出更为严格的生产要求。

从种植者的化肥农药投入费用来看，家庭农场在1%的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种植者的化肥农药费用，农业劳动力个数、经营者的种植规模以及水稻售卖对象同样也显著影响化肥农药费用。而健康状况也会显著影响花费农药费用，原因在于身体状况较差的经营者会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投入以弥补自己在生产中精力投入较少。此外，年龄更高的人的化肥农药费用会更高，这是因为这类经营者习惯了多施用化肥农药来提高产量的思维；而对于受教育程度高且纯务农的种植者来说，则会减少化肥农药的费用，因为这类种植者受收入重心的影响，对单位土地的成本收益更为敏感，更加注意化肥农药的适量投入，以此保证较高的利润水平。

4.1.2 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检验

为保证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结果稳健性，采用K 近邻匹配法（n=1）进行平衡性检验，匹配后的控制组与处理组在协变量上应该不具备明显差异，且匹配以后标准误偏差的绝对值在20%以内才能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较为适合［26］。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结果如表4 所示，偏差消减幅度较大，且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在20%以内，除种植规模外，标准偏差都在15%以内。从t值来看，匹配前，除了健康状况变量在特征上差异并不显著，其余特征变量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匹配后，控制组与处理组差异不再显著，说明倾向得分匹配基本消除了由于样本自选择带来的偏误，匹配效果较好，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表4 匹配后各特征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4（续）

4.1.3 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

为估算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行为采取的平均处理效应，采取了K近邻匹配法（n=1）、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局部线性匹配4 种匹配方法。具体结果如表5 所示，可以看出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明显有所下降，且4 种匹配方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未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估计结果虚估了家庭农场的申请对绿色生产技术采取项数的影响；4 种匹配方式的平均处理效应较为接近，说明运算结果比较平稳，家庭农场比非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平均概率要高47.3%，可以证明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有利于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使用。

表5 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估计结果

家庭农场对化肥农药费用的估计结果见表6 所示，可以得出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均下降，且4 种匹配方式结果较为一致，说明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同样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化肥农药费用。家庭农场较非家庭农场的农户化肥农药费用平均低7.63%，可以证明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的费用，也从侧面反映出家庭农场有利于化肥农药的减量化，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即家庭农场不仅会促进经营者采取多种绿色生产技术，还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从而达到促进绿色生产的效果。

表6 家庭农场对化肥农药费用的估计结果

通过上述分析，在克服样本自选择情况下得出家庭农场对农业绿色生产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者因受自身种植规模效应以及收入重心的影响，会自发地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水平；同时家庭农场还会在政府的监督与引导下积极采取绿色防控、精准施肥施药等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生产规范化与标准化。

4.2 农业培训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样本比较可以发现，家庭农场的农户平均每年参加2.23 次农业培训，而非家庭农场农户每年仅参加0.49 次农业培训。为了检验农业培训在家庭农场促进绿色生产行为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等［27］的做法，依次构建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的回归模型、家庭农场对农业培训的回归模型，以及家庭农场、农业培训共同对绿色生产的回归模型分别如下：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 所示。模型（3）和模型（4）分别为家庭农场对采取绿色生产技术项数以及化肥农药费用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进行后续检验。模型（5）表示家庭农场对农业培训的回归，回归系数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家庭农场也会正向显著影响农业培训。模型（6）为家庭农场和农业培训对绿色生产采取措施项数的回归结果，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直接效应显著，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农业培训在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模型（7）为家庭农场和农业培训对化肥农药费用的回归，可以发现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农业培训系数并不显著，用 Bootstrap 法直接检验发现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见表8），则中介效应成立，即农业培训在家庭农场对化肥农药费用的影响中同样存在中介效应，假设H2得到验证。

表7 变量中介效应的层级回归结果

表8 变量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法检验结果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江苏省盐城市、泰州市及南通市3 地468 户水稻种植者的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目前水稻种植户采取绿色生产的技术较少，超过45%的样本并未采取绿色生产，采取的绿色生产技术也较为单一，且化肥农药投入费用较高，超过25%的样本化肥农药成本在5000 元/hm2以上，远高于2018 年江苏省水稻化肥农药平均投入的4 555.65元/hm2［2］121，农业绿色生产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家庭农场会显著促进绿色生产行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家庭农场经营者采取绿色生产技术概率比普通农户高47.3%，即家庭农场经营者在施肥与防治病虫害中倾向于采取更多的绿色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家庭农场在化肥农药费用上比普通农户低7.63%，说明家庭农场模式有利于化肥农药的减量化使用；三是除了家庭农场会影响农业绿色生产外，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生产经营特征都会影响农业绿色生产，具体表现为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加入合作社、成为种植示范户、种植规模扩大以及售卖给企业均会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使用，农业经营者的学历、身体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务农时间分配、种植规模以及通过企业售卖则会显著影响化肥农药的减量化；四是家庭农场经营者比非家庭农场农户参加培训多1.74 次，说明家庭农场可以促使农户积极参与农业培训，且农业培训在家庭农场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用以及化肥农药的减量化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绿色生产行为，减轻农业环境污染，提出如下建议：（1）鼓励支持具备规模经营的生产者积极申请家庭农场，加大对家庭农场培育力度，尤其要对规范经营、绿色生产、节本增效的家庭农场进行重点培育与扶持，使其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不断丰富农业培训形式，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手段提高农业培训效果，并通过培训、参观、农技推广等多种活动不断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认知，让农民深入了解绿色生产的重要性与相关知识，确保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获得性。（3）加快建设绿色生产示范区与加快绿色生产技术配套推广，全面提升化肥、农药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投入，在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绿色生产同时，联合种粮大户、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共同打造农业绿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