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患者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影响因素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郝正玮，孟宪静,宋丽华,梁占雷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1.神经康复科；2.护理部；3.120救护队 063000)

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上升，化疗成为肺癌晚期的常用治疗手段。肺癌患者普遍会出现较为强烈的不良情绪，临床上约有 50%的肺癌患者会出现抑郁及沮丧等负性情绪，担心化疗会出现各种并发症，给生活带来不便，随之出现自我感受负担，继而出现悲伤的反应，称之为预感性悲伤[1]。虽然化疗在一定程度上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能有效控制肺癌的复发及转移。预感性悲伤会引起照顾者生理、心理、行为、社会等方面的不适，甚至出现功能障碍。若不及时对癌症患者的悲伤反应加以干预，会增加患者躯体上的痛苦[2]。然而，长期化疗会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从而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影响因素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本院收治的240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肺癌；(2)均为化疗的患者。排除标准：(1)严重的心、肝、肾、脑等疾病；(2)意识障碍或精神障碍疾病者；(3)药物依赖者。

1.2 方法

1.2.1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疼痛情况、肿瘤转移情况。

1.2.2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共有90个条目，9个因子。量表采用5级评分，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超过43项可考虑筛选为阳性[3]。

1.2.3预感性悲伤

采用评价预感性悲伤患者照顾者的量表对本文癌症患者预感性悲伤进行评价，27个条目，包括悲伤、失去的感觉、愤怒、易怒、内疚、焦虑、完成任务的能力7个不同维度[4]。采用5级评分计算方法，最低等级1分为“非常不同意”，最高等级5分为“非常同意”。最终计算的总分为所有条目评分累加的和，总分最低分为27分，最高分为135分，总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经历的悲伤次数越多,悲伤程度越严重。本文将每个维度得分均>7分定义为预感性悲伤高水平组，每个维度得分均≤7分定义为预感性悲伤低水平组。

1.2.4疼痛评分(NRS评分)

根据疼痛的部位、性质、程度、疼痛的特点及伴随症状、缓解因素及影响睡眠的程度将疼痛分成0～10分，0～3分为轻度疼痛，对睡眠基本无影响；4～6分为中度疼痛，对睡眠有轻度影响；7～10分为重度疼痛，对睡眠有严重影响。

1.3 统计学处理

2 结 果

2.1 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现状

240例肺癌患者SCL-90总分<160分(无心理问题)的肺癌患者人数155例，占64.58%。存在异常心理问题(SCL-90总分>160分)的人数85例，占35.42%，见表1。

表1 影响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现状(n)

2.2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以预感性悲伤水平为因变量，以年龄、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疼痛评分、肿瘤转移、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疼痛评分、肿瘤转移、文化程度是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2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3 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240例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经评测后，预感性悲伤高水平组95例，预感性悲伤低水平组145例。预感性悲伤高、低水平组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等项目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项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分)

3 讨 论

预感性悲伤是指个人感知到有可能失去对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或事物时，在改变自我概念过程中所出现的理智和情感的反应和行为[5]。研究认为个体感受到的焦虑水平和预感性悲伤水平有关，预感性悲伤水平高的患者可能感到更多的焦虑和不安，他们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容易产生情绪化的反应。有学者对乳腺癌患者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化疗期间乳腺癌患者预感性悲伤与心理弹性密切相关[6]。还有学者对局部宫颈癌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局部宫颈癌晚期患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较高，心理控制源倾向于外部控制[7]。这些研究的结论均提示肿瘤患者预感性悲伤与心理健康是密切相关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癌症患者中约有90%以上存在悲伤情绪突出的心理问题。辛大君等[8]对388例晚期癌症患者的研究发现，预感性悲伤平均得分为40.307分，提示癌症患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较高。本研究发现与预感性悲伤高水平组比较，预感性悲伤低水平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高。同时两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等项目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不同程度预感性悲伤影响肺癌患者化疗期间心理健康状况。因此，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尽可能通过实施针对性干预，保障患者的心理健康，为疾病的康复创造有利条件。本研究中化疗期肺癌患者大多为中年，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感知自理能力下降、经济负担、角色缺失、自我形象受损等诸多压力，易产生预感性悲伤。对于预感性悲伤低水平患者，内心越强大，越容易利用自身坚韧、自强的品质面对疾病，利用乐观的心态对抗癌症本身及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降低癌症及治疗对自身的影响。因此，预感性悲伤水平较低的患者改善负性情绪能力较强，一方面与人交流改善自身情绪，另一方面与医护人员进行良好沟通以有利于疾病的治疗，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疾病，调节自身情绪，体验到自身行为对健康状态的有利影响，提高自身心理控制水平。提示医护人员在关注肺癌患者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应注重化疗期间药物治疗对癌症患者带来的负面影响，还需积极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减缓患者的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的悲伤状态，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疼痛、肿瘤转移、文化程度是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影响因素。由于多次化疗容易使肺癌患者身心疲惫、难以承受，对未来失去希望，加重其绝望、悲观等负性情绪，因此其预感性悲伤水平高。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年龄是影响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认知水平较高，更加理性和平静，主动获取更多的疾病相关信息，尽可能缓解患者的病痛。有学者[9]对晚期肿瘤患者的照顾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青年照顾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较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上与此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收入较高，肿瘤无转移也是影响预感性悲伤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们有较强的学习和理解能力，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健康相关知识，增强自我调节能力和自我保健意识，获得的健康知识易理解，能正确认识疾病，减轻负性情绪。STEPPACHER等[10]研究者认为，照顾者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与其预感性悲伤成正比，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照顾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较低。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性别也是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预感性悲伤的影响因素，女性患者预感性悲伤水平高于男性患者，女性患者比男性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上的波动，较男性患者反应强烈，在坚定自己立场方面，女性患者更容易受他人的影响。辛大君等[8]对388例晚期癌症患者的预感性悲伤得分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中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等方面均与预感性悲伤程度有关。因此，医务人员可利用正念减压、团体辅导、心智觉知训练等提高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改善预感性悲伤水平[11-16]。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应注意评估癌症患者预感性悲伤水平，特别关注家庭离异或丧偶、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收入低的患者，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通过定期组织心理健康讲座、 搭建微信交流平台等方式为患者提供帮助，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病痛，及时给予其帮助和情感支持，降低预感性悲伤水平，提高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