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2022-06-04 09:02铁凝
北方人(B版) 2022年3期
关键词:手印杨绛胡适

作为敬且爱她的读者之一,那些年我有机会十余次拜访杨绛先生,收获的是灵性与精神上的奢侈。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我自然不敢,但那份放松的欢悦已在心中,我和杨绛先生一同笑起来,“笑得很乐”——这是杨绛先生在散文里喜欢用的一个句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辞典。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

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至今我连陪嫁都没有呢。”杨绛先生笑谈。

后来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过那几枚黑手印,杨绛先生读了那篇文章说:“铁凝,你只有一个地方讲得不对,那不是黑手印,是白手印。”我赶紧仰头再看,果然是白手印啊。岁月已为天花板蒙上一层薄灰,手印嵌上去便成白的了。而我却想当然地认定人在劳动时留下的手印必是黑的,尽管在那晚,我明明仰望过客厅的天花板。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来自乡村的这位健康、勤勉的中年女性,家里有人在小企业就职,有人在南方打工,亦有人在大学读书,常有各种社会情状自然而然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

我还好奇过杨绛先生为什么总戴着一块圆形大表盘的手表,显然这不是装饰。我猜测,那是她多年的习惯吧,让时间离自己近一些,或说把时间带在身边,随时提醒自己一天里要做的事。在《我们仨》中杨绛写下这样的话:“在旧社会我们是卖掉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如今在家中戴着手表的百岁杨绛,让我看到了虽从容却严谨的学者风范。而小吴告诉我的,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她用订书器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我还想到作为文学大家、翻译大家的杨绛先生,当怎样地珍惜生命时光,靠了怎样超乎常人的毅力,才有了如此丰厚的著述?为翻译《堂吉诃德》,她47岁开始自学西班牙语,72万字,用去整整20年。

2011年7月15日,杨绛先生百岁生日前,我和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前去拜望,谈及她的青年时代,我记得杨绛讲起和胡适的见面。胡适因称自己是杨绛父亲的学生,曾经去杨家在苏州的寓所拜访。父亲的朋友来,杨绛从不出来,出来看到的都是背影。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杨绛最好的朋友陈衡哲跟她说,胡适很想看看你。杨绛说我也想看看他。后来在陈衡哲家里见了面,几个朋友坐在那儿吃鸡肉包子,鸡肉包子是杨绛带去的。我问杨绛先生,鸡肉包子是您做的吗?杨绛先生说:“不是我做的。一个有名的店卖,如果多买还要排队。我总是拿块大毛巾包一笼荷叶垫底的包子回来,大家吃完在毛巾上擦擦手。”讲起往事,杨绛对细节的记忆十分惊人。

在她眼中,胡适口才好,颇善交际。由胡适讲到“五四”,杨绛先生说:“我们大家讲‘五四运动,当时在现场的,现在活着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了,我那时候才八岁。那天我坐着家里的包车上学,在大街上读着游行的学生们写在小旗子上的口号。杨绛先生还记得,那时北京的泥土路边没有阴沟,都是阳沟,下雨时沟里积满水,不下雨时沟里滚着干树叶什么的,也常见骆驼跪卧在路边等待装卸货。汽车稀少,讲究些的人出行坐骡车。

她感慨那个时代那一代作家。“今天,我是所谓最老的作家了,又是老一代作家里最年轻的。”那么年轻一代中最老的作家是谁呢?——我发现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时,杨绛先生想的是一代人。

杨绛先生有时候也会以过来人的幽默调侃老年人,一次她问我人老了最突出的标志是什么,接着自己总结说:“人老了就是该鼓的地方都瘪了,该瘪的地方都鼓了。”说得在场的人大笑起来,杨绛先生也笑——笑得很乐。

在生命的暮年,杨绛仍然葆有着对生活的体贴,对他人的细心同情,对人所给予的善意的珍视。有几年的冬天我去看她时,见客厅地上总立着一棵20厘米高的小小的圣诞树,若是晚上,圣诞树上那些豆大的小彩灯便會亮起来,闪烁着并不耀眼的光。我问起这棵小精灵般的圣诞树,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有一年她在协和医院住院,正逢圣诞节,医生特意送到她病房的礼物,出院时她就把这棵小树带回了家。

在略显空旷和冷清的房间里,这棵站在水泥地上的小树让我感到温馨而又酸楚,杨绛先生是看重这树的,才会每年冬天都要把它搬出来点亮,她更看重的是协和医院医生护士们的美好情谊。

在杨绛先生家里我们拍过一些照片,一次我把拍好的照片洗印出来请人给杨绛送上,先生收到照片后还特别写信致谢。信纸末端有一滴绿豆大的斑痕,杨绛在那斑痕旁边注明:“这是小吴不小心滴上的酱油,不是我滴的。”一句话道出了杨绛先生和小吴的融洽关系,也让我体会到一代大家对信函书写的讲究。这古典的、即将失传的讲究里洋溢着结实的人间滋味。6126D298-35C5-4B91-B656-8DFC74A7B6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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