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报道的青年模范

2022-06-05 14:34丁英顺
红岩春秋 2022年5期
关键词:李林新华日报杏儿

丁英顺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经宣传报道了一大批青年模范。他们中有奔赴前线,与敌寇英勇搏杀的战斗英雄;有辛勤劳作,从事后方生产的劳动楷模;还有兢兢业业,坚守本职岗位的职业代表等。《新华日报》报道视野中的青年模范形象深入人心,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印记。

大后方青年运动主将刘光

劉光(1917—1946),湖南益阳人,原名刘普济,曾用名刘金修、李杏林、刘光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石首县委儿童局书记、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1938年初回国,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砺,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青年工作者。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到重庆做大后方青年工作,担任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形势变化,南方局各委员会改为组,刘光任青年组组长,指导国统区各省市的青年运动。

刘光主编《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刊,发表了《中国青年的责任》《谈青年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复青年的一封信》《怎样打破岑寂》等一系列贴近青年思想和生活的文章。青年读者们由此把“青年生活”专刊当作自己的园地,“不断地找刘光同志,谈这样,谈那样。有时候,他常常忙得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端着一碗面在旁边和别人谈话”,“简直和打仗一样”。

在重庆期间,刘光根据周恩来指示,领导青年组在原来“联系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在进步青年和学生中广泛建立“据点”,继而根据形势发展,又在“据点”基础上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把大后方青年运动逐步推向高潮。因此,周恩来每次回延安总是夸赞刘光,刘少奇也在一次小型报告会上称刘光是“好干部的例型”。

由于工作紧张繁重,刘光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抗战胜利后,刘光随南方局东迁,准备开辟上海青年运动新局面时,却因病重住院,最终于1946年7月16日不幸逝世。

对于刘光的病逝,党内外各界人士均感痛心和惋惜。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在刘光住院期间三次前去探望。刘光去世两天后,《新华日报》连续一周刊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他举哀的《讣告》:

刘光(李杏林)同志,湖南益阳人,幼年即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先在前方,后在大后方工作,领导青年,为民族解放而努力,不幸积劳成疾,患胃溃疡症,于中华民国卅五年七月十六日晨七时,在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逝世,享年卅岁,当于本日在徐家汇上海殡仪馆大殓。特此  讣闻。

曾与刘光并肩战斗多年的于刚(时任《新华日报》经理),在7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刘光死了?我不相信!》,称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事业的积极态度;豁达爽朗的作风;朴实而天真的性格”,“八年的观察,刘光同志给了我两个最深的印象:一个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另一个是他那种如饥似渴的不断要求进步的学习精神”。

7月23日,《新华日报》出版《刘光同志逝世追悼特刊》,刊登了林彰的《向刘光先生学习》、李地的《哀念》、邓初民的《悼刘光先生》、尹琪的《哭刘光先生》等诸多好友的悼念文章。吴玉章题写悼词:“刘光同志坚忍沉毅,做事踏实,生活刻苦,为群众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特别为青年群众所热爱。今不幸病逝,实为我党我国之一大损失。”

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了刘光逝世的消息,并叙述他的革命生涯。1946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专门召开了刘光追悼会。会场悬挂中共中央的挽词:“刘光同志是青年工人与学生的良友,是努力向群众学习,忠实为群众服务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永不磨灭。”《解放日报》在追悼会的报道中,称刘光是“中国青年运动领袖”。

民族女英雄李林

李林(1915—1940),原名李秀若,福建龙溪人。幼年随养父母侨居印尼,1929年回国生活学习。她自小目睹外国殖民者的种种恶行,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强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李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前后,李林响应组织号召,来到在绥东抗战炮火中已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参加敌后游击活动。她率领游击队缴获伪军100多匹战马,组成八路军120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任营教导员。骑兵营驰骋前线,袭击日伪,配合兄弟部队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活动,威震晋绥。

1940年4月26日,李林率骑兵吸引日军主力,掩护大部队转移时负伤。战斗至弹尽粮绝时,她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以身殉国。

5月26日,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出哀悼李林的唁电:

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一九三七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妇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

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重庆《新华日报》等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该唁电,介绍李林的英雄事迹。

李林殉国后,《新华日报》对李林的报道非常多,有讣告、短消息以及悼文等。如8月2日刊登《巾帼英雄李林壮烈殉国》,赞誉“李氏之杀敌殉国,悲壮伟烈,堪称为巾帼英雄也”。8月12日刊登《李林同志略历》,介绍“李林同志平时沉静寡言,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率师杀敌时,英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9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穆欣(李林战友,时任《抗战日报》通讯采访部主任、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主任)的长文《一位民族女英雄——记殉国的雁北游击战士李林》,详细记述这位华侨女英雄的一生,尤其浓墨描写了李林最后战斗的全过程。

4月26日那天,日本对边区进行第九次“扫荡”,李林率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准备掩护百姓撤离,“侦察员不时跑来向她报告敌人进攻消息和兵力”。李林沉着指挥群众、各机关单位开始做“空室清野”的撤退,部队准备对敌人战斗。“敌人一阵紧密的枪声,划破了静静的空室,队伍统统伏卧在地下,李林同志蹲在队伍最前头,安静地握着她的左轮,对着响得震天的敌人炮火发出轻视的冷笑”。“她紧抓马鬓,伏下身子,在队伍最前面冲锋,冲出敌人的弹雨,停留在山林转角处,一面照顾着每位落在后面的弟兄,一面用望远镜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当大部队脱离危险,自己被日军困住时,“她迅速将自己隐蔽起来,对着拥向她面前的敌人射击,阻止敌人不敢贸然来‘活捉’她。然后她又从容地撕毁掉包里所有文件,为了不给敌人俘去,她用最后的一粒子弹瞄准了自己的头颅”。

1943年3月23日,《新华日报》再次刊登纪念文章《时代的女儿——记李林》,回顾李林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高度评价:“李林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她是英勇的(地)完成了她的先锋任务了。虽然,她在二十四岁的青年,就为國而死,但是她的英名和英雄事业,在中华民族斗争的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1972年,周恩来赞誉李林是“民族的骄傲,华侨的骄傲,妇女的骄傲”。2009年,李林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新中国的女儿马杏儿

马杏儿(1927—1947),陕西米脂人。10岁时,她在地主家当婢女。因生计难以维持,后随父母及三个弟弟于1941年底逃荒到延安。

1942年春,马氏父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农场订立合同,用农场提供的1头犍牛、3把钁头及籽种、牛料和口粮等,合伙种地53垧(159亩)。马氏父女积极生产劳动,15岁的马杏儿劳动热情与强度丝毫不输其父。“开荒时脱的(得)光脚片,与他父亲一样开荒,鸡叫上山,晚上才回,锄草时与成年之男子一样,扎工锄草,其余的人休息,她就去寻水,她不休息,秋收时与她父亲收背庄稼都是鸡叫到晚的”,当地群众对她交口称赞。

经父女俩一年的辛勤劳动,“一家六口由赤贫之难民,一跃而为自耕农,皆称为努力生产改善生活之模范”。

1943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颁令嘉奖马丕恩(马杏儿父亲)为“边区劳动英雄”,马杏儿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并通令全边区妇女学习马杏儿之模范”。2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赞扬这位辛勤耕耘、敢为人先的开荒能手。

马杏儿是第一个被称为劳动英雄的边区妇女,边区很快掀起了学马杏儿、写马杏儿、唱马杏儿、演马杏儿的热潮,在延安一带还出现了以民谣改编的马杏儿歌。鲁艺文工团的王大化等几位文艺工作者专程到边区农场学习采访,最终将马杏儿的模范事迹编成秧歌剧。为增加喜剧效果,他们把父女开荒改编成《兄妹开荒》,通过哥哥在地里劳动、妹妹来送饭的欢乐场面,反映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这部秧歌剧深受群众喜爱,在当时广为流传,很快红遍了边区和各解放区。

马杏儿的故事也很快从解放区流传到国统区。她是唯一一位被重庆《新华日报》单独报道的劳动模范,其他劳动模范都是以群像的方式进行集体报道,如《晋西北三个劳动女英雄——张秋林、刘能林、白全英》《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群像》等。

1944年3月8日,《新华日报》“3·8妇女节特刊”刊文《马杏儿》,描述她“有着一副久经锻炼的体格,健康结实,在她质朴的脸上,总是浮现着笑容”。“自己一面做,一面教别人。她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使大家都愿意和她接近。她积极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使大家不得不努力的(地)学习”。

当秧歌剧《兄妹开荒》被周恩来带到重庆后,顿时引起文艺界人士的关注。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专刊专门刊登了《兄妹开荒》歌谱。这部剧也成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文艺表演的保留节目。

1945年1月,在《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之际,新华日报馆在虎头岩总馆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招待会,邀来重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并组织演出了《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牛永贵负伤》三部秧歌剧。其中,由荣高棠扮演哥哥的《兄妹开荒》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文艺界人士路曦回忆:“我还曾在重庆红岩村看过《兄妹开荒》的演出……欧阳山尊同志演兄,汪填同志演妹,锣鼓乐器一响,他们先后扭着秧歌,唱着民歌登场。那新的生活内容、健康的民族形式以及其中所洋溢着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使我像吸进一股新鲜的空气,心胸为之一爽。这是我第一次看解放区的秧歌剧,我深深感到两种不同制度下人民的不同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艺。”

1947年,马杏儿英年早逝,但她的劳动英雄形象被永远定格在《兄妹开荒》这部剧作中。

1960年春节期间,郭沫若重返重庆红岩村时,为红岩革命纪念馆题诗:“红岩名太好,人在乐园中。革命英雄史,开荒兄妹风。”

新闻战线上的革命战士郭于鸣

郭于鸣(1916—1940),又名欲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1937年毕业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考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毕业后,郭于鸣根据组织安排,在保卫大武汉时期来到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整理报社发起的“五十万封慰问信运动”中的各地来信。由于郭于鸣“对工作负责不苟且的态度”,且文笔出众,随即被调任《新华日报》外勤记者。

从武汉撤退时,郭于鸣和报社同志乘新升隆号轮船前往重庆。途中遭遇日机轰炸,他亲眼目睹同事遇难,自己也多处负伤。抵渝后,他几次拒绝报社领导安排的休养,带伤战斗在采访工作第一线,“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为死难者复仇”。

在担任外勤记者期间,郭于鸣经常冒着炮火到前线,以细腻的观察、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犀利笔锋,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论青年学生中的几种倾向》中全面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抗战主张,鼓励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粉碎敌三次“扫荡”》《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中,热情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动员全民族抗战;在文章《努力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散发优待金》中,呼吁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激励前线官兵士气;《重庆的儿童保育院》《参观工业合作社》《重庆市的“车子”——市区交通工具之一》等文章,关注民众日常衣食住行和各项民生建设,呼吁抗战建国;《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纪念“三一”独立宣言二十周年》则积极声援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这些报道紧扣时代主题,贴近民众生活,极大地团结和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潘梓年等报社领导赞誉“郭同志曾以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的作风,不懈的精神,执行了本报所给予的任务”。

由于昼夜奔波和勤奋工作,郭于鸣积劳成疾。住院期间,他依然心系工作。他在1940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细胞还在活着,我便应和病魔搏斗下去!所以,我不能再为病所束缚,一方面要注意健康的恢复,同时为了生,我不得不战斗下去,工作下去!”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工作、学习也能顺利进行,为抗战、为我们远大目标斗争有了可能的机会。”

但病魔无情,郭于鸣于1940年2月26日不幸逝世。去世前一月,他还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了民主制度?》。

当晚,新华日报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总编辑吴克坚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

第二天,《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郭于鸣逝世的消息,赞其“表现异常积极,对民族解放事业有高度热情,其平时学习与负责精神,尤堪敬佩”。博古、董必武、凯丰、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联名发表唁词:

新华日报郭于鸣同志以努力抗战工作和工人阶级事业积劳成疾而死,同人等谨致沉痛之吊唁,并向郭同志之家属,致亲切的慰问!

《新华日报》还专门辟出第四版作整版悼念,刊登了潘梓年、吴克坚等报社同仁撰写的《悼郭于鸣(欲明)》、夏夷之的《于鸣同志的死》、国泰的《悼革命战士于鸣同志》、中国印刷工会新华日报分会的《悼郭于鸣同志》、挽歌以及郭于鸣遗作《病中日记的片段——一九四〇年日记前记》等。潘梓年、吴克坚等在悼文中称“郭同志是热烈的前进的追求真理的青年”,他的去世“是青年朋友们的损失,是本报的损失,是共产党的损失”。

郭于鸣不仅为新闻界人士所铭记,还受到广大读者的殷殷怀念。3月11日的读者信箱刊登了读者洛鹰的来信《亲切的同情》,指出“我的感伤也不止是为于鸣先生个人,而是悼念千千万万个像于鸣先生同样情形的青年朋友”。

郭于鸣先葬于小龙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墓地,后移葬于红岩村红岩公墓,与周恩来父亲和邓颖超母亲等13位革命先辈葬在一起。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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