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缚的女性？

赵牧 邓奕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悲情意义的一位女作家，萧红无疑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出走的娜拉”等“五四式”的女性启蒙主题，始终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是，作为文学上“起手式”的《生死场》，却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起的激进的抗日情绪，而给她“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①。在这些政治化的阅读与阐释中，萧红诸多作品中左翼的、救亡的、阶级革命的主题不断被发掘出来，而那些有悖于这些主题的内容，比如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历婚恋的失败和生育的痛苦后，所基于女性的脆弱和敏感而体验到的“可怕的寂寞”，则变成了她人生和文学中消极、灰色、落后的面向。但毕竟有鲁迅的褒奖在前，加之悲苦早逝的命运，所以在总体基调上，萧红在左翼作家阵营内部仍是获得肯定的，她那些“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的“弱点”，以及相伴而来的“病态”，也都能得到有限度的理解和同情②。萧红这幸与不幸的辩证法，不仅给过往的历史留下一抹温情，而且给她在新时期以来重获肯定埋下了伏笔。原先她作为“后五四”女性对于性别启蒙的关注，也直到这时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生死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不断重访的对象。其中当然不无“新启蒙”的推波助澜，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介入，也无疑是居功甚伟。在“新启蒙”视野里，萧红被认为“跟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并为她找到五四启蒙理想的源头③。此间因为女性主义的介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出对女性经验的挖掘。其中“女体”“生殖”“动物”“苦难”就成为关键词。而在这种情况下，萧红作为一名“出走的娜拉”的自我形象，及其在婚恋生活中的诸多不幸，也与《生死场》中受难的女性形象勾连起来了。

然而由此建构的萧红作为“后五四一代”的女性启蒙者形象，及其在五四延长线上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却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她虽然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却又时常感叹“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并因此总是给她笔下那些怀着希冀的女性安排了悲剧性的命运④。这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政治因素。比如民族救亡的危机不但限制了对萧红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解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她这方面的探求，所以如何在民族和女性天平的两端寻求平衡，就成为阐释萧红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因此而发现她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像这难题虽在鲁迅那里已有揭示，但萧红的作品中，却无疑包含了最为切己的体验。作为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就是这切己经验的产物，而其中的弱女子金枝，则又反映了她的观念，堪称她真实心境的代言人。在其中，萧红不仅“复写”了诸多像她一样的“金枝”们所经受的自然生理“刑罚”、男性权力欺侮、时代政治倾轧，而由此构成的文本“幻象”，尽管无法全部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却也毋庸置疑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性，而这深藏在爱恨交织情感中的反抗，不仅指向了日本侵略者，并且涉及自然的、性别的、阶级的多重压迫结构。所以，实在有必要以《生死场》及其金枝为中心，在众多解读的缝隙和越来越多的赞叹中，重构萧红不断面对的性别启蒙难题，以及她在探索女性解放路径时所不经意暴露的五四启蒙话语可能有的破绽。

一、“抗日”的主题与“金枝”的出路

在新时期以来的众多解读中，金枝因为游离了《生死场》的“抗日”主题而受到普遍的重视。但在原先由鲁迅的序言和胡风的后记所确立的民族国家视角下，她作为一名命运多舛的乡村女性，却因为没有办法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中心，而不免多少带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成分。如果说叙写“九一八”前后哈尔滨近郊农民普遍的生活，在乡野人物群像中反映苦难的现实，还多少带有左翼革命叙事的痕迹，但它所讲述的，却又不是一个阶级革命的故事，其中的一次反对土地增税运动，竟因为一场小小的意外，就偃旗息鼓了，接下来还是生老病死的无望循环。像这样“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竟占去三分之二篇幅，当然会让胡风觉得“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⑤，但到了后面，萧红终于还是让日本入侵打破了这些“愚夫愚妇”蚁子般的“为死而生”，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所以从叙事转折上，这大体算是完成了必要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小说从二里半家的山羊走丢了开始进入农民灰暗的生活世界，就成了一个别具匠心的安排。因为山羊的丢失而打破了生活中的平静，这似乎暗示他们稳定的日常中其实并不缺乏波折。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⑥，不仅是在鲁迅代为写序的上海，这哈尔滨近郊农村也如此，二里半竟因为找羊跟人打了一架，“那个红脸长人”并不理解他的急切，而只在乎“你踏碎了俺的白菜”;这当然不过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插曲，但也表明即使此后面对日本人的暴行，他们自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抗日”的主题无论如何都只能从外部植入。萧红在这个问题上应是遵从了自己的经验，但她仍然让日本入侵打破这一切，所以到最后，二里半因老婆孩子被杀，将心爱的山羊托付给老赵三，而一瘸一拐地奔赴抗日前线。这中间虽然是经历了多重曲折，并不断地旁枝逸出，但毕竟从开端到结束，都可以纳入由胡风强调的“抗日”主题所确立的叙事结构，而“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束，使得当时的读者们争相走告，并使日后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大声喝彩”⑦。

然而金枝这个萧红着力甚多的角色，却没办法在这里得到有效解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金枝突兀但却又重要的存在，让胡风感到不满，并因此指责《生死场》存在诸多的“短处和弱点”。这些胡风所谓的“短处和弱点”，已在后来的阐释中被重复了很多遍，其中题材的组织、人物的描写，都显然因为“抗日”的前提：如果不被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就被当作无效的、冗余的、散漫的，就是没有“向着中心的发展”的。但其实金枝从恋爱的幻想、欲望的冲动，到婚后的生产、婴儿的夭亡，再到后来流浪哈尔滨而受奸污，这些琐屑但却有着因果关系的碎片并不能说是“散漫的素描”⑧。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她性格的变化和态度的转移，而且能看到日本人的暴行所给她造成的恐惧和压迫。但她的反应却终究溢出了“抗日”主题：参与抗日集会的寡妇都高喊“千刀万剐也愿意”的口号，她却选择独自去了哈尔滨，而当她结束流浪重新归来，并见证日军挑破怀孕女人肚子的暴行后，王婆问她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她的回答竟仍是含混的。萧红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金枝从鼻子里作出哼声”，而后才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当然算是胡风所强调的对“抗日”主题的回应，但紧接着她又“转到伤心的路上去”，做了一个大煞风景的补充：“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⑨从金枝诸多“恨”的对象中，我们可以理解加之于她的痛苦根源是多样的，也并不难明白，她所置身的社会中存在多种对于女性的压迫力量。当时即将卷入“两个口号论争”的胡风，之所以跟鲁迅一起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担心为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会忽视左翼革命文学对阶级压迫议题的关注。然而在閱读《生死场》时，他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以为金枝偏离了“觉醒与反抗”的情感反应模式，自然也就抹杀了他所意在强调的“抗日”主题，所以才不免态度坚决地指出，“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⑩。615689C8-84AC-4807-89C7-C44481763445

其实萧红也知道这个结果。从金枝的出场来看，她似乎有着“明丽”而又“新鲜”的性格，但萧红却无意给她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而就为着这诱惑，她“绕过人家的篱墙，躲避一切菜田上的眼睛，朝向河湾去了”。这看起来实在是温馨的一幕，她心里也一定有着幸福的憧憬，但很快成业就从浪漫的化身而成“两只脚的暴君”。她刚刚激起的恋爱幻觉，也被野性的欲望所填充，“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下面”11。众多的女性主义批评，刻意从这里发现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宰治，但却忘了萧红其实也肯定了原始欲望的正当性，所以在性爱的暴虐书写中特别指出“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12。而此后成业跟婶娘的对话，也预示金枝对于恋爱的幻觉、欲望的冲动，不过是走入了一个亘古的循环。因为婶娘“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也曾着迷于这种古典的浪漫情调。“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然而婶娘也一下子从这美好的幻象转入情感的交互场景：“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即便如此，她还是乐在其中的。所以紧接着强调“我欢喜做你叔叔的老婆”13，其潜台词中除了爱情的幻象，也还有对原始欲望的回味，而这中间，不过是用不断唤起的久远的恋爱记忆表达对于婚后现状的不满罢了。从这絮絮叨叨而又自相矛盾的中年妇女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从恋爱到婚姻的转变中，男性对于女性身体上的暴力，只不过是他们凭着原始的欲望冲动共同推动的前奏，悲剧的开端其实在于此后生产中的焦虑与经济上的压迫，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才因为身体的优势、传统的因袭和制度的保障，逐渐占据了宰治的地位。或正因为这个认识，萧红在小说中铺排了众多生殖的惨痛场景，但却总让未嫁的少女表现出明媚可喜的样子。她们似乎都怀着爱的期待，而同时对婚后的日常显露出恐惧的神色。事实上，“愁嫁”也正是萧红笔下诸多女性所共有的特征14。在这些人中，金枝显然更多了些懵懂，而又承担着未婚先孕的压力，所以此后她虽也是陷入亘古的循环，但却少了必要的应对能力。“刑罚的日子”似乎来得特别迅猛，即使侥幸挺过生殖的关隘，却还是在焦躁而又暴虐的男人那里失去早产的孩子。此后金枝的状况应是每况愈下的，等她再次出现时就已成了寡妇，而从隐秘的叙事心理来看，这或是萧红有意让暴虐的成业承担罪责了，但摆脱成业的金枝，却也没在身心上获得解放，而是更进一步陷入从都市到乡村无边的恐惧、欺辱和压榨了。

所以在这些恐惧、欺辱和压榨中感到幻灭的金枝，非但不能按王婆的引导而完全认同抗日的观念，反倒因为心思“转到伤心的路上去”，而将她的仇恨指向了“中国人”。王婆应该对此是深感诧异的，这是因为她并不知道金枝在哈尔滨的经历，而想当然地以为“哈尔滨一定比乡下好”。对王婆而言，她的前提是“村子里日本子越来越恶，他们捉大肚子女人，破开肚子去破红枪会”，但金枝在哈尔滨的遭遇中，却不仅对大街上的日本人心怀恐惧，而且受到了独身汉的欺辱。除此之外，所受到的压迫也一点不比村子里少。所以，到都市里去并不是出路，那么到尼姑庵去呢，却被告知那里的尼姑在“事变”之后，就跟着造房子的木匠跑了。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并在其中穿插了走投无路的金枝不忘提醒大肚子邻妇被日军开膛破肚的危险，以及五姑姑做义勇军的丈夫“死蛇一般爬回来”的情形。看似有意将叙事拉回到抗日的语境，但此外，萧红也以此確认宗教也不能提供救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胡风指出无论到哪里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然而与胡风不同，萧红也不认为抗日可以给金枝提供一条生路。所以，在萧红的认知和《生死场》所反映的现实里，日本人当然是邪恶的，但金枝所遭遇的苦痛，却并非全部来自他们。借用胡风的话说，“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是无所不在的，既如此，单单反抗日本人应无济于事。像这样的观念，其实在萧红那个时代的左翼阵营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况她从中学时代就阅读五四一代作家的作品，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左翼文化活动15。众多评论家也正基于此，纷纷指出萧红在《生死场》里并非纯粹表达一个“抗日”的主题，而迷茫于像金枝这弱女子的出路，也贯穿在她创作的心理结构和文本呈现的现实苦境中。至于鲁迅和胡风何以会在民族国家视角下忽视作品中对左翼革命和女性启蒙的观照，则又从新时期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论述中找到解释：不仅在社会舆论上民族救亡的危机，压倒了五四式的启蒙议题，而且这舆论的趋势也反映在《生死场》的阅读与接受中，并因此将对金枝的理解和阐释束缚在观念的锁链中了。

二、含混的“金枝”与“断裂”的文本

尽管金枝对于自己悲哀无助的命运的理解，是超越或消解了“抗日”的主题，但她悲哀无助的命运，却并不与抗日的内容相冲突。因为她承受的诸多苦难虽然并不是日本人施加的，但日本人的到来却无疑加深了她的苦难。自从天上飞来宣扬“王道”的飞机，路上不断穿梭“亲善”的汽车，“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但我们并不知道金枝是怎么成为寡妇的，而且萧红似也无意将成业的死跟日本人扯上关系。寄居到母亲家里的金枝显然过得并不舒心，这不单是因为更趋极端的贫穷，而且还有日本人造成的恐慌。在选择去哈尔滨碰碰运气之前，小说中曾出现一幕金枝母亲与王婆对话的场景：金枝的母亲“捉住两只公鸡”准备进城去卖，王婆拦住她闲话，她先抱怨“日子算是没法过了”，而后又向王婆“耳语”了一阵：“日本子恶得很！村子里的姑娘都跑空了！年青的媳妇也是一样。我听说王家屯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叫日本子弄去了！半夜三更弄走的。”金枝母亲与王婆都是老年妇女了，但她们所传播的这类见闻却显然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夜里，王婆就险些被日本人抓走，是随行的中国警察给她解了围。那中国警察说：“谁稀罕她，一个老婆子！”随行的“中国人都笑了”。这不怀好意的笑中弥散着一股淫邪气息，并透露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所以金枝的出走，跟日本人的到来有关，她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临行前，她给母亲说：“这不都是小日本子吗？挨千刀的小日本子！不走等死吗？”16她因此成为村上众多逃亡年轻女性中的一个。不但如此，她在逃亡路上“扮个老相”，并因为躲避日本人而滚下路边小沟的狼狈，这些都指向日本人的压迫。这些细节或不够生动，而且据葛浩文所言，萧红此前“也没有亲身目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7，但它确实有着强调金枝的苦境与日本人的暴行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葛浩文指出金枝流浪哈尔滨的一章“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倒也准确，但若以为“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18，就不免是带着偏见的皮相之论了。615689C8-84AC-4807-89C7-C44481763445

这是因为葛浩文并不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单纯以“抗日”为主题的小说，却又让人费解地单纯以“抗日”的标准评判这部小说最后三分之一部分。《生死场》当然不是一部单纯以“抗日”为主题的小说，但它确实又是关于抗日的，而这一点在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都有着明确而又一致的贯彻。萧红以自己的情感和经验，理解并表达了家乡农民尤其是其中弱女子所面对的各种压迫，而日本人的到来不但新增了压迫的形式，而且加重了既有的压迫，并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反抗，但如果反抗局限于抗日，却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何以萧红选择在小说前面部分全景式地展示他们的生活，“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而不愿直截了当地将叙事线索都集中于“觉醒与反抗”的结构。即使在后面的部分，她仍借助金枝之口，质疑“抗日”之于女性的意义与限度。葛浩文的问题或在于，他认为萧红在《生死场》的前半部分充分调动了“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的素材”;而后面的三分之一，既千方百计突出“抗日”主题，但又没有相关经验，就只能够“以暴行的故事和谣言”这类并不足以采信的素材来“弥补此缺憾”，连自己“也没带多少感情”，当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小说中“总是从村民的聊天中常常提到孕妇被破肚以及年轻的妇女被带走、奸杀的传闻”表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那些作恶的日本鬼子很少在书中真正露面，所以缺乏紧张的气氛”19。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从这里却不难发现葛浩文先行认定《生死场》后半部分集中于“抗日”，并为此而希望感受其中的“紧张”和“共鸣”，而不能意识到乡村社会，偏偏最是擅长于传播种种“道听途说”的“故事和谣言”，即便这些“故事也谣言”是虚假的、夸张的、变形的，却也可能因为它们的四处弥散而让人们感受到真实的恐怖。事实上在传染病肆虐的时候，这些村民们也不断传播着“洋鬼子”给病人打针怎么可怕的流言，而这恰是他们表达恐慌的重要方式。所以，从传播“故事和谣言”这一点上，《生死场》后半部分仍大多基于“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的素材”，而表现了村民们在日军治下的惶恐不安。此间，“觉醒与反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更多的还是像小说的前半部分那样无望地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原来对他们构成压迫的“两只脚的暴君”主要是地主，如今则增加了日本人，而像金枝这样的女性更为不幸，无论日本人来去，她们都还在遭受男人的暴力。

很大程度上，葛浩文之所以强调《生死场》前后两个部分的“断裂”，是因为他仍受限于鲁迅和胡风的民族国家视角，而又以此作为辩驳的对象，认为并不存在他们所强调的“抗日”主题上的内在统一。在葛浩文看来，“抗日”主题是中途强加的，但他又以“抗日”作为标准衡量小说后面三分之一部分的审美价值，结果，这部分的审美价值反倒被“抗日”的有色眼镜遮蔽了。所以，他反对“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的读法，相反倒认为这前面的部分才构成整个小说的中心，其中渗透了萧红“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20，有意将她从“政治觉醒”和“抗日精神”的话语围困中解救出来，还原一个乡土的、女性的、诗意的、悲悯的文学形象。像葛浩文这样的企图，得到了极大的响应，不仅萧红的文学天才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而且从“断裂”的角度理解《生死场》，也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范式。但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不是熟稔于理论术语的操练，就是执着于意识形态观念，等而次之的，则是在各种话术的迷障中将两者混搭在一起了。比如在“新启蒙”视野下，《生死场》的前面部分被认为表现了“生命意识的麻木”，这看似仍没脱离胡风的论调，但却站在肯定的立场上，而对于后面部分，以为教条而机械，则又在重复葛浩文的判断21;比如女性主义的解读，不但将小说前后部分一分为二，而且将其中的人物按着性别一分为二，以为相对于投身抗日的男性，女性拒绝被“升华”或“移植”为民族主义主体，结果则又将有关阐释一分为二了：一部分是被置于对立面的民族国家视角，另一部分则认为萧红坚持了一种性别化立场，“该立场介入了小说表面上建立起来而实际上予以颠覆的民族主义话语”22。葛浩文似乎对这些外部植入的价值立场不感兴趣，而更愿赞美萧红“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但这赞叹又引发《生死场》叙事美学的讨论，其中有论者从这种松散的结构中发现了它散文化、诗意化的特征，并将之作为理解萧红小说学的重要路径23。

所以归结起来，这些“断裂”论述虽是从葛浩文那里獲得启示，但显然都将论辩对象指向了胡风“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迫力”的批评之语，并借以挑战他们所认为的“经典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而且饶有意味的是，金枝的不幸遭际及其对于抗日含混的态度，又都成为这些“断裂”论者所热衷于选用的例证，并因此将之与萧红的人生经历关联起来了。事实上，在《生死场》中发现“自传性”因素并对之作出知人论世的解读，这是葛浩文最熟稔的方法。他之所以视《生死场》为一部“断裂”的文本，就是认为萧军、舒群、罗烽等男性友人的政治态度影响了萧红的创作，所以她才会中途强加了“抗日”的主题，而因为“萧红认为她所能写的与她或萧军认为他应该写的之间的距离”，即使在小说中以“抗日”为主题的后半部分，也呈现出“断裂”的表征。他所找到的证据，就是有关金枝流浪哈尔滨的部分，“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跟“抗日”主题并无多少瓜葛，却因为掺杂了太多萧红个人的惨痛经历而有着“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与之相反，像老赵三在群众抗日宣誓中那段“不当亡国奴”的发言，就被视为一场“闹剧”24。然而吊诡的是，有关金枝流浪哈尔滨的描写，恰恰因为在传达萧红个人经验上的成功，却又被认为“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像这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让一切又回到最初的结论上，即葛浩文一再强调《生死场》并非成功的抗日小说，它最好的部分是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严苛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东北农民的生死劫难，这部分跟抗日没有关系，但后面的部分却错误地将主题限定在抗日上，所以总体上是失败的，然而在这失败的部分，却因为萧红自我经验的渗入，则又在它不怎么抗日的地方显露了她不为题材所掩的才情，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615689C8-84AC-4807-89C7-C44481763445

三、文本的“金枝”与“萧红”的难题

将个人经验的有无作为审美判断的前提，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葛浩文先行认定《生死场》后面三分之一部分是以“抗日”为主题的，并因为其在这一主题上的“失败”，而否定萧红观念上的“抗日”却是不无偏颇的。强行将《生死场》判定为“抗日小说”，与寻章摘句否定其内在的抗日意识，都可能有着想当然的成分，而知人论世的解读并没给葛浩文提供更为客观的视角，原因很可能就是他不自觉地陷入了“觉醒与反抗”的路径依赖。事实上，萧红在创作观念上受到萧军等人影响的传记材料，既不能从文本中否定萧红在小说后半部分仍保留了充分的乡野趣味，而且忽视了现实中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萧红的抗日意识，其实还跟她中学时代的经历有着联系。那是在1928年，南满洲铁道式会社计划铺设吉林和敦化之间的铁路，而当时的民间舆论普遍认为，如果这条铁路开通后可以直达朝鲜，日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兵东北，所以，为了防止引狼入室，就有爱国学生掀起了抵制运动。萧红兴高采烈地加入其中，但游行却像演戏一样，不断变换抗议的对象，而她也有一种看戏的心态。即使游行队伍被警察开枪冲散了，她很多年以后忆及此事，念念不忘的竟是自己的影子在商店橱窗上的情形，而“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25，也给她一种疏离感。像这样的疏离感，既可以归结为“朴素的爱国情感”，也可以联系到金枝抗日的消极态度。金枝回答王婆的那段话，总被反复引用，但相比此中的愤恨，她在寻访尼姑庵时的茫然，可能更能与萧红共情：尼姑跟木匠跑了，她不知下一步该到哪里去，而一个大肚子女人站在跟前，她禁不住提醒她王婆说起的传闻，于是这孕妇抱怨不该听从母亲建议结婚，而她或想起了当初在成业那里所受到的诱惑，就在这时，庙后爬出一个满脸带血的男人，他是五姑姑家的，但接下来却是“五姑姑垂下头，和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26，这应是《生死场》中最为动人的场景之一，但它所涉及的主题，除抗日外却一言难尽。其中五姑姑和大肚子女人也都是伤心人，但最为伤心的却是金枝，因为她们正经历的，她已经历过了。她们要么有受伤的男人需要侍弄，要么肚子中的孩子还可期待，她却只能茫然着，不知道往哪里去。值此情景，金枝应不会有萧红那样的善感，但像萧红从报纸上躺着的伤兵而想起多年前“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却可能正是金枝对于五姑姑和大肚子女人所经历的一切的感受。

所以，金枝和萧红隔着文本的空间实现了情感上的互通。在众多的解读中，金枝被当作了萧红真实心境的代言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葛浩文就曾在分析金枝的恋爱时，发现她是跟萧红一样都很容易被男性吸引：很多人在论及萧红的背叛家庭时，总将之与反叛传统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更可能跟她容易受到诱惑有关，“尤其是对于年轻、英俊、主动的异性追求，更是缺乏抵抗力”27。金枝就是受了成业诱惑，但当她克服母亲的阻力和乡亲们的流言而结婚后，成业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对她变得冷漠、残暴和无情起来，而这正如萧红所遭遇的背叛一样。此后她在怀孕、生殖、苦恼于男性暴力、哈尔滨流浪以及遭遇孩子死亡这些事情上，也跟萧红相仿佛，所以叶君在详细考证萧红生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金枝“是萧红自我形象的投射”28。像这样联系起来，当然是极具启发性的，但若追根溯源，则又是胡风最先作出有关金枝出路的判定，更犹如政治谶言一般预示了萧红的命运。当然，就《生死场》发表时的情形看，胡风对于萧红的文学还是寄予厚望的，他们私人关系上也还没有出现后来的紧张，所以，尽管不满于种种游离于“抗日”主题之外的枝蔓，但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朝着“时代需要”的方向前進，这本就是左翼批评家们惯常的表达习惯，而他之于金枝应没有超出文本之外的影射。但有关于未来尤其是关于金枝一般弱女子的出路，萧红显然没有胡风那样的信念，而即便像她一般接受新式教育，几经波折逃出了家庭，勉强可以过上卖文求生的“亭子间”生活了，她仍时时迷茫于自己的处境，感叹男性的压迫，而当金枝看到五姑姑在男人像死蛇一样爬回来时，却像“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垂下头，猜她心中所涌起的也许就是萧红对男性的抱怨。

所以将金枝和萧红联系起来，就将阐释的动力归结到女性经验的强调上。以女性经验对抗民族国家，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聂绀弩曾经回顾他与萧红的谈话，说“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成为集体时，由于他们的处境同别的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了”29。这不过是将胡风所谓“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就悲壮的（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的）前线”的文学批评用语，转换成了左翼阵营内热衷的辩证法套话了，但这样的套话，却不仅对于作家笔下的人物，而且对于作家本身提出了政治要求，希望他们完成从“个人英雄”向“集体英雄”的转变。萧红显然与这样的时代要求有着巨大的差距，而证之以《生死场》，她笔下的金枝就在这个意义上得到强调，认为同样作为弱者“性”的她，“毫无疑问首先对着弱肉强食的世间的不合理性（自然的‘刑罚、暴力以及其他）抱有强烈的抗议的感情”，而如此，借着金枝之口发出的萧红的抗议，就被赋予“与单一的‘抗日这一主题相抵触”的价值30。从这个意义上，冒着“抹杀抗日感情”的风险而对于自己所感受到的众多跟男性、跟传统、跟社会有关的苦痛表达抗议的金枝，理应站在跟萧红同等地位的。然而孟悦和戴锦华，却认为她像乡民一样“心理结构尚未进入主体阶段”，“不仅被自然、被欲望，而且被历史、被传统、被因袭的观念”所限制，过着“没有主体的生活”31。这也不过是借流行话语转述了胡风的判断“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的）威力下面”。不同的是，胡风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觉醒与反抗”上，而孟悦和戴锦华则更愿意相信改变传统农村生产方式，使她以及像她那样的村民才能实现动物性生存向主体化生存的转变。

然而萧红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样的议论。孟悦与戴锦华虽是以女性主义的姿态重新审视萧红的作品，但她们却又抱持了启蒙主义视角，这一点与胡风的民族主义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她们都是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看待乡土社会中的人物的，而萧红在跟聂绀弩谈话时，就曾指出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调子低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萧红对于鲁迅的小说当然是肯定的，并且认为自己开始也是这么“悲悯我的人物”，但她后来却改变看法，“感觉自己不配悲悯他们”，因为“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甚至发出“我的人物比我高”的感叹32。像这样的感叹可能不必当真，但至少让我们明白，她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已有所怀疑，她并不像孟悦和戴锦华那样相信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就可以改变金枝们的处境。实际上，若是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萧红其实在《生死场》中已经作出充分的暗示，比如老赵三从年轻时就一心想摆脱土地里刨食的命运并作出过多种尝试，可惜他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而金枝的男人成业也并非安于现状的人，他后来在摔死小金枝时所表现的狂躁，恰恰跟火车通行导致他畜力运输破产有关。这一点已为季红真所注意到，并尝试将之归入“东北近现代文化史进程”中加以考量33。可见在萧红的视野里，现代化并不能改善金枝们处境，甚至于相反，可能会加重她们的苦难。小金枝就是在这时无辜而又可怜地失去了生命。不但如此，所谓动物性生存，可能存在于萧红对于那些村民们苦难生活的看法中，但她对于这样的居高临下，的确是有所反思的，这不仅表现在金枝对“抗日”的质疑中，而且这样的质疑也存在于王婆那里，像王婆这么要强的女子，萧红显然更多充满了认同，她对女儿冯丫头的复仇教育，就是这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但不幸的是冯丫头后来牺牲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她却对通知女儿死讯的黑胡子一再发出质疑：“那孩子死的时候，你到底是亲眼看见没有？”而对于得到的答复，诸如“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之类的高调，终究是将信将疑。像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显然不能归入“尚未剥离动物阶段”的启蒙主义判词。但从那之后，“王婆什么观察力也失去了！不自觉地退缩在赵三的背后”，难得的女性意识的曙光熄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萧红就此拥有裁判的资格，而只说明她跟笔下的女性一样被“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压迫着，苦于找不到终极的出路罢了。615689C8-84AC-4807-89C7-C44481763445

【注释】

①③季红真：《对着人类的愚昧——序〈萧红作品集〉》，《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②茅盾：《呼兰河传序》，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05页。

④李福熙：《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

⑤胡风：《读后记》，载萧红《生死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第123页。

⑥鲁迅：《小杂感》，载《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147页。

⑦171819202427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第53、54、55、54、58、54、47页。

⑧⑩胡风：《读后记》，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47、145页。

⑨1112131626萧红：《生死场》，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36、67、67、68、127、1073页。

14陈千里：《〈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5季红真：《萧红年谱（上）》，《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21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

2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87页。

23郭冰茹：《萧红小说话语方式的悖论性与超越性——以〈生死场〉和〈马伯乐〉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25萧红：《一条铁路的完成》，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073頁。

28叶君：《“是的，金枝就是我”——论〈生死场〉的自传性》，《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2932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序〈萧红选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30片山智行：《萧红的文学观与“抗日”问题——由〈生死场〉说起》，《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

3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82页。

33季红真：《鲁迅序言对〈生死场〉的经典定位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

（赵牧、邓奕，广西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作家的‘延安道路及其当代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BZW183;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政治·文学·社交：三维视野中的左翼文化圈——以萧红与华岗的交往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YCSW2021004）615689C8-84AC-4807-89C7-C44481763445